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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这就是父亲，这就是母亲，这就是家。
不幸的人，父母已远走，满怀的爱无处投递;幸运的人，父母健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本刊在 “情感”版组推出“我的父亲母亲”名人专栏，邀请各领域名家、名人，以他们饱蘸激情的笔触，书写感人至深的父母情。
如果你也有与父亲母亲难以忘怀的情感故事，欢迎来信来电，与大家分享至爱天伦。
（来信来电信息见本刊目录页。）
我的父亲母亲是地道的农民，但他们参加革命很早。母亲周振瑞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李连德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战争年代都曾经历过出生入死，又都矢志不渝，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了质朴、坚韧、勤劳、忠厚的优秀品质，并以自身言行引领教导我们姐妹兄弟走好各自的人生之路。
遗憾的是，他们苦扒苦拽了一辈子，把我们姐妹兄弟都养育成人该享几天清福了，却积劳成疾在各自都不算高的年龄段先后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了我们心中最深切的痛、永远的痛！每每想及于此，便不免唏嘘泪垂！
受家庭影响投身革命
母亲生长在河北省定县的清风店区刘早乡来合庄村，与我们的故乡望都县的南边界相邻。她身量不高，有些瘦弱，但却意志坚定，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透着灵气。她的大哥周振祥和二哥周振兵都是抗日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母亲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
以后，母亲嫁到了望都县中韩庄乡北王疃村，依然保持了革命斗志，与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开拓了更大的工作活动范围，同时也将我父亲引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党组织。当时正处于日寇在华北平原地区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和“五一大扫荡”的危急关头，我家便成为了抗日 “堡垒户”，家里的几间土坯房就成了抗日游击武装经常性的集聚点、联络站。为了保障安全，经过精心设计和开挖，我家土炕前煤火台下的火洞就变成了地道的进出口。
母亲因工作任务在身，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晚上出门联系工作或开会，还要自带干粮。而这些活动又必须保密。久而久之，不免引起了一些有保守观念的乡亲们的指点议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明就里的公婆的白眼和斥责。尽管后来老人知道了真相不再刁难，但也因总要搭米搭面、耽误农活还要跟着担惊受怕而频遭埋怨。
不久，灾祸果然降临到我家。有汉奸报信，说我们家有游击队在开会。那天我母亲正要到邻居家串门，实际上是外出望风。一群小鬼子突然将我家包围。母亲及时发出暗号，开会的同志迅速从地道转移。鬼子破门闯入我家，一顿乱搜烂砸，没有发现丝毫破绽。后在我母亲的机智应对和及时赶来的“保长”（实为八路军内线）说和下，一无所获的鬼子们才悻悻离去，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雪中送炭共度难关
我的父亲李连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不论是耕耪锄耙、播种收割、浇园打坯还是铡草喂牲口，样样都干得熟巧。再加上勤劳，把家里地里总收拾得头头是道、利利索索。他还是个大孝子，对老人也伺候得熨熨帖帖。因为忠厚老实，也就深得地下党组织信任，对我母亲的工作自然也全力支持。不幸的是一次父亲外出，偏偏就遇上“鬼”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辗转腾挪十几天后，父亲才瞅准空子溜回来。怕再被抓就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干了大半年，不料又患了眼病，被县大队长安排回村，连休养治疗带继续做地下工作，以后就再没出去。
后来闹土改、搞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我的父母都是积极分子、工作骨干。他们分别历任互助组组长、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队长、会计、党小组长、妇女委员等职，对每任职务都认真负责，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这期间先后生了我们姐妹兄弟六人。
在那穷乡僻壤要把一大群孩子拉扯大实在不易！在我正长身体的时候，恰逢1960～1962连续3年自然灾害，紧接着又是1963年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生活上的艰难拮据可由一个“饿”字概括。由于缺粮，人们把野菜、米糠、麦秸秆儿、红薯蔓儿、榆树钱儿甚至树皮都吃光了，很多人饿得走路打晃儿，甚至“打蹩脚”，自己把自己绊倒。在这种情况下，就为让这一大群孩子不至饿死，父亲母亲在饿着自己的同时又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做到。幸亏有好心的当家子长辈和亲戚不时接济些红薯干啦、糠饼子啦、旧衣服啦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家乡有大片大片的枣林，红枣为我们充了不少饥。也就在此时，为了重点保证我的学业不被耽误，父母忍痛让和我同时上学的二姐春焕中途辍学下地劳动，这才稍稍缓解了家中困难，也才促成了我从初小到高小、再到那年全乡仅我一人考入县中。当接到河北望都中学的入学通知书时，父母的脸上露出了多少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李家东才“独中金榜”这件事曾在家乡传为美谈，也着实为父母长了脸、争了光，但也因此留下了我对二姐一生一世都还不清的债！
当时帮我家度过难关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母亲的弟弟、我们的小舅周耀东解放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他又把我大姐春彦（还有大姨姐杨清华）一起带到北京上学，后又都安排了工作。这就不仅减轻了家里负担，春彦姐工作和结婚后，还不时和姐夫孙久安把他们微薄工资中的一部分，经常寄来补贴家用。这在当时真是及时雨、雪中炭，解了许多燃眉之急。对此，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都终生感激不尽！
难忘父母舐犊深情
我到县中上学后，父母除了高兴，也把心更多地用到了我身上。县城离我们村20里地，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因为当时口粮有限（一天9两），伙食费也低（每月仅5元4角），根本吃不饱。所以我每次回家，母亲都尽所能为我做点“差样儿的”，回校时还为我准备一兜干粮：红薯干、杂合面烙饼、糠饼子、炒面等。即使这样，上课时也常常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后来开始“文革”，再后来我当了兵。当我穿上军装离开家时，父母眼中都含着骄傲和幸福的泪花。再后来我从湖北的部队选调到北京，进了空政话剧团，直到今天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剧作家”“艺术家”。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果，都离不开家乡水土和父亲母亲的哺育滋养，我也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以往的这些艰难、困顿和父母的舐犊深情。 我更不会忘记的是一次探家留在我心目中的那个画面：那天我提着行囊走近家门，隔着院墙看到一个佝偻着腰背端着一大盆泔水正走向猪圈的身影，仔细辨认，竟是母亲！母亲因常年劳顿，腰肌劳损，以往挺直的腰身已经直不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负重劳作！我赶忙跑过去，接下泔水盆，揽住母亲。母亲高兴地笑，我的心却在哭！归队时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当时我正谈对象，未婚妻黄友萍和我一起陪她到医院瞧病，陪她参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游览故宫、北海、颐和园，每次都是友萍挽着老人的胳膊过马路。弟弟东库这时也当了兵，也和我一道陪她游长城。仅此，母亲已是万分知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友萍出身高干家庭，与我家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但她的朴素真纯、毫无骄娇二气出乎老人意外，两家家风相近也无隔膜，于是点头默许成就婚姻。这不仅了了父母的一桩大心事，也成了他们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
子欲孝而亲不待
再后来，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再三催劝下才答应再来北京治病。当时住在我团里的宿舍，大姐春彦也专程从深圳赶来陪护。不巧的是由我编剧兼做制片主任的一部电视剧《泪雨花红》开机，我不得不告别母亲随剧组前往兰州。走时我心里很矛盾，母亲虽也不舍，却又表现得十分通达。我看母亲当时状况还好，又有姐姐妹妹和弟弟在身边照料，以为应无大碍，于是咬牙忍泪走了。没想到这一走竟成永诀！当电视剧即将杀青时，我接到了“母病危，速回老家”的电报，于是赶紧准备回程。就在要走时，又接到了“母病见轻，不必急回”的电报，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等我同剧组回到北京，准备立即赶往老家时，又突然接到了大姐的电话，说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了，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北京，就在团里。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打懵了。原来在我接到第一封电报的第二天，母亲便走了，临走还一直轻唤着我的名字。父亲和大姐知我赶不回来，又怕我着急，才决定发了第二封电报。当我得知此情，悲悔难抑，急忙骑车从外面往团里赶，一路上都止不住泪雨飘零！
母亲去世后，父亲便一个人在老家孤寂度日。幸亏大妹焕池、小妹焕乔都在邻村，离得不远，经常会去看望照料。远在深圳的大姐和在北京的我与弟弟才稍感心安。可是天不假年，父亲后来也得了重病。当他又是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来北京治病时，已是癌症晚期。医院要给他做手术，但要一大笔手术费。父亲知道后，竟自己悄悄收拾东西从医院跑了出来，怎么都劝不回去。我们深知，父亲是不想再给儿女增添负担，我们也只好寄希望用其他方式调节、治疗，来挽留老人生命。后经多方努力，辗转往来于北京和老家多次，千方百计减轻老人痛苦、延缓病情。但终是回天无力，父亲最后还是在我北京的家中溘然长逝！
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父亲母亲，一生操劳，千辛万苦，付出很多，福报很少。但他们留给我们姐妹兄弟的，却很多很多……
写给父母的话
父爱如山 母爱如海
——致我逝去的父母
我的父亲母亲，您二老虽已仙逝，但音容常在，亲情永存。在我们姐妹兄弟心中，还永远是父爱如山，母爱如海。父爱如山，教我们挺直脊梁;母爱如海，教我们厚德载物。二老给了我们生命，更要我们正直做人。 “不坑人，不害人，一老本实做好人。”
我们会永远牢记二老教诲，一生一世一老本实做正直人，做善良人，做有品德的人，做刻苦敬业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母亲，您二老走了，但不会走远，因为还一直回首眷顾着我们;父亲母亲，您二老走了，敬请放心，因为我们决不会让您们失望。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已成为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但我们会把它转化为对后辈、对他人的爱加倍付奉。
父亲母亲，祝您们能在天国享福;父亲母亲，愿您们的大爱地久天长！父亲母亲，安息吧！
不幸的人，父母已远走，满怀的爱无处投递;幸运的人，父母健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本刊在 “情感”版组推出“我的父亲母亲”名人专栏，邀请各领域名家、名人，以他们饱蘸激情的笔触，书写感人至深的父母情。
如果你也有与父亲母亲难以忘怀的情感故事，欢迎来信来电，与大家分享至爱天伦。
（来信来电信息见本刊目录页。）
我的父亲母亲是地道的农民，但他们参加革命很早。母亲周振瑞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李连德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战争年代都曾经历过出生入死，又都矢志不渝，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了质朴、坚韧、勤劳、忠厚的优秀品质，并以自身言行引领教导我们姐妹兄弟走好各自的人生之路。
遗憾的是，他们苦扒苦拽了一辈子，把我们姐妹兄弟都养育成人该享几天清福了，却积劳成疾在各自都不算高的年龄段先后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了我们心中最深切的痛、永远的痛！每每想及于此，便不免唏嘘泪垂！
受家庭影响投身革命
母亲生长在河北省定县的清风店区刘早乡来合庄村，与我们的故乡望都县的南边界相邻。她身量不高，有些瘦弱，但却意志坚定，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透着灵气。她的大哥周振祥和二哥周振兵都是抗日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母亲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
以后，母亲嫁到了望都县中韩庄乡北王疃村，依然保持了革命斗志，与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开拓了更大的工作活动范围，同时也将我父亲引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党组织。当时正处于日寇在华北平原地区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和“五一大扫荡”的危急关头，我家便成为了抗日 “堡垒户”，家里的几间土坯房就成了抗日游击武装经常性的集聚点、联络站。为了保障安全，经过精心设计和开挖，我家土炕前煤火台下的火洞就变成了地道的进出口。
母亲因工作任务在身，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晚上出门联系工作或开会，还要自带干粮。而这些活动又必须保密。久而久之，不免引起了一些有保守观念的乡亲们的指点议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明就里的公婆的白眼和斥责。尽管后来老人知道了真相不再刁难，但也因总要搭米搭面、耽误农活还要跟着担惊受怕而频遭埋怨。
不久，灾祸果然降临到我家。有汉奸报信，说我们家有游击队在开会。那天我母亲正要到邻居家串门，实际上是外出望风。一群小鬼子突然将我家包围。母亲及时发出暗号，开会的同志迅速从地道转移。鬼子破门闯入我家，一顿乱搜烂砸，没有发现丝毫破绽。后在我母亲的机智应对和及时赶来的“保长”（实为八路军内线）说和下，一无所获的鬼子们才悻悻离去，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雪中送炭共度难关
我的父亲李连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不论是耕耪锄耙、播种收割、浇园打坯还是铡草喂牲口，样样都干得熟巧。再加上勤劳，把家里地里总收拾得头头是道、利利索索。他还是个大孝子，对老人也伺候得熨熨帖帖。因为忠厚老实，也就深得地下党组织信任，对我母亲的工作自然也全力支持。不幸的是一次父亲外出，偏偏就遇上“鬼”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辗转腾挪十几天后，父亲才瞅准空子溜回来。怕再被抓就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干了大半年，不料又患了眼病，被县大队长安排回村，连休养治疗带继续做地下工作，以后就再没出去。
后来闹土改、搞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我的父母都是积极分子、工作骨干。他们分别历任互助组组长、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队长、会计、党小组长、妇女委员等职，对每任职务都认真负责，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这期间先后生了我们姐妹兄弟六人。
在那穷乡僻壤要把一大群孩子拉扯大实在不易！在我正长身体的时候，恰逢1960～1962连续3年自然灾害，紧接着又是1963年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生活上的艰难拮据可由一个“饿”字概括。由于缺粮，人们把野菜、米糠、麦秸秆儿、红薯蔓儿、榆树钱儿甚至树皮都吃光了，很多人饿得走路打晃儿，甚至“打蹩脚”，自己把自己绊倒。在这种情况下，就为让这一大群孩子不至饿死，父亲母亲在饿着自己的同时又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做到。幸亏有好心的当家子长辈和亲戚不时接济些红薯干啦、糠饼子啦、旧衣服啦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家乡有大片大片的枣林，红枣为我们充了不少饥。也就在此时，为了重点保证我的学业不被耽误，父母忍痛让和我同时上学的二姐春焕中途辍学下地劳动，这才稍稍缓解了家中困难，也才促成了我从初小到高小、再到那年全乡仅我一人考入县中。当接到河北望都中学的入学通知书时，父母的脸上露出了多少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李家东才“独中金榜”这件事曾在家乡传为美谈，也着实为父母长了脸、争了光，但也因此留下了我对二姐一生一世都还不清的债！
当时帮我家度过难关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母亲的弟弟、我们的小舅周耀东解放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他又把我大姐春彦（还有大姨姐杨清华）一起带到北京上学，后又都安排了工作。这就不仅减轻了家里负担，春彦姐工作和结婚后，还不时和姐夫孙久安把他们微薄工资中的一部分，经常寄来补贴家用。这在当时真是及时雨、雪中炭，解了许多燃眉之急。对此，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都终生感激不尽！
难忘父母舐犊深情
我到县中上学后，父母除了高兴，也把心更多地用到了我身上。县城离我们村20里地，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因为当时口粮有限（一天9两），伙食费也低（每月仅5元4角），根本吃不饱。所以我每次回家，母亲都尽所能为我做点“差样儿的”，回校时还为我准备一兜干粮：红薯干、杂合面烙饼、糠饼子、炒面等。即使这样，上课时也常常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后来开始“文革”，再后来我当了兵。当我穿上军装离开家时，父母眼中都含着骄傲和幸福的泪花。再后来我从湖北的部队选调到北京，进了空政话剧团，直到今天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剧作家”“艺术家”。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果，都离不开家乡水土和父亲母亲的哺育滋养，我也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以往的这些艰难、困顿和父母的舐犊深情。 我更不会忘记的是一次探家留在我心目中的那个画面：那天我提着行囊走近家门，隔着院墙看到一个佝偻着腰背端着一大盆泔水正走向猪圈的身影，仔细辨认，竟是母亲！母亲因常年劳顿，腰肌劳损，以往挺直的腰身已经直不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负重劳作！我赶忙跑过去，接下泔水盆，揽住母亲。母亲高兴地笑，我的心却在哭！归队时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当时我正谈对象，未婚妻黄友萍和我一起陪她到医院瞧病，陪她参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游览故宫、北海、颐和园，每次都是友萍挽着老人的胳膊过马路。弟弟东库这时也当了兵，也和我一道陪她游长城。仅此，母亲已是万分知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友萍出身高干家庭，与我家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但她的朴素真纯、毫无骄娇二气出乎老人意外，两家家风相近也无隔膜，于是点头默许成就婚姻。这不仅了了父母的一桩大心事，也成了他们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
子欲孝而亲不待
再后来，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再三催劝下才答应再来北京治病。当时住在我团里的宿舍，大姐春彦也专程从深圳赶来陪护。不巧的是由我编剧兼做制片主任的一部电视剧《泪雨花红》开机，我不得不告别母亲随剧组前往兰州。走时我心里很矛盾，母亲虽也不舍，却又表现得十分通达。我看母亲当时状况还好，又有姐姐妹妹和弟弟在身边照料，以为应无大碍，于是咬牙忍泪走了。没想到这一走竟成永诀！当电视剧即将杀青时，我接到了“母病危，速回老家”的电报，于是赶紧准备回程。就在要走时，又接到了“母病见轻，不必急回”的电报，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等我同剧组回到北京，准备立即赶往老家时，又突然接到了大姐的电话，说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了，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北京，就在团里。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打懵了。原来在我接到第一封电报的第二天，母亲便走了，临走还一直轻唤着我的名字。父亲和大姐知我赶不回来，又怕我着急，才决定发了第二封电报。当我得知此情，悲悔难抑，急忙骑车从外面往团里赶，一路上都止不住泪雨飘零！
母亲去世后，父亲便一个人在老家孤寂度日。幸亏大妹焕池、小妹焕乔都在邻村，离得不远，经常会去看望照料。远在深圳的大姐和在北京的我与弟弟才稍感心安。可是天不假年，父亲后来也得了重病。当他又是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来北京治病时，已是癌症晚期。医院要给他做手术，但要一大笔手术费。父亲知道后，竟自己悄悄收拾东西从医院跑了出来，怎么都劝不回去。我们深知，父亲是不想再给儿女增添负担，我们也只好寄希望用其他方式调节、治疗，来挽留老人生命。后经多方努力，辗转往来于北京和老家多次，千方百计减轻老人痛苦、延缓病情。但终是回天无力，父亲最后还是在我北京的家中溘然长逝！
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父亲母亲，一生操劳，千辛万苦，付出很多，福报很少。但他们留给我们姐妹兄弟的，却很多很多……
写给父母的话
父爱如山 母爱如海
——致我逝去的父母
我的父亲母亲，您二老虽已仙逝，但音容常在，亲情永存。在我们姐妹兄弟心中，还永远是父爱如山，母爱如海。父爱如山，教我们挺直脊梁;母爱如海，教我们厚德载物。二老给了我们生命，更要我们正直做人。 “不坑人，不害人，一老本实做好人。”
我们会永远牢记二老教诲，一生一世一老本实做正直人，做善良人，做有品德的人，做刻苦敬业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母亲，您二老走了，但不会走远，因为还一直回首眷顾着我们;父亲母亲，您二老走了，敬请放心，因为我们决不会让您们失望。虽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已成为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但我们会把它转化为对后辈、对他人的爱加倍付奉。
父亲母亲，祝您们能在天国享福;父亲母亲，愿您们的大爱地久天长！父亲母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