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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一系列反腐题材的电视节目增强了社会的法律和纪律意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探索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本文以本土社会心理学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兩部反腐纪录片中57个腐败分子的自述进行分析，探究腐败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发现，“人情”“面子”等影响腐败分子行为的心理要素，在本土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基于群体压力的“圈子”展现了冲突与协商的互构关系。因此，深度开展本土文化的去封建化报道，开展参与式反腐传播叙事，被视为未来反腐败传播的路径。
【关键词】反腐败传播；本土社会心理；社会建构；媒体责任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公众对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反腐工作的力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众多媒体传播的有关反腐的内容中，腐败分子的自述往往勾画出其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本研究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视角，通过分析《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两部反腐纪录片腐败分子的自述，探究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一、将本土社会心理学引入传播研究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如何运用多学科、多维度、多方法解决本土和地区问题是学者们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本研究试图引入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本土社会心理学。本土社会心理学产生于中国港、台地区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飞跃，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主义、反学术霸权主义、文化自觉意识高涨，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社会心理学“水土不服”，以杨国枢、杨中芳为代表的华人社会心理学者优先关注中西文化殊异性及其社会心理学意涵，并致力于构建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①因此，传播学对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引入，更能使得概念或理论与文化契合，保持一致性、脉络性、可解释性。与此同时，本土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分析影响、形塑中国人交往关系、关联方式、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机制。在腐败分子的自述中，对中国“情理社会”的心理依赖与群体压力，被其解释为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动因。依据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中国“情理社会”的属性。第一，情理社会简化儒家“礼”中的“天理”“人情”概念为“情理”。天理重秩序和普遍主义，人情重随心所欲和特殊主义。基于此，情理社会对做人、做事及其判断不是单从理性、逻辑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还从具体的、情境的和个别性来考虑。第二，“情理”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是深藏于个人心中的感觉，不具有实定性但引导人们的判断，也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这表面上强调了“公称”，但实际上往往会变成“私称”，依据关系、人情、面子等来进行权衡。②第三，在情理社会中，关系、人情、面子、自己人等重要的概念，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关系运作、行为方式的混合性理解。
二、腐败分子电视自述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两部反腐纪录片中57个腐败分子面对镜头的自述进行分析发现，“人情”“面子”等影响腐败分子行为的心理要素在本土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在本土社会文化中，“人情”“面子”往往成为麻痹警惕、消融界限的心理因素，而腐败不断加深的过程更是与人情关系的巩固、面子的运作交织在一起。
（一）“人情”关系心理驱动的腐败行为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情理社会，关系与制度之间存在协调的空间③，“关系”意味着分享资源。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构成和运行——家族和乡里成员长期而共同的生活和互相支持、儒家伦理的强化和中国传统法律对个人义务的规定等④，中国的“关系”依据乡土社会中宗族内部利益共享的原则，且由“家族主义”拓展到“泛家族主义”。所以，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成为商人们贿赂官员的重要动机，而“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与“人情”运作密切相关。
在57个腐败分子的自述文本中，有10个文本⑤明确地解释了官商界限消融的起始，“吃喝”“感情”构成了文本的关键词。首先，人情运作的期待不是直接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吃喝”被腐败分子认为可以“不留痕迹”“花费不高”“不是大事”，其心理总体被判定为受益直接且风险低。
“烟抽掉了、酒喝掉了，我不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就感觉到无所谓。”（腐败分子万小保自述，《永远在路上》）
“反正是工作餐也不会花销很多，就由他去付费，是这样的考虑。”（腐败分子侯奕斌自述，《永远在路上》）
“原来私人企业主请我吃饭，我认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吃就吃吧，好像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这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放松。”（腐败分子杨卫泽自述，《永远在路上》）
“吃喝”成为合适的建立关系的人情运作方式。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包含金钱、财货或服务，也包含抽象的情感。而人们在根本上认为“情义”无价（当然，也可以根据情况定价），不能被理解为一般性的交易，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人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送人情的方式和利益大小，这就降低了建立关系时送人情的门槛。商人们通过“吃喝”这种非重大物质利益的方式，表达追求“有饭同吃、亲如一家的中国式有情有义”⑥的心意，便可以达到送人情、建立关系的效果。
“跟他们这种交往是从吃喝开始而导致的。一起吃喝当中，认为这都是哥们、朋友，所以就不再设防了。跟他们吃饭喝酒都是高档的，反正就是显示他的热情。”（腐败分子张建津自述，《永远在路上》）
“人情”关系建立后，关系的“维持”也是腐败行为继续产生的动因。纪录片中6个自述者阐述了官商界人情关系维持的方式。这主要基于人情运作的三个原则：
一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土地不能移、聚族而居和家庭生活中的血缘亲情都导致人际关系以长期、稳定和和谐为要旨。⑦所以，人情关系一旦建立便难以断绝。 “小的东西收下以后，等于大家之间也建立个关系。人与人之间这关系，无论干部还是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要把人家拒之于门外。”（腐败分子杨卫泽自述，《永远在路上》）
二是，人情遵循着“欠-还”的规律来维系。中国人通过人情反复的“亏欠—偿还”来维持关系。“受惠的人总是变一个花样加重分量去报答对方，造成施惠的人反欠人情，这就又使施惠的人再加重分量去归还。”⑧如此反复，人情关系便得以建立和稳固。基于文本分析发现，腐败分子与贿赂者之间为了维持人情的平衡而陷入了更深的关系中。
“没想到这么容易，他就愿意用这个重量级的工程去和我交往。”（腐败分子袁卫华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也推辞了，没推辞掉，就是这种情况。”（腐败分子陈振江自述，《永远在路上》）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社会规范。平常个人应当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拜会访问等方式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在对方遇到危难时给予帮助。⑨
“都是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两三万美元。”（腐败分子聂春玉自述，《永远在路上》）
（二）腐败行为之下“面子”与权力的运作
“面子”会成为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和工具。在腐败分子自述中，13人谈及“面子”问题的深层心理，主要体现在“追求奢华的生活”“出面组局”“打招呼”等。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面子的关键在于认同，它具有扩散性、分享性，而面子运作的原则在于维护官场的和谐与秩序。
在情理社会中，“脸”指一个行动者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圈所认同的行为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自身形象，而“面子”是该行动者根据他人的正反面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⑩一方面，腐败分子在官商交往的社会圈子中对商人的奢华生活产生了认同，另一方面，腐败分子基于不同级别官员的待遇差别对更高级的生活产生了认同，因此，“追求奢华的生活”成为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
“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腐败分子白恩培自述，《永远在路上》）
“想过是违法，但是还是要去做，思想就是感觉上这个班好像没什么钱一样，觉得钱太少了，那种贪婪、虚荣之类的。”（腐败分子潘光旭自述，《永远在路上》）
脸面是一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它的动力和行为方向都是以与相关的人共享为特征的。与具有权威的人有关联则能分享权力，甚至无需依赖资源的交换。基于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腐败分子“出面组局”，同一场域的官员们则会“给面子”，即为与他有关联的商人们提供资源，以证明对他的重要性的承认。
“把别人请来，他的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他对你是不是会照顾？肯定会照顾的。”（腐败分子罗凯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出个面帮他站个台，一起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这个事都会办得通。”（腐败分子周本顺自述，《永远在路上》）
“打招呼”这种腐败行为意味着维护权力关系中的权威，以维护官场的所谓和谐与秩序。在社会关系中，大家会共同确认一个中心人物，也即确认权威性和正确性，确保关系上的控制力，维持社会秩序。
“当一把手35年，我体会，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腐败分子朱明国自述，《永远在路上》）
“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腐败分子魏健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腐败官员通过互动关系中“给面子”认可其权威，并在社会交往中时刻避免“得罪”他人或“伤及他人面子”。
三、群体中的冲突与协商：本土“圈子”文化的社会影响
腐败分子的自述中，“群体压力”也是其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心理驱动。腐败分子之间形成了冲突与协商的关系，并以不断“吸纳”“侵蚀”的方式影响更广泛的群体，甚至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圈出现“塌方式腐敗”的局面。本土“圈子”文化与“意见气候”共同建构了具有本土特质的腐败心理机制。
群体成员分享共同的信念态度，接受该群体的共同准则，并且他们至少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群体压力是维护群体秩序的重要因素，是“群体中多数意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压力，迫使个体（或使得个体盲目）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基于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为了维护所谓的群体利益的安全、稳定与扩张，腐败群体内存在冲突与协商的关系与过程，腐败群体会通过操纵人事调动、资源分配等方式向更多官员群体施加群体压力，意图将其吸纳进腐败群体以提升资源掌控能力。而作为社会性的人，人们有着合群倾向而避免遭到心理孤立和制裁。同时，基于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判断，人们倾向于认同多数人的意见，以获得心理安全。最终，早期不愿腐败的官员会迫于群体压力做出“从众”的行为。
“我也没有去活动活动啥的，在10个里面选6个，我后面的选上了，但是我没选上。我一直是在给别人挪位子，我也感觉到了管用的是潜规则，我也请关系好的帮我准备一点（钱），我也去看看领导，逢年过节。”（腐败分子闫刚平自述，《永远在路上》）
“当时冶金集团的一个董事长反映了南钢这样去改革的话，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苏荣马上就打击报复他。”（腐败分子李天鸥自述，《永远在路上》）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的圈子文化，腐败分子模糊群己、公私关系，以领导干部为中心形成各种规模不等的圈子，并围绕中心人物形成圈子内亲疏远近不同的等级格局与隶属关系。 “他们每个人送给我，也可能他就去再收人家的，就把我整个地税的风气带坏了。”（腐败分子王平自述，《永远在路上》）
群体存在准则和群体压力，圈子文化则讲究圈子内群体对核心人物的忠诚。和谐和秩序是圈子维护利益安全稳定的重要准则，所谓“大局为重”，对核心人物的忠诚意味着对权威的承认，对圈子的和谐与秩序的维护。
“山西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我的体会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也对上面有影响，上面也对下面有影响。”（腐败分子聂春玉自述，《永远在路上》）
“觉得，中纪委这地方，谁查中纪委啊？真是这种心态在里边。”（腐败分子魏健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四、对反腐败传播的相关建议
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中。基于腐败分子的自述文本，我们分析了腐败背后的本土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对于反腐败传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主流媒体应对受众理解我国社会文化进行正确引导。在整体样本中，25个口述文本呈现了腐败分子基于“自我”行为的认知忏悔，这将对官员们重塑“自己”的含义、“自己人”的标准有重要的启示。主流媒体在反腐败传播中可对腐败分子对社会文化的错误理解进行矫正式解读，形成重塑个体自我、交往方式的共识。在我国，个体的“自我”不但包括个体的身体实体，同时包括具有特别意义的他人（“自己人”）。“中国人的我他边界是在包括‘个己’和‘自己人’的‘自己’与‘外人’之间。”腐败分子认识到要强调官员与家人等自己人的边界，才能真正维护自己人利益、维护关系。所以，本土社会心理也需要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作为最基础的真实存在，在以文化与社会结构为一体两面的软性关系场域中参与对社会的建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反腐传播在理解和呈现腐败行为产生的本土文化、本土社会心理因素的同时，要进行去伪存真式的报道，以推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改变。
二是，应对“圈子”内部“他人”视角进行多元呈现。在媒介呈现腐败行为产生的过程中，除当事人自述，同时也应意到腐败分子“想象的圈子”中“他者”对其行为的认知与评判。通过对多元视角的表达，对亟待澄清的“误读”进行分析与报道，可以以此矫正潜在的腐败行为的心理活动，形成新的“廉洁面子文化”。
三是，应调动新兴媒体参与反腐败传播。数字时代，全媒体报道、互动记录等新兴媒体的报道形式能够吸引大批用户的关注，利用多元叙事方式推動用户参与是反腐败传播的未来着力点之一。
综上，本文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腐败分子的电视自述，分析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丰富了反腐传播的相关研究。本土社会心理学具有内生性，研究者认为在反腐败传播策略中，主流媒体可以帮助公众与政府机关人员重塑对个体自我、交往方式的认识，重新建构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反腐败传播；本土社会心理；社会建构；媒体责任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公众对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反腐工作的力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众多媒体传播的有关反腐的内容中，腐败分子的自述往往勾画出其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本研究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视角，通过分析《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两部反腐纪录片腐败分子的自述，探究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一、将本土社会心理学引入传播研究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如何运用多学科、多维度、多方法解决本土和地区问题是学者们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本研究试图引入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本土社会心理学。本土社会心理学产生于中国港、台地区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飞跃，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主义、反学术霸权主义、文化自觉意识高涨，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社会心理学“水土不服”，以杨国枢、杨中芳为代表的华人社会心理学者优先关注中西文化殊异性及其社会心理学意涵，并致力于构建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①因此，传播学对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引入，更能使得概念或理论与文化契合，保持一致性、脉络性、可解释性。与此同时，本土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分析影响、形塑中国人交往关系、关联方式、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机制。在腐败分子的自述中，对中国“情理社会”的心理依赖与群体压力，被其解释为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动因。依据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中国“情理社会”的属性。第一，情理社会简化儒家“礼”中的“天理”“人情”概念为“情理”。天理重秩序和普遍主义，人情重随心所欲和特殊主义。基于此，情理社会对做人、做事及其判断不是单从理性、逻辑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还从具体的、情境的和个别性来考虑。第二，“情理”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是深藏于个人心中的感觉，不具有实定性但引导人们的判断，也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这表面上强调了“公称”，但实际上往往会变成“私称”，依据关系、人情、面子等来进行权衡。②第三，在情理社会中，关系、人情、面子、自己人等重要的概念，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关系运作、行为方式的混合性理解。
二、腐败分子电视自述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两部反腐纪录片中57个腐败分子面对镜头的自述进行分析发现，“人情”“面子”等影响腐败分子行为的心理要素在本土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在本土社会文化中，“人情”“面子”往往成为麻痹警惕、消融界限的心理因素，而腐败不断加深的过程更是与人情关系的巩固、面子的运作交织在一起。
（一）“人情”关系心理驱动的腐败行为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情理社会，关系与制度之间存在协调的空间③，“关系”意味着分享资源。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构成和运行——家族和乡里成员长期而共同的生活和互相支持、儒家伦理的强化和中国传统法律对个人义务的规定等④，中国的“关系”依据乡土社会中宗族内部利益共享的原则，且由“家族主义”拓展到“泛家族主义”。所以，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成为商人们贿赂官员的重要动机，而“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与“人情”运作密切相关。
在57个腐败分子的自述文本中，有10个文本⑤明确地解释了官商界限消融的起始，“吃喝”“感情”构成了文本的关键词。首先，人情运作的期待不是直接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吃喝”被腐败分子认为可以“不留痕迹”“花费不高”“不是大事”，其心理总体被判定为受益直接且风险低。
“烟抽掉了、酒喝掉了，我不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就感觉到无所谓。”（腐败分子万小保自述，《永远在路上》）
“反正是工作餐也不会花销很多，就由他去付费，是这样的考虑。”（腐败分子侯奕斌自述，《永远在路上》）
“原来私人企业主请我吃饭，我认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吃就吃吧，好像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这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放松。”（腐败分子杨卫泽自述，《永远在路上》）
“吃喝”成为合适的建立关系的人情运作方式。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包含金钱、财货或服务，也包含抽象的情感。而人们在根本上认为“情义”无价（当然，也可以根据情况定价），不能被理解为一般性的交易，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人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送人情的方式和利益大小，这就降低了建立关系时送人情的门槛。商人们通过“吃喝”这种非重大物质利益的方式，表达追求“有饭同吃、亲如一家的中国式有情有义”⑥的心意，便可以达到送人情、建立关系的效果。
“跟他们这种交往是从吃喝开始而导致的。一起吃喝当中，认为这都是哥们、朋友，所以就不再设防了。跟他们吃饭喝酒都是高档的，反正就是显示他的热情。”（腐败分子张建津自述，《永远在路上》）
“人情”关系建立后，关系的“维持”也是腐败行为继续产生的动因。纪录片中6个自述者阐述了官商界人情关系维持的方式。这主要基于人情运作的三个原则：
一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土地不能移、聚族而居和家庭生活中的血缘亲情都导致人际关系以长期、稳定和和谐为要旨。⑦所以，人情关系一旦建立便难以断绝。 “小的东西收下以后，等于大家之间也建立个关系。人与人之间这关系，无论干部还是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要把人家拒之于门外。”（腐败分子杨卫泽自述，《永远在路上》）
二是，人情遵循着“欠-还”的规律来维系。中国人通过人情反复的“亏欠—偿还”来维持关系。“受惠的人总是变一个花样加重分量去报答对方，造成施惠的人反欠人情，这就又使施惠的人再加重分量去归还。”⑧如此反复，人情关系便得以建立和稳固。基于文本分析发现，腐败分子与贿赂者之间为了维持人情的平衡而陷入了更深的关系中。
“没想到这么容易，他就愿意用这个重量级的工程去和我交往。”（腐败分子袁卫华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也推辞了，没推辞掉，就是这种情况。”（腐败分子陈振江自述，《永远在路上》）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社会规范。平常个人应当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拜会访问等方式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在对方遇到危难时给予帮助。⑨
“都是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两三万美元。”（腐败分子聂春玉自述，《永远在路上》）
（二）腐败行为之下“面子”与权力的运作
“面子”会成为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和工具。在腐败分子自述中，13人谈及“面子”问题的深层心理，主要体现在“追求奢华的生活”“出面组局”“打招呼”等。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面子的关键在于认同，它具有扩散性、分享性，而面子运作的原则在于维护官场的和谐与秩序。
在情理社会中，“脸”指一个行动者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圈所认同的行为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自身形象，而“面子”是该行动者根据他人的正反面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⑩一方面，腐败分子在官商交往的社会圈子中对商人的奢华生活产生了认同，另一方面，腐败分子基于不同级别官员的待遇差别对更高级的生活产生了认同，因此，“追求奢华的生活”成为腐败行为产生的动机。
“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腐败分子白恩培自述，《永远在路上》）
“想过是违法，但是还是要去做，思想就是感觉上这个班好像没什么钱一样，觉得钱太少了，那种贪婪、虚荣之类的。”（腐败分子潘光旭自述，《永远在路上》）
脸面是一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它的动力和行为方向都是以与相关的人共享为特征的。与具有权威的人有关联则能分享权力，甚至无需依赖资源的交换。基于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腐败分子“出面组局”，同一场域的官员们则会“给面子”，即为与他有关联的商人们提供资源，以证明对他的重要性的承认。
“把别人请来，他的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他对你是不是会照顾？肯定会照顾的。”（腐败分子罗凯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出个面帮他站个台，一起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这个事都会办得通。”（腐败分子周本顺自述，《永远在路上》）
“打招呼”这种腐败行为意味着维护权力关系中的权威，以维护官场的所谓和谐与秩序。在社会关系中，大家会共同确认一个中心人物，也即确认权威性和正确性，确保关系上的控制力，维持社会秩序。
“当一把手35年，我体会，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腐败分子朱明国自述，《永远在路上》）
“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腐败分子魏健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腐败官员通过互动关系中“给面子”认可其权威，并在社会交往中时刻避免“得罪”他人或“伤及他人面子”。
三、群体中的冲突与协商：本土“圈子”文化的社会影响
腐败分子的自述中，“群体压力”也是其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心理驱动。腐败分子之间形成了冲突与协商的关系，并以不断“吸纳”“侵蚀”的方式影响更广泛的群体，甚至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圈出现“塌方式腐敗”的局面。本土“圈子”文化与“意见气候”共同建构了具有本土特质的腐败心理机制。
群体成员分享共同的信念态度，接受该群体的共同准则，并且他们至少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群体压力是维护群体秩序的重要因素，是“群体中多数意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压力，迫使个体（或使得个体盲目）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基于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为了维护所谓的群体利益的安全、稳定与扩张，腐败群体内存在冲突与协商的关系与过程，腐败群体会通过操纵人事调动、资源分配等方式向更多官员群体施加群体压力，意图将其吸纳进腐败群体以提升资源掌控能力。而作为社会性的人，人们有着合群倾向而避免遭到心理孤立和制裁。同时，基于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判断，人们倾向于认同多数人的意见，以获得心理安全。最终，早期不愿腐败的官员会迫于群体压力做出“从众”的行为。
“我也没有去活动活动啥的，在10个里面选6个，我后面的选上了，但是我没选上。我一直是在给别人挪位子，我也感觉到了管用的是潜规则，我也请关系好的帮我准备一点（钱），我也去看看领导，逢年过节。”（腐败分子闫刚平自述，《永远在路上》）
“当时冶金集团的一个董事长反映了南钢这样去改革的话，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苏荣马上就打击报复他。”（腐败分子李天鸥自述，《永远在路上》）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的圈子文化，腐败分子模糊群己、公私关系，以领导干部为中心形成各种规模不等的圈子，并围绕中心人物形成圈子内亲疏远近不同的等级格局与隶属关系。 “他们每个人送给我，也可能他就去再收人家的，就把我整个地税的风气带坏了。”（腐败分子王平自述，《永远在路上》）
群体存在准则和群体压力，圈子文化则讲究圈子内群体对核心人物的忠诚。和谐和秩序是圈子维护利益安全稳定的重要准则，所谓“大局为重”，对核心人物的忠诚意味着对权威的承认，对圈子的和谐与秩序的维护。
“山西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我的体会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也对上面有影响，上面也对下面有影响。”（腐败分子聂春玉自述，《永远在路上》）
“觉得，中纪委这地方，谁查中纪委啊？真是这种心态在里边。”（腐败分子魏健自述，《打铁还需自身硬》）
四、对反腐败传播的相关建议
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中。基于腐败分子的自述文本，我们分析了腐败背后的本土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对于反腐败传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主流媒体应对受众理解我国社会文化进行正确引导。在整体样本中，25个口述文本呈现了腐败分子基于“自我”行为的认知忏悔，这将对官员们重塑“自己”的含义、“自己人”的标准有重要的启示。主流媒体在反腐败传播中可对腐败分子对社会文化的错误理解进行矫正式解读，形成重塑个体自我、交往方式的共识。在我国，个体的“自我”不但包括个体的身体实体，同时包括具有特别意义的他人（“自己人”）。“中国人的我他边界是在包括‘个己’和‘自己人’的‘自己’与‘外人’之间。”腐败分子认识到要强调官员与家人等自己人的边界，才能真正维护自己人利益、维护关系。所以，本土社会心理也需要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作为最基础的真实存在，在以文化与社会结构为一体两面的软性关系场域中参与对社会的建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反腐传播在理解和呈现腐败行为产生的本土文化、本土社会心理因素的同时，要进行去伪存真式的报道，以推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改变。
二是，应对“圈子”内部“他人”视角进行多元呈现。在媒介呈现腐败行为产生的过程中，除当事人自述，同时也应意到腐败分子“想象的圈子”中“他者”对其行为的认知与评判。通过对多元视角的表达，对亟待澄清的“误读”进行分析与报道，可以以此矫正潜在的腐败行为的心理活动，形成新的“廉洁面子文化”。
三是，应调动新兴媒体参与反腐败传播。数字时代，全媒体报道、互动记录等新兴媒体的报道形式能够吸引大批用户的关注，利用多元叙事方式推動用户参与是反腐败传播的未来着力点之一。
综上，本文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腐败分子的电视自述，分析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丰富了反腐传播的相关研究。本土社会心理学具有内生性，研究者认为在反腐败传播策略中，主流媒体可以帮助公众与政府机关人员重塑对个体自我、交往方式的认识，重新建构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