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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中国，城市中的低收入“原住民”作为城市原始“人口”基数，面对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受到巨大冲击，他们作为城市的主人角色与边缘化的角色之间存在某种悖论。本文用权力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城市规划理论等分析了城市化中低收入“原住民”边缘化的现象、原因与应对策略。
关键词：城市原住民；低收入；边缘化；角色悖论
一.现状：正在被迫“逼迁”的原住民
“逼迁”一词常运用于钉子户被强迫拆迁的现象中，本文所提出的“逼迁”指的是由于城市“原住民”自身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支撑起城市的生存和生活，而逐渐被迫迁出所居住地区的情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北上广深“原住民”被迫外迁的情况层出不穷。富人在本地扎根，本地人中除去拥有房产多的居民，其余居民的新生代，他们长大后，面对动辄千万的房价只能望洋兴叹。
1.经济条件差，导致教育机会不足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受到家庭收入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低收入原住民本身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会对孩子的学识、认知以及能力造成影响。客观方面，精英人群涌入后，建立更高的教育门槛。例如：高层次的“贵族学校”等。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教育程度相对下降。
2.客观条件限制，话语和利益表达不畅
低收入原住民大多教育水平低，自身能力和意识不足。学者陈映芳以下岗职工、贫困街区居民、被征地人员、外来民工和下层动迁居民为调查对象发现这部分群体普遍感到自身利益被剥夺，但是65.6%的人选择沉默，只有25.6%的人选择向居委会或者街道反映情况。
3.心理“层级下降”：社会地位边缘化
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单新的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等尚未建成，导致在改革中的下岗工人受到冲击，贫困问题由此产生。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精英人群的涌入，城市人群中大量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有些甚至涉及到下岗人群等。“城市人”的优越感渐渐消弭，眼前却面临高压的生存成本。社会资本直接体现为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地位，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资本更是一种具有产出效应的资源。本地高收入原住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利用经济杠杆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低收入人群被排除在社会资源网络之外，逐渐被城市的文化核心价值边缘化。
二.成因：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因
1.城市绅士化：地理空间与社会发展双重边缘格局
城市绅士化是西方国家在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中心城区更新复兴、中产阶级以上人士取代低收入群体占据内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空间现象。学者夏永久、朱喜钢以南京市为案例城市，对8个拆迁安置社区的近1000名低收入原住民被动迁居后的日常生活、就业和通勤情況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表明，在城市绅士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原住民的生活、就业及通勤均受到了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生活成本上升、就业机会减少、稳定度下降以及通勤成本增加等。何深静指出，虽然低收入原住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拆迁安置无疑导致了该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包括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双重层面。
2城市化模式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原住民话语禁默
在中国，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深入，由于土地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心城区土地租金潜力的利益驱使，地方政府改善衰败旧区、复兴旧区经济的迫切需求等原因，使得旧城转而成为建设重点和争夺焦点，旧城空间的重构也成为发展的必须。而原住民无法参与到旧城改造的公共事务中来，城市化进程中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有政府，有开发商，唯独没有原住民的身影。在我国，地方官员看重所谓“政绩”，盲目追求数字意义上的城市化率。为追求城市化，导致大量外来人群和农民涌人挤压本地人生存空间。
城市化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大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而我国的城市化由政策主导，忽视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其结果导致城市成为人口净流人数量庞大的承接地，物价被哄抬，加剧本地人口的贫困化。
3.循环怪圈：贫困文化和权利视角
低收入“原住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富裕环境中，他们有些行为规范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内化了成了自我的“行为文化”。富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制定社会规则，低收入人群则被动接受规则。与文化的关系在于低收入在面对新的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可能不能够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这会导致一种“贫困怪圈”。
三.应对策略：三方助力城市原住民
1.行政：尊重规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产业的繁荣才能带来城市的持续繁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原住民的边缘化问题。一味的投资并不能让城市走出困境。城市核心竞争力是产业和人。厘清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懂了产业和空间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转换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思路。因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2.社会层面：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注城市化中的人
我国的城市化仅仅是城市规模的城市化，而在人的市民化、经济的市场化、制度的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化、城市发展的科学化等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远远不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几乎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片面的城市化路径中找到某一方面的根源。纠正“城市化病”，也许正可以找到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头绪，正可以成为实现社会统筹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3.个人层面：减少懒汉思维，提升就业能力
城市贫困群体主要从事一些收入低、临时性的体力劳动，他们缺乏继续学习的意识，同时也受到金钱、时间方面的限制，导致他们习惯性安于现状。政府在应对贫困问题时，应当主动承担起“授人以渔”的角色，通过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和能力，发挥政府力量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同时在就业价值取向方面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减少过度依赖政府的心理。
作者简介
王巧月（1993-），女，汉族，安徽芜湖，硕士研究生，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新闻学（新闻史）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关键词：城市原住民；低收入；边缘化；角色悖论
一.现状：正在被迫“逼迁”的原住民
“逼迁”一词常运用于钉子户被强迫拆迁的现象中，本文所提出的“逼迁”指的是由于城市“原住民”自身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支撑起城市的生存和生活，而逐渐被迫迁出所居住地区的情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北上广深“原住民”被迫外迁的情况层出不穷。富人在本地扎根，本地人中除去拥有房产多的居民，其余居民的新生代，他们长大后，面对动辄千万的房价只能望洋兴叹。
1.经济条件差，导致教育机会不足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受到家庭收入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低收入原住民本身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会对孩子的学识、认知以及能力造成影响。客观方面，精英人群涌入后，建立更高的教育门槛。例如：高层次的“贵族学校”等。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教育程度相对下降。
2.客观条件限制，话语和利益表达不畅
低收入原住民大多教育水平低，自身能力和意识不足。学者陈映芳以下岗职工、贫困街区居民、被征地人员、外来民工和下层动迁居民为调查对象发现这部分群体普遍感到自身利益被剥夺，但是65.6%的人选择沉默，只有25.6%的人选择向居委会或者街道反映情况。
3.心理“层级下降”：社会地位边缘化
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单新的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等尚未建成，导致在改革中的下岗工人受到冲击，贫困问题由此产生。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精英人群的涌入，城市人群中大量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有些甚至涉及到下岗人群等。“城市人”的优越感渐渐消弭，眼前却面临高压的生存成本。社会资本直接体现为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地位，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资本更是一种具有产出效应的资源。本地高收入原住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利用经济杠杆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低收入人群被排除在社会资源网络之外，逐渐被城市的文化核心价值边缘化。
二.成因：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因
1.城市绅士化：地理空间与社会发展双重边缘格局
城市绅士化是西方国家在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中心城区更新复兴、中产阶级以上人士取代低收入群体占据内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空间现象。学者夏永久、朱喜钢以南京市为案例城市，对8个拆迁安置社区的近1000名低收入原住民被动迁居后的日常生活、就业和通勤情況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表明，在城市绅士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原住民的生活、就业及通勤均受到了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生活成本上升、就业机会减少、稳定度下降以及通勤成本增加等。何深静指出，虽然低收入原住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拆迁安置无疑导致了该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包括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双重层面。
2城市化模式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原住民话语禁默
在中国，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深入，由于土地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心城区土地租金潜力的利益驱使，地方政府改善衰败旧区、复兴旧区经济的迫切需求等原因，使得旧城转而成为建设重点和争夺焦点，旧城空间的重构也成为发展的必须。而原住民无法参与到旧城改造的公共事务中来，城市化进程中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有政府，有开发商，唯独没有原住民的身影。在我国，地方官员看重所谓“政绩”，盲目追求数字意义上的城市化率。为追求城市化，导致大量外来人群和农民涌人挤压本地人生存空间。
城市化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大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而我国的城市化由政策主导，忽视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其结果导致城市成为人口净流人数量庞大的承接地，物价被哄抬，加剧本地人口的贫困化。
3.循环怪圈：贫困文化和权利视角
低收入“原住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富裕环境中，他们有些行为规范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内化了成了自我的“行为文化”。富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制定社会规则，低收入人群则被动接受规则。与文化的关系在于低收入在面对新的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可能不能够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这会导致一种“贫困怪圈”。
三.应对策略：三方助力城市原住民
1.行政：尊重规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产业的繁荣才能带来城市的持续繁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原住民的边缘化问题。一味的投资并不能让城市走出困境。城市核心竞争力是产业和人。厘清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懂了产业和空间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转换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思路。因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2.社会层面：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注城市化中的人
我国的城市化仅仅是城市规模的城市化，而在人的市民化、经济的市场化、制度的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化、城市发展的科学化等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远远不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几乎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片面的城市化路径中找到某一方面的根源。纠正“城市化病”，也许正可以找到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头绪，正可以成为实现社会统筹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3.个人层面：减少懒汉思维，提升就业能力
城市贫困群体主要从事一些收入低、临时性的体力劳动，他们缺乏继续学习的意识，同时也受到金钱、时间方面的限制，导致他们习惯性安于现状。政府在应对贫困问题时，应当主动承担起“授人以渔”的角色，通过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和能力，发挥政府力量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同时在就业价值取向方面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减少过度依赖政府的心理。
作者简介
王巧月（1993-），女，汉族，安徽芜湖，硕士研究生，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新闻学（新闻史）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