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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父亲杨成武由师长改任团长,率部向黄河渡口开进。
当时,蒋介石为了压缩八路军的编制,各师不设独立团。阎锡山在黄河禹门口设立了检查站,严禁没有编制的部队渡河。
情急之下,父亲他们商量,临时把两个团合编,蒙混着乘船渡河。一个团多出一倍的人,国民党军官却佯装不知,顺利放行。父亲猜测,那个军官佯装不知,也许是希望更多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不为人知的腰站阻击战
当时,日军在晋东北进攻的势头很猛,眼看要突破平型关。林彪、聂荣臻决心打一场伏击战。遂令独立团插入敌后,阻止日军第五师团后续部队,不许日军一兵一卒进入平型关主战场。
9月24日,父亲率独立团从繁峙县上寨镇出发,经上、下北泉,向腰站方向前进。在腰站以东白洋堡,独立团前卫排发现日军步兵第九旅团骑兵前哨排,击毙日军7人,打响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枪。独立团于黄昏到达腰站地区。
次日7时许,腰站阻击战(亦称驿马岭阻击战)开始了。独立团与日军第九旅团第十一联队(相当于团的编制)的战斗异常激烈。接着,平型关战斗也开始了。后来,日军又增加了1个联队,战斗更加残酷。激战至16时,父亲接到师部的电报:“师主力已歼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名,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可择机撤出战斗。”
在日军向涞源方向溃逃时,父亲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又歼灭日军一部,并收复涞源城。此战,独立团以200余人伤亡(含营、连职红军干部)的代价,毙伤日军300余名,确保了师主力在平型关主战场的胜利。
战后,聂荣臻痛心地对父亲说:“他们多是经过长征的呀,不要把老本都打光呀!”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当时,因为独立团没有编制,不能公开宣传,避免引起国共之间不必要的矛盾,所以腰站阻击战一直不为人知,不知道平型关大捷还有独立团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作用。
平型关大捷的当天,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其中拟在灵丘、涞源、广灵、蔚县4县建立根据地,并将这一任务交给独立团。随后,父亲率独立团进行了20多天的连续作战,收复7座县城,毙伤日军200余名,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开辟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连战连捷影响下,晋东北和冀西青年踊跃参军,独立团由1770人发展到7000余人。为此,毛泽东、朱德决定,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第一师,父亲任师长。
缴获大批日军机密文件
1939年春,父亲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司令部接到情报,驻易县日军600余人,沿易县至涞源公路西进梁各庄、大龙华,企图打通易涞公路,分割晋察冀军区腹地。
他带人到日军据点附近侦察,掌握了日军的基本情况:进占大龙华、梁各庄的日军各约300人,伪军130多人,易县城内日军不足100人,总兵力800余人。他决定采取主力围歼大龙华之敌、余部打援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3000人,速战速决,打一个歼灭战。
5月19日深夜,在当地群众带领下,部队绕过三道铁丝网,直奔日军住处。这时,日军正在酣睡,哨兵十分麻痹,被战士击毙。日军听到枪响,赤膊上阵,激烈的拼杀开始了。经过3小时激战,毙伤日军50多人。
这一天,围歼战和打援作战一直进行到黄昏,共歼灭日军400余人,伪军100余人。
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收获是缴获了大批日军机密文件,有日军对华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各师团的作战计划等。
父亲立即派人将这批文件送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收到文件后,在电话里兴奋地对他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十门炮的胜利还要大。”
后来,聂荣臻说,毛泽东看到了这些文件,觉得对于研究日军,很有参考价值,还诙谐地说:“缴到日军文件知道上交,而不是用它揩屁股,这是八路军的一大进步!”据说,此后中共中央对日军作战的一些方针、原则,有的就是据此而定的。
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冬季大“扫荡”。
父亲采取的战术是:牵制两路,全歼其一路。在曾雍雅游击三支队诱击下,东路日军独立步兵一大队600余人进入三岔口。一团三营1个连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当日军进入雁宿崖峡谷后,三团迎头痛击;一团一、二营从两侧伏击阵地一齐开火。
经几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16时,父亲命令发起总攻。战至黄昏,将日军全歼。此战,全歼日军600多人,俘虏13人。这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歼灭战。
次日,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主力1500余人,进行报复“扫荡”。
当夜,日军从涞源城出发。5日,一团一营2个连与二十五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日军接火,诱其进入雁宿崖峡谷。当晚,日军进至银坊镇。6日,日军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被诱击至黄土岭。父亲随即命令6个多团约8000人,雨夜进入潜伏地域。
日军小心翼翼地交替警戒前进,在峡谷中摆成“一字长蛇阵”,拖了两三里长,使八路军难以进行包围和全歼。父亲急令部队隐蔽地扩大包围圈,把日军尽收“口袋阵”。接着,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二团、三团和特务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战至16时许,日军被歼灭过半。
这时,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教场附近的日军临时指挥所,立刻请调炮兵支援。迫击炮连发数弹,全部命中,阿部规秀被炸身亡。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震惊中外。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将领。 为此,毛泽东、蒋介石分别致电嘉奖。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最高统帅同时致贺电是少有先例的。后来,在武汉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上,叶剑英用此事驳斥了国民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
美国人钻进“土地道”
1942 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平原变成日伪占领区,冀中军区也随之被撤销。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为开辟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基地,决定恢复冀中军区,父亲被任命为司令员。
父亲决定大力改造和发展地道,他写了《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秘密文件上报下发,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改造地道。
随着地道结构的不断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又便于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地道还分为干线、支线,出口更加隐蔽和巧妙,地道内设有瞭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活动翻板、指路牌、水井、贮藏室等,更便于进行隐蔽、生存和对敌斗争。地道总长度达到1.25万里,成为坚持冀中平原斗争的“地下钢铁长城”。
在发展地道斗争的同时,冀中部队迅速发展,总兵力超过12万人,成为抗日战争进行战略反攻的基地。
1944年7、8月,在美军上校鲍瑞德带领美军观察团(代号“迪克西使团”)18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其中部分观察员陆续到达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为美军在华东沿海和渤海湾登陆,准备直接与日军作战。后因战局急剧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前往冀中军区考察的是艾斯·杜伦中尉。1945年1月24晚,日伪军2000余人把杜伦住的九分区司令部皮里村像铁桶般围住。
父亲立即令八分区2个区队和九分区二十四团、四十二区队紧急出动,从外围袭击日军,为九分区司令部及杜伦一行解围。
皮里村的地道很适合隐蔽、作战和转移。他们在与日军鏖战几个小时后,决定转入地道时,却遭到杜伦的坚决反对,他轻蔑地说:“喔,上帝,那种土地道!”他要求转移到日军火炮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
后来,在日伪军进入杜伦一行落脚的院落时,他才被迫钻进地道。冷枪和手榴弹的袭击,使日伪军伤亡不断增大。日军大为恼怒,开始烧房,寻找地道口。
后来,汉奸告密,日军陆续找到4个地道口,其中一个正是杜伦躲藏的地道。于是,日伪军又是挖掘、灌水,又是烟熏、施放毒气。结果,浓烟顺着灶台的烟道排到房顶上,灌的水流到村外的洼地,毒气被挡在密闭门之外,也从烟道排出……
日军用尽一切办法都未能伤害到八路军和杜伦,就强迫一个伪军钻进地道查看,被一枪击毙。
杜伦十分紧张,担心地问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你们不会把我交给日本人吧?”魏洪亮拍拍他的肩膀,说:“杜伦先生,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有我们在,就有你在。”
皮里村地道战胜利了。此战,击毙日伪军200余人,而八路军无一伤亡,只有一位老大娘受伤,魏洪亮8个月的小儿子死了。
后来,杜伦在作战科长高存信带领下,穿过野外的地道来到张岗村,见到父亲。杜伦如释重负地说:“将军,好险呀!”他赞扬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是顶好的,中国的抗战一定胜利!”
杜伦在离开冀中军区时,把他的轻型卡宾枪留给了父亲作为纪念。
救护美军飞行员乔伊
1945年7月18日,冀中军区正在进行大清河北攻势战役。为配合作战,美军3架战斗机飞临战区上空,在津浦铁路俯冲袭击一列日本军用列车时,1架飞机被日军高射机枪击中,迫降在河北省霸县胜芳地区。
在当地群众协助下,部队很快找到飞机和一位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经翻译黄文岭询问,知道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W·乔伊,是美国驻中国空军司令陈纳德的部下。当天,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就把此事报告了冀中军区。
父亲指示:“一定要严密封锁消息,全力救治和保护乔伊,择机把他护送到军区。”
于是,乔伊换上了便衣,一有情况就钻进地道躲藏。
这时,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四处寻找飞机和美军飞行员,还准备用汽车运走飞机残骸。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指挥部队多次袭击搜查和抢运飞机的日军,先后毙伤其数十人,击毁汽车3辆,使日军的企图未能得逞。
不久后,在黄文岭陪同下,乔伊被送到冀中军区司令部,父亲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乔伊,还安排他住进军区后方医院。
乔伊痊愈后,遵照聂荣臻的指示,父亲派人把他送往延安,后来又护送他返回西安美国空军基地。对美军飞行员的救护,为八路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50年后的1995年1月,耄耋之年的乔伊为感谢八路军的救命之恩,专程来华,前往天津对翻译黄文岭表示感谢。不料,黄文岭已于1981年去世。
他的儿子黄洪武热情地接待了乔伊。随后又陪同乔伊来北京,请求拜见父亲。不巧,父亲当时不在北京。
乔伊还把一封信和几张照片留给了黄洪武,请他设法转交父亲。但这封信和照片未能到达父亲手中。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编写《杨成武年谱》时,才在档案资料中找到。
救护美军飞行员的事,如今已过去70年,至今才被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