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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转轨得以完成、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之后，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消失，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让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
关键词：商业银行 脆弱性 研究
1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固然有商业银行一般意义上脆弱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特殊的体制性脆弱性。在经济转轨得以完成、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之后，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消失，这种特殊脆弱性自身也就随之慢慢消除了，融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脆弱性，弱化的选择只能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等其他自身建设以及强化约束，如完善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等。而对于体制性的脆弱性，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
2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的结果，国家用其自身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从而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极端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困顿，在外部竞争对手（尤其是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国家安全；改革，由于改革对象的“一大二公”的国有经济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而且在改革之初，非国有经济还很弱小，没有能力吸纳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释放出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大量的劳动力，而国家又无力承担大量失业工人的安置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绝对份额、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国家只能努力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向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倾斜，作为重要稀缺资源的资金自然也必须配置于低效的国有经济。为此，国家必然控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正是为此量身定做的。国家信用对商业银行信用的替代不仅造成委托人惩罚缺乏，直接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残缺、经营低效，而且诱发了国有商业银行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本位主义偏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也保障了国有企业失败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嫁，这些都直接导致和恶化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脆弱性。但国家以国有商业银行特殊脆弱性的积累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和渐进改革的平稳推进，仍然满足了国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3 既然渐进改革初始阶段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将稀缺的信贷资金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国有经济，避免占有经济总量绝对份额的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急剧衰退引发社会问题，那么，随着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的下降，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时，国家通过提供声誉资本控制银行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其成本（突出的体现就是巨额的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其声誉资本，以商业银行信用置换国家信用也符合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
因此，虽然国家声誉的银行资本化使国有商业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主权，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而随着经济金融制度的变迁，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也就是说，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家以真实资本注入也就符合了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正如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国家控制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那样，商业银行信用对国家信用的置换是后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
4 随着国家经济重要性的下降和非国有经济的凸显，在保证政权稳固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国家也就不会再强迫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而且，随着商业银行信用的回归，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也就割断了商业银行与低效的国有企业的交易。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更多地带有计划的色彩，与行政垄断、等级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而非国有经济更大程度上是市场的新生力量，从生发之日起就更多地与自由竞争、天生平等的市场理念联系在一起，最有可能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商业银行 脆弱性 研究
1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固然有商业银行一般意义上脆弱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特殊的体制性脆弱性。在经济转轨得以完成、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之后，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性土壤消失，这种特殊脆弱性自身也就随之慢慢消除了，融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脆弱性；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脆弱性，弱化的选择只能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等其他自身建设以及强化约束，如完善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等。而对于体制性的脆弱性，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金融制度，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不能离开制度变革而单纯追求技术防范。
2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的结果，国家用其自身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从而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极端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困顿，在外部竞争对手（尤其是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国家安全；改革，由于改革对象的“一大二公”的国有经济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而且在改革之初，非国有经济还很弱小，没有能力吸纳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释放出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大量的劳动力，而国家又无力承担大量失业工人的安置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绝对份额、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国家只能努力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向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倾斜，作为重要稀缺资源的资金自然也必须配置于低效的国有经济。为此，国家必然控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正是为此量身定做的。国家信用对商业银行信用的替代不仅造成委托人惩罚缺乏，直接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残缺、经营低效，而且诱发了国有商业银行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本位主义偏好。国家对银行的控制也保障了国有企业失败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嫁，这些都直接导致和恶化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脆弱性。但国家以国有商业银行特殊脆弱性的积累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和渐进改革的平稳推进，仍然满足了国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3 既然渐进改革初始阶段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将稀缺的信贷资金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国有经济，避免占有经济总量绝对份额的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急剧衰退引发社会问题，那么，随着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的下降，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时，国家通过提供声誉资本控制银行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其成本（突出的体现就是巨额的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其声誉资本，以商业银行信用置换国家信用也符合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
因此，虽然国家声誉的银行资本化使国有商业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主权，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而随着经济金融制度的变迁，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也就是说，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家以真实资本注入也就符合了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函数。正如国家信用替换商业银行信用，国家控制银行是前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那样，商业银行信用对国家信用的置换是后渐进改革阶段的必然逻辑。
4 随着国家经济重要性的下降和非国有经济的凸显，在保证政权稳固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国家也就不会再强迫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而且，随着商业银行信用的回归，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也就割断了商业银行与低效的国有企业的交易。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更多地带有计划的色彩，与行政垄断、等级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而非国有经济更大程度上是市场的新生力量，从生发之日起就更多地与自由竞争、天生平等的市场理念联系在一起，最有可能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