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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创新的核心制度要有效率还需要创设配套制度来保障。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促进经济增长目标是首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其中，发展特色经济模式是核心制度。要很好地发展特色经济，需要创新一些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从而，循序渐进地推进新农村经济增长，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 新农村 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提出的20字总目标中把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放在最前面，这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也指明了只有经济增长了，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生活宽裕了，才会更好地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实践也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创新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新农村建设要进一步地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会实现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农村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边疆线长，资源丰富，但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主要表现为经济落后，而经济落后主要原因是制度落后形成。因此，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把发展特色经济模式作为核心制度来建设，制订好完善配套制度，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有利于全国经济统筹发展，边疆安宁，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和本世纪头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一、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指政治规则、经济法规和契约等。后者指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林毅夫认为制度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制度结构中每项制度安排都必须内在联结着其他的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制度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的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制度结构中有一项制度或一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最为重在要，称之为核心制度安排，而其他制度安排受制于其规控，称之为配套制度，核心制度和恰当的配套制度耦合就形成了有效率的制度结构。过去的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不一定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意识形态、神话、教条、偏见的影响甚大。”“（制度）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意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和淡化投机主义行为倾向。经济发展需要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制度），由国家制定配套的法制进行保障，同时，国家还要改变旧社会意识，创设新的配套社会意识来维护新的经济发展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相对落后的制度建设制约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
首先，相对守旧的非正式制度制约新农村经济增长。西部民族地区许多地方是从农奴制和封建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农民都信仰宗教。宗教事务活动开支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减少了财富积累进行经济建设；宗教的一些思想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存在一些宗法关系的传统文化。宗法关系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宗法关系与宗教力量对村里的一些事务有一定的左右能力。由于常常是保守力量，不主张创新改革，不利于新农村建设进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存在小家庭主义的兼业生产的传统文化，不利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和等、靠、要的思想，不利于自主创新改变面貌，不利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其次，相对落后的正式制度也制约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按照“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的重点放在东部，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还不完善。地方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更多走的是传统发展模式，没有积极创新体现特色经济的模式，加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配套制度少，制度贫困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缓慢。据统计，西部民族地区人均GDP低，经济发展差距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49％，低于东部地区80.43％。目前，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0％以上的人数居住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边远山区。
三、制度创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
（一）创新特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培育经济组织，确立核心制度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本地区、本民族、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和非农产业经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对发展农牧业、革业、民间工艺、药材等极为有利，可逐步形成“一村一专、一村一特、一村一品”特色经济模式。在发展特色经济中，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龙头”企业加农户或基地连接国内外大市场，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商品化率，把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积极发展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性支柱产业。还可以发展订单农业，引导和鼓励一些企业到西部民族地区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有效地带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此外，西部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文化，有独特的山川地貌，可发展农村风景和民俗旅游。同时，红军长征经过西部民族地区许多省，长征途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可开发相关的红色旅游。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增长极”，“增长极”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作用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从而不仅使发展的特色经济和发展特色经济获得优先增长，而且带动其它产业和农村的迅速发展。
（二）创新与核心制度耦合的配套制度
首先，逐步推进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创新。如果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还是保持一些落后的社会意识，对新农村经济建设不了解、不支持，其它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要增加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宣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尤其是要让农民在得到实惠的新农村建设中去对比、去扬弃，从而转变观念、移风易俗，逐步培养起有利于发展特色经济模式，促进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其次，科学地进行配套的正式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应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住房改造，包括改水、改厕、改厨、改圈等的投入，增加农村交通、邮电、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还应制定政策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工具的改造力度。二是要推行寄宿制教育、一类模式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为发展新农村经济提供合格的人才；通过兴办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使农民学到一些致富方法；通过加强农民的卫生和健康的饮食教育，改善居住和饮食条件，提高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最终，通过教育培训和新农村实践中的锤炼，让农民逐步成长为能参与创新特色经济的新型农民。三是要制订鼓励海外资本、东部资本、城市资本参与西部地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优惠政策。四是要制定政策适度推进城镇化、生态移民方式进行新农村经济建设，同时还要继续完善深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保护生态环境。五是要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养老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民主管理水平。
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达到生活宽裕，促进新农村建设。如四川甘孜州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以推进“新三村”建设为动力，带动农牧产业结构调整，突出特色，加强农牧产品深加工和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引导乡村经济资源向“新三村”聚集，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据统计，“新三村”的群众年均增收250元—400元。新农村建设中经济的增长使这里政通人和，起到了“富民安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25,68.
[3][4]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3,(1).
[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83.
[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胡家勇译.历时经济绩效(J).译文.1994,（6）.
[7]吕惠云.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探析[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12).
[8]白金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路径初探——对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调查的思[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7,(03).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 新农村 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提出的20字总目标中把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放在最前面，这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也指明了只有经济增长了，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生活宽裕了，才会更好地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实践也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创新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新农村建设要进一步地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会实现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农村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边疆线长，资源丰富，但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主要表现为经济落后，而经济落后主要原因是制度落后形成。因此，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把发展特色经济模式作为核心制度来建设，制订好完善配套制度，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有利于全国经济统筹发展，边疆安宁，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和本世纪头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一、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指政治规则、经济法规和契约等。后者指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林毅夫认为制度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制度结构中每项制度安排都必须内在联结着其他的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制度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的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制度结构中有一项制度或一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最为重在要，称之为核心制度安排，而其他制度安排受制于其规控，称之为配套制度，核心制度和恰当的配套制度耦合就形成了有效率的制度结构。过去的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不一定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意识形态、神话、教条、偏见的影响甚大。”“（制度）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意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和淡化投机主义行为倾向。经济发展需要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制度），由国家制定配套的法制进行保障，同时，国家还要改变旧社会意识，创设新的配套社会意识来维护新的经济发展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相对落后的制度建设制约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
首先，相对守旧的非正式制度制约新农村经济增长。西部民族地区许多地方是从农奴制和封建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农民都信仰宗教。宗教事务活动开支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减少了财富积累进行经济建设；宗教的一些思想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存在一些宗法关系的传统文化。宗法关系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宗法关系与宗教力量对村里的一些事务有一定的左右能力。由于常常是保守力量，不主张创新改革，不利于新农村建设进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存在小家庭主义的兼业生产的传统文化，不利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还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和等、靠、要的思想，不利于自主创新改变面貌，不利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其次，相对落后的正式制度也制约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按照“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的重点放在东部，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还不完善。地方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更多走的是传统发展模式，没有积极创新体现特色经济的模式，加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配套制度少，制度贫困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缓慢。据统计，西部民族地区人均GDP低，经济发展差距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49％，低于东部地区80.43％。目前，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0％以上的人数居住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边远山区。
三、制度创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
（一）创新特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培育经济组织，确立核心制度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本地区、本民族、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和非农产业经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对发展农牧业、革业、民间工艺、药材等极为有利，可逐步形成“一村一专、一村一特、一村一品”特色经济模式。在发展特色经济中，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龙头”企业加农户或基地连接国内外大市场，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商品化率，把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积极发展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性支柱产业。还可以发展订单农业，引导和鼓励一些企业到西部民族地区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有效地带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此外，西部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文化，有独特的山川地貌，可发展农村风景和民俗旅游。同时，红军长征经过西部民族地区许多省，长征途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可开发相关的红色旅游。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增长极”，“增长极”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作用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从而不仅使发展的特色经济和发展特色经济获得优先增长，而且带动其它产业和农村的迅速发展。
（二）创新与核心制度耦合的配套制度
首先，逐步推进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创新。如果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还是保持一些落后的社会意识，对新农村经济建设不了解、不支持，其它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要增加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宣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尤其是要让农民在得到实惠的新农村建设中去对比、去扬弃，从而转变观念、移风易俗，逐步培养起有利于发展特色经济模式，促进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其次，科学地进行配套的正式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应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住房改造，包括改水、改厕、改厨、改圈等的投入，增加农村交通、邮电、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还应制定政策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工具的改造力度。二是要推行寄宿制教育、一类模式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为发展新农村经济提供合格的人才；通过兴办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使农民学到一些致富方法；通过加强农民的卫生和健康的饮食教育，改善居住和饮食条件，提高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最终，通过教育培训和新农村实践中的锤炼，让农民逐步成长为能参与创新特色经济的新型农民。三是要制订鼓励海外资本、东部资本、城市资本参与西部地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优惠政策。四是要制定政策适度推进城镇化、生态移民方式进行新农村经济建设，同时还要继续完善深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保护生态环境。五是要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养老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民主管理水平。
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达到生活宽裕，促进新农村建设。如四川甘孜州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以推进“新三村”建设为动力，带动农牧产业结构调整，突出特色，加强农牧产品深加工和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引导乡村经济资源向“新三村”聚集，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据统计，“新三村”的群众年均增收250元—400元。新农村建设中经济的增长使这里政通人和，起到了“富民安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25,68.
[3][4]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3,(1).
[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83.
[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胡家勇译.历时经济绩效(J).译文.1994,（6）.
[7]吕惠云.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探析[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12).
[8]白金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路径初探——对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调查的思[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