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史最难写，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说最难写，有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其难，二是批评其作——已出版的文学史虽然很多，但大多不像史。何以如此？中国很独特的文学与政治的纠结造成的。
　　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一般的划线是，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1949年至今为当代，文学就“被政治化”了，尤其是在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文学就被赋予了很重要的使命，成为承载一个政党政治的工具。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有一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政治每一次发生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也有一句話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多了要亡国。”在陆定一看来，文艺作品的导向如果不正确，就会颠覆政权，导致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消亡。把文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正说明了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才得以慢慢有所改变。
　　既然如此，文学史就成为中共执政史或者说中共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目前的现实是，作为中共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一直由大学的中文系或研究机构的文学研究所的专家而不是由党史部门或历史学者来写。
　　对于文学出身的人，在求学路上也有“中国现当代史”或者“中国革命史”之类的课程，但这课程只是他们的一门无足轻重的学分而已，大多不被人重视。即使有人重视，这门课程也只是历史概念化的大脉络而已，从中也难以获得日后写文学史的中共党史的知识。
　　没有丰富的党史知识背景，又要承担写文学史的任务，这就是文学史难写的原因。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文学史书写者。他们为弥补自己史的不足，常常在概念上打转转。先是将产生“现代文学”的概念说得像一项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发明一样轰轰烈烈，接着又将“重写文学史”喊得震天响。最近出版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意味着又一个概念——“文学生产方式”——闪亮登场了。
　　公道地说，相比以往的文学史来说，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作者充分地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的“史”的背景，将不同时期文学体制的构建放在中共党史的大脉络中论述，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地方。
　　可是，我对作者“文学产生方式”这样的概念，大惑不解。
　　作者说，这个概念是“创造性”的命题，因为有这个概念，才能以“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云云。显然，作者为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非常激动或偷着乐的。作者说：“本研究具有新的特质：既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也不是纯理论的研究；既不是创作论和作家研究，也不是作品论的文本分析，而是文学制度、文学运转方式即文学在特定规则中的工作原理研究。”
　　可是，在我这样学历史的人看来，作者所试图破解的，大致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所谓“文学制度、文学运转方式即文学在特定规则中的工作原理研究”云云，不就是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政治或党史背景下的历史吗？何必用“生产方式”这样的词？直接说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更好吗？
　　在概念中转悠，可以弥补或掩饰“史”的不足，但也会让文学史圈外的读者云山雾罩。继续下去，文学史书写者“自娱自乐”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父亲的脚印》
　　作者：戴问天
　　出版：华文出版社
　　定价：52元
　　 一位中国教师的个人史。从旧私塾、改良私塾到新式小学堂的演变，从民国幼稚园的创建到中小学施行教改，展现了中国教育百年之沧桑巨变。
　　
　　《中国文化史通释》
　　作者：余英时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48元
　　 这是作者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让读者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记者与真相》
　　作者：［美］罗伊·J·小哈里斯
　　出版：新华出版社
　　定价：39元
　　本书勾勒了普利策奖报道史，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故事，见证了新闻媒体的良心和责任。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作者：［法］玛丽·恩迪亚耶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28元
　　三个相对独立而又暗埋伏笔的故事，讲述三位女性在家庭、爱情和移民方面的各自命运。
　　
　　《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作者：［美］沃伦·贝格尔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45元
　　作者与世界知名设计师共同给出十条开创性设计原则来解决我们面对商业、社会及个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