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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的客人时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成都会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1979年2月16日，元宵节后的第5天，距离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两个月。
在成都市政府的五福村招待所，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拉开了帷幕。为期10天的大讨论中，130多位经济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们汇聚一堂。
时任四川财经学院（即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系主任的袁文平受小组推举，作大会发言，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大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我发言六个小时，引起了轰动。”如今，7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教授袁文平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讲完后就有人起来反对，说是鼓吹资本主义复辟。”
这也难怪。此前30年，尤其文革时期，“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像瘟疫一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这次会议，后来被史学界称为“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之后，4月，另一场更大规模的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闻名全国的“无锡会议”召开，不少经济学家在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外国客人时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一讲话虽然当时并没有公开，但无疑标志着，坚冰已在消融。
春风化雨非一日之功，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成都会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搞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
1979年的新年，对四川人来说，难得的安宁与祥和。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粮食丰收，政治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初显，许多工人拿到了额外的奖金。
春节前，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林凌接到了参加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的会议通知。
林凌曾亲身参与了四川省最早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一直从事此方面的研究。80余岁高龄的他花白头发，精神头好，讲起话来不紧不慢，条分缕析。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成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此前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要求全国各地的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联合组织会议，对文革中被搅乱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清理和探讨。“比如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问题，都应在小范围开始讨论。”
时任《四川日报》理论组组长的程珮传也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全程跟踪报道了会议。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次会议省委领导非常重视，我们既邀请了理论工作者，也邀请了实践工作者，范围很广泛。”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對四川省来说，也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1978年，四川省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
文革结束后，曾有“粮猪安天下”美誉的四川城乡缺粮严重，连当时在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处长的林凌都常常吃不饱饭。“我在省委机关工作，一月的口粮是19斤，一天半斤多一点。我经常和省委领导一起开会，他们开会到六点七点还不散没关系，因为他回家有吃的，他们是保障供给的，可我们就没了，想到街上买点吃的都买不到。”
1978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在四川农村调查后，拜访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问：为何农民的自留地庄稼种得好，集体庄稼种不好？
“赵紫阳很不好回答，没正面回答，但心知肚明。记者一走，四川就下决心扩大自留地，从三分地扩大到七分地。”当时陪同接见的林凌回忆。
除了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四川还开放了集市贸易。
但问题是：集市贸易，根据供求调节价格，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
在工业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78年，四川省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选择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等六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试点。
其中最为困难的，是理论上的瓶颈。按斯大林的商品经济理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这些改革试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求承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这就直接把研究和创新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的任务，提到了经济理论界的面前。”袁文平说。
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袁文平接到通知，参加这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四川财经学院院长刘洪康鼓励他大胆发言。
“就像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一样”
2月16日，会议开幕。
会议首先分组讨论。四川省、市、地、州计划和物价等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分为四五个小组，每组30人左右。
轮到袁文平发言了。
“我很重视这个会。我想结合自己的调研，把这么多年的思考好好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不久，我们的经济到底怎么搞。”袁文平说。
1970年，在四川财经学院任教的袁文平被借调到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研处，一干就是8年。从国防企业到街道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一一走访。
“文革期间工厂停产半停产，农业生产也是半瘫痪，物资严重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袁文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袁文平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计划管得越多的地方，经济越死；计划越不管的地方，经济越活。
在人民南路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有一家生产气门芯的街道小厂，由残疾知识青年等街道居民所办，厂房破旧简陋，“像没娘的孩子”。因为规模小，产品无关国民经济，不在国家计划管理之内，产品由自己定价，薄利多销，职工收入与厂经营好坏相联系，工人积极性很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民营企业彩虹集团的前身。
而另外一个街道小厂，因为效益好，先后成为西城区——成都市——四川省的典型，由区属厂升为市属厂、省属厂，被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之下。“转眼没几年时间，看着它评先进，看着它垮下去。给我的印象太强烈了。”多年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此事，袁文平仍然叹了口气。
但袁文平深知，提倡市场经济，是有政治风险的。
1957年，顾准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一年后，顾准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出党。
1964年，顾准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因为提倡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批判，文革中在监狱待了七年。
直到1978年，孙冶方获平反后来西南地区考察，陪同的林凌第一次听到他的价值规律理论，仍然觉得“简直振聋发聩”。
这一切，袁文平不能不考虑。因此，他一度很犹豫，是保守一点提“商品经济”，还是冒风险大胆提“市场经济”？
“布哈林因为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死得很冤枉，他的罪名里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到了二战胜利之后，斯大林不得不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但给了很多限制，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价值规律对重要生活资料不准起调节作用，不根据价格变动调节生产。”
最后，袁文平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在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就像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一样”。
“在当时提市场经济也要考虑风险的，我们参加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政治风险很有警惕，所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说话。”
袁文平随身带了三本厚厚的马列著作来参会。“随时可以找观点支持，随时辩论：请看原著。”
袁文平的发言引发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推选他到大会上发言，还争相给他提供相关典型案例。
小组里绵阳行署管经济的副专员梁赞提供了“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的案例。他在工作时发现，因为政府将棉花的价格定得过死，棉花又不易有好收成，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在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时“暗渡陈仓”，对上面谎称按计划种植，实际上在大亩棉花田下，农民们靠的是间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
成都市计委的一位处长谈到，他在负责城市居民蔬菜计划时，发现怎么计划都赶不上变化。于是大家总结出一条顺口溜来：鲜活商品实在难搞，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多了要烂，少了要吵（架），不多不少哪里去搞，如果不信，你就来搞。
会议进行到大概第六七天时，袁文平代表小组在大会上作发言，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
他提出：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生产同需要的直接联系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又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还存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求在交换中采取商品形式，进行等价交换，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
“当时开学术讨论会还没有规定发言时间，但发言一般不会太长。本来是安排我讲一个上午，后来在讲的过程中有同志提议让我展开讲，不要考虑时间，上午讲不完，下午接着讲。”袁文平回忆。
主持会议的省计委副主任兼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刘兆丰表示同意。
结果，袁文平整整讲了6个小时。
《四川日报》采用新提法
“会议中间休息时，就有许多人议论纷纷。”
袁文平发言完之后，会场反应异常热烈。他后来从省物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伯纯那里得知，会议内容甚至传到场外，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会议上出了大胆发言。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周振华和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田善耕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市场经济这一话题。
周振华从经济基础、范围、性质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异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必须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它是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田善耕谈到：“国家不仅通过计划来管理经济，更要用经济政策、经济手段，按经济发展的规律的要求来组织经济活动。”
“当时对我们发言的观点，许多人表示赞成，但也有许多行为谨慎的同志没有公开表态，他们在会后跟我说，很赞成我的观点。”袁文平说。
但还是有人提出了反驳。
一部分反对者认为，没必要提及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快，问题很多，是因为计划本身没有很好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应该对经济体制和计划方法来一个大改革，以便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还有人担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会导致资本主义。
袁文平在讨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反驳这一观点：“實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在讨论过程里，意见不一致，反对的多是政府部门，还有一些老学者。”林凌回忆道。
大会发言结束后，林凌、刘兆丰等会议组织者将会议纪要交给了赵紫阳。“他鼓励大家大胆探讨。”林凌说。
1979年3月13日，《四川日报》对成都会议给予了很大篇幅的报道。程珮传回忆：“经过部门同志讨论决定，在《四川日报》上也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提法，这在全国的报纸中是开了先河的。”
程珮传亲自写了题为《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侧记》的报道。
“在承认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那些质低价高的产品，自然不受市场欢迎，在竞争中会处于劣势。但……淘汰某些落后产品、落后企业，这正是国民经济兴旺的一种表现。
1979年2月16日，元宵节后的第5天，距离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两个月。
在成都市政府的五福村招待所，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拉开了帷幕。为期10天的大讨论中，130多位经济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们汇聚一堂。
时任四川财经学院（即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系主任的袁文平受小组推举，作大会发言，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大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我发言六个小时，引起了轰动。”如今，7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教授袁文平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讲完后就有人起来反对，说是鼓吹资本主义复辟。”
这也难怪。此前30年，尤其文革时期，“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像瘟疫一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这次会议，后来被史学界称为“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之后，4月，另一场更大规模的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闻名全国的“无锡会议”召开，不少经济学家在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外国客人时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一讲话虽然当时并没有公开，但无疑标志着，坚冰已在消融。
春风化雨非一日之功，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成都会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搞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
1979年的新年，对四川人来说，难得的安宁与祥和。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粮食丰收，政治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初显，许多工人拿到了额外的奖金。
春节前，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林凌接到了参加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的会议通知。
林凌曾亲身参与了四川省最早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一直从事此方面的研究。80余岁高龄的他花白头发，精神头好，讲起话来不紧不慢，条分缕析。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成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此前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要求全国各地的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联合组织会议，对文革中被搅乱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清理和探讨。“比如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问题，都应在小范围开始讨论。”
时任《四川日报》理论组组长的程珮传也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全程跟踪报道了会议。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次会议省委领导非常重视，我们既邀请了理论工作者，也邀请了实践工作者，范围很广泛。”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對四川省来说，也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1978年，四川省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
文革结束后，曾有“粮猪安天下”美誉的四川城乡缺粮严重，连当时在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处长的林凌都常常吃不饱饭。“我在省委机关工作，一月的口粮是19斤，一天半斤多一点。我经常和省委领导一起开会，他们开会到六点七点还不散没关系，因为他回家有吃的，他们是保障供给的，可我们就没了，想到街上买点吃的都买不到。”
1978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在四川农村调查后，拜访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问：为何农民的自留地庄稼种得好，集体庄稼种不好？
“赵紫阳很不好回答，没正面回答，但心知肚明。记者一走，四川就下决心扩大自留地，从三分地扩大到七分地。”当时陪同接见的林凌回忆。
除了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四川还开放了集市贸易。
但问题是：集市贸易，根据供求调节价格，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
在工业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78年，四川省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选择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等六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试点。
其中最为困难的，是理论上的瓶颈。按斯大林的商品经济理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这些改革试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求承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这就直接把研究和创新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的任务，提到了经济理论界的面前。”袁文平说。
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袁文平接到通知，参加这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四川财经学院院长刘洪康鼓励他大胆发言。
“就像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一样”
2月16日，会议开幕。
会议首先分组讨论。四川省、市、地、州计划和物价等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分为四五个小组，每组30人左右。
轮到袁文平发言了。
“我很重视这个会。我想结合自己的调研，把这么多年的思考好好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不久，我们的经济到底怎么搞。”袁文平说。
1970年，在四川财经学院任教的袁文平被借调到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研处，一干就是8年。从国防企业到街道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一一走访。
“文革期间工厂停产半停产，农业生产也是半瘫痪，物资严重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袁文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袁文平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计划管得越多的地方，经济越死；计划越不管的地方，经济越活。
在人民南路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有一家生产气门芯的街道小厂，由残疾知识青年等街道居民所办，厂房破旧简陋，“像没娘的孩子”。因为规模小，产品无关国民经济，不在国家计划管理之内，产品由自己定价，薄利多销，职工收入与厂经营好坏相联系，工人积极性很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民营企业彩虹集团的前身。
而另外一个街道小厂，因为效益好，先后成为西城区——成都市——四川省的典型，由区属厂升为市属厂、省属厂，被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之下。“转眼没几年时间，看着它评先进，看着它垮下去。给我的印象太强烈了。”多年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此事，袁文平仍然叹了口气。
但袁文平深知，提倡市场经济，是有政治风险的。
1957年，顾准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一年后，顾准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出党。
1964年，顾准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因为提倡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批判，文革中在监狱待了七年。
直到1978年，孙冶方获平反后来西南地区考察，陪同的林凌第一次听到他的价值规律理论，仍然觉得“简直振聋发聩”。
这一切，袁文平不能不考虑。因此，他一度很犹豫，是保守一点提“商品经济”，还是冒风险大胆提“市场经济”？
“布哈林因为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死得很冤枉，他的罪名里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到了二战胜利之后，斯大林不得不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但给了很多限制，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价值规律对重要生活资料不准起调节作用，不根据价格变动调节生产。”
最后，袁文平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在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就像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一样”。
“在当时提市场经济也要考虑风险的，我们参加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政治风险很有警惕，所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说话。”
袁文平随身带了三本厚厚的马列著作来参会。“随时可以找观点支持，随时辩论：请看原著。”
袁文平的发言引发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推选他到大会上发言，还争相给他提供相关典型案例。
小组里绵阳行署管经济的副专员梁赞提供了“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的案例。他在工作时发现，因为政府将棉花的价格定得过死，棉花又不易有好收成，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在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时“暗渡陈仓”，对上面谎称按计划种植，实际上在大亩棉花田下，农民们靠的是间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
成都市计委的一位处长谈到，他在负责城市居民蔬菜计划时，发现怎么计划都赶不上变化。于是大家总结出一条顺口溜来：鲜活商品实在难搞，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多了要烂，少了要吵（架），不多不少哪里去搞，如果不信，你就来搞。
会议进行到大概第六七天时，袁文平代表小组在大会上作发言，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
他提出：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生产同需要的直接联系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又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还存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求在交换中采取商品形式，进行等价交换，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
“当时开学术讨论会还没有规定发言时间，但发言一般不会太长。本来是安排我讲一个上午，后来在讲的过程中有同志提议让我展开讲，不要考虑时间，上午讲不完，下午接着讲。”袁文平回忆。
主持会议的省计委副主任兼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刘兆丰表示同意。
结果，袁文平整整讲了6个小时。
《四川日报》采用新提法
“会议中间休息时，就有许多人议论纷纷。”
袁文平发言完之后，会场反应异常热烈。他后来从省物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伯纯那里得知，会议内容甚至传到场外，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会议上出了大胆发言。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周振华和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田善耕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市场经济这一话题。
周振华从经济基础、范围、性质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异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必须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它是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田善耕谈到：“国家不仅通过计划来管理经济，更要用经济政策、经济手段，按经济发展的规律的要求来组织经济活动。”
“当时对我们发言的观点，许多人表示赞成，但也有许多行为谨慎的同志没有公开表态，他们在会后跟我说，很赞成我的观点。”袁文平说。
但还是有人提出了反驳。
一部分反对者认为，没必要提及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快，问题很多，是因为计划本身没有很好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应该对经济体制和计划方法来一个大改革，以便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还有人担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会导致资本主义。
袁文平在讨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反驳这一观点：“實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在讨论过程里，意见不一致，反对的多是政府部门，还有一些老学者。”林凌回忆道。
大会发言结束后，林凌、刘兆丰等会议组织者将会议纪要交给了赵紫阳。“他鼓励大家大胆探讨。”林凌说。
1979年3月13日，《四川日报》对成都会议给予了很大篇幅的报道。程珮传回忆：“经过部门同志讨论决定，在《四川日报》上也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提法，这在全国的报纸中是开了先河的。”
程珮传亲自写了题为《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侧记》的报道。
“在承认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那些质低价高的产品，自然不受市场欢迎，在竞争中会处于劣势。但……淘汰某些落后产品、落后企业，这正是国民经济兴旺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