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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西部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是他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是他攻克了原子弹起爆冲击聚焦设计的关键理论难题，并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23位科学家受到表彰。当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一枚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核司令”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销声匿迹在“死亡之海”的岁月
1960年夏的一天，时任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自此，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1962年，程开甲参加制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第一种实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他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主持制定《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受到极大的鼓舞。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起在戈壁荒漠上空，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等。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虽然当年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隐姓埋名而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以致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但不能因此否定程开甲卓有成就的学术，他一直坚守着对科研的追寻。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50年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他的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一直没有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这些年来，程开甲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于这些，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核司令”的深厚底蕴源自名师名校的熏陶
开，即开转；甲，第一。程开甲的名字是祖父程敬斋取的，老人希望孙儿能够考取功名，为家争光。祖上是徽商，祖父程敬斋是远近闻名的商人。然而，吴地尚文，程敬斋对儿孙最大的期许却是走科举功名之路。
程开甲7岁那年，父亲程侍彤故去，从此家境贫寒。母亲董云峰地位卑微，两年后她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程开甲成了无人看管的孩子。就读于家乡观音弄小学（现为盛泽实验小学）的程开甲对家庭失望，一心只是玩耍，小学二年级竟然连着留级两次。时任观音弄小学校长的简晓峰发现这孩子虽然皮，但脑子聪明，好好培养可能成才。在简校长的精心调教下，程开甲的潜能逐渐被激发了出来，成绩迅速上升，尤其是数学，没有难题能难倒他。半年后，简校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程开甲直接跳过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学习。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这种提倡创新的环境中，程开甲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
初中时，程开甲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科学家的传记，他着迷地读着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居里夫人、巴斯德、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这些书开启了他心中的智慧之门，使他对科学家的人生充满了兴趣。那些重大的科学发明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使他渐渐萌发出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为了锻炼记忆力，程开甲把圆周率背到了60多位，也能倒背如流乘方表和立方表。他的数学冒尖，英文也很流利，能阅读许多原版书，得过全校英文背诵比赛和省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初中时期的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投身国家的核试验事业，当时他稚嫩的梦想是造一艘水循环驱动的大船。中学老师姚广钧见他博闻强识，又十分发奋，很赞赏，不时为他“开小灶”，指导他预读大学课程。程开甲日后跟同学回忆说：“求学问和学做人，中学是关键时期，我有幸在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中成长。”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跑？”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准他这个学生日后定有作为。晚年，程开甲对恩师束星北这样评价：“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搬迁，从杭州到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直至贵州宜山、遵义、湄潭。浙大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一迁再迁，物理系师生忙于安全的转移仪器和图书——从杭州到贵州2600公里，一根玻管未损，一个零件未丢。程开甲也就在颠沛流离、日机轰炸的流亡大学完成了学业。他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书，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
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年近80岁的程开甲来到母校做学术报告。教室里满是后学和晚辈，座无虚席。程开甲当年的近代物理课老师、已经90岁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隔壁教室搬了把椅子，也坐在台下静静聆听。程开甲做完报告后，王淦昌站起来连声说：“讲得好极了！”
大学毕业后，程开甲留校边教学边搞科研。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担任浙大助教时，程开甲写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王淦昌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于是，论文未发表。程开甲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后来一位国外科学家做了类似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年轻的程开甲与诺奖擦肩而过。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黄昆、程开甲这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玻恩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超导电性来源于导带之上的空带中，布里渊区角上出现电子不对称的奇异分布”。
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后，程开甲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当研究员，已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回国。为什么？
数十年后的一次散步中，身边的秘书问起这个问题。程开甲当即反问：“你知道外国人骂我们是什么吗？”秘书问：“什么？”
“劣种、劣种！”程开甲气愤地回忆了当初在英国遭遇的歧视——有一次去海里游泳，当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下水时，几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说：“有批人把我们的水都弄脏了，我们走吧！”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在海外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之后，程开甲看到了希望。那是1949年的4月20日，4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随驶进解放军的防区游弋。解放军再三发出警告，英国军舰视若不见，解放军遂予以炮击。
消息传出后，英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也让程开甲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我们中国人敢于回击英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虽然当时我还是个无党派者，但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50年盛夏，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的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年8月，他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为了国家建设，程开甲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亲自上课讲授并竭力倡导把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 随和而严谨的科学大家与他创建的“小科学院”
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岁月，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情。因为在那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激情，有他事业的辉煌和挥之不去的眷念。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吕敏、忻贤杰、杨裕生等人迅速成长。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当时，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准备时，国外全面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所有的难题和仪器设备的问题要解决。一方面奋力攻关难题，一方面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与全国全军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开展了无私的大协作。程开甲知道，核试验事业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他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虽然极富威望，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发现的价值就在于是“首先”、“第一次”。当螃蟹成为现代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时，应该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举动，确实是一次伟大创举。科技创新，正需要从无数个“开天辟地第一次”的伟大行动中去发现。程开甲乐于在发现中找到快乐。
生活上程开甲是个很随和的人，但工作上又是个很严谨的人。待人处事非常和蔼，平时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度，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有强烈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干工作格外认真，对技术上的细枝末节从不放过，有时他问的问题会让科技干部急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很尴尬。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开会总是提前5分钟到，司机晚到1分钟也不行。大家既尊重他又都有些敬畏他，年轻干部有事到他办公室，他首先会热情让座，走时又会起身相送，待人谦虚随和，有口皆碑。
程开甲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结果总是程老争赢了才结束。程老更坚持客观规律，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吵归吵，生活上他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好战友。”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23位科学家受到表彰。当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一枚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核司令”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销声匿迹在“死亡之海”的岁月
1960年夏的一天，时任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自此，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1962年，程开甲参加制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第一种实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他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主持制定《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受到极大的鼓舞。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起在戈壁荒漠上空，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等。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虽然当年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隐姓埋名而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以致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但不能因此否定程开甲卓有成就的学术，他一直坚守着对科研的追寻。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50年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他的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一直没有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这些年来，程开甲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于这些，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核司令”的深厚底蕴源自名师名校的熏陶
开，即开转；甲，第一。程开甲的名字是祖父程敬斋取的，老人希望孙儿能够考取功名，为家争光。祖上是徽商，祖父程敬斋是远近闻名的商人。然而，吴地尚文，程敬斋对儿孙最大的期许却是走科举功名之路。
程开甲7岁那年，父亲程侍彤故去，从此家境贫寒。母亲董云峰地位卑微，两年后她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程开甲成了无人看管的孩子。就读于家乡观音弄小学（现为盛泽实验小学）的程开甲对家庭失望，一心只是玩耍，小学二年级竟然连着留级两次。时任观音弄小学校长的简晓峰发现这孩子虽然皮，但脑子聪明，好好培养可能成才。在简校长的精心调教下，程开甲的潜能逐渐被激发了出来，成绩迅速上升，尤其是数学，没有难题能难倒他。半年后，简校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程开甲直接跳过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学习。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这种提倡创新的环境中，程开甲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
初中时，程开甲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科学家的传记，他着迷地读着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居里夫人、巴斯德、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这些书开启了他心中的智慧之门，使他对科学家的人生充满了兴趣。那些重大的科学发明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使他渐渐萌发出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为了锻炼记忆力，程开甲把圆周率背到了60多位，也能倒背如流乘方表和立方表。他的数学冒尖，英文也很流利，能阅读许多原版书，得过全校英文背诵比赛和省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初中时期的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投身国家的核试验事业，当时他稚嫩的梦想是造一艘水循环驱动的大船。中学老师姚广钧见他博闻强识，又十分发奋，很赞赏，不时为他“开小灶”，指导他预读大学课程。程开甲日后跟同学回忆说：“求学问和学做人，中学是关键时期，我有幸在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中成长。”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跑？”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准他这个学生日后定有作为。晚年，程开甲对恩师束星北这样评价：“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搬迁，从杭州到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直至贵州宜山、遵义、湄潭。浙大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一迁再迁，物理系师生忙于安全的转移仪器和图书——从杭州到贵州2600公里，一根玻管未损，一个零件未丢。程开甲也就在颠沛流离、日机轰炸的流亡大学完成了学业。他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书，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
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年近80岁的程开甲来到母校做学术报告。教室里满是后学和晚辈，座无虚席。程开甲当年的近代物理课老师、已经90岁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隔壁教室搬了把椅子，也坐在台下静静聆听。程开甲做完报告后，王淦昌站起来连声说：“讲得好极了！”
大学毕业后，程开甲留校边教学边搞科研。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担任浙大助教时，程开甲写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王淦昌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于是，论文未发表。程开甲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后来一位国外科学家做了类似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年轻的程开甲与诺奖擦肩而过。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黄昆、程开甲这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玻恩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超导电性来源于导带之上的空带中，布里渊区角上出现电子不对称的奇异分布”。
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后，程开甲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当研究员，已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回国。为什么？
数十年后的一次散步中，身边的秘书问起这个问题。程开甲当即反问：“你知道外国人骂我们是什么吗？”秘书问：“什么？”
“劣种、劣种！”程开甲气愤地回忆了当初在英国遭遇的歧视——有一次去海里游泳，当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下水时，几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说：“有批人把我们的水都弄脏了，我们走吧！”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在海外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之后，程开甲看到了希望。那是1949年的4月20日，4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随驶进解放军的防区游弋。解放军再三发出警告，英国军舰视若不见，解放军遂予以炮击。
消息传出后，英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也让程开甲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我们中国人敢于回击英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虽然当时我还是个无党派者，但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50年盛夏，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的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年8月，他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为了国家建设，程开甲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亲自上课讲授并竭力倡导把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 随和而严谨的科学大家与他创建的“小科学院”
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岁月，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情。因为在那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激情，有他事业的辉煌和挥之不去的眷念。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吕敏、忻贤杰、杨裕生等人迅速成长。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当时，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准备时，国外全面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所有的难题和仪器设备的问题要解决。一方面奋力攻关难题，一方面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与全国全军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开展了无私的大协作。程开甲知道，核试验事业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他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虽然极富威望，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发现的价值就在于是“首先”、“第一次”。当螃蟹成为现代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时，应该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举动，确实是一次伟大创举。科技创新，正需要从无数个“开天辟地第一次”的伟大行动中去发现。程开甲乐于在发现中找到快乐。
生活上程开甲是个很随和的人，但工作上又是个很严谨的人。待人处事非常和蔼，平时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度，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有强烈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干工作格外认真，对技术上的细枝末节从不放过，有时他问的问题会让科技干部急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很尴尬。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开会总是提前5分钟到，司机晚到1分钟也不行。大家既尊重他又都有些敬畏他，年轻干部有事到他办公室，他首先会热情让座，走时又会起身相送，待人谦虚随和，有口皆碑。
程开甲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结果总是程老争赢了才结束。程老更坚持客观规律，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吵归吵，生活上他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好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