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了松江县变成了松江区、渎检科挂牌变成反渎局。实际上，古代的上海指的就是松江一带，现在的反贪也是从渎检科的前身法纪科分出来的。”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反渎局局长袁卫，1984年就进入了检察院工作，是反渎局里不折不扣的“老资格”了。
　　在袁卫眼里，办案的要诀就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早年查办税务系统渎职窝案到查办重大责任事故中的渎职犯罪，袁卫认为，“都和当时的大环境分不开”，前者的背景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后者则是城镇化过程中违法违章建筑恶劣施工环境的缩影。
　　从2010年到2014年，松江区检察院共查办渎职犯罪案件14件14人，其中移送起诉13件13人，全部有罪判决。“上海和其他地区还有些不同，法治环境比较成熟，所以从案源上讲其实是比较窄的，所以我们办案讲究抓重点。比如，根据最高检提出要严肃查办生产责任事故所涉渎职犯罪，我们从2010年到2012年，共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35起，从中发现和立案侦查渎职犯罪案件7件7人。”袁卫总结。
　　通过“抓重点”的办案思路找线索
　　方圆：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抓重点”这种办案思路？
　　袁卫：我举一个例子吧。在我调任反渎局局长之前，松江区检察院查办过一起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2005年，我到任反渎局长以后，又陆续查办了两起案件，也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而且，我在院里公诉科的时候，就对税务系统的腐败问题有过研究，还为此发表过一篇文章，分析税务系统蛛网状腐败是如何形成的。
　　方圆：所以就决定以虚开增值税发票为重点，主抓这一块的渎职犯罪吗？
　　袁卫：是的。结合当时的情况，有人向我们举报，加上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都显示税务系统有人在帮助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
　　方圆：具体是怎么查办这类案件的？
　　袁卫：查办这类案件，主要难点在于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后果联系起来。我们根据得到的线索，发现松江区一名税收专管员陈津涉嫌渎职，他对办案人员辩称，一个税务人员监管数百家企业，根本管不过来，其中有企业被发现偷税漏税，不能怪到他身上。
　　方圆：那最后是怎么认定他渎职的？
　　袁卫：我们尝试了通过受贿来突破渎职的方法。有企业主曾给陈津送过财物。而受贿总是有原因的，只要知道了受贿的目的，也就能将后果和陈津的放任行为联系起来了。事后我们查明，陈津收了企业贿款之后，明知该企业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嫌疑，还违反规定向其发售发票，又违规核定该企业购买的增值税发票从千元版升级为万元版。
　　最后，我们在查明陈津受贿的基础上，确定了他渎职的情节，随后，他因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被法院判处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起案件之后，我们又查办了松江区国税局稽核组组长董明铭的案件。董明铭不仅在税务协查时帮助企业隐瞒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实，还以“企业已办理歇业手续，现已无法联系”为由上报审批，帮助企业主卢某逃避处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决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公款消费完全不是所谓的“公务招待”
　　方圆：据悉，松江区检察院查办了多起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渎职案件？
　　袁卫：是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卢兰滥用职权、贪污一案。
　　卢兰是上海市松江区工业区动迁领导小组成员。当地村民动迁后，剩下一些房屋，其中的钢筋水泥仍然有经济价值，如果要拆除这些房屋，需要付给工业区两千元一栋的拆迁费。他的前任领导已经因贪污被反贪局拿下判刑了，他接任后，本来需要将前任领导打包卖给缺乏拆迁资质的个体户的房子全部收回，交给有资质的拆迁公司进行拆迁。但卢兰一直顶着压力不办，仍由个体户拆迁，最后出了事故。
　　方圆：他为什么这样做？
　　袁卫：卢兰当时讲，不收回房子，是怕个体户重新举报前任领导，他是出于爱护领导的目的，才不收回房子。
　　方圆：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袁卫：在拆到最后一栋房子的时候，墙壁倒塌了，一名没有防护措施的工人当场被压死。事故发生当天晚上10点，安监局通知我这个消息，我们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事故调查，一直忙到凌晨2点。
　　方圆：去现场的时候，就有了卢兰涉嫌渎职犯罪的线索了吗？
　　袁卫：当时还没有。到了现场以后，卢兰也在场，我们第一件事就是逼着他提交了一份手写的人员名单，我们问他动迁人员有无相应资质，他答得含含糊糊。
　　这张名单后来成为给卢兰定罪的一个关键点。拿到名单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始留存的名单和手写的这份名单并不一致。回到安监局以后，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讨论，最后发现这栋房的拆迁本来属于留存名单里的一个人包办的，但那个人又把房子的拆迁事宜承包给了死亡的那名工人，两人到村委会办了转让手续，也经过了卢兰的同意。在证据面前，卢兰承认自己做错了。但我们就想，他那么做肯定有其内在动因，同时他本身的经济情况也相当不正常。
　　方圆：对于卢兰涉嫌经济犯罪，你们掌握了哪些证据？
　　袁卫：卢兰先承认了20多万的贪污事实，后来又翻供了，称这些钱是用于公务招待。当时他拿出两筐子发票，说自己的钱和村里的钱混在了一起，无法区分。我们就对发票一一进行了审核，发现有两张发票是周末在浙江嘉兴开的，正常的公务招待不可能到嘉兴去。并且，有两张同一个晚上在同一个饭店的餐饮发票，一张是在晚上6点多，花了500多元，还有一张是在晚上8点多，花了2000多元。我们认为后面一张的花费很不正常，便通过该饭店的网站查询到除了餐饮饭店里还有桑拿，打电话给该饭店，问桑拿能不能开餐饮发票，对方表示都能开，这基本上坐实了我们的猜测，他们吃完饭其实是在饭店里蒸桑拿。我们就重新讯问卢兰，刚提到桑拿，他马上说“不要说了，我都承认”。就这样，我们就证明了他的公款消费完全不是所谓的“公务招待”。卢兰最后因滥用职权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养猪场拆迁中的渎职案
　　方圆：除了查办重大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你们主要还查办其他哪些领域的案件？
　　袁卫：我们还重点查办了一些民生领域的案件。比如松江区工业区动迁科科长刘恒照的案件，他在给上海新歆畜牧业养殖公司做动迁评估的时候，没有对该公司的猪进行清点，导致多付补偿款97万余元。
　　方圆：当时是如何发现这个案件的？
　　袁卫：一开始是刘恒照涉嫌受贿，被我院反贪局查办了，案件判决后，我们才发现一个蹊跷的地方：他在给新歆公司做动迁评估的时候，明知猪场不可能有一万多头猪，仍予以赔付。新歆公司负责人周某的养猪场有月报表，小猪有多少、母猪有多少都有记载，拿月报表和补偿时的评估数两者一对比，我们发现竟然相差8000多头。可是当时猪场已经被拆除，无法实地核实。
　　方圆：光凭报表数据可能仍然难以下结论？
　　袁卫：是的。我们马上转变思路，问刘恒照是否丈量过养猪场面积，他承认没有。随后他开始讲当时的情况：他去养猪场的那天中午，天气很热，猪棚又很臭，周某派人把猪窝铺满了粪便，如果要进去，就得踩着粪进去，十分不堪。加上到了吃饭的时间，周某在一旁不停地说自己报的数字不会错，让刘恒照放心，刘恒照就没进猪棚去清点猪的数目。
　　但这只是刘恒照一家之言，而周某已经因为行贿被反贪部门调查，如果直接去问，肯定问不到。我们就拟定了一个讯问计划，把周某叫来，办案人员先上去和他聊家常，比如养一头母猪要占多大面积，养小猪要占多大面积，多大的养殖场能养多少猪。全部都问清楚以后，我们把他的养猪场的月报表给他一看，他就知道不妙了。最后，他承认虚报了8000多头猪。
　　方圆：刘恒照最后被追诉了吗？
　　袁卫：是的。先前刘恒照被判受贿罪主要是因为收钱给周某多划了拆迁面积，和猪的搬迁补贴无关。法院最后认定刘恒照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万元。
　　挽回村民损失和办案一样重要
　　方圆：除了养猪场案，听说你们还办了一个社会影响很大的集体资产流失案？
　　袁卫：对。2013年2月，松江区泗泾镇赵非泾村发生一起集体资产流失案件，当地村民到区政府集体上访，举报村委会原书记顾龙和原主任王孚非法侵占巨额村集体资产。松江区检察院也派人作为调查组成员展开了调查。
　　方圆：据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
　　袁卫：因为案件涉及集体企业改制、土地产权变更，的确很复杂。涉案企业是上海朝晖玻璃色素厂，成立于1987年，原来是泗泾镇赵非泾村村办集体福利企业。1997年，该厂经区政府批复同意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后的玻璃色素厂全部股份由职工购买，土地和厂房向村委会租用。2003年，赵非泾村村委会和朝晖玻璃色素厂签订二次改制的处理意见，村委会同意用集体资产承担色素厂损失131万余元，并将10亩土地和厂房作价150万余元卖给色素厂，即色素厂以不到18万元的价格获得了10亩集体土地和厂房的所有权。到了2012年，泗泾镇动迁安置管理办公室与色素厂签订《企业动迁协议》，共计赔偿1500余万元，其中10亩土地和厂房作价900余万。
　　方圆：村民们为什么这么不满？
　　袁卫：因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王孚和顾龙占据了主导权，村民并未享受到好处。我们反渎局是2月24日加入调查组的，26日，我们梳理完所有的资料以后决定约谈王孚。
　　在此之前，其他调查组成员也约谈过王孚，但他一口咬定用村集体资产承担股份制企业债务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约谈时，每问一个问题都出示相关材料，每一份材料上都附有相关文件规定、证据材料。整个谈话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王孚最后承认用村集体资产承担改制后的色素厂债务的做法没有依据，但他坚持是村委会书记顾龙同意过的做法。2月27日，当我们第二次约谈的时候，王孚突然提出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自愿将950余万的补偿款、租金上交给调查组。28日一早，他就将950余万的支票交到了调查组。
　　方圆：损失挽回了，案件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
　　袁卫：不是。损失挽回前，我们就已经研判事情背后肯定存在渎职犯罪，因为如此重大的资产流失肯定涉及负责人的渎职问题，并果断以事立案，否则等他主动交还补偿款和租金，损失后果就不存在了，渎职罪也就失去了立案基础。
　　但是王孚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并不是渎职罪的主体。我们又通过查找，发现了1997年泗泾镇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泗泾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和《关于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根据这两份意见，镇集体资产管理由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主任就是时任泗泾镇经营管理所所长朱恩勤。但是我们又遇到了新问题，在色素厂二次改制的意见书上竟没有朱恩勤的签字。为了证明朱恩勤对此次改制知情，我们又找到其原来所在的单位，从项永凡原来的办公室里搜出了改制意见书的原件，虽然上面没有朱的签字，但说明朱恩勤是明知此事且并未反对的。朱恩勤后来告诉办案人员，当年批准改制的原因竟然是“关系较好，碍于情面”。
　　方圆：朱恩勤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袁卫：由于朱恩勤并没有收受贿赂，也没有在事件中牟利，我院公诉科考虑到情节因素，最终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也是我们反渎局唯一一起未起诉的案件。
　　方圆：村委会原书记顾龙没有涉案吗？
　　袁卫：其实他也有涉案，不过是另外一个案件。泗泾镇赵非泾村除了色素厂，还有一个朝晖陶瓷釉料厂，顾龙同样通过两次改制把厂改成了自己全额控股。而且在2008年以陶瓷釉料厂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编造了一份《协议书》，将村集体的6.73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陶瓷釉料厂。而时任松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泗泾所原所长王易，明知陶瓷釉料厂已非集体企业，却仍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为其申报土地使用权变更。2002年，王易又为陶瓷釉料厂申请了4483平方米的建设用地。就这样，陶瓷釉料厂以划拨的方式获得448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这些土地每年租金就高达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