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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实现了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机制创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其基本经验有：一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二是各民主党派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三是杜绝照搬照抄，要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亟需有中国智慧。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参政党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81-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独特的效能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与旧式政党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机制创新，提炼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无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来之不易，是在突破重重旧有观念束缚和纠正认识偏差错误的过程中产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创新之所以能称为创新，是因为它突破了之前的瓶颈制约，对困扰人们头脑中的疑惑有全新的解答，是因为它排除干扰、诋毁的阻力，站立在一定高度给人们的行动以符合规律的指导;是因为它应对危机、责难的局势，以对事物发展规律有充分认识来牢固掌握话语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后，对各民主党派的认识有所争议，也有来自外界的干扰和诋毁甚至有过危机与责难，从而成为制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瓶颈。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往往是伴随着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而产生的。
破旧立新，在突破骄傲、偏激的认识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建国初期，毛泽东批评“一根头发的功劳”的观点，强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1〕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就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解决了“要不要民主党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党内不重视统战工作，不少地方不相信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搞“清一色”等现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澄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的干扰。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多党合作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解决了“如何对待民主党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三大后，党的政治报告及有关文件去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下”字，这一调整强调平等协商的政治联盟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承认和尊重，解决了“民主党派地位如何”的重要理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2〕改革开放这一场革命，在一步步把骄傲和偏见扫除，让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为开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之路提供了动力。
立意高远，在排除干扰、诋毁的阻力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3〕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还纠结在“要不要民主党派”，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思考“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地位如何”等问题，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后，必然要涉及到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定位问题。要把新型政党制度从干扰、诋毁的阻力中解放出来，置于显著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必须面对的问题。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列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了党章。1993年8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写入宪法。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其自身优势提供了平台，从列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到写入党章、宪法，以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无不突显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执着追求，高瞻远瞩的定位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目标指引。
接力探索，在应对危机、责难的局势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敞开了中国的国门，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而且也让人们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国外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的同时借机诋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达到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时代发展要求必须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优势和特点等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解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箭在弦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接力探索。邓小平曾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4〕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即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2007年公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6〕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的讲话中对新型政党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科学系统地阐明其特点和优势。他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會撕裂的弊端。〔7〕改革开放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大环境，同时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危机和责难的本领，这种本领之一就是不断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成果丰硕，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必然。实践创新的魅力在于，实践主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和尚未走完的道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了重大改造。实践创新也决非孤立，与理论创新有着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8〕因此，科学提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既是对其理论创新进一步阐释，又是探究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实践基础，更能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诉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创造性，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新中国建立前夕，55名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达“愿意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9〕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建立后民主党派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辟总结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创新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保证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是辩证统一的，各民主党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之一，只有领导者没有志愿跟随者及后者的政治地位，实践过程往往是南辕北辙。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围绕着“政治联盟”这一主题展开。以邓小平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经典表述为代表：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1〕1989年中共中央把这种“政治联盟”首次界定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12〕2005年，中共中央在整合之前“政治联盟”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认识基础上，认为“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黨。”〔13〕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中国民主党派在改革开放中是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对民主党派性质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突破对民主党派性质界定局限于“服务或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范围，于2013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指出，中国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4〕这是对民主党派性质认识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多年困扰我们“民主党派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难题，极大地激发了民主党派作为实践主体的热情，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15〕
共同遵守政治准则，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增强实践内容的有效性，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等右的思潮泛滥，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袭。1989年政治风波后，针对外国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攻击和污蔑我国政党制度，江泽民用“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0个字高度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有效化解无端污蔑。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多党合作中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六条重要政治准则。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规定了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共同遵守政治准则，为中国共产党就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实现相互监督提供了基本依据，为实践中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中依法履行职权创造了空间。最关键的是，有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准则，更加开诚布公，有利于真正形成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齐心合力团结前进。目前，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已经成为我国民主党派的特点，其成员超过100万人，汇集了社会众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领军人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监督的重要机制，更是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因此，衡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要看能否最大限度、最广范围、最好效果地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这是不断增强实践内容的有效性的关键。
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推动协商民主的科学化，充分彰显实践目标的崇高性，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方向。西方政党执政的逻辑起点是投票选举，给人以投票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错觉。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政党政治人选，并不能保证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的公平正义，而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合作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彰显了人民民主，成为现代民主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加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现代民主贯彻到科学决策、严格执行、民主监督等具体政治过程中，体现在政策制定、干部任免、利益协调、联系群众等政党政治的基本环节、过程和内容中，这无疑丰富了现代民主理念，彰显人民民主的真谛。从某种程度来看，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作为根植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实践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被动的制度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不管是建立健全制度，还是行为人理解和认同制度，或是制度实现规约社会行为等，都需要实践的发展和应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涉及全局性，中国协商民主的主体广泛性，内容复杂性，涵盖领域交织性，构建科学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需要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认识到“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6〕在中国政治话语实践中，“政治协商”一词已使用70多年，究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党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继续加强政党协商”摆在了首位，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阐明政党协商的意义、内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以及加强和完善党对政党协商的领导。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协商以一种专门的民主形式往往不同于一般性的政治协商，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突显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作用，成为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方向。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以及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是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和行为规范。”〔1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创新，是坚持其基本运行规则基础之上的创新。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重要规则之一。集中原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最后决定权，民主原则表现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广泛协商讨论。这方面运行机制的创新主要就是广泛协商讨论方面的创新。建设性原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重要规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建设性原则体现在，以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维护好实现好国家根本利益。因此，此方面运行机制的创新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互相支持上。
在中央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主要有探索实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和“大调研”。“最高国务会议”是依据1954年宪法规定而设立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召开了20次。〔18〕“双周座谈会”产生于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所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主要是中共领导人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沟通思想，就政策时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国是，从1950 年4 月到1966 年7 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 次。〔19〕“文化大革命”期间，“双周座谈会”中断，1979年12月邓小平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促使“双周座谈会”得以恢复，但一般均以座谈会内容命名或被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等，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2013年9月1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上，主席团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这标志着“双周协商座谈会”继承“双周座谈会”优良传统，并以新的姿态书写协商民主的历史。“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主旨，由党内外“内行人”就“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讨论，并将会议纪要直接报送中央决策层。“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特色在于专业性更强、内容更加丰富和制度化程度更高。民主党派中央“大调研”从1993年开始，基本思路是“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大调研”所涉及的有关具体问题及建议形成专报后以“直通车”的形式转送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2017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的文件，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这项工作进行规范。值得关注的是，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的开辟，以及制定或修订委员履职、专委会工作、提案办理协商、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机制的运行，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朝科学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在地方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主要表现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的协商机制创新。例如杭州市政协成立政务咨询团，发挥建言资政的作用，建立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新闻发布会，构建“四方”对话程序等;温州市政协从2002年6月起，以《政情民意中间站》栏目为载体，把政协民主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有效结合，创新协商民主方式，推动协商民主机制良性运转;贵州省遵义县龙坑镇于2003年成立政协联络组，其主要成员由当地的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组成，下设协商议政工作组、社情民意工作组和民主评议工作组，推动“协商民主下基层”工作，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广州推行“再调研、再协商、再建言、再推进”的“一体化”模式，把专题调研和对口、提案办理等协商整合为一体，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凝聚最大的共识，而且还在最短时间落实这些共识与举措。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有：一是目标机制方面的共识，共同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二是领导机制方面的共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三是合作机制方面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既是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涉及到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四是监督机制方面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蕴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和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开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发展的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本精神、本质属性和真正价值，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创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中，始终确保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倡导的合作、参与、协商的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坚持以团结、民主与和谐的本质属性，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价值实现。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引领其发展方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体现在理论创新永不停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创新，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基本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进行了有效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所面临的两大难点问题：一是关于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问题。西方政党理论中有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野党之分，中国共产党从首次提出了“参政党”这一全新概念，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论断，实现了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进一步认识，理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根本，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亲密友党，团结合作是实质。二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问题。长期以来，西方掌控着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在全球极力推崇西方政党制度及其民主精神，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就判断政党制度先进的标准、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的理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向西方乃至全世界宣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极具中国魅力和中国精神，掌握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定“航程”。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做得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较快的时期。
（二）各民主党派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如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比喻成一个戏台，中国共产党是“搭台唱戏者”，民主党派就是唱戏的一“角”，两者同台合作才能给观众带来精彩演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各民主党派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民主，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能转化为国家发展、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安康。民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中体现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上。西方在民主选举方面声势浩大，最后選举出的人与民众关系不大，更别说核心领导层的政务官选任与民众更无关系，可以说西方政党制度中选举民主是骗人的把戏。而在协商民主方面，西方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在野党反对执政党，协商民主经常以吵闹、反对等声音所终结。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选举人民公仆的制度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商国家大事的制度平台，充分体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精神实质，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的商议、对国家一些重大决策提供建议以及在促进政治参与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与，缺少他们专业性的建言献策，人民民主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绝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民主党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效能发挥的“推动器”。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总体运行机制预期来看，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提意见、建议等方式，建构执政党与民众双向沟通渠道，使不同意见和利益诉求在有序正常的渠道中得到反映并通过协商有效解决。再从其运行机制效果来看，民主党派自身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以及不断拓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政治资源和社会空间，民主党派建设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相得益彰，大部分社会矛盾在萌芽阶段得到化解，国家社会整体向好发展。由此可见，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及其参政议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效能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反过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有优势，发挥其应有效能，是因为这一政党制度确保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使民主党派参与到中国整个政治生活的深层。尽管所站角度不同，但民主党派在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三）杜绝照搬照抄，要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理论基础，根植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生动体现，吸收他国政党制度兴衰经验不断完善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强调“新”，是有别于“旧”，也侧重于其自身特色。照搬照抄是决不能称之为“新”，照搬照抄也绝对是要水土不服的。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做法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决不是哗众取宠的特色，而是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也不同于一党制的独特道路，可以用与众不同一词来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在于通过党的领导把人民意志汇聚为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定不移地朝着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这不同于美国为代表的两党制、多党制难以代表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也不同于经过西方民主“改造”的中东国家、广大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竞争带来的是国家动乱、社会不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还在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有效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错误及腐败。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进行了规范，列举十种政治监督举措。这十种政治监督举措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关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实践中重点落实的监督举措。
此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还表现在带有浓厚的中国元素，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协是其组织形式，有处理党际关系“十六字”政治准则，在运行机制方面遵循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机制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2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创造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决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一厢情愿“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而在于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更加鲜明，更加具有制度自信和说服力。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亟需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纳了世界文明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智慧。在看到西方政党制度、议会民主不是万能之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持续已久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同时，我们决不能陶醉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带来的伟大成就之中，居安思危，方得始终。一方面，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精神实质、好的做法，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实践发展;另一方面，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经受来自各方的挑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一直与西方就各自政党制度好坏争夺话语权，在西方陷入政党政治竞争“怪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创性彰显出世界意义，我们又转向讲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和启示。这符合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争锋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必须，决不是学理层面的舞文弄墨。虽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不可缺少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集聚民众智慧和意志，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经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打开了大门。实践证明，仅从政党制度本身入手进行探索改革和完善，往往会陷入僵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抓住协商民主、政党协商、民主监督等重要环节，搭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对话交流的平台，才能真正实现开放的格局，才会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大发展大繁荣，才会展现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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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参政党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81-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独特的效能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与旧式政党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机制创新，提炼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无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来之不易，是在突破重重旧有观念束缚和纠正认识偏差错误的过程中产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创新之所以能称为创新，是因为它突破了之前的瓶颈制约，对困扰人们头脑中的疑惑有全新的解答，是因为它排除干扰、诋毁的阻力，站立在一定高度给人们的行动以符合规律的指导;是因为它应对危机、责难的局势，以对事物发展规律有充分认识来牢固掌握话语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后，对各民主党派的认识有所争议，也有来自外界的干扰和诋毁甚至有过危机与责难，从而成为制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瓶颈。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往往是伴随着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而产生的。
破旧立新，在突破骄傲、偏激的认识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建国初期，毛泽东批评“一根头发的功劳”的观点，强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1〕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就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解决了“要不要民主党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党内不重视统战工作，不少地方不相信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搞“清一色”等现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澄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的干扰。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多党合作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解决了“如何对待民主党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三大后，党的政治报告及有关文件去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下”字，这一调整强调平等协商的政治联盟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承认和尊重，解决了“民主党派地位如何”的重要理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2〕改革开放这一场革命，在一步步把骄傲和偏见扫除，让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为开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之路提供了动力。
立意高远，在排除干扰、诋毁的阻力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3〕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还纠结在“要不要民主党派”，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思考“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地位如何”等问题，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后，必然要涉及到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定位问题。要把新型政党制度从干扰、诋毁的阻力中解放出来，置于显著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必须面对的问题。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列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了党章。1993年8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写入宪法。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其自身优势提供了平台，从列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到写入党章、宪法，以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无不突显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执着追求，高瞻远瞩的定位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目标指引。
接力探索，在应对危机、责难的局势中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敞开了中国的国门，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而且也让人们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国外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的同时借机诋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达到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时代发展要求必须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优势和特点等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解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箭在弦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接力探索。邓小平曾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4〕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即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2007年公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6〕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的讲话中对新型政党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科学系统地阐明其特点和优势。他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會撕裂的弊端。〔7〕改革开放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大环境，同时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危机和责难的本领，这种本领之一就是不断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成果丰硕，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必然。实践创新的魅力在于，实践主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和尚未走完的道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了重大改造。实践创新也决非孤立，与理论创新有着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8〕因此，科学提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既是对其理论创新进一步阐释，又是探究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实践基础，更能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诉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创造性，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新中国建立前夕，55名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达“愿意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9〕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建立后民主党派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辟总结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创新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保证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是辩证统一的，各民主党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之一，只有领导者没有志愿跟随者及后者的政治地位，实践过程往往是南辕北辙。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围绕着“政治联盟”这一主题展开。以邓小平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经典表述为代表：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1〕1989年中共中央把这种“政治联盟”首次界定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12〕2005年，中共中央在整合之前“政治联盟”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认识基础上，认为“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黨。”〔13〕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中国民主党派在改革开放中是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对民主党派性质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突破对民主党派性质界定局限于“服务或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范围，于2013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指出，中国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4〕这是对民主党派性质认识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多年困扰我们“民主党派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难题，极大地激发了民主党派作为实践主体的热情，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15〕
共同遵守政治准则，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增强实践内容的有效性，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等右的思潮泛滥，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袭。1989年政治风波后，针对外国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攻击和污蔑我国政党制度，江泽民用“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0个字高度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有效化解无端污蔑。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多党合作中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六条重要政治准则。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规定了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共同遵守政治准则，为中国共产党就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实现相互监督提供了基本依据，为实践中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中依法履行职权创造了空间。最关键的是，有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准则，更加开诚布公，有利于真正形成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齐心合力团结前进。目前，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已经成为我国民主党派的特点，其成员超过100万人，汇集了社会众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领军人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监督的重要机制，更是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因此，衡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要看能否最大限度、最广范围、最好效果地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这是不断增强实践内容的有效性的关键。
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推动协商民主的科学化，充分彰显实践目标的崇高性，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方向。西方政党执政的逻辑起点是投票选举，给人以投票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错觉。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政党政治人选，并不能保证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的公平正义，而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合作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彰显了人民民主，成为现代民主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加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现代民主贯彻到科学决策、严格执行、民主监督等具体政治过程中，体现在政策制定、干部任免、利益协调、联系群众等政党政治的基本环节、过程和内容中，这无疑丰富了现代民主理念，彰显人民民主的真谛。从某种程度来看，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作为根植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实践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被动的制度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不管是建立健全制度，还是行为人理解和认同制度，或是制度实现规约社会行为等，都需要实践的发展和应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涉及全局性，中国协商民主的主体广泛性，内容复杂性，涵盖领域交织性，构建科学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需要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认识到“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6〕在中国政治话语实践中，“政治协商”一词已使用70多年，究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党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继续加强政党协商”摆在了首位，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阐明政党协商的意义、内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以及加强和完善党对政党协商的领导。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协商以一种专门的民主形式往往不同于一般性的政治协商，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突显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作用，成为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方向。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以及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是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和行为规范。”〔1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创新，是坚持其基本运行规则基础之上的创新。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重要规则之一。集中原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最后决定权，民主原则表现在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广泛协商讨论。这方面运行机制的创新主要就是广泛协商讨论方面的创新。建设性原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重要规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建设性原则体现在，以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维护好实现好国家根本利益。因此，此方面运行机制的创新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互相支持上。
在中央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主要有探索实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和“大调研”。“最高国务会议”是依据1954年宪法规定而设立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召开了20次。〔18〕“双周座谈会”产生于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所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主要是中共领导人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沟通思想，就政策时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国是，从1950 年4 月到1966 年7 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 次。〔19〕“文化大革命”期间，“双周座谈会”中断，1979年12月邓小平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促使“双周座谈会”得以恢复，但一般均以座谈会内容命名或被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等，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2013年9月1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上，主席团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这标志着“双周协商座谈会”继承“双周座谈会”优良传统，并以新的姿态书写协商民主的历史。“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主旨，由党内外“内行人”就“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讨论，并将会议纪要直接报送中央决策层。“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特色在于专业性更强、内容更加丰富和制度化程度更高。民主党派中央“大调研”从1993年开始，基本思路是“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大调研”所涉及的有关具体问题及建议形成专报后以“直通车”的形式转送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2017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的文件，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这项工作进行规范。值得关注的是，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的开辟，以及制定或修订委员履职、专委会工作、提案办理协商、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机制的运行，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朝科学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在地方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创新主要表现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的协商机制创新。例如杭州市政协成立政务咨询团，发挥建言资政的作用，建立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新闻发布会，构建“四方”对话程序等;温州市政协从2002年6月起，以《政情民意中间站》栏目为载体，把政协民主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有效结合，创新协商民主方式，推动协商民主机制良性运转;贵州省遵义县龙坑镇于2003年成立政协联络组，其主要成员由当地的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组成，下设协商议政工作组、社情民意工作组和民主评议工作组，推动“协商民主下基层”工作，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广州推行“再调研、再协商、再建言、再推进”的“一体化”模式，把专题调研和对口、提案办理等协商整合为一体，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凝聚最大的共识，而且还在最短时间落实这些共识与举措。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有：一是目标机制方面的共识，共同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二是领导机制方面的共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0〕;三是合作机制方面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既是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涉及到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四是监督机制方面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蕴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和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开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发展的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本精神、本质属性和真正价值，走在时代的前列，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创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中，始终确保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倡导的合作、参与、协商的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坚持以团结、民主与和谐的本质属性，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价值实现。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引领其发展方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体现在理论创新永不停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创新，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基本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进行了有效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所面临的两大难点问题：一是关于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问题。西方政党理论中有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野党之分，中国共产党从首次提出了“参政党”这一全新概念，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论断，实现了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进一步认识，理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根本，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亲密友党，团结合作是实质。二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问题。长期以来，西方掌控着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在全球极力推崇西方政党制度及其民主精神，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就判断政党制度先进的标准、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的理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向西方乃至全世界宣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极具中国魅力和中国精神，掌握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定“航程”。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做得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较快的时期。
（二）各民主党派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如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比喻成一个戏台，中国共产党是“搭台唱戏者”，民主党派就是唱戏的一“角”，两者同台合作才能给观众带来精彩演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各民主党派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民主，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能转化为国家发展、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安康。民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中体现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上。西方在民主选举方面声势浩大，最后選举出的人与民众关系不大，更别说核心领导层的政务官选任与民众更无关系，可以说西方政党制度中选举民主是骗人的把戏。而在协商民主方面，西方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在野党反对执政党，协商民主经常以吵闹、反对等声音所终结。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选举人民公仆的制度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商国家大事的制度平台，充分体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精神实质，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的商议、对国家一些重大决策提供建议以及在促进政治参与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与，缺少他们专业性的建言献策，人民民主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绝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民主党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效能发挥的“推动器”。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总体运行机制预期来看，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提意见、建议等方式，建构执政党与民众双向沟通渠道，使不同意见和利益诉求在有序正常的渠道中得到反映并通过协商有效解决。再从其运行机制效果来看，民主党派自身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以及不断拓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政治资源和社会空间，民主党派建设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相得益彰，大部分社会矛盾在萌芽阶段得到化解，国家社会整体向好发展。由此可见，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及其参政议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效能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反过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有优势，发挥其应有效能，是因为这一政党制度确保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执行，使民主党派参与到中国整个政治生活的深层。尽管所站角度不同，但民主党派在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三）杜绝照搬照抄，要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理论基础，根植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生动体现，吸收他国政党制度兴衰经验不断完善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强调“新”，是有别于“旧”，也侧重于其自身特色。照搬照抄是决不能称之为“新”，照搬照抄也绝对是要水土不服的。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做法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决不是哗众取宠的特色，而是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也不同于一党制的独特道路，可以用与众不同一词来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在于通过党的领导把人民意志汇聚为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定不移地朝着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这不同于美国为代表的两党制、多党制难以代表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也不同于经过西方民主“改造”的中东国家、广大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竞争带来的是国家动乱、社会不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还在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有效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错误及腐败。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进行了规范，列举十种政治监督举措。这十种政治监督举措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关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实践中重点落实的监督举措。
此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还表现在带有浓厚的中国元素，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协是其组织形式，有处理党际关系“十六字”政治准则，在运行机制方面遵循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机制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2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创造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决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一厢情愿“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而在于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更加鲜明，更加具有制度自信和说服力。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亟需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纳了世界文明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智慧。在看到西方政党制度、议会民主不是万能之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持续已久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同时，我们决不能陶醉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带来的伟大成就之中，居安思危，方得始终。一方面，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精神实质、好的做法，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实践发展;另一方面，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经受来自各方的挑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一直与西方就各自政党制度好坏争夺话语权，在西方陷入政党政治竞争“怪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创性彰显出世界意义，我们又转向讲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和启示。这符合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争锋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必须，决不是学理层面的舞文弄墨。虽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不可缺少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集聚民众智慧和意志，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经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打开了大门。实践证明，仅从政党制度本身入手进行探索改革和完善，往往会陷入僵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抓住协商民主、政党协商、民主监督等重要环节，搭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对话交流的平台，才能真正实现开放的格局，才会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大发展大繁荣，才会展现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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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