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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综合改革试点是1983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开始进行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同时，重庆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并且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
建议选择重庆进行改革试点
事情还要从1979年说起。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四川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当时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同志。中财委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四川调查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刘明夫同志带队。
四川省重庆市是长江、嘉陵江物资的集散地，长江上游的商贸城市，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在抗战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曾经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国际上有名。但我们到重庆一看，城市破破烂烂，市一级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过10个亿。这10个亿还得拿一块出来支援四川三州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在经济体制上，重庆的行政地位和周边的江津、万县、涪陵等专区是一样的，都是地市级。回想解放初我刚到重庆时，长江嘉陵江两岸大小船只穿梭往来、在岸边停得密密麻麻，农产品副食品交易熙熙攘攘，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商业和船只往来，经济活动被封闭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割断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往来，不但无法发挥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而且给重庆农副产品供应带来很多困难。当时重庆有几百家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分别归中央各部和省各厅、市区各局分别管理，实行条条垂直领导，重庆市政府对这些企业没有任何管理和协调的权力，企业间难以形成专业化和协作关系。
调查组研究了重庆这些情况，认为重庆的问题，关键是对城市的性质和城市的功能认识不清。城市是一个经济中心，是一个大小不同区域的经济中心，包括交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等，有的还是政治中心；它有几个特殊功能，就是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等等。如果把一个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发挥出来，不仅城市的生产力能够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
调查组回到成都后，我们向省委作了汇报。我们提出了“城市是经济中心”的概念，主张把城市和专区的体制区别开来，实行城市改革，积极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区域的发展。省委领导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也同意推进城市改革。但给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大改革，对四川省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改革。省上各部门基本上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1982年初，四川大学有位老师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他认为我国国有的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为总干事。国务院将信转到发展研究中心，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这个观点。大家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更应当扩大自主权。但怎么改，还需要实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82年4月，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各带了几位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到首钢进行试点。我和蒋一苇同志是在改革开放中认识的。由于认识一致，性情相投，很快就成了合作伙伴。为什么选择首钢呢?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全国8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很强烈的要求；第三，我是从首钢出来的，熟悉情况，一些领导人都是原来的老同志，还认识许多老工人。
我们在首钢紧张地工作了40天，研究的结果是应该给予大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当时国有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决策者是国家，首钢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原材料由国家调配，产品由国家销售，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基建和技改投资由国家拨付，亏损由国家承担。我们与首钢共同研究，这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很不利。首先应从上缴利润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于是我们和首钢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改革方案，取名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我们的意见是，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要定一个基数，然后再确定一个每年递增的比例，由企业包干，若干年不变。留给企业的利润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职工的住宅建设和奖金，国家不再拨付。当时我们的意见是以1979年首钢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5％，一定15年不变。剩下的钱用于首钢的技术改造，改造后的资产仍属于全民所有。我们把这个方案写成一个报告：《关于在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报给国务院。同时在报告里又附带提了一条建议，就是请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我们之所以提这条建议，是因为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有密切关系。城市不改革，企业改革很难推进。
当时国家体改委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选择了湖北的沙市和江苏的常州两个城市进行改革试点。我们感到，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绝大部分是小企业，而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关系非常简单。在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很难找到改革城市体制的途径。所以我们在报告里就提出要选择一个经济关系比较复杂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并建议选择重庆。
我们的报告送上去后，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经过同有关部门的协调将每年上缴利润递增5％，改为每年递增7.2％，增加了2.2个百分点。在批准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同时，国务院领导在批示中还有一句话：要国家体改委对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的建议进行研究。报告经过批准，我们非常高兴。在解决了首钢试点问题之后，原班人马又赶到重庆进行调查研究。重庆市委的王谦、于汉卿等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非常高兴，积极为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在北京，国家体改委也在研究国务院关于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的批示。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体改委的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关于首钢试点的报告上批得密密麻麻，其中一个疑问，就是重庆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
我们一看薄一波同志的批示，担心重庆改革试点得不到批准，就决定兵分三路：我在重庆写调查报告；蒋一苇同志回北京，寻找渠道给薄一波同志汇报重庆的情况；另一部分人南下沙市、常州，了解试点情况。我把报告写好后，寄给蒋一苇同志修改，然后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再报国务院；同时，通过薄一波同志的秘书贺光辉把报告送给了薄老。
报告的名称是《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在报告中，我们突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突出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搞好重庆市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城市经济中心的 作用。同时，重庆又是国防工业集中的地方，搞好了重庆的改革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二是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改革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有一支初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意见。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过报告。1981年，国家计委准备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曾致函省、市征求意见；1981年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市搞城市改革试点，国务院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试点改在重庆。四是突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以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以上四点意见，对中央下决心在重庆进行试点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国防工业体制和军工企业的改革问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非常关心。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四川和重庆的改革都没有包括军工企业在内。
中央决定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
我们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是1982年11月送上去的，1983年年初，中央批准在重庆进行改革试点，重庆狂喜，我们也很高兴。
中央文件下来后，紧跟着就有一系列行动。中央是由薄老带队，有各部的正副部长几十人来到重庆；省里由管改革的书记刘西尧同志带队，有各厅的正副厅长参加；重庆由王谦和于汉卿带队，由有关局的负责人参加，加起来有100多人。我们课题组同志也参加了有关会议。
为什么要三方面的人都来参加呢?因为重庆所实行的是几项涉及三方权力和利益的重大改革：
第一，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计划中，还有分省计划。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就必须把重庆的计划从四川的计划中分离出来，在国家计划中单列。计划涉及许多指标项目，必须三方算账、谈判、衔接，才能建立起计划单列体制。
第二，重庆企业的隶属关系非常复杂，有中央属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区属企业，还有街道企业，在改革中要求中央属、省属企业尽可能下放给重庆管理。这就要求三级政府部门进行谈判和交接。
第三，财政计划单列是计划单列中的最重要的项目，涉及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利益。重庆是财政上缴单位。改革前上缴省，改革后要直接上缴中央；与此同时，必须减少四川上缴中央财政的份额。这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三方算账、谈判，才能达成一致。
所以那时我们开玩笑说，重庆开的是“骡马大会”。
看到中央文件以后，我们决定写一篇文章，宣传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意义，回答一些同志特别是省级部门同志的疑问。文章题目叫《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内容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对重庆的定性和定位。在文章中我们把重庆市定位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通过历史考察，我们提出重庆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抗战时期是重庆最繁荣的年代。第二是指出重庆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一、打破行政区划，使重庆成为有关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金融事业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城市；二、打破条块关系的束缚，使重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成为一个能管理全市企业的、有权组织全市经济的综合平衡和专业协作的、责权利相结合的城市；三、打破城乡分割，适当扩大重庆行政区范围，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使重庆成为一个以经济中心为依托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经济区；四、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与海外的联系，使重庆成为一个内河外贸城市；五、改革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下，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使重庆成为一个经济生活健康而活跃的城市。第三是回答了对重庆改革的四个问题：一是把企业下放给市管，会不会又由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变成经济中心所有制?会不会出现城市之间的重复布点、重复生产、追求城市的大而全，破坏全省的合理布局?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会不会削弱对农村的领导，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省一级厅(局)基本上不直接管理企业，是不是会削弱省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这篇文章是由我和我的助手郭元唏同志联合写成的，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983年2月19日在《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后来得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比如哪些企业要下放，哪些权利要下放；重庆财政上缴，缴省里多少，缴国家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方案，中央又下了文件，正式宣布重庆实行计划单列，重庆可以直接和中央各部打交道，可以参加中央召开的省一级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看省一级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文件，同时还给了重庆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同时，中央决定将重庆与永川专区合并，原永川专区的县由重庆市领导。省委书记谭启龙宣布了中央和省委关于永川专区与重庆合并的决定。地委书记白兰芳同志立即到重庆，参加了市管县的改革。
中央作出计划单列决定后，重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落实决定的工作。我和蒋一苇同志被聘为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在重庆的各种会上做了许多场报告，提了许多建议。
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作者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兼职委员，重庆市、武汉市经济顾问。本文系作者2002年5月10日自述，2004年11月15日、2008年9月15日两次修改补充的定稿。)
建议选择重庆进行改革试点
事情还要从1979年说起。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四川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当时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同志。中财委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四川调查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刘明夫同志带队。
四川省重庆市是长江、嘉陵江物资的集散地，长江上游的商贸城市，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在抗战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曾经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国际上有名。但我们到重庆一看，城市破破烂烂，市一级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过10个亿。这10个亿还得拿一块出来支援四川三州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在经济体制上，重庆的行政地位和周边的江津、万县、涪陵等专区是一样的，都是地市级。回想解放初我刚到重庆时，长江嘉陵江两岸大小船只穿梭往来、在岸边停得密密麻麻，农产品副食品交易熙熙攘攘，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商业和船只往来，经济活动被封闭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割断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往来，不但无法发挥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而且给重庆农副产品供应带来很多困难。当时重庆有几百家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分别归中央各部和省各厅、市区各局分别管理，实行条条垂直领导，重庆市政府对这些企业没有任何管理和协调的权力，企业间难以形成专业化和协作关系。
调查组研究了重庆这些情况，认为重庆的问题，关键是对城市的性质和城市的功能认识不清。城市是一个经济中心，是一个大小不同区域的经济中心，包括交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等，有的还是政治中心；它有几个特殊功能，就是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等等。如果把一个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发挥出来，不仅城市的生产力能够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
调查组回到成都后，我们向省委作了汇报。我们提出了“城市是经济中心”的概念，主张把城市和专区的体制区别开来，实行城市改革，积极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区域的发展。省委领导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也同意推进城市改革。但给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大改革，对四川省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改革。省上各部门基本上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1982年初，四川大学有位老师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他认为我国国有的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为总干事。国务院将信转到发展研究中心，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这个观点。大家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更应当扩大自主权。但怎么改，还需要实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82年4月，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各带了几位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到首钢进行试点。我和蒋一苇同志是在改革开放中认识的。由于认识一致，性情相投，很快就成了合作伙伴。为什么选择首钢呢?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全国8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很强烈的要求；第三，我是从首钢出来的，熟悉情况，一些领导人都是原来的老同志，还认识许多老工人。
我们在首钢紧张地工作了40天，研究的结果是应该给予大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当时国有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决策者是国家，首钢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原材料由国家调配，产品由国家销售，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基建和技改投资由国家拨付，亏损由国家承担。我们与首钢共同研究，这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很不利。首先应从上缴利润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于是我们和首钢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改革方案，取名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我们的意见是，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要定一个基数，然后再确定一个每年递增的比例，由企业包干，若干年不变。留给企业的利润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职工的住宅建设和奖金，国家不再拨付。当时我们的意见是以1979年首钢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5％，一定15年不变。剩下的钱用于首钢的技术改造，改造后的资产仍属于全民所有。我们把这个方案写成一个报告：《关于在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报给国务院。同时在报告里又附带提了一条建议，就是请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我们之所以提这条建议，是因为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有密切关系。城市不改革，企业改革很难推进。
当时国家体改委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选择了湖北的沙市和江苏的常州两个城市进行改革试点。我们感到，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绝大部分是小企业，而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关系非常简单。在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很难找到改革城市体制的途径。所以我们在报告里就提出要选择一个经济关系比较复杂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并建议选择重庆。
我们的报告送上去后，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经过同有关部门的协调将每年上缴利润递增5％，改为每年递增7.2％，增加了2.2个百分点。在批准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同时，国务院领导在批示中还有一句话：要国家体改委对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的建议进行研究。报告经过批准，我们非常高兴。在解决了首钢试点问题之后，原班人马又赶到重庆进行调查研究。重庆市委的王谦、于汉卿等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非常高兴，积极为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在北京，国家体改委也在研究国务院关于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的批示。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体改委的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关于首钢试点的报告上批得密密麻麻，其中一个疑问，就是重庆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
我们一看薄一波同志的批示，担心重庆改革试点得不到批准，就决定兵分三路：我在重庆写调查报告；蒋一苇同志回北京，寻找渠道给薄一波同志汇报重庆的情况；另一部分人南下沙市、常州，了解试点情况。我把报告写好后，寄给蒋一苇同志修改，然后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再报国务院；同时，通过薄一波同志的秘书贺光辉把报告送给了薄老。
报告的名称是《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在报告中，我们突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突出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搞好重庆市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城市经济中心的 作用。同时，重庆又是国防工业集中的地方，搞好了重庆的改革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二是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改革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有一支初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意见。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过报告。1981年，国家计委准备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曾致函省、市征求意见；1981年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市搞城市改革试点，国务院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试点改在重庆。四是突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以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以上四点意见，对中央下决心在重庆进行试点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国防工业体制和军工企业的改革问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非常关心。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四川和重庆的改革都没有包括军工企业在内。
中央决定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
我们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是1982年11月送上去的，1983年年初，中央批准在重庆进行改革试点，重庆狂喜，我们也很高兴。
中央文件下来后，紧跟着就有一系列行动。中央是由薄老带队，有各部的正副部长几十人来到重庆；省里由管改革的书记刘西尧同志带队，有各厅的正副厅长参加；重庆由王谦和于汉卿带队，由有关局的负责人参加，加起来有100多人。我们课题组同志也参加了有关会议。
为什么要三方面的人都来参加呢?因为重庆所实行的是几项涉及三方权力和利益的重大改革：
第一，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计划中，还有分省计划。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就必须把重庆的计划从四川的计划中分离出来，在国家计划中单列。计划涉及许多指标项目，必须三方算账、谈判、衔接，才能建立起计划单列体制。
第二，重庆企业的隶属关系非常复杂，有中央属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区属企业，还有街道企业，在改革中要求中央属、省属企业尽可能下放给重庆管理。这就要求三级政府部门进行谈判和交接。
第三，财政计划单列是计划单列中的最重要的项目，涉及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利益。重庆是财政上缴单位。改革前上缴省，改革后要直接上缴中央；与此同时，必须减少四川上缴中央财政的份额。这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三方算账、谈判，才能达成一致。
所以那时我们开玩笑说，重庆开的是“骡马大会”。
看到中央文件以后，我们决定写一篇文章，宣传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意义，回答一些同志特别是省级部门同志的疑问。文章题目叫《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内容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对重庆的定性和定位。在文章中我们把重庆市定位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通过历史考察，我们提出重庆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抗战时期是重庆最繁荣的年代。第二是指出重庆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一、打破行政区划，使重庆成为有关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金融事业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城市；二、打破条块关系的束缚，使重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成为一个能管理全市企业的、有权组织全市经济的综合平衡和专业协作的、责权利相结合的城市；三、打破城乡分割，适当扩大重庆行政区范围，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使重庆成为一个以经济中心为依托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经济区；四、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与海外的联系，使重庆成为一个内河外贸城市；五、改革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下，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使重庆成为一个经济生活健康而活跃的城市。第三是回答了对重庆改革的四个问题：一是把企业下放给市管，会不会又由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变成经济中心所有制?会不会出现城市之间的重复布点、重复生产、追求城市的大而全，破坏全省的合理布局?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会不会削弱对农村的领导，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省一级厅(局)基本上不直接管理企业，是不是会削弱省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这篇文章是由我和我的助手郭元唏同志联合写成的，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983年2月19日在《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后来得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比如哪些企业要下放，哪些权利要下放；重庆财政上缴，缴省里多少，缴国家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方案，中央又下了文件，正式宣布重庆实行计划单列，重庆可以直接和中央各部打交道，可以参加中央召开的省一级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看省一级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文件，同时还给了重庆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同时，中央决定将重庆与永川专区合并，原永川专区的县由重庆市领导。省委书记谭启龙宣布了中央和省委关于永川专区与重庆合并的决定。地委书记白兰芳同志立即到重庆，参加了市管县的改革。
中央作出计划单列决定后，重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落实决定的工作。我和蒋一苇同志被聘为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在重庆的各种会上做了许多场报告，提了许多建议。
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作者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兼职委员，重庆市、武汉市经济顾问。本文系作者2002年5月10日自述，2004年11月15日、2008年9月15日两次修改补充的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