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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加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稳，同时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使其少添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日间不断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既要立足于原则立场一一加以应对，同时也要把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看作一个大系统，深入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这个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紊乱。正如一位罹患胃炎的患者，多年服用胃药总不见好，后经一位高明大夫诊断，被告知胃病虽发生在胃，但其实是身体系统出了问题。病因主要在于系统问题，药物却仅仅作用于系统的一个部位，因此完全靠吃胃药既不能纠正系统紊乱，也无法治好胃病。根据大夫诊断，是长期睡眠不好才导致患者整个身体系统发生了紊乱。在大夫建议下，患者在服用胃药时，想方设法解决睡眠问题，结果慢性胃炎也随之治愈了。
笔者以为，在一一应对中日关系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是否也需要着眼于世界大局，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是否也需要改变习惯性的行动模式，探讨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探索能够应对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外交创新呢？
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与紊乱
那么，当今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呢？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世界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世界领导者脱颖于全球性战争，海权是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自15世纪以来，世界体系中反复出现过三种主要角色：领导者、挑战者、支持者国家群。在此，可以暂且将领导者称之为A，将挑战者称之为B，将支持者国家群称之为C。所谓的历史性规律就是，B挑战A，A和B两败俱伤，其结果是最终取代领导者A（或虽未能取代领导者但也获利颇丰和借机崛起）的并非挑战者B，而是支持者国家群C当中的领头羊。
这一历史性规律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它与当今中日关系究竟存在什么联系？这需要回顾中日复交以来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20世纪70—90年代初，大国关系的系统脉络比较清楚：美国是领导者，苏联是挑战者，日、英等西方国家构成支持者国家群，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推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实际上也同日本等美国的“支持者国家群”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形成了美国是A、苏联是B、中国加入C行列的、比较清晰的大国关系形态。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大大削弱了自身实力，导致B不再具有挑战A的力量。而随着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渐取代苏联被美国视为挑战者，即中国被动地成了挑战者B。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并无意取代苏联成为对领导者A的新挑战者。不过，由于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战略重点转向中东，致使中国被视为挑战者的时间推迟了。直到十年后，恰逢中国GDP超过日本的2010年，一个取代“旧ABC三角”的“新ABC三角”日益明确成形，这就是美国是A，中国是B，日本及美国的其他西方盟国乃至少数东南亚国家是C。
显然，这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严重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因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中国无意成为新的挑战者B。然而，在美国看来，不管中国有无挑战它的意图，只要有挑战它的能力，就要把中国定格在B的位置。即便中国在南海扩建岛屿这样的正当行为，也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战略的底线——海洋霸权的“挑战”。因此，在中、美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对美支持者国家群之间形成的“新ABC三角”，就成了一个扭曲和紊乱的系统。因为中国是被动地被视为挑战者B的。
在这个新的ABC三角中，日本墨守数百年大国兴衰的历史教条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者、挑战者和支持者国家群这样的三角关系，挑战者最吃亏，支持者最得利。通过吸取这种“历史经验”，日本积极充当对现今世界“领导者”即美国的“支持者”角色，与美国一起遏制被视作“挑战者”的中国的崛起。
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生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长期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党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并在选举中连连败北，其在政党政治中的版图不断萎缩，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后，现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小政党之一。而保守右倾的自民党经过一个时期的分崩离析后又重整旗鼓，再度成为日本国会中的最大政党。这表明国际关系的系统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变化：左降右升，左右失衡，政治右倾化日趋严重。
比较旧ABC三角与新ABC三角下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在旧ABC三角下，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争端，但这些问题都没有激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历史问题来看，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此后他没有再去参拜，1986年中方依然按计划邀请中曾根访华；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会被轰下台；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了真诚反省历史的“村山谈话”。从领土问题上看，钓鱼岛争端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被搁置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故。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先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到2010年9月又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安倍的“带头作用”下，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逆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感。由于现实利益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交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达到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 确实，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是日本政府挑起的，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前十年，除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外，同样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出现高度紧张甚至对抗的局面，而在2010年以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却迅速升温，在国际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中日两国即使明天开战也不奇怪”的言论？这不能不令人思考在中日间这些具体问题背后大国关系的系统变异，即在旧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表现得比较缓和；而在新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却表现得异常尖锐。
当然，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这些具体问题都各有自身逻辑。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对具体问题造成的深刻影响，其中特别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的严重失衡——从“近似正三角形”转向“不等边三角形”又转向“极不等边三角形”（从日本方面看，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极不平衡，“傍美”与“疏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系统性扭曲与紊乱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应对，必须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努力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以便促使中日间的固有矛盾趋向缓和；通过推动中日在政党层面、民间层面、地方层面等的接触和交往，改善两国间的外交氛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通过管控分歧、缓解中日关系紧张，削弱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历史、领土等）对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阻碍作用。
匡正中日美关系系统
扭曲与紊乱的战略导向
如何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这当然是一项中日美等国的“共同工作”，问题是如何促使日美等国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工作”。在此可引用刘亚洲同志在《当代世界》杂志2015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笔者认为，刘亚洲同志这段话讲得很深刻，不仅适用于中日关系，也适用于中美关系。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具有“中日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具有“中美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对外，是竞争各方为实现各自大战略目标而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争取可能达到的最于己有利的战略地位的竞争；对内，是竞争各方通过深化改革、克服自身发展瓶颈、短板和难题，增强各自软硬实力的竞赛。
既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的态势。2016年上半年，在对日外交方面，需要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使所有对日行动尽量围绕如何不让安倍在7月份参议院选举中得分这个题目做文章。与此同时，必须对紧急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不要因为长期性问题而影响紧急性问题解决的警醒，例如中日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很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防止中日擦枪走火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历史认知分歧而影响危机管控问题的解决。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加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稳，同时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使其少添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中日、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双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的竞赛。中国只有在与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中“走得更稳”，“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既加强硬实力也加强软实力，言行一致地通过坚持“和平崛起”实际行动的不断积累，在“非常容易令人动气”的国际关系领域防止因为“动气”和“发怒”而仓促出牌（这样做往往会吃亏），防止因为动气、愤怒和仇恨而诱发战略误判。
对“核心利益”需要分级别，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区分“最高或一级核心利益”和“二级核心利益”，并且需要谨慎防止后者因前者而被牺牲或忽视。与此同时，要竭力防止我国对外政策被部分民众的情绪化倾向所裹挟，将网上相关言论引领到符合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注意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防止“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中国要坚持推行真正立足于国家利益、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政策，同美日等国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竞争”，与美国共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本文的语境中，就是要促使真正确认和坐实“中国不当B 、美国不把中国当作B”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共识和互信的基础。把真正确立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百年目标、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还要兼顾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同美日在应对朝核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通过中美、中日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增强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纽带。这种稳健的战略努力过程本身即是促使日美等国加入到不断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共同工作”中来的“中国功课”。
美国有一份战略报告曾经指出，所谓美日同盟的实质就是不让日本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所用。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家无论在国民精神和素质方面还是在战略位置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用处”。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就非常注意要防止日本靠拢中国并为中国所用。因此，早在1951年美国就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以保证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不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专用。然而，中国领导人通过高超的外交艺术，促使日本领导人勇敢地越过美国设下的不准接近中国的“雷区”，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美国已在中日间埋下了如今看来对破坏中日关系十分奏效的钓鱼岛问题这颗“地雷”，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用”了日本很多东西，包括吸取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教训、导入日本的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等。可以说，当年中国“用”日本用得很成功，人们只要深入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就会切实感受到“利用”日本的实际意义。这也表明，日本问题研究者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作文，或聚在会场中议论，而应该也要深入到生产、贸易与科技革命的第一线，使自己的认识和研究能更好地切合实际。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利用”主要是在“旧ABC三角”下才得以实现的。随着“旧ABC三角”被“新ABC三角”所取代，中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收缩，美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扩大。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日本对中国已经“没有用处”了。这些研究者似乎不甚了解为什么科技比中国先进的美国还在加紧利用日本，也不甚了解为什么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源泉，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即使在扭曲的“新ABC三角”下，也仍然要坚持“旧ABC三角”下成功地推行牵制加利用的对日方针。与此同时，日本问题研究者也应该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实际，深刻认识国家利益之所在，真正为中国的对日方略和政策开展建设性的、“知己知彼”的献计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日间不断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既要立足于原则立场一一加以应对，同时也要把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看作一个大系统，深入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这个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紊乱。正如一位罹患胃炎的患者，多年服用胃药总不见好，后经一位高明大夫诊断，被告知胃病虽发生在胃，但其实是身体系统出了问题。病因主要在于系统问题，药物却仅仅作用于系统的一个部位，因此完全靠吃胃药既不能纠正系统紊乱，也无法治好胃病。根据大夫诊断，是长期睡眠不好才导致患者整个身体系统发生了紊乱。在大夫建议下，患者在服用胃药时，想方设法解决睡眠问题，结果慢性胃炎也随之治愈了。
笔者以为，在一一应对中日关系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是否也需要着眼于世界大局，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是否也需要改变习惯性的行动模式，探讨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探索能够应对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外交创新呢？
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与紊乱
那么，当今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呢？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世界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世界领导者脱颖于全球性战争，海权是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自15世纪以来，世界体系中反复出现过三种主要角色：领导者、挑战者、支持者国家群。在此，可以暂且将领导者称之为A，将挑战者称之为B，将支持者国家群称之为C。所谓的历史性规律就是，B挑战A，A和B两败俱伤，其结果是最终取代领导者A（或虽未能取代领导者但也获利颇丰和借机崛起）的并非挑战者B，而是支持者国家群C当中的领头羊。
这一历史性规律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它与当今中日关系究竟存在什么联系？这需要回顾中日复交以来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20世纪70—90年代初，大国关系的系统脉络比较清楚：美国是领导者，苏联是挑战者，日、英等西方国家构成支持者国家群，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推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实际上也同日本等美国的“支持者国家群”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形成了美国是A、苏联是B、中国加入C行列的、比较清晰的大国关系形态。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大大削弱了自身实力，导致B不再具有挑战A的力量。而随着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渐取代苏联被美国视为挑战者，即中国被动地成了挑战者B。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并无意取代苏联成为对领导者A的新挑战者。不过，由于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战略重点转向中东，致使中国被视为挑战者的时间推迟了。直到十年后，恰逢中国GDP超过日本的2010年，一个取代“旧ABC三角”的“新ABC三角”日益明确成形，这就是美国是A，中国是B，日本及美国的其他西方盟国乃至少数东南亚国家是C。
显然，这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严重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因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中国无意成为新的挑战者B。然而，在美国看来，不管中国有无挑战它的意图，只要有挑战它的能力，就要把中国定格在B的位置。即便中国在南海扩建岛屿这样的正当行为，也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战略的底线——海洋霸权的“挑战”。因此，在中、美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对美支持者国家群之间形成的“新ABC三角”，就成了一个扭曲和紊乱的系统。因为中国是被动地被视为挑战者B的。
在这个新的ABC三角中，日本墨守数百年大国兴衰的历史教条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者、挑战者和支持者国家群这样的三角关系，挑战者最吃亏，支持者最得利。通过吸取这种“历史经验”，日本积极充当对现今世界“领导者”即美国的“支持者”角色，与美国一起遏制被视作“挑战者”的中国的崛起。
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生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长期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党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并在选举中连连败北，其在政党政治中的版图不断萎缩，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后，现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小政党之一。而保守右倾的自民党经过一个时期的分崩离析后又重整旗鼓，再度成为日本国会中的最大政党。这表明国际关系的系统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变化：左降右升，左右失衡，政治右倾化日趋严重。
比较旧ABC三角与新ABC三角下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在旧ABC三角下，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争端，但这些问题都没有激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历史问题来看，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此后他没有再去参拜，1986年中方依然按计划邀请中曾根访华；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会被轰下台；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了真诚反省历史的“村山谈话”。从领土问题上看，钓鱼岛争端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被搁置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故。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先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到2010年9月又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安倍的“带头作用”下，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逆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感。由于现实利益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交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达到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 确实，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是日本政府挑起的，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前十年，除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外，同样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出现高度紧张甚至对抗的局面，而在2010年以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却迅速升温，在国际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中日两国即使明天开战也不奇怪”的言论？这不能不令人思考在中日间这些具体问题背后大国关系的系统变异，即在旧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表现得比较缓和；而在新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却表现得异常尖锐。
当然，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这些具体问题都各有自身逻辑。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对具体问题造成的深刻影响，其中特别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的严重失衡——从“近似正三角形”转向“不等边三角形”又转向“极不等边三角形”（从日本方面看，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极不平衡，“傍美”与“疏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系统性扭曲与紊乱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应对，必须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努力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以便促使中日间的固有矛盾趋向缓和；通过推动中日在政党层面、民间层面、地方层面等的接触和交往，改善两国间的外交氛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通过管控分歧、缓解中日关系紧张，削弱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历史、领土等）对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阻碍作用。
匡正中日美关系系统
扭曲与紊乱的战略导向
如何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这当然是一项中日美等国的“共同工作”，问题是如何促使日美等国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工作”。在此可引用刘亚洲同志在《当代世界》杂志2015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笔者认为，刘亚洲同志这段话讲得很深刻，不仅适用于中日关系，也适用于中美关系。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具有“中日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具有“中美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对外，是竞争各方为实现各自大战略目标而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争取可能达到的最于己有利的战略地位的竞争；对内，是竞争各方通过深化改革、克服自身发展瓶颈、短板和难题，增强各自软硬实力的竞赛。
既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的态势。2016年上半年，在对日外交方面，需要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使所有对日行动尽量围绕如何不让安倍在7月份参议院选举中得分这个题目做文章。与此同时，必须对紧急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不要因为长期性问题而影响紧急性问题解决的警醒，例如中日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很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防止中日擦枪走火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历史认知分歧而影响危机管控问题的解决。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加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稳，同时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使其少添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中日、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双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的竞赛。中国只有在与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中“走得更稳”，“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既加强硬实力也加强软实力，言行一致地通过坚持“和平崛起”实际行动的不断积累，在“非常容易令人动气”的国际关系领域防止因为“动气”和“发怒”而仓促出牌（这样做往往会吃亏），防止因为动气、愤怒和仇恨而诱发战略误判。
对“核心利益”需要分级别，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区分“最高或一级核心利益”和“二级核心利益”，并且需要谨慎防止后者因前者而被牺牲或忽视。与此同时，要竭力防止我国对外政策被部分民众的情绪化倾向所裹挟，将网上相关言论引领到符合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注意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防止“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中国要坚持推行真正立足于国家利益、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政策，同美日等国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竞争”，与美国共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本文的语境中，就是要促使真正确认和坐实“中国不当B 、美国不把中国当作B”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共识和互信的基础。把真正确立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百年目标、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还要兼顾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同美日在应对朝核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通过中美、中日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增强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纽带。这种稳健的战略努力过程本身即是促使日美等国加入到不断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共同工作”中来的“中国功课”。
美国有一份战略报告曾经指出，所谓美日同盟的实质就是不让日本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所用。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家无论在国民精神和素质方面还是在战略位置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用处”。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就非常注意要防止日本靠拢中国并为中国所用。因此，早在1951年美国就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以保证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不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专用。然而，中国领导人通过高超的外交艺术，促使日本领导人勇敢地越过美国设下的不准接近中国的“雷区”，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美国已在中日间埋下了如今看来对破坏中日关系十分奏效的钓鱼岛问题这颗“地雷”，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用”了日本很多东西，包括吸取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教训、导入日本的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等。可以说，当年中国“用”日本用得很成功，人们只要深入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就会切实感受到“利用”日本的实际意义。这也表明，日本问题研究者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作文，或聚在会场中议论，而应该也要深入到生产、贸易与科技革命的第一线，使自己的认识和研究能更好地切合实际。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利用”主要是在“旧ABC三角”下才得以实现的。随着“旧ABC三角”被“新ABC三角”所取代，中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收缩，美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扩大。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日本对中国已经“没有用处”了。这些研究者似乎不甚了解为什么科技比中国先进的美国还在加紧利用日本，也不甚了解为什么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源泉，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即使在扭曲的“新ABC三角”下，也仍然要坚持“旧ABC三角”下成功地推行牵制加利用的对日方针。与此同时，日本问题研究者也应该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实际，深刻认识国家利益之所在，真正为中国的对日方略和政策开展建设性的、“知己知彼”的献计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