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奇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教育改革设想，其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从根本上克服并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还比较落后，教育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在刘少奇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仍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刘少奇 两种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
把社会劳动与教育进行有机融合，是马克思基础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理，而且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经过反复的实践与缜密、细致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其实质内容与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让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仅成为哺育各领域人才的摇篮，更要承担起培训劳动后备军的光荣使命，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并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刘少奇的这一教育思想对于今天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把握中国现代教育规律，开辟中国教育新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一、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酝酿与初步形成
所谓“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指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指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劳动制度。从1949年至1957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各级学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为各条战线相继培养出了大批合格人才，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条件有限，当时的教育经费比较紧张，还不能普及初中教育，高中和大学的普及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此适龄儿童入学以及在校学生的升学问题日益严峻。1957年3月下旬，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与部分学生代表举行座谈，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这次座谈会讲话整理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经刘少奇审定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4月8日发表。该文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参加生产。在今后，一方面，将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又将一年比一年有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1]p287面对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有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1958年2月，刘少奇前往河北视察，在徐水县参观了一所白手起家的新型大学。在这里就读的学生，都是半耕（或半工）半读。刘少奇了解到这所大学的情况后，十分感兴趣。他仔细阅读了学校制定的两年制农业系讲授的15门课程和1790个课时规划后，高兴地说：“很好嘛！先学业务，后学基础知识，这就是从实际到理论，很对！”他知道了大学和县里科学研究所合用一部分仪器后，又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规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要好！”他参观了农业系的土造化肥厂和机械系的铁工场，看着炉边打铁、腰系油布的学生和他们制出的滚珠轴承，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接着，刘少奇又专门就培养人才召开会议。他指出：生产力的因素第一个是人，人的政治思想好，团结好，就能发挥积极性;再一个是人的生产技术，要加快人才培养。搞半工半读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对工人的培养，一部分是培训，一部分是调训，学几年后去当工程师，当厂长，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对新招来的和原来的青年工人，要有意识地让他少做点工作，半工半读，七八年以后就有贡献了。这不光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刘少奇还与河北省的领导一起，就半工半读的体制、领导、待遇等具体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设想和意见。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试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他当时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也是目前正在实行的。除此之外，我看是不是还可以同时采用另一种制度，这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和劳动制度。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学校里、工厂里、还是在机关里、农村里，都应该广泛地采用并推广半工半读的办法”[1]p324。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呢？他说，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地推广下去，很多教育上遇到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说，许多人升学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读书的人多了工厂里工人数量就会减少，可以空出岗位让更多的人就业。同时他还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是符合群众路线的。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并在天津、江西等地试点，参加试点的企业超过上百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生力军。
二、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与推广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一次党内重要讲话中对半工半读制度和劳动教育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这里所提到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体的，既是劳动制度，同时又是教育制度。具体点来说就是在农忙的时候种地、在农闲的时候读书，或一段时间做工、一段时间读书。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来看待。”[1]p465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固定工制度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劳动制度”。早在1957年，刘少奇在率调查组南下五省调研时就提出了，要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1964年他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实行两种教育、两种劳动制度，除了要使学校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外，还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也就是亦工亦农制度”。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找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1]470。为此，刘少奇主张，在农村，除了要大力兴办全日制学校外，还要多办一些半工半读性质的初小、高小，或是农业中学、农业技术学校。这样一来，学生既可以就近入学，还便于组织集体开荒，从而把学校办成类似农场的形式。在城市，可以由原来的技术学校和师范院校改成半工半读学校，可以创办一些工厂半工半读的中等工业技术学校。还要办相应的半工半读高等学校和师范院校，使各级半工半读学校能够相互衔接，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工矿企业要多用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特别是那些季节性生产的工厂、矿山，以及农村中的工厂和排灌站、兽医站、拖拉机站等，更应少用固定工，大量从农民中招收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工厂需要时或农闲时进厂做工，工厂不需要时或农忙时回乡种地，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并将核心内容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予以体现。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曾对学生半工半读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提出“普及教育要以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为主”。之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兴起了一场创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浪潮。例如：天津先后有100多所工厂创办了半工半读学校，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一度超过了200万人;河南省也创办了一批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学校。初步形成了与全日制学校交相呼应、相辅相成的两种教育制度。此外，部分省市还出资创办了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劳动大学等半工半读学校，有10余所高校还专门设置了半工半读的班系。不过后来由于受到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全国大部分的半工（农）半读学校都没能坚持下来。
1964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刘少奇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倡导实施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会议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全票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相关意见，并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多个步骤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当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次年又先后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和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中央转发了两个会议的报告。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全党重视”。196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刘少奇为负责人。
1964年5月以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全国得到较快发展。天津、山东等省市设立了第二教育厅（局），专管半工半读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省内28个中学以及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半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试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5年6月，全国农村的耕读小学已兴建40万所，学生总数1400多万;农业中学及其他中学共计6.1万所，在校生113万。全国城市公办半工半读学校4000多所，在校生100余万人。与此同时，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的数量也有所增长，截至1965年11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办了109所，其中87所是新创办的，22所是工厂农场办的，就读人数达280000多人。另外，全国434所全日制高等学校中，有177所开办了半工半读试点专业，在校生44000多人。304所中等农业学校中，实行半工半读的有200余所，学生人数达15万多人。随着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推广，其取得的显著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普遍认同。
三、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价值
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而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思想会发现它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第一，它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有利于教育的普及。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全日制学校，靠这种单一的学校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是难以普及教育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而且家庭也负担不起。而半工（农）半读能令国家在不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更多的青少年创造学习的机会。这不仅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使年轻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增长了阅历，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
第二，它调动了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有利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倡导，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从1958年和1964年前后的两次实践结果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打破了过去只靠国家投资、教育部门包揽办学的局面，扩大了招生规模，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把全社会办学积极性调动起来，无形中也促进了各级学校的办学质量，实为采取群众路线快速发展教育事业的有效方法。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半工（农）半读的学员往往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劳动者，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把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既能令他们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使之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又能把刚刚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此刘少奇也曾指出：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p466。因为半工（农）半读培养出来的人，同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经验，既能当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又能当普通工人、农民，在这种新人身上，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第四，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不仅是对用工制度的改革，而且可以缩小农工差别和城乡差别。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是固定工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集中表现为通常人们所说的“铁饭碗”，用工单位不能根据需要增减，劳动者也不能按个人条件选择职业。而大量录用亦工亦农的临时工，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招收人员，职工家属可以不随之进城，矿山等行业的职工可定期轮换，大大减少职业病。同时也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为农民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一条新出路。从长远说，这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直接促成了城市与工业对乡村与农业的反哺。这既是对城乡二元化壁垒的冲击与破除，也是对“两种制度”思想和实践的推广与延续。
综上所述，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尽管这一思想在内容表述上略带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后期还将其与反修防修联系到了一起，但瑕不掩瑜，况且这毕竟是由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于前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指出：“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形式上、结构上、内容上都应有所创新。”这无疑是对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吴自锋
[关键词] 刘少奇 两种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
把社会劳动与教育进行有机融合，是马克思基础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理，而且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经过反复的实践与缜密、细致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其实质内容与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让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仅成为哺育各领域人才的摇篮，更要承担起培训劳动后备军的光荣使命，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并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刘少奇的这一教育思想对于今天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把握中国现代教育规律，开辟中国教育新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一、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酝酿与初步形成
所谓“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指半日制的教育制度、半日制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指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劳动制度。从1949年至1957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各级学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为各条战线相继培养出了大批合格人才，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条件有限，当时的教育经费比较紧张，还不能普及初中教育，高中和大学的普及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此适龄儿童入学以及在校学生的升学问题日益严峻。1957年3月下旬，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与部分学生代表举行座谈，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这次座谈会讲话整理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经刘少奇审定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4月8日发表。该文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参加生产。在今后，一方面，将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又将一年比一年有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1]p287面对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有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1958年2月，刘少奇前往河北视察，在徐水县参观了一所白手起家的新型大学。在这里就读的学生，都是半耕（或半工）半读。刘少奇了解到这所大学的情况后，十分感兴趣。他仔细阅读了学校制定的两年制农业系讲授的15门课程和1790个课时规划后，高兴地说：“很好嘛！先学业务，后学基础知识，这就是从实际到理论，很对！”他知道了大学和县里科学研究所合用一部分仪器后，又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规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要好！”他参观了农业系的土造化肥厂和机械系的铁工场，看着炉边打铁、腰系油布的学生和他们制出的滚珠轴承，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接着，刘少奇又专门就培养人才召开会议。他指出：生产力的因素第一个是人，人的政治思想好，团结好，就能发挥积极性;再一个是人的生产技术，要加快人才培养。搞半工半读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对工人的培养，一部分是培训，一部分是调训，学几年后去当工程师，当厂长，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对新招来的和原来的青年工人，要有意识地让他少做点工作，半工半读，七八年以后就有贡献了。这不光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刘少奇还与河北省的领导一起，就半工半读的体制、领导、待遇等具体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设想和意见。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试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建议。他当时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也是目前正在实行的。除此之外，我看是不是还可以同时采用另一种制度，这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和劳动制度。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学校里、工厂里、还是在机关里、农村里，都应该广泛地采用并推广半工半读的办法”[1]p324。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呢？他说，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地推广下去，很多教育上遇到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说，许多人升学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读书的人多了工厂里工人数量就会减少，可以空出岗位让更多的人就业。同时他还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是符合群众路线的。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并在天津、江西等地试点，参加试点的企业超过上百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生力军。
二、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与推广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一次党内重要讲话中对半工半读制度和劳动教育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这里所提到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体的，既是劳动制度，同时又是教育制度。具体点来说就是在农忙的时候种地、在农闲的时候读书，或一段时间做工、一段时间读书。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来看待。”[1]p465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固定工制度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劳动制度”。早在1957年，刘少奇在率调查组南下五省调研时就提出了，要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1964年他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实行两种教育、两种劳动制度，除了要使学校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外，还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也就是亦工亦农制度”。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找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1]470。为此，刘少奇主张，在农村，除了要大力兴办全日制学校外，还要多办一些半工半读性质的初小、高小，或是农业中学、农业技术学校。这样一来，学生既可以就近入学，还便于组织集体开荒，从而把学校办成类似农场的形式。在城市，可以由原来的技术学校和师范院校改成半工半读学校，可以创办一些工厂半工半读的中等工业技术学校。还要办相应的半工半读高等学校和师范院校，使各级半工半读学校能够相互衔接，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工矿企业要多用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特别是那些季节性生产的工厂、矿山，以及农村中的工厂和排灌站、兽医站、拖拉机站等，更应少用固定工，大量从农民中招收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工厂需要时或农闲时进厂做工，工厂不需要时或农忙时回乡种地，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并将核心内容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予以体现。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曾对学生半工半读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提出“普及教育要以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为主”。之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兴起了一场创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浪潮。例如：天津先后有100多所工厂创办了半工半读学校，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一度超过了200万人;河南省也创办了一批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学校。初步形成了与全日制学校交相呼应、相辅相成的两种教育制度。此外，部分省市还出资创办了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劳动大学等半工半读学校，有10余所高校还专门设置了半工半读的班系。不过后来由于受到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全国大部分的半工（农）半读学校都没能坚持下来。
1964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刘少奇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倡导实施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会议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全票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相关意见，并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多个步骤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当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次年又先后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和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中央转发了两个会议的报告。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全党重视”。196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刘少奇为负责人。
1964年5月以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全国得到较快发展。天津、山东等省市设立了第二教育厅（局），专管半工半读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省内28个中学以及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半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试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5年6月，全国农村的耕读小学已兴建40万所，学生总数1400多万;农业中学及其他中学共计6.1万所，在校生113万。全国城市公办半工半读学校4000多所，在校生100余万人。与此同时，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的数量也有所增长，截至1965年11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办了109所，其中87所是新创办的，22所是工厂农场办的，就读人数达280000多人。另外，全国434所全日制高等学校中，有177所开办了半工半读试点专业，在校生44000多人。304所中等农业学校中，实行半工半读的有200余所，学生人数达15万多人。随着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推广，其取得的显著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普遍认同。
三、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价值
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而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思想会发现它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第一，它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有利于教育的普及。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全日制学校，靠这种单一的学校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是难以普及教育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而且家庭也负担不起。而半工（农）半读能令国家在不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更多的青少年创造学习的机会。这不仅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使年轻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增长了阅历，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
第二，它调动了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有利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倡导，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从1958年和1964年前后的两次实践结果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打破了过去只靠国家投资、教育部门包揽办学的局面，扩大了招生规模，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把全社会办学积极性调动起来，无形中也促进了各级学校的办学质量，实为采取群众路线快速发展教育事业的有效方法。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半工（农）半读的学员往往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劳动者，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把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既能令他们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使之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又能把刚刚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此刘少奇也曾指出：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p466。因为半工（农）半读培养出来的人，同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经验，既能当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又能当普通工人、农民，在这种新人身上，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第四，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不仅是对用工制度的改革，而且可以缩小农工差别和城乡差别。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是固定工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集中表现为通常人们所说的“铁饭碗”，用工单位不能根据需要增减，劳动者也不能按个人条件选择职业。而大量录用亦工亦农的临时工，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招收人员，职工家属可以不随之进城，矿山等行业的职工可定期轮换，大大减少职业病。同时也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为农民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一条新出路。从长远说，这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直接促成了城市与工业对乡村与农业的反哺。这既是对城乡二元化壁垒的冲击与破除，也是对“两种制度”思想和实践的推广与延续。
综上所述，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尽管这一思想在内容表述上略带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后期还将其与反修防修联系到了一起，但瑕不掩瑜，况且这毕竟是由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于前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指出：“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形式上、结构上、内容上都应有所创新。”这无疑是对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