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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作家阎连科携新书《我与父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书中透露了他和父辈,特别是和父亲之间的亲情故事,使得无数读者洒下了感动的泪水……
逃离土地去当兵,我对父亲充满愧疚
1958年,我出生于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瑶沟,父母亲都是农民。我们家条件不好。父亲有气管炎,犯起病来就要咳嗽,咳嗽起来没完没了,响声令人揪心;大姐也有病,腰一直疼,疼得不敢起床,往往是一躺好多天不敢起来。
在充满着无边贫穷的环境中,我却感受着无边富裕的恩爱。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善良做人,忍耐行事。他以自己的勤劳和忍耐,给我树立着人生的榜样,让我一生都感受到了生命的艰辛和美好。
1975年,我17岁,有一天忽然在大姐的床头看到了张抗抗的一部小说《分界线》。书的内容提要里介绍说,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小说,从北大荒的农场调到了大城市哈尔滨工作。我的脑子“轰”地响了一声,原来写文章也可以改变命运!
我开始了偷偷写作。白天上学,晚上点灯熬油,拼命地干。但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300多页的时候就中断了。当时我在高二上了一个学期,父亲和姐姐的病越来越严重,家里需要人干活,也需要人挣钱买药,情况不允许我再继续读下去。我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出去打工。
我把挣到的钱留下来一点吃饭,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钱虽然不多,可是给父亲帮了大忙,成了家里一月一度的希望。
可是,不管是出去干临时工还是在农村干活,都太苦了。我不想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能够走出去。20岁那一年,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念头——当兵去,逃离土地,逃离农村的苦难生活。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有一天夜里我站在父亲的床前说:“我要去当兵。”父亲的脸上非常平静,一点也没有我所设想的吃惊。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又轻轻地却又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我参军入伍,最终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可是,我在心里一直认为,与其说是自己逃离了土地,不如说是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义务。当兵那年我已经20周岁,可以挑动180斤的担子,可以干绝大多数农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分担父亲肩上的重担,让父亲不至于衰老得那么快。可是,我还是逃离了土地,背叛了家庭,把沉重的担子完全搁在父亲的肩上。
我离开家时,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你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
父爱恩重如山,我会永远铭记
到了部队,在老家时的练笔让我成了营里的文书。为了完成各连的宣传任务,我绞尽脑汁地写。一年下来,竟然还立了个三等功。后来,由于我写的剧本参加军区会演并获奖,部队决定将我破格提干,于是,我留在了部队。
提干以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拼命写东西,慢慢地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小说,开了作品研讨会,也开始有人约稿了。那几年,我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把腰都写坏了。刚过40岁,我眼已经花了,背开始驼了,干很多事都力不从心,确实辛苦,可是发什么好我想起父亲,我就觉得,与父亲经历的事情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1982年冬天,我已经在部队服役4年,算是个老兵了。父亲的病不时发作,越来越严重,窘到极处,就想到了我,想让我联系一下部队的医院,看能不能来看看病。
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回家把父亲接到了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辗转,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师医院的大门口。这时,父亲突然把我和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从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里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我哭了。我为父亲的不幸而伤心,也为自己不能给父亲做更多的事而内疚。我把师文化科长帮着开出来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给父亲看。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不要钱。”父亲看了信,高兴地说:“想不到这辈子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的话,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父亲来部队医院治病的半个月,是我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欣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父亲床头伺候他。
父亲本来是抱着治愈的希望来住院的。住院的最初半个月,父亲的精神头很好,病似乎也有些好转,甚至有一次看了一晚上露天电影也没咳嗽几次。我高兴极了。可是,没过几天,忽然下了一场大雪,温度骤降,父亲的病再次厉害起来。他不吃药、不打针就难以正常呼吸,而打完针、输完液后,他的呼吸更加困难,甚至到了离开氧气就不行的地步。医生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催我们尽快出院。父亲说:“是得赶紧走了。不抓紧回家,恐怕会‘老’在外边。”我就这样带着遗憾和内疚结束了一生中最令自己欣慰的日子。
198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中午,我带着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病危的父亲床前,泪眼模糊地看着父亲。父亲使劲地睁着眼睛看着我,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
父亲说完这话不久,呼吸就困难起来,脸憋成了青紫的颜色。我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在我胸口,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头向外猛地一扭,身体往下倒了过去。他停止了呼吸,原本抓着我的手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从眼里滚了下来……
25年了,我时时想着自己的父亲。我记得他对我说的很多话。我也把他说给我的话讲给儿子听。父亲去世的时候,妻子正怀着孩子,所以,儿子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可是我会经常给他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和父亲的故事。
现在我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平常主要是写东西,有时会去给学生上课。不写东西的时候,我经常会回过头来想过去的事情。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可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父亲的想念。现在,父亲坟上的柳树已长成了大树。我仍然会想起安葬父亲的时候,大伯规划坟地位置时,指着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我知道,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下,等着将来和儿子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我今世为父亲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到另一个世界和父亲相会时,我会努力去做父亲膝下孝顺的儿子。
摘自《人生与伴侣》2009.11
逃离土地去当兵,我对父亲充满愧疚
1958年,我出生于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瑶沟,父母亲都是农民。我们家条件不好。父亲有气管炎,犯起病来就要咳嗽,咳嗽起来没完没了,响声令人揪心;大姐也有病,腰一直疼,疼得不敢起床,往往是一躺好多天不敢起来。
在充满着无边贫穷的环境中,我却感受着无边富裕的恩爱。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善良做人,忍耐行事。他以自己的勤劳和忍耐,给我树立着人生的榜样,让我一生都感受到了生命的艰辛和美好。
1975年,我17岁,有一天忽然在大姐的床头看到了张抗抗的一部小说《分界线》。书的内容提要里介绍说,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小说,从北大荒的农场调到了大城市哈尔滨工作。我的脑子“轰”地响了一声,原来写文章也可以改变命运!
我开始了偷偷写作。白天上学,晚上点灯熬油,拼命地干。但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300多页的时候就中断了。当时我在高二上了一个学期,父亲和姐姐的病越来越严重,家里需要人干活,也需要人挣钱买药,情况不允许我再继续读下去。我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出去打工。
我把挣到的钱留下来一点吃饭,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钱虽然不多,可是给父亲帮了大忙,成了家里一月一度的希望。
可是,不管是出去干临时工还是在农村干活,都太苦了。我不想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能够走出去。20岁那一年,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念头——当兵去,逃离土地,逃离农村的苦难生活。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有一天夜里我站在父亲的床前说:“我要去当兵。”父亲的脸上非常平静,一点也没有我所设想的吃惊。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又轻轻地却又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我参军入伍,最终成功地跳出了农门。可是,我在心里一直认为,与其说是自己逃离了土地,不如说是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义务。当兵那年我已经20周岁,可以挑动180斤的担子,可以干绝大多数农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分担父亲肩上的重担,让父亲不至于衰老得那么快。可是,我还是逃离了土地,背叛了家庭,把沉重的担子完全搁在父亲的肩上。
我离开家时,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你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
父爱恩重如山,我会永远铭记
到了部队,在老家时的练笔让我成了营里的文书。为了完成各连的宣传任务,我绞尽脑汁地写。一年下来,竟然还立了个三等功。后来,由于我写的剧本参加军区会演并获奖,部队决定将我破格提干,于是,我留在了部队。
提干以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拼命写东西,慢慢地在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小说,开了作品研讨会,也开始有人约稿了。那几年,我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把腰都写坏了。刚过40岁,我眼已经花了,背开始驼了,干很多事都力不从心,确实辛苦,可是发什么好我想起父亲,我就觉得,与父亲经历的事情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1982年冬天,我已经在部队服役4年,算是个老兵了。父亲的病不时发作,越来越严重,窘到极处,就想到了我,想让我联系一下部队的医院,看能不能来看看病。
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回家把父亲接到了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辗转,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师医院的大门口。这时,父亲突然把我和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从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里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我哭了。我为父亲的不幸而伤心,也为自己不能给父亲做更多的事而内疚。我把师文化科长帮着开出来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给父亲看。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不要钱。”父亲看了信,高兴地说:“想不到这辈子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的话,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父亲来部队医院治病的半个月,是我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欣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父亲床头伺候他。
父亲本来是抱着治愈的希望来住院的。住院的最初半个月,父亲的精神头很好,病似乎也有些好转,甚至有一次看了一晚上露天电影也没咳嗽几次。我高兴极了。可是,没过几天,忽然下了一场大雪,温度骤降,父亲的病再次厉害起来。他不吃药、不打针就难以正常呼吸,而打完针、输完液后,他的呼吸更加困难,甚至到了离开氧气就不行的地步。医生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催我们尽快出院。父亲说:“是得赶紧走了。不抓紧回家,恐怕会‘老’在外边。”我就这样带着遗憾和内疚结束了一生中最令自己欣慰的日子。
198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中午,我带着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病危的父亲床前,泪眼模糊地看着父亲。父亲使劲地睁着眼睛看着我,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
父亲说完这话不久,呼吸就困难起来,脸憋成了青紫的颜色。我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在我胸口,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头向外猛地一扭,身体往下倒了过去。他停止了呼吸,原本抓着我的手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从眼里滚了下来……
25年了,我时时想着自己的父亲。我记得他对我说的很多话。我也把他说给我的话讲给儿子听。父亲去世的时候,妻子正怀着孩子,所以,儿子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可是我会经常给他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和父亲的故事。
现在我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平常主要是写东西,有时会去给学生上课。不写东西的时候,我经常会回过头来想过去的事情。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可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父亲的想念。现在,父亲坟上的柳树已长成了大树。我仍然会想起安葬父亲的时候,大伯规划坟地位置时,指着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我知道,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下,等着将来和儿子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我今世为父亲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到另一个世界和父亲相会时,我会努力去做父亲膝下孝顺的儿子。
摘自《人生与伴侣》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