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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的广西地方官府在维护市场规则、统制经营、调控金融和公务采买等方面所采取的市场干预行为对当时广西的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利于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经济平稳运行，也因违反市场规律而导致经济波动不稳，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广西地方官府；市场干预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3-0112-04
城市工商活动的有序进行，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反之，若然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则对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皆产生很大的影响。经济行业是政府的主要财源，经济发展状况对政府而言利益攸关，因此清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晚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活动，而并不是在经济领域采取无为放任的立场。清代广西地方政府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实行维护市场规则、统制经营、金融调控以及公务采买等市场干预行为，对广西城乡经济运行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
一、维护市场规则
秩序，是与规则或制度及其执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一定规则和法则的执行，便谈不上“秩序”。总的看来，清代广西地方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干预多属宏观性的调控。各级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法律依据和范畴基本上依照《大清律例·户律·市廛》的商事规定，即禁止“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禁止“把持行市”，禁止“私造斛斗秤尺”[1]。列肆经营事先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许可，发给相关凭帖方准开业经营，否则予以重罚。特别是牙行饷押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并进行注册以取得合法凭证——“官司给印信文簿”，即牙帖，方能从业，这些官颁文书亦由此构成官府课税派捐的依据。清代广西之饷押，“俗名当铺，系商营典当业。此项典当业，资本至少四五万元方能开设，大抵皆富厚之家，放款虑其挞骗”，“以其向官厅领照，又征收饷捐，方准营业”[2]，商贩“未经官许于路旁开设店棚”[3]111等擅行设店经营的行为必遭地方政府严查厉禁。严格控行市场准入规则是清代广西地方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重要内容。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度量衡器存在混乱不一的现象，因此，清朝律例明文规定，度量衡的标准由政府制定，由皇帝颁诏执行。清末，“广西平码紊乱，就省城单行公码平而论，各较司库准码，每百两以九十八两为准，并有存库祖码可据。市面历来行用公码，藉磨蚀为名，各号自为高下，以致名为公码其实大有参差，于公家票纸弹兑殊多窒碍。应由藩司、劝业道会同督率地方官及商会调取各商号法码当堂较定，使库平与公码平有一定之准则，以后不准畸重畸轻”[4]。
为更好地完善市场规则，晚清广西地方政府还极其注重调查研究市场规则的状况，如地方有无商会，除商会外有无合议公共遵守之规则；商业有何会馆，其规则若何，后到之商人是否须报会馆，一律纳捐入会，如有不入会及不遵会馆规章者有无限制及罚则，买卖货物市价是否须由会中议定；商家买空卖空之风盛否；商家有无以纸布为股本倒骗逃匿之事；有无假冒他人号牌之事[3]111，以及有无走私等内容。对于走私和倒骗逃匿之事，政府查缉尤严。对于盐课漏失、搅乱食盐运销秩序的食盐走私，地方官吏愈加重视。清代两广食盐走私十分严重，奸徒利用“两省各属，在毗连场灶，路径错杂”之便利条件，“冒险贩私，致额引积压，人人视充商为畏途”，地方当局“剀切示谕，严缉私盐，数月来拿获巨枭伙贩数千斤及万余斤之案甚多。里民皆知遵买引盐，旧压二十六万余引，将次消清，商人踊跃愿充”[5]。
清代广西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规则，统一度量衡、打击走私和恶意欺骗等维护市场规则的举措，不排除夹杂保障政府捐税收入之主观意图，但本质上属于利用政府行政、司法权威来遏制侵权、胁迫、欺骗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从而维护了公平正义和市场准则的尊严。政府作为权威组织虽然只是从宏观上制订和维护市场规则而不能代替商人组织制订微观性质的行业规则，但对于规范和净化交易秩序，维护清代广西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不无积极效用。
二、统制经营
统制经营，或者称国家专营，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对于诸如食盐、矿产，甚至粮食等被认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进行官府垄断经营是清代统制经济的重要表征。
盐为日常民生所用，消费量巨大，盐课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盐课在财政收入中的特殊地位使历代政府均对它实行专营政策。清代广西之盐法，最初采取官督商销之法，官府分配数额，商贩水客行销。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官运官销。乾隆二年（1737年）复归商运商销。嘉庆以后，各处兵燹，埠歇商逃，盐由水客析运，广东运司征收税饷，广西亦抽收平金。至同治十年（1871年），裁减盐厘，改征西税。在清代，广西盐法可谓形变神不变，官府始终未放开食盐的经营管理，尤其是盐税之征管更绝无变化之迹象。官府控制住址经销有违背市场规律之弊，使食盐菅销严重脱离市场调节，造成盐价高昂，有碍民生。
矿产也是清代政府严格控制的物资。矿产开采和运销有着严格的规定，需遵循一定的程序报批朝廷方能进行。广西矿产资源丰富，开采运销“于民生国计，两有裨益”，但又规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须周密部署统辖、弹压、稽查之法[6]。虽说如此，但广西地方官府却惯于与矿商争利源，对矿业开采实行各种控制和干扰政策。即使商人自备资本采矿，所得矿砂亦要“以三归公，以七给商”，[7]12课以捐税。而与铸造钱币和武器弹药所需的金、银、铜、铅、锡、硫磺等矿产，一般由官府“委员办理”开采，即使商办开采，除抽课征税外，余矿亦“尽归官买”，“以供鼓铸”[7]12。清代广西各级官府对矿产实行统制政策使矿价低廉，运销殊难，致城乡经济运行亦受影响。
粮食素为广西出口大宗商品。清廷虽对粮食贸易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各省督抚大吏比各私其所辖之地方，而于邻省之休戚膜外视之”，地方官吏出于维护地方利益，亦有行禁粮出境之举。雍正初年，广西巡抚韩良辅以“广西地瘠人稀，岂能以所产供应邻省多人贩运”[8]为由，奏请禁止广东贩运广西所产谷米。广西地方官府禁米出省对全省城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禁米出境令。是年，“西江一带及东省各处均为水淹，早稻田禾多罹此患”，加之“西边一带又遭天旱”，“以致谷米及杂粮因之腾贵”，“谷米为民食所必需之物，本省长官恐贪利之人将谷米转运别处，只求善价而不顾民食缺乏，故八月间有禁谷出口之令。此法虽善，但于本省之利源有碍。缘禁运谷米出口，财源即不流通，入口之货亦因之减色，虽日亦需之物竟无款购买。计本年入口货价减收值关平银一百十万余两。”[9]西米东流是否畅流和稳定，直接关系到广西社会财富的增加；谷米贸易的兴衰，都会影响到广西城市经济的运行，左右城市的繁华程度。
清代广西地方政府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统制经营虽有利于保持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增长，但它也是与市场调节相悖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战争、灾荒年份可作临时应急这策，长期实行则有碍市场经济的发育，给城乡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三、金融调控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指的是资金的融通，即资金的集聚与流动，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投资资金的筹集等一切与货币流通有关的活动[10]。金融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媒介，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金融业是城市经济的神经中枢，引导和控制着经济运行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因此，金融调控实质构成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清代中前期，官府对广西金融市场的调控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康熙七年（1668年），桂林设广西鼓铸局开铸康熙通宝钱，雍正元年（1723年）广西鼓铸局改称宝桂鼓钱局，开铸雍正通宝。此后，又鼓铸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据统计，宝桂鼓铸局自康熙七年（1668年）正式开工铸造钱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停铸，除咸丰年间铸额不详外，自康熙至道光间，实际铸造制钱5,536,400串[11]35。此外，尚有广东等邻省所铸制钱流通广西境内，一时间制钱泛滥，加之白银大量外流，制钱量增质降，成色衰减，造成银贵钱贱，钱市壅滞，物价为之飞涨，居民消费裹足，商业流通大受影响，经济运行也因金融市场紊乱而波动。为稳定金融市场，清代广西地方官府不得不多方调节监控货币供应。
首先，根据钱价变动调节制钱供应。康熙年间，宝桂局以“惟视钱价低昂，期于流通”为据，康熙九年（1670年）、二十年（1681年）“依令停铸”。乾隆三年（1738年）复停铸制钱，四十四年（1779年），裁炉4座，铸炉由20座裁减为16座，以后再减至12座[11]36。“嘉庆元年广西宝桂局向设炉十二座，自嘉庆三年减炉七座，仍留五座”[12]。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制钱贬值甚巨，广西巡抚梁章钜奏请宝桂局停铸制钱。自康熙七年（1668年）正式开工铸制钱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停止铸钱为止，历经194年之久，实际开工163年，因钱价低昂而停铸钱约31年之久。清代广西钱币供应大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但因经济发展，加上数度停止铸钱，钱币供应也曾出现供不应求之局面。对此，清代广西官府及时作相应调整。光绪年间，“广西近来钱价日昂，民生艰涩日甚”，地方官奏请“依照乾隆、嘉庆钱法，赶速筹画，奏明开局，以期利济”。[13]8
其次，严禁破坏货币供应秩序的不法行为。雍正初年，广西各地“民间日用，悉系私钱”，严重冲击官局制的流通，官府于水陆通道截留，“一切私钱废钱，俱令交官给价，销化净铜”[14]。）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广西到任巡抚陈祖辉，“将小钱、古钱均于严禁缘由，遍示宣布。凡境内盐埠、当店、行铺、矿厂交易之处，着令埠总铺户，领钱收买，关口税局，为商货出入必经，亦发钱存贮，俟经过商民传令自行拣换。小民日用总系赶圩交易，即给钱诚实乡保，于圩期收换”，“数月以来，计通省收换小钱、古钱共三十一万数千余斤”，“俱解赴省局，改铸归本”[15]，结果是官府发行的合法制钱得以流通市面，钱币混乱的状况有明显改观。对于拒用官钱的行为，官府同样予以严厉查处。道光十二年（1832年），南宁府属宣化县地方官吏作梗，以“道光制钱较之乾隆、嘉庆钱文价值减半，竟有不肯使用者”，州、县官吏听任“丁书银号等蒙混舞弊”，小民粜谷交易所用钱文，道制钱一概不收，民间因新钱不能交纳，“相率禁用，远近成风”[16]，以致“兵民交受其困，钱法不能流通”，对上种“大干法纪”之逆行，清廷谕令广西巡抚严加查禁，并“出示晓谕新旧制钱兼收并用”[17]，一场危及市面稳定的金融风波得以迅速化解。小钱流通始终是清代广西钱币市场混乱的重要因素，“钱贱银贵，究由小钱未能净尽”。在严肃整顿广西省内小钱流通的同时，清廷考虑到，“粤西与滇、黔境壤毗连，难保无旧日小钱透漏入境”，谕讼地方官“严饬所属于滇黔二省边界，实力严察，勿任小钱稍有透漏为妥”[18]。清中前期各级政府对广西钱币流通秩序的整顿虽有一时之效果，但由于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行为使冗员倍增，财政支出日益增长，巨大的财政赤字使政府通过滥铸钱币以增加钱币发行量，导致通货贬值、膨胀而使经济运行日益阻碍。
四、公务采买
公务采买是官府直接参与市场的最直接表现。大凡官府采买，量大而款巨，对市场秩序有明显的影响。清朝最高当局为避免政府采买累民，曾数度三申五令，严纲肃纪，对于“私派病商，大干法纪”之行为，“勒石永禁，以杜将来滋扰”[19]。然而，在漫长的清王朝统治时期，广西地方官府采买仍出现过违反市场规律、利用行政特权强买强卖的现象。“遇上宪过境，岁中祀典衙内需用各物，有卖则短价勒买，无卖则签票派办；甚或碾夫、木匠、柴炭、鸡鸭，派累难堪。差役持票百计刁难，尤为惨索。间或随堂发价，候领无期；纵蒙恩给，差扣房除，大亏血本。倘划一时难继，锁责频加，苦难尽诉”[20]。官府以较低之官价强买强卖，无异于“强制征收”，贻害无穷。一则受害之商人为挽回损失无奈之下只有抬高平常交易价格，“不得不昂其市价以资弥补”，“物价因此而腾贵，于人民重整旗鼓不无影响”；二则官府采买免捐税，徒使“捐务受害”，税捐流失；三则违反市场调节物价与供求之商业法则，“于商业原理大相违背” [21]，构成扰乱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之一。
结语
自古至今，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的举动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运行的有序与混乱很大程度上受代表国家行使机力的官方机构的活动的影响。作为一支凌驾于所有社会个体之上的社会力量，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平稳有序的经济运行秩序，具有法理正当性，但结果如何却取决于执政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与宏观掌控能力。清代国家经济干预是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其后果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就清代广西地方政府而论，其市场干预行为无疑是以维护农业中的封建经济结构，以垄断市场、增强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实力为终极目标；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活动，以官商结合的方式控制商业经济，这种非理性的市场干预行为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影响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差异。这一正一反截然不同影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府是否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是否以与民争利为制定政令的出发点。客观而论，清代广西地方官府的一些职能行使，诸如整顿市场、调控金融等方面的活动折射出一定的恤商意图，对维护经济运行秩序有积极意义。但是，吏治、征税、金融方面所滋生的弊端又与清代政府治国无方、制度欠佳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故而纵然清代广西地方政府虽采取了纠正时弊的市场调控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滋生诸多冲击经济运行秩序弊端的本源，本质上属于治标不治本之策。因此，清代广西经济始终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运作，效率低下而波动剧烈，限制了区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直接制约了清代广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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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三十七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88.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二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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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广西谘议局第三次报告书[M].广西官书局，宣统二年：102.
责任编辑余青
The Market Interven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thelocal government in Guangxi for example
HOU Xuan-jie
(Guangxi Normal schoolNanningGuangxi530001)
Abstract: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maintenance of market rules, control andregulation of the finance and the official procuremen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produced double impacts on then economic operation in Guangxi, which was on one hand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smooth economic oper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strict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progress for its violation of the market rules.
Key words: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Guangxi; market intervention
关键词：清代；广西地方官府；市场干预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3-0112-04
城市工商活动的有序进行，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反之，若然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则对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皆产生很大的影响。经济行业是政府的主要财源，经济发展状况对政府而言利益攸关，因此清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晚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活动，而并不是在经济领域采取无为放任的立场。清代广西地方政府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实行维护市场规则、统制经营、金融调控以及公务采买等市场干预行为，对广西城乡经济运行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
一、维护市场规则
秩序，是与规则或制度及其执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一定规则和法则的执行，便谈不上“秩序”。总的看来，清代广西地方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干预多属宏观性的调控。各级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法律依据和范畴基本上依照《大清律例·户律·市廛》的商事规定，即禁止“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禁止“把持行市”，禁止“私造斛斗秤尺”[1]。列肆经营事先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许可，发给相关凭帖方准开业经营，否则予以重罚。特别是牙行饷押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并进行注册以取得合法凭证——“官司给印信文簿”，即牙帖，方能从业，这些官颁文书亦由此构成官府课税派捐的依据。清代广西之饷押，“俗名当铺，系商营典当业。此项典当业，资本至少四五万元方能开设，大抵皆富厚之家，放款虑其挞骗”，“以其向官厅领照，又征收饷捐，方准营业”[2]，商贩“未经官许于路旁开设店棚”[3]111等擅行设店经营的行为必遭地方政府严查厉禁。严格控行市场准入规则是清代广西地方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重要内容。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度量衡器存在混乱不一的现象，因此，清朝律例明文规定，度量衡的标准由政府制定，由皇帝颁诏执行。清末，“广西平码紊乱，就省城单行公码平而论，各较司库准码，每百两以九十八两为准，并有存库祖码可据。市面历来行用公码，藉磨蚀为名，各号自为高下，以致名为公码其实大有参差，于公家票纸弹兑殊多窒碍。应由藩司、劝业道会同督率地方官及商会调取各商号法码当堂较定，使库平与公码平有一定之准则，以后不准畸重畸轻”[4]。
为更好地完善市场规则，晚清广西地方政府还极其注重调查研究市场规则的状况，如地方有无商会，除商会外有无合议公共遵守之规则；商业有何会馆，其规则若何，后到之商人是否须报会馆，一律纳捐入会，如有不入会及不遵会馆规章者有无限制及罚则，买卖货物市价是否须由会中议定；商家买空卖空之风盛否；商家有无以纸布为股本倒骗逃匿之事；有无假冒他人号牌之事[3]111，以及有无走私等内容。对于走私和倒骗逃匿之事，政府查缉尤严。对于盐课漏失、搅乱食盐运销秩序的食盐走私，地方官吏愈加重视。清代两广食盐走私十分严重，奸徒利用“两省各属，在毗连场灶，路径错杂”之便利条件，“冒险贩私，致额引积压，人人视充商为畏途”，地方当局“剀切示谕，严缉私盐，数月来拿获巨枭伙贩数千斤及万余斤之案甚多。里民皆知遵买引盐，旧压二十六万余引，将次消清，商人踊跃愿充”[5]。
清代广西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规则，统一度量衡、打击走私和恶意欺骗等维护市场规则的举措，不排除夹杂保障政府捐税收入之主观意图，但本质上属于利用政府行政、司法权威来遏制侵权、胁迫、欺骗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从而维护了公平正义和市场准则的尊严。政府作为权威组织虽然只是从宏观上制订和维护市场规则而不能代替商人组织制订微观性质的行业规则，但对于规范和净化交易秩序，维护清代广西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不无积极效用。
二、统制经营
统制经营，或者称国家专营，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对于诸如食盐、矿产，甚至粮食等被认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进行官府垄断经营是清代统制经济的重要表征。
盐为日常民生所用，消费量巨大，盐课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盐课在财政收入中的特殊地位使历代政府均对它实行专营政策。清代广西之盐法，最初采取官督商销之法，官府分配数额，商贩水客行销。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官运官销。乾隆二年（1737年）复归商运商销。嘉庆以后，各处兵燹，埠歇商逃，盐由水客析运，广东运司征收税饷，广西亦抽收平金。至同治十年（1871年），裁减盐厘，改征西税。在清代，广西盐法可谓形变神不变，官府始终未放开食盐的经营管理，尤其是盐税之征管更绝无变化之迹象。官府控制住址经销有违背市场规律之弊，使食盐菅销严重脱离市场调节，造成盐价高昂，有碍民生。
矿产也是清代政府严格控制的物资。矿产开采和运销有着严格的规定，需遵循一定的程序报批朝廷方能进行。广西矿产资源丰富，开采运销“于民生国计，两有裨益”，但又规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须周密部署统辖、弹压、稽查之法[6]。虽说如此，但广西地方官府却惯于与矿商争利源，对矿业开采实行各种控制和干扰政策。即使商人自备资本采矿，所得矿砂亦要“以三归公，以七给商”，[7]12课以捐税。而与铸造钱币和武器弹药所需的金、银、铜、铅、锡、硫磺等矿产，一般由官府“委员办理”开采，即使商办开采，除抽课征税外，余矿亦“尽归官买”，“以供鼓铸”[7]12。清代广西各级官府对矿产实行统制政策使矿价低廉，运销殊难，致城乡经济运行亦受影响。
粮食素为广西出口大宗商品。清廷虽对粮食贸易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各省督抚大吏比各私其所辖之地方，而于邻省之休戚膜外视之”，地方官吏出于维护地方利益，亦有行禁粮出境之举。雍正初年，广西巡抚韩良辅以“广西地瘠人稀，岂能以所产供应邻省多人贩运”[8]为由，奏请禁止广东贩运广西所产谷米。广西地方官府禁米出省对全省城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禁米出境令。是年，“西江一带及东省各处均为水淹，早稻田禾多罹此患”，加之“西边一带又遭天旱”，“以致谷米及杂粮因之腾贵”，“谷米为民食所必需之物，本省长官恐贪利之人将谷米转运别处，只求善价而不顾民食缺乏，故八月间有禁谷出口之令。此法虽善，但于本省之利源有碍。缘禁运谷米出口，财源即不流通，入口之货亦因之减色，虽日亦需之物竟无款购买。计本年入口货价减收值关平银一百十万余两。”[9]西米东流是否畅流和稳定，直接关系到广西社会财富的增加；谷米贸易的兴衰，都会影响到广西城市经济的运行，左右城市的繁华程度。
清代广西地方政府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统制经营虽有利于保持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增长，但它也是与市场调节相悖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战争、灾荒年份可作临时应急这策，长期实行则有碍市场经济的发育，给城乡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三、金融调控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指的是资金的融通，即资金的集聚与流动，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投资资金的筹集等一切与货币流通有关的活动[10]。金融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媒介，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金融业是城市经济的神经中枢，引导和控制着经济运行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因此，金融调控实质构成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清代中前期，官府对广西金融市场的调控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康熙七年（1668年），桂林设广西鼓铸局开铸康熙通宝钱，雍正元年（1723年）广西鼓铸局改称宝桂鼓钱局，开铸雍正通宝。此后，又鼓铸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据统计，宝桂鼓铸局自康熙七年（1668年）正式开工铸造钱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停铸，除咸丰年间铸额不详外，自康熙至道光间，实际铸造制钱5,536,400串[11]35。此外，尚有广东等邻省所铸制钱流通广西境内，一时间制钱泛滥，加之白银大量外流，制钱量增质降，成色衰减，造成银贵钱贱，钱市壅滞，物价为之飞涨，居民消费裹足，商业流通大受影响，经济运行也因金融市场紊乱而波动。为稳定金融市场，清代广西地方官府不得不多方调节监控货币供应。
首先，根据钱价变动调节制钱供应。康熙年间，宝桂局以“惟视钱价低昂，期于流通”为据，康熙九年（1670年）、二十年（1681年）“依令停铸”。乾隆三年（1738年）复停铸制钱，四十四年（1779年），裁炉4座，铸炉由20座裁减为16座，以后再减至12座[11]36。“嘉庆元年广西宝桂局向设炉十二座，自嘉庆三年减炉七座，仍留五座”[12]。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制钱贬值甚巨，广西巡抚梁章钜奏请宝桂局停铸制钱。自康熙七年（1668年）正式开工铸制钱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停止铸钱为止，历经194年之久，实际开工163年，因钱价低昂而停铸钱约31年之久。清代广西钱币供应大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但因经济发展，加上数度停止铸钱，钱币供应也曾出现供不应求之局面。对此，清代广西官府及时作相应调整。光绪年间，“广西近来钱价日昂，民生艰涩日甚”，地方官奏请“依照乾隆、嘉庆钱法，赶速筹画，奏明开局，以期利济”。[13]8
其次，严禁破坏货币供应秩序的不法行为。雍正初年，广西各地“民间日用，悉系私钱”，严重冲击官局制的流通，官府于水陆通道截留，“一切私钱废钱，俱令交官给价，销化净铜”[14]。）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广西到任巡抚陈祖辉，“将小钱、古钱均于严禁缘由，遍示宣布。凡境内盐埠、当店、行铺、矿厂交易之处，着令埠总铺户，领钱收买，关口税局，为商货出入必经，亦发钱存贮，俟经过商民传令自行拣换。小民日用总系赶圩交易，即给钱诚实乡保，于圩期收换”，“数月以来，计通省收换小钱、古钱共三十一万数千余斤”，“俱解赴省局，改铸归本”[15]，结果是官府发行的合法制钱得以流通市面，钱币混乱的状况有明显改观。对于拒用官钱的行为，官府同样予以严厉查处。道光十二年（1832年），南宁府属宣化县地方官吏作梗，以“道光制钱较之乾隆、嘉庆钱文价值减半，竟有不肯使用者”，州、县官吏听任“丁书银号等蒙混舞弊”，小民粜谷交易所用钱文，道制钱一概不收，民间因新钱不能交纳，“相率禁用，远近成风”[16]，以致“兵民交受其困，钱法不能流通”，对上种“大干法纪”之逆行，清廷谕令广西巡抚严加查禁，并“出示晓谕新旧制钱兼收并用”[17]，一场危及市面稳定的金融风波得以迅速化解。小钱流通始终是清代广西钱币市场混乱的重要因素，“钱贱银贵，究由小钱未能净尽”。在严肃整顿广西省内小钱流通的同时，清廷考虑到，“粤西与滇、黔境壤毗连，难保无旧日小钱透漏入境”，谕讼地方官“严饬所属于滇黔二省边界，实力严察，勿任小钱稍有透漏为妥”[18]。清中前期各级政府对广西钱币流通秩序的整顿虽有一时之效果，但由于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行为使冗员倍增，财政支出日益增长，巨大的财政赤字使政府通过滥铸钱币以增加钱币发行量，导致通货贬值、膨胀而使经济运行日益阻碍。
四、公务采买
公务采买是官府直接参与市场的最直接表现。大凡官府采买，量大而款巨，对市场秩序有明显的影响。清朝最高当局为避免政府采买累民，曾数度三申五令，严纲肃纪，对于“私派病商，大干法纪”之行为，“勒石永禁，以杜将来滋扰”[19]。然而，在漫长的清王朝统治时期，广西地方官府采买仍出现过违反市场规律、利用行政特权强买强卖的现象。“遇上宪过境，岁中祀典衙内需用各物，有卖则短价勒买，无卖则签票派办；甚或碾夫、木匠、柴炭、鸡鸭，派累难堪。差役持票百计刁难，尤为惨索。间或随堂发价，候领无期；纵蒙恩给，差扣房除，大亏血本。倘划一时难继，锁责频加，苦难尽诉”[20]。官府以较低之官价强买强卖，无异于“强制征收”，贻害无穷。一则受害之商人为挽回损失无奈之下只有抬高平常交易价格，“不得不昂其市价以资弥补”，“物价因此而腾贵，于人民重整旗鼓不无影响”；二则官府采买免捐税，徒使“捐务受害”，税捐流失；三则违反市场调节物价与供求之商业法则，“于商业原理大相违背” [21]，构成扰乱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之一。
结语
自古至今，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的举动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运行的有序与混乱很大程度上受代表国家行使机力的官方机构的活动的影响。作为一支凌驾于所有社会个体之上的社会力量，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平稳有序的经济运行秩序，具有法理正当性，但结果如何却取决于执政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与宏观掌控能力。清代国家经济干预是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其后果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就清代广西地方政府而论，其市场干预行为无疑是以维护农业中的封建经济结构，以垄断市场、增强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实力为终极目标；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活动，以官商结合的方式控制商业经济，这种非理性的市场干预行为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影响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差异。这一正一反截然不同影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府是否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是否以与民争利为制定政令的出发点。客观而论，清代广西地方官府的一些职能行使，诸如整顿市场、调控金融等方面的活动折射出一定的恤商意图，对维护经济运行秩序有积极意义。但是，吏治、征税、金融方面所滋生的弊端又与清代政府治国无方、制度欠佳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故而纵然清代广西地方政府虽采取了纠正时弊的市场调控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滋生诸多冲击经济运行秩序弊端的本源，本质上属于治标不治本之策。因此，清代广西经济始终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运作，效率低下而波动剧烈，限制了区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直接制约了清代广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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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青
The Market Interven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thelocal government in Guangxi for example
HOU Xuan-jie
(Guangxi Normal schoolNanningGuangxi530001)
Abstract: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maintenance of market rules, control andregulation of the finance and the official procuremen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produced double impacts on then economic operation in Guangxi, which was on one hand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smooth economic oper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strict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progress for its violation of the market rules.
Key words: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Guangxi; market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