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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晏阳初的百岁生命中，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是在亲自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其影响力遍布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美国《展望》杂志评价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在照相机镜头前，晏阳初穿着晚礼服，笔直地站立着，脸庞清瘦，抿着嘴，微笑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乌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这是1943年5月24日的晚上，美国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照片上，四个中年男人并排站着，身高几乎一致。在最左边的麦克拉肯（MacCracken）博士旁，一眼便能认出爱因斯坦，他半侧着身体，看着右边的一位—当晚大会的主讲人夏普瑞（Harlow Shapley）博士，彼此表情放松，似乎在讨论着什么，最右边的那位就是晏阳初。
当天是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由美国数百所高等学术机构发起成立“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纪念委员会”，一方面纪念这位伟人，另一方面则是表彰“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他们必须在思想和方法上产生革命性的成就。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捐建的音乐厅，灯光璀璨，数千名科学家、企业家穿着晚礼服应约前往参加纪念大会。与晏阳初一样盛装出席的，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飞机发明者莱特（Orville Wright）、物理学家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等，他们都是十大名人的入选者。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推动了各自领域的转变和变革，与哥白尼一样，均为实至名归的“变革者”。晏阳初的革命性贡献在哪里呢？
在大会现场，他得到的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一年，是晏阳初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第20个年头。
“3C”火种
1920年7月29日，晏阳初搭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从美国回国。留美期间，他先是在耶鲁大学读政治学，后入普林斯顿大学读历史学，取得硕士学位。轮船抵达上海后，30岁的晏阳初发现，离开中国8年后，中国政治愈发地混乱与无序，民众仍是万马齐喑地活着。
在上海，他没有去政府和高校谋职，而是找到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希望在该协会的支持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的首要目标是消除文盲，他无权无钱，却信心满满。
晏家世代居住在四川巴中，是一个书香世家，不过并无人考取过功名。晏阳初四五岁时，到塾馆上学。在塾馆，晏阳初天天向“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磕头，日日对着牌位口诵儒家典章，潜移默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言，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
1903年，在父亲的安排下，晏阳初前往保宁府读西学堂。西学课程由传教士讲授，每天必教的还有《圣经》，耳濡目染之下，晏阳初和数位同学一道，在一年后自发地接受了洗礼，皈依基督教。此后，从保宁府再到成都，晏阳初一直在西学堂读书，深受传教士影响。从此，“以爱的教育为基督征服世界”，成为晏阳初的毕生志向。
中华民国元年，在传教士的资助下，晏阳初离开四川，远走香江，就读香港大学政治学。未等毕业，他即乘船赴美，进入耶鲁大学，成为3000名学生中之一。耶鲁大学的基督教气氛浓厚，晏阳初入校不久就加入了唱诗班。他还经常到纽约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结识了多位该会的骨干。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美国对德国宣战。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战时工作会，号召年轻人赴欧洲为战士服务。1918年6月，晏阳初毕业，跟随基督教青年会奔赴法国，帮助在法国的华工。这些被称作“苦力”的华工，地位低下，不仅不懂英语、法语，大多数也不会写汉字。
晏阳初的工作，除了给华工当翻译，就是给他们写家信，寄往万里之外的祖国。他突发奇想，何不教授苦力识字？从数字开始，再到家信的常用字，最后编写千字教材，他以四个月之期为一届，毕业生已能独自写家信。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下，他还创办了《华工周报》，帮助华工学习知识、联络感情。一年后，他返回美国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短暂一年，晏阳初认识了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苦力，也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自此，他立志终身致力于平民教育。
在后来的大半生中，晏阳初常说，“3C”影响了他的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3C”是他的信仰，是他心中的火种，时机到来，将产生长远的热能和光亮。
教育实验
在河北定县的乡村，村民经常能见到温文尔雅的晏阳初。他穿着粗布长衫，戴着礼帽，外出骑着毛驴。1929年，晏阳初搬到了定县，一年后，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也来了。他志同道合的夫人叫许雅丽，美籍华人，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毕业，主动从美国返回中国推行体育教育。
据晏阳初的长子晏振东回忆，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地主家的四合院里，条件远远比不上上海和北京，但仍旧保持着美国式的优雅生活。“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没有自来水，在屋顶上放了一个大水桶，有一个仆人每天打水往下灌。后来我们还有两个保姆，一个洗衣服，一个缝衣服，还有一个厨师专门做饭的，还是一个仆人是挑水、做体力活的。”
晏阳初号召他的同事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的同事，尤其是管理层面的，以前都是大学校长、教授或者留洋博士、硕士，是真正的精英阶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成批次地进驻农村，为农村和农民工作。晏阳初高兴地指出，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担任总干事，主持一切工作，一直到1949年。这是他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真正开始。平教会的成立过程中，当时的教育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甚至胡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朱其慧。她是中国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夫妻俩的共同爱好是慈善公益。平教会的办事处和经费，都来自朱其慧的捐献。 有限的筹款和捐助，不足以支撑晏阳初的宏伟计划。1928年，他奔赴美国，先是接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开始了长达近一年的募款。他希望募集50万美元，用于此后5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从美国东部到西部，他奔走往来，到处演讲，碰了无数的钉子，最后募集善款超过45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善款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计10万美元。“汽车大王”福特以个人的名义捐助了1万美元。
经费不再是问题后，晏阳初和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作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试验地。平教会的总部也搬到了定县。此前，他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平台，编出《千字课》，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等城市进行小规模的实验，以四个月为一期，平民识字效果良好。定县实验，内容不再限于识字，“除文盲，作新民”，更重要的是“作新民”。
从事平民教育多年后，晏阳初发现了中国农民的四个缺点：愚、穷、弱、私。对于这四个“病症”，他提出了四个有针对性的疗救办法：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因此在识字教育以外，他还大力推广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设立运销合作社提高农民收入，打疫苗、防治传染病，办农民杂志，编新式话剧，收听广播节目，进行公民和爱国教育。
四大教育实验，自1930年开始，分为三期，共计十年。可惜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实验提前结束。但效果很快彰显，就连蒋介石也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召见晏阳初，并委派他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的人，到定县学习。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一些省市的主政者纷纷邀请晏阳初前往推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主政者对此兴趣尤甚。抗日战争期间，定县实验完全中断，平教会的工作迁到四川，继续工作。抗日胜利，重建尚未完全开展，内战中的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晏阳初选择了出走，定居美国。在他的号召和指导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继续在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开展，尤其在菲律宾的运动，效果最为显著。
在晏阳初的百岁生命中，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是在亲自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到了晚年，晏阳初评价自己道：“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
在照相机镜头前，晏阳初穿着晚礼服，笔直地站立着，脸庞清瘦，抿着嘴，微笑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乌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这是1943年5月24日的晚上，美国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照片上，四个中年男人并排站着，身高几乎一致。在最左边的麦克拉肯（MacCracken）博士旁，一眼便能认出爱因斯坦，他半侧着身体，看着右边的一位—当晚大会的主讲人夏普瑞（Harlow Shapley）博士，彼此表情放松，似乎在讨论着什么，最右边的那位就是晏阳初。
当天是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由美国数百所高等学术机构发起成立“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纪念委员会”，一方面纪念这位伟人，另一方面则是表彰“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他们必须在思想和方法上产生革命性的成就。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捐建的音乐厅，灯光璀璨，数千名科学家、企业家穿着晚礼服应约前往参加纪念大会。与晏阳初一样盛装出席的，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飞机发明者莱特（Orville Wright）、物理学家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等，他们都是十大名人的入选者。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推动了各自领域的转变和变革，与哥白尼一样，均为实至名归的“变革者”。晏阳初的革命性贡献在哪里呢？
在大会现场，他得到的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一年，是晏阳初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第20个年头。
“3C”火种
1920年7月29日，晏阳初搭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从美国回国。留美期间，他先是在耶鲁大学读政治学，后入普林斯顿大学读历史学，取得硕士学位。轮船抵达上海后，30岁的晏阳初发现，离开中国8年后，中国政治愈发地混乱与无序，民众仍是万马齐喑地活着。
在上海，他没有去政府和高校谋职，而是找到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希望在该协会的支持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的首要目标是消除文盲，他无权无钱，却信心满满。
晏家世代居住在四川巴中，是一个书香世家，不过并无人考取过功名。晏阳初四五岁时，到塾馆上学。在塾馆，晏阳初天天向“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磕头，日日对着牌位口诵儒家典章，潜移默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言，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
1903年，在父亲的安排下，晏阳初前往保宁府读西学堂。西学课程由传教士讲授，每天必教的还有《圣经》，耳濡目染之下，晏阳初和数位同学一道，在一年后自发地接受了洗礼，皈依基督教。此后，从保宁府再到成都，晏阳初一直在西学堂读书，深受传教士影响。从此，“以爱的教育为基督征服世界”，成为晏阳初的毕生志向。
中华民国元年，在传教士的资助下，晏阳初离开四川，远走香江，就读香港大学政治学。未等毕业，他即乘船赴美，进入耶鲁大学，成为3000名学生中之一。耶鲁大学的基督教气氛浓厚，晏阳初入校不久就加入了唱诗班。他还经常到纽约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结识了多位该会的骨干。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美国对德国宣战。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战时工作会，号召年轻人赴欧洲为战士服务。1918年6月，晏阳初毕业，跟随基督教青年会奔赴法国，帮助在法国的华工。这些被称作“苦力”的华工，地位低下，不仅不懂英语、法语，大多数也不会写汉字。
晏阳初的工作，除了给华工当翻译，就是给他们写家信，寄往万里之外的祖国。他突发奇想，何不教授苦力识字？从数字开始，再到家信的常用字，最后编写千字教材，他以四个月之期为一届，毕业生已能独自写家信。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下，他还创办了《华工周报》，帮助华工学习知识、联络感情。一年后，他返回美国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短暂一年，晏阳初认识了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苦力，也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自此，他立志终身致力于平民教育。
在后来的大半生中，晏阳初常说，“3C”影响了他的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3C”是他的信仰，是他心中的火种，时机到来，将产生长远的热能和光亮。
教育实验
在河北定县的乡村，村民经常能见到温文尔雅的晏阳初。他穿着粗布长衫，戴着礼帽，外出骑着毛驴。1929年，晏阳初搬到了定县，一年后，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也来了。他志同道合的夫人叫许雅丽，美籍华人，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毕业，主动从美国返回中国推行体育教育。
据晏阳初的长子晏振东回忆，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地主家的四合院里，条件远远比不上上海和北京，但仍旧保持着美国式的优雅生活。“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没有自来水，在屋顶上放了一个大水桶，有一个仆人每天打水往下灌。后来我们还有两个保姆，一个洗衣服，一个缝衣服，还有一个厨师专门做饭的，还是一个仆人是挑水、做体力活的。”
晏阳初号召他的同事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的同事，尤其是管理层面的，以前都是大学校长、教授或者留洋博士、硕士，是真正的精英阶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成批次地进驻农村，为农村和农民工作。晏阳初高兴地指出，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担任总干事，主持一切工作，一直到1949年。这是他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真正开始。平教会的成立过程中，当时的教育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甚至胡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朱其慧。她是中国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夫妻俩的共同爱好是慈善公益。平教会的办事处和经费，都来自朱其慧的捐献。 有限的筹款和捐助，不足以支撑晏阳初的宏伟计划。1928年，他奔赴美国，先是接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开始了长达近一年的募款。他希望募集50万美元，用于此后5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从美国东部到西部，他奔走往来，到处演讲，碰了无数的钉子，最后募集善款超过45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善款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计10万美元。“汽车大王”福特以个人的名义捐助了1万美元。
经费不再是问题后，晏阳初和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作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试验地。平教会的总部也搬到了定县。此前，他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平台，编出《千字课》，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等城市进行小规模的实验，以四个月为一期，平民识字效果良好。定县实验，内容不再限于识字，“除文盲，作新民”，更重要的是“作新民”。
从事平民教育多年后，晏阳初发现了中国农民的四个缺点：愚、穷、弱、私。对于这四个“病症”，他提出了四个有针对性的疗救办法：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因此在识字教育以外，他还大力推广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设立运销合作社提高农民收入，打疫苗、防治传染病，办农民杂志，编新式话剧，收听广播节目，进行公民和爱国教育。
四大教育实验，自1930年开始，分为三期，共计十年。可惜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实验提前结束。但效果很快彰显，就连蒋介石也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召见晏阳初，并委派他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的人，到定县学习。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一些省市的主政者纷纷邀请晏阳初前往推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主政者对此兴趣尤甚。抗日战争期间，定县实验完全中断，平教会的工作迁到四川，继续工作。抗日胜利，重建尚未完全开展，内战中的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晏阳初选择了出走，定居美国。在他的号召和指导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继续在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开展，尤其在菲律宾的运动，效果最为显著。
在晏阳初的百岁生命中，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是在亲自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到了晚年，晏阳初评价自己道：“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