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金融界巨擘，江湖人称“股神”，就连比尔·盖茨都公开承认，自己是巴菲特的忠实粉丝。为了聆听他的教诲，全世界有众多富商愿意花费几百万美金，只求有机会跟巴菲特共进午餐。做他的儿子，有什么不好？
　　平心而论，做一个“富二代”，真的未必完全是好事。
　　在不久前问世的自传《做我自己》里，彼得·巴菲特——“股神”的小儿子，就把自己的“不幸”和盘托出。他说，做巴菲特家族的“富二代”，首先需要面对“自我”的缺失。每逢大家说起自己，总是先想到他是“小”巴菲特而不是“彼得”。光环笼罩之下，弄不清“自己”是谁。他说，自己曾想通过筹款的方式举办一场演出，结果无论民间投资人、政府机构还是文化保护机构，都对他的请求感到奇怪：这样的小事儿，为什么不去麻烦你的老爸？
　　无独有偶，类似的麻烦，IBM前总裁小托马斯·沃森也曾遇到。他进入父亲的公司（老托马斯·沃森当时担任IBM公司的一把手），被安排从推销员做起。第一次外出推销，客户很客气地邀请他走进办公室，却非常明确地告诉这位年轻人，其实自己对他推销的东西不感兴趣：“我只是听说你是托马斯·沃森的儿子，才叫你进来的。”原来，托马斯被客户当作“富二代”的特殊标本，仅仅满足了对方的好奇心而已。
　　“富二代”需要面对的“幸”与“不幸”大同小异。他们被别人羡慕，“口衔金匙”而生；普通人奋斗多年也未必能获得的各种资源，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们成功，是必然；他们颓废，也符合“天生纨绔少伟男”的规律。无论是商界精英还是政坛娇子，他们的“富二代”中很多人终生陷在“我是谁”的命题里挣扎、求证；有人闯出了新天地，也有人陷入沉沦。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是尼赫鲁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本来对政治无多大兴趣，假如不是弟弟不幸坠机身亡，他满可以继续在印度航空公司里干自己的本行——飞行员。但是身为政治家族的“富二代”，他的“自己”却不能由自己做主。他被推上国大党的核心位置，1984年成为印度总理，最终“壮志未酬”，死于刺杀，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从1989年到现在，布什家族为美国贡献了两位总统。如果说父亲卸任时已经有点有负众望，干了四年就被克林顿取而代之，那么儿子几乎从第一次竞选时就不断受到排斥。反对他的一些人，更愿意相信布什家族的“石油美元”起到决定作用，而不是因为小布什有什么真的本事。就连新闻媒体也喜欢拿他糟糕的英文文法和拼写错误反复揶揄，而把总统在耶鲁和哈佛的教育经历（获得前者的历史学士学位、后者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忽略不计。2009年，当小布什把政权移交给奥巴马的时候，一些人拍手称快，庆祝这位全靠父亲提携的“富二代”终于谢幕。此时很少有人还愿意想起：他至少在2004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比父亲多干了四年。
　　如此说来，做一个“富二代”实属不易。有的人，像拉吉夫·甘地一样在寻找自我的轨迹中“被自我”；也有的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迷航失所。希腊著名“船王”奥纳西斯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生下来就在金银窝里打滚，以至于错误地相信“这世上一切都能用金钱买到手”。她一生结婚四次，离婚四次，38岁便客死异乡。
　　和克里斯蒂娜这样的“富二代”相比，彼得·巴菲特的“幸运”绝非偶然。小时候，他喜欢音乐，妈妈为儿子请来了钢琴教师。学琴难度不断加大，小巴菲特打起退堂鼓。但是妈妈认为儿子太小，不知道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于是主动干预，先后更换了四位钢琴老师，让儿子保持学琴的新鲜感和热情。彼得·巴菲特后来说：“我从四位老师那里分别学到了指法、对声音的敏锐、对音乐的激情和作曲……最终，我确定了作曲是我最擅长也是最热爱的领域。”当彼得·巴菲特最终决定以音乐为生，当个作曲家的时候，父母便明智地退出了“干预机制”：“他们希望我找到一份热爱的事业，假使我宣布我生活的乐趣是捡垃圾，那么我的父母看到我整天呆在垃圾车上，也会高兴。”
　　如果能够遇上这样的父母，当一个“富二代”无疑是幸福的事。在他还不太清楚“我是谁”的时候，父母有适当的“干预机制”帮他明白；当他已经决定“我要做谁”的时候，父母便可以光荣退场。前一段时间，《虎妈战歌》一书风靡全美，其实表面凶悍的“虎妈”（美国华裔、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有“严厉逼子成才”之名）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