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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对1995、2000、2005和2010年我国31个省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按4种收入来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稳步上升，家庭性收入比重逐步下降；而惯量数据方面，工资性收入惯量逐步下降，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均逐步增加。说明农民愈加重视家庭经营收入对整个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对工资性收入尤其是外出打工收入重视度降低，农民外出就业意愿发生了转变。这表明国家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改善，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 对应分析；叠加散点图；收入来源；返乡创业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4）11-03423-04
Abstract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n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were analyzed by four kinds of income sources 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age income，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increased steadily， but the family income decline gradually； Inertia data showed that， gradual decline in wage income， the other three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Far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income， bu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salary income， especially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ll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promoted the rural economy effectively，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become the new rur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verlay plot； Sources of income；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1]。快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从收入来源的分类和构成特点分析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杨灿明等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与有关变量的相关关系[2]。聂传定等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的影响[3]。陈仲常等在比较我国东、中、西3部分农民收入来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4]。崔新进深入探讨了收入来源结构与农民收入优先增长问题[5]。袁亮等应用对应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地区间、收入类别间的关系，并系统论证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6]。张建杰通过对河南省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发现，农民依然倾向于选择以农地经营为主、外出务工为辅的“农兼型”就业模式，农民外出就业普遍面临自身技能瓶颈与交易费用居高的双重困惑，还经常受到歧视和伤害[7]。张航空通过对返乡时间、政治面貌、经济状况等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对外出还是继续留在家乡比较迷茫[8]。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探讨农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指明各来源收入所占比重，寻找农民人均纯收入主体[9-15]；二是论证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方法、政策、教育培训、就业意愿等[16-18]，说明了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进，国家政策更新，影响农民收入环境日益变化，农民自身素质、价值观念、就业观念转变，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显著。因此，笔者选取1995、2000、2005和2010年作为研究时点，运用SPSS对应分析结果叠加散点图，首先揭示研究时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与各收入指标间关系，然后通过年份间横向对比，以及Mass（各变量的边缘频率）和Inertia（变量对特征值的贡献）变化情况，寻找农民纯收入随时间变化规律，从地区分解和收入来源分解分析农民收入变化，探究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结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6、2001、2006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其原始数据略（1996年数据统计时未涉及重庆市）。包括4个变量：X1（工资性收入）；X2（家庭经营纯收入）；X3（财产性收入）；X4（转移性收入）。全国按省市分31个地区（台、港、澳未统计在内）。
1.2 研究方法
对应分析是R型因子与Q型因子分析结合，利用降维思想达到简化数据结构目的，同时对数据表中行与列进行处理，寻求以低维图形表示数据表中行与列之间的关系。利用对应分析可以在一张二维图上同时画出属性变量不同取值情况，能够以较小的代价从原始数据中提取较多的信息，列联表每一行和每一列均以二维图上的点来表示，以直观、简洁的形式描述属性变量各种状态间相互关系及不同属性变量间相互关系。
根据SPSS对数据的计算，将得到一系列表格及叠加散点图。由于篇幅有限，该研究仅列出对变量分析的部分结果，而对各地区（样品）分析结果，以及变量与样品间的关系，主要从对应分析的叠加散点图中得出。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年份农村收入特征及各省份与各收入指标间的关系 1995、2000、2005和2010年不同年份31个省份与4项收入指标间的关系见图1。
从1995年叠加散点图可看出，全国绝大部分省份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依靠工资性收入；全国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很少。改革开放后一直到199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未能突破1 000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极不平衡。农民虽然开始“走出去”，但因全国经济水平落后，外出人数少、职业技能水平差、工资低，农村居民收入单一的局面亟待改善。
到2000年，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省份新增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等；中西部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多，仍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开始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崭露头角。1996～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各来源增长明显，中央1996年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很大地推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对农产品提价、农业产业化、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规
定
带动了各地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
2005年，家庭经营仍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重要来源。我国经济发达省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西部大部分省区新疆、宁夏、青海、贵州、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多依靠家庭经营收入；个别省区，如上海和北京，经济发展迅速，依靠工资性收入同时，有相当部分转移性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西藏各项指标增长迅速，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所表现。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外出打工较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依靠农业生产，因此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2003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重点强调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与家庭经营收入尤其农业收入增长密切相关。
2010年，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增长点、财产性收入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空间。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增收渠道日益多元化。除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省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外，河北、湖南、四川、山西、重庆等地依靠家庭经营收入同时，也有相当部分工资性收入。西部省区新疆、云南、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多依靠家庭经营收入，青海和西藏均处在家庭、财产和转移的包围圈内，尤其转移性收入增长迅速。北京和上海，依靠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同时，有相当部分财产性收入。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极大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工资性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小微企业增多带动二、三线城市工资性收入。2006年国家对所有种粮农民给予生产资料补贴，对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中小学生全部免收各种杂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焦聚“三农”，把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作来抓。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随着国家支持“三农”力度加大，各项惠农政策有效落实，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由表1可知，1995、2000、2005、2010年在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均占第一位，工资、劳动者报酬占第二位，其次是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最少。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最主要部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主体，整个收入中占非常大份额。家庭经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两者占总收入比重呈截然相反走势。家庭经营收入递减，其他3项均增加，工资、劳动者报酬增长显著。农民收入来源由以农业收入为主转向多种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村人口增加，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选择外出就业，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推进，这一过程仍将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务工、经商等）方面下功夫。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难度逐步加大，有研究者分析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报酬收益递减规律和其他收入提升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占比会逐步下降。
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20年间变化不大，比重较小，份额逐步加大；转移性收入增幅略高于财产性增幅，由1995年的3%上升到2010 年的9%，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并将逐步成为农民收入新增长点。受农村土地征占用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加大对农民转移支付力度，先后出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政策，带动农民转移性收入增加，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要持续大幅度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仍任重道远。
研究各来源收入对总收入贡献或重要性变化能更准确寻找相应对策增加农民收入。由表2可知，1995、2000、2005年工资性收入惯量在4类来源中都居首位，随时间推进呈减小趋势，但其他3项逐年增加，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惯量超过工资性收入跃居首位，数值越大，表明该类别对惯量贡献越大，说明家庭经营收入在当前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地位非常重要。农民愈加重视家庭经营收入对整个家庭纯收入影响，对工资性收入尤其外出打工收入重视度降低。这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方针一致。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表现是决定农民收入地位的最大变数。从200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十六大以来，中央召开了5次农村工作会议，连续4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一系列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高的支农惠农政策，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形成新时期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带动农民种地热情高涨。鼓励畜牧业发展，取消屠宰税、牧业税，对良种生猪补贴、母猪出栏资金补贴、种鸡及奶牛饲养资金补贴等，尤其对生猪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完善生猪市场调控机制，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充分调动养殖户积极性。 工资性收入是影响纯收入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没有因占比增加而呈增加趋势。工资性收入变化主要从农民外出打工分析。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偏低，难以满足用工单位要求，就业难度大；外出后多从事脏累苦险的体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户籍制度不合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农民在城市买房难等原因致使农民选择自愿留在本地、本乡打工或自我创业，哪怕收入稍微低一些，但能照顾家庭、兼营农业。近年来，伴随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出台，农村经济状况改善，劳动者在家乡选择就业空间扩大，返乡热潮急剧升温，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情高涨。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从2007年开始递减，农民工返乡已由以往回乡探亲式的单一感性行为模式，向返乡就业式的理性行为模式转变。农民回乡自主创业，开网店、开饭店、搞汽修、做生意等。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当前农民工作，解决好返乡农民就业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为支持农民工自主创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并创造良好创业环境、专业培训、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各方面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
1995、2000、2005年转移性收入惯量最小，2010年超过财产性收入，这2类收入来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比较小，尚未成为收入的重要因素，但近几年数据表明，转移性收入惯量稳步提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加大，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农民自身高度重视。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影响和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有经济结构调整、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和教育观念、政府政策和制度创新等。要把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考虑，把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格局调整相联系，把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步伐相结合，把农民就业意愿技能培训和政府政策指导相结合，用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市场化解决增加农民增收问题。
3.1 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保障其主体地位
政策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有限且补偿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应切实落实好各项农业补贴政策，建立农业补贴稳定增加长效机制，健全适合不同地区的农业补贴政策。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保障农民收入。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国策，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加大农村“大喇叭”、“农业科技之声”等辐射范围，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协调和配合相关部门，健全完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持政策，完善生产、流通、加工环节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让农民从价格上涨、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提高种粮积极性。
3.2 将农业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改变农业生产结构，生产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如蔬菜、果木、绿植、鱼产品、畜产品等。第一产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承载力越来越弱，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至关重要，为此要通过相关补贴政策调整农、林、牧、渔结构，优先发展高收益产业。以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基础，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对农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增大畜牧业补贴力度，使其真正落到实处。
3.3 有效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 农民工资性收入中，乡镇企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都主要来源于能够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务工人员要自觉学习新技能新知识，拓宽就业渠道。政府部门应切实维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帮助农民提高工资性收入。
3.4 支持和指导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
短期内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农村个体、私营工商业等其他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农村生产要素要配置到效率更高的生产部门和行业，扩大农村经济产出。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设立专项资金用以农村设立乡镇企业，吸引人才，加大对回农村工作大学生和有丰富经验返乡农民工创业补助。加强小额贷款力度，减免税收，减少起步阶段创业难度。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空间，鼓励农村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工资稳定增长机制。掌握农民工流动情况，对所有返乡农民工技术能力、就业需求、创业意愿全面普查，鼓励农民在家乡创业。给民营企业减负，让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关于新型城镇化“三个1亿人”的表述，其中之一就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区域均衡”，鼓励中西部地区农民就近就业。
3.5 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力度，提高转移性收入
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教学、交通、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工作力度，切实为农民着想，加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照顾和政策关怀，解决外出务工农民后顾之忧。深入推进农村改革，上调农村居民养老补助标准、农民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标准，建立良好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加大农民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各种福利与保障，努力使转移支付工程公开透明公平合理。
3.6 增加财产性收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利
通过农村制度创新增加农民收入，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统一户籍和劳动制度改革、惠农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保持较高增长，出租空余住房租金收入渐成为当下部分农户稳定的收入来源。为切实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增加农民股息红利收入；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出让金等征地补偿收入；建立适合农民的金融体系，满足农民资金需求；努力构建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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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应分析；叠加散点图；收入来源；返乡创业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4）11-03423-04
Abstract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n 1995， 2000， 2005 and 2010 were analyzed by four kinds of income sources 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age income，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increased steadily， but the family income decline gradually； Inertia data showed that， gradual decline in wage income， the other three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Far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income， bu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salary income， especially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ll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promoted the rural economy effectively，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become the new rur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verlay plot； Sources of income； Back home to run business
“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1]。快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从收入来源的分类和构成特点分析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杨灿明等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与有关变量的相关关系[2]。聂传定等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的影响[3]。陈仲常等在比较我国东、中、西3部分农民收入来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4]。崔新进深入探讨了收入来源结构与农民收入优先增长问题[5]。袁亮等应用对应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地区间、收入类别间的关系，并系统论证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6]。张建杰通过对河南省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发现，农民依然倾向于选择以农地经营为主、外出务工为辅的“农兼型”就业模式，农民外出就业普遍面临自身技能瓶颈与交易费用居高的双重困惑，还经常受到歧视和伤害[7]。张航空通过对返乡时间、政治面貌、经济状况等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对外出还是继续留在家乡比较迷茫[8]。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探讨农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指明各来源收入所占比重，寻找农民人均纯收入主体[9-15]；二是论证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方法、政策、教育培训、就业意愿等[16-18]，说明了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进，国家政策更新，影响农民收入环境日益变化，农民自身素质、价值观念、就业观念转变，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显著。因此，笔者选取1995、2000、2005和2010年作为研究时点，运用SPSS对应分析结果叠加散点图，首先揭示研究时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与各收入指标间关系，然后通过年份间横向对比，以及Mass（各变量的边缘频率）和Inertia（变量对特征值的贡献）变化情况，寻找农民纯收入随时间变化规律，从地区分解和收入来源分解分析农民收入变化，探究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结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6、2001、2006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其原始数据略（1996年数据统计时未涉及重庆市）。包括4个变量：X1（工资性收入）；X2（家庭经营纯收入）；X3（财产性收入）；X4（转移性收入）。全国按省市分31个地区（台、港、澳未统计在内）。
1.2 研究方法
对应分析是R型因子与Q型因子分析结合，利用降维思想达到简化数据结构目的，同时对数据表中行与列进行处理，寻求以低维图形表示数据表中行与列之间的关系。利用对应分析可以在一张二维图上同时画出属性变量不同取值情况，能够以较小的代价从原始数据中提取较多的信息，列联表每一行和每一列均以二维图上的点来表示，以直观、简洁的形式描述属性变量各种状态间相互关系及不同属性变量间相互关系。
根据SPSS对数据的计算，将得到一系列表格及叠加散点图。由于篇幅有限，该研究仅列出对变量分析的部分结果，而对各地区（样品）分析结果，以及变量与样品间的关系，主要从对应分析的叠加散点图中得出。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年份农村收入特征及各省份与各收入指标间的关系 1995、2000、2005和2010年不同年份31个省份与4项收入指标间的关系见图1。
从1995年叠加散点图可看出，全国绝大部分省份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依靠工资性收入；全国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很少。改革开放后一直到199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未能突破1 000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极不平衡。农民虽然开始“走出去”，但因全国经济水平落后，外出人数少、职业技能水平差、工资低，农村居民收入单一的局面亟待改善。
到2000年，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省份新增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等；中西部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多，仍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开始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崭露头角。1996～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各来源增长明显，中央1996年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很大地推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对农产品提价、农业产业化、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规
定
带动了各地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
2005年，家庭经营仍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重要来源。我国经济发达省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西部大部分省区新疆、宁夏、青海、贵州、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多依靠家庭经营收入；个别省区，如上海和北京，经济发展迅速，依靠工资性收入同时，有相当部分转移性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西藏各项指标增长迅速，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所表现。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外出打工较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依靠农业生产，因此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2003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重点强调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与家庭经营收入尤其农业收入增长密切相关。
2010年，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增长点、财产性收入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空间。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增收渠道日益多元化。除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省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外，河北、湖南、四川、山西、重庆等地依靠家庭经营收入同时，也有相当部分工资性收入。西部省区新疆、云南、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多依靠家庭经营收入，青海和西藏均处在家庭、财产和转移的包围圈内，尤其转移性收入增长迅速。北京和上海，依靠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同时，有相当部分财产性收入。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极大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工资性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小微企业增多带动二、三线城市工资性收入。2006年国家对所有种粮农民给予生产资料补贴，对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中小学生全部免收各种杂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焦聚“三农”，把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作来抓。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随着国家支持“三农”力度加大，各项惠农政策有效落实，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由表1可知，1995、2000、2005、2010年在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均占第一位，工资、劳动者报酬占第二位，其次是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最少。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最主要部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主体，整个收入中占非常大份额。家庭经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两者占总收入比重呈截然相反走势。家庭经营收入递减，其他3项均增加，工资、劳动者报酬增长显著。农民收入来源由以农业收入为主转向多种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村人口增加，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选择外出就业，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推进，这一过程仍将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务工、经商等）方面下功夫。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难度逐步加大，有研究者分析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报酬收益递减规律和其他收入提升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占比会逐步下降。
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20年间变化不大，比重较小，份额逐步加大；转移性收入增幅略高于财产性增幅，由1995年的3%上升到2010 年的9%，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并将逐步成为农民收入新增长点。受农村土地征占用补偿水平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加大对农民转移支付力度，先后出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政策，带动农民转移性收入增加，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要持续大幅度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仍任重道远。
研究各来源收入对总收入贡献或重要性变化能更准确寻找相应对策增加农民收入。由表2可知，1995、2000、2005年工资性收入惯量在4类来源中都居首位，随时间推进呈减小趋势，但其他3项逐年增加，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惯量超过工资性收入跃居首位，数值越大，表明该类别对惯量贡献越大，说明家庭经营收入在当前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地位非常重要。农民愈加重视家庭经营收入对整个家庭纯收入影响，对工资性收入尤其外出打工收入重视度降低。这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方针一致。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表现是决定农民收入地位的最大变数。从200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十六大以来，中央召开了5次农村工作会议，连续4年下发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一系列划时代意义、“含金量”高的支农惠农政策，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形成新时期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带动农民种地热情高涨。鼓励畜牧业发展，取消屠宰税、牧业税，对良种生猪补贴、母猪出栏资金补贴、种鸡及奶牛饲养资金补贴等，尤其对生猪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完善生猪市场调控机制，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充分调动养殖户积极性。 工资性收入是影响纯收入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没有因占比增加而呈增加趋势。工资性收入变化主要从农民外出打工分析。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偏低，难以满足用工单位要求，就业难度大；外出后多从事脏累苦险的体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户籍制度不合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农民在城市买房难等原因致使农民选择自愿留在本地、本乡打工或自我创业，哪怕收入稍微低一些，但能照顾家庭、兼营农业。近年来，伴随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出台，农村经济状况改善，劳动者在家乡选择就业空间扩大，返乡热潮急剧升温，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情高涨。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从2007年开始递减，农民工返乡已由以往回乡探亲式的单一感性行为模式，向返乡就业式的理性行为模式转变。农民回乡自主创业，开网店、开饭店、搞汽修、做生意等。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当前农民工作，解决好返乡农民就业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为支持农民工自主创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并创造良好创业环境、专业培训、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各方面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
1995、2000、2005年转移性收入惯量最小，2010年超过财产性收入，这2类收入来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比较小，尚未成为收入的重要因素，但近几年数据表明，转移性收入惯量稳步提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加大，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农民自身高度重视。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影响和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有经济结构调整、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和教育观念、政府政策和制度创新等。要把增加农民收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考虑，把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格局调整相联系，把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步伐相结合，把农民就业意愿技能培训和政府政策指导相结合，用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市场化解决增加农民增收问题。
3.1 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保障其主体地位
政策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有限且补偿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应切实落实好各项农业补贴政策，建立农业补贴稳定增加长效机制，健全适合不同地区的农业补贴政策。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保障农民收入。促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国策，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加大农村“大喇叭”、“农业科技之声”等辐射范围，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协调和配合相关部门，健全完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持政策，完善生产、流通、加工环节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让农民从价格上涨、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提高种粮积极性。
3.2 将农业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改变农业生产结构，生产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如蔬菜、果木、绿植、鱼产品、畜产品等。第一产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承载力越来越弱，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至关重要，为此要通过相关补贴政策调整农、林、牧、渔结构，优先发展高收益产业。以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基础，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对农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增大畜牧业补贴力度，使其真正落到实处。
3.3 有效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 农民工资性收入中，乡镇企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都主要来源于能够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务工人员要自觉学习新技能新知识，拓宽就业渠道。政府部门应切实维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帮助农民提高工资性收入。
3.4 支持和指导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
短期内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农村个体、私营工商业等其他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农村生产要素要配置到效率更高的生产部门和行业，扩大农村经济产出。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设立专项资金用以农村设立乡镇企业，吸引人才，加大对回农村工作大学生和有丰富经验返乡农民工创业补助。加强小额贷款力度，减免税收，减少起步阶段创业难度。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空间，鼓励农村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工资稳定增长机制。掌握农民工流动情况，对所有返乡农民工技术能力、就业需求、创业意愿全面普查，鼓励农民在家乡创业。给民营企业减负，让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关于新型城镇化“三个1亿人”的表述，其中之一就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区域均衡”，鼓励中西部地区农民就近就业。
3.5 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力度，提高转移性收入
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教学、交通、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工作力度，切实为农民着想，加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照顾和政策关怀，解决外出务工农民后顾之忧。深入推进农村改革，上调农村居民养老补助标准、农民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标准，建立良好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加大农民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各种福利与保障，努力使转移支付工程公开透明公平合理。
3.6 增加财产性收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利
通过农村制度创新增加农民收入，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统一户籍和劳动制度改革、惠农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保持较高增长，出租空余住房租金收入渐成为当下部分农户稳定的收入来源。为切实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增加农民股息红利收入；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出让金等征地补偿收入；建立适合农民的金融体系，满足农民资金需求；努力构建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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