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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坛巨子，更是一位品格高尚、爱憎分明、铁骨铮铮的民族精英。世人多熟知他在对国民党斗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事迹，卻不知他在对待亲人及晚辈的教育上，以尊重为前提，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闻一多侄孙女闻新燕深情讲述了她父亲闻立勋与四叔闻一多之间的故事。
我的父亲闻立勋，1912年生于湖北浠水县的巴河望天湖，是闻一多的大哥闻展民的儿子，称闻一多为四叔。
父亲从小生得聪明伶俐，祖父祖母和家人都视他为膝下麟儿，闻一多也十分喜爱他。闻一多对晚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常出题目教他们做文章。望天湖的荷花开了。他出《咏荷花》的题目教他们作诗。那时候，军阀混战，溃兵横行乡里，有时为了躲避骚扰，家里人不得不在湖中船上度过，闻一多便出了个“溃兵行”的题目叫他们做。文章做好，他亲自给孩子们修改。谁的文章做得好，他就把自己的牙刷、牙膏、镜子等日常用品奖给他们。有年暑假，他特地给我父亲糊了把扇子，并在上面画了个牧童骑牛，手拿着书看。还题了四句话：“王冕牧牛，骑牛读书，试问尔儿，自比何如？”以此来激励侄辈们。
父亲闻立勋从小由于受到闻一多勤奋好学的影响，成绩非常优异，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可是父亲在大学期间贪玩，学习不够用功，家里谁说他都不听。我爷爷闻展民跟闻一多商量，将他放到闻一多身边管教，俗话讲再不听话的孩子总会要怕一个人，我父亲就服他四叔闻一多。
1932年，我父亲转到北京上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和四叔闻一多全家吃住在一起。闻一多在生活、学习上处处对父亲关怀备至、循循善诱，从不发脾气，把我父亲当自己的孩子对待。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贪玩的老毛病又犯了，并学会了抽烟，老家寄给他的费用不够花销，他也不好意思向四叔闻一多开口要。怎么办？他观察到四叔每个月领工资是拿自己私章去领，他就动心思想去冒领工资。有一个月，发工资时间到了，我父亲就偷偷到四叔房里把抽屉打开，将闻一多的私章拿到财务室去领工资。因为我父亲长期在叔叔家吃住，财务人员都知道他是闻一多侄儿，以为闻一多教授忙，叫侄儿来代领，也没在意，就叫我父亲把闻一多的章子拿出来盖。当会计看到印章时，一愣，这不是闻一多每次领工资的那枚印章！可能觉得有点问题，就对我父亲说：今天钱不够，你明日来拿。
钱没领到，父亲偷偷把章子放回了原处，但这一天他过得战战兢兢，担心叔叔知道此事还不定会怎么处罚自己。
当日，财务室人员就找到闻一多说：闻教授，你怎么回事呀？今天这么粗心，没有拿平时领工资的章子叫侄儿来领钱。
闻一多听财务人员这么一说，心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财务人员说：是我粗心了，慌慌张张拿错了，等他再来领工资时你就把钱给他。
回到家里，闻一多也没声张，把我父亲叫到房里平静地说：立勋啦，你看啦，我领工资是用这个章子，其他章子是我画画用的，你以后领下资就用这个章子去领。
当时我父亲非常愧疚，脸吓得绯红，一个劲地说，叔叔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改！
闻一多当时也没骂他，更没有打他，就说要用钱跟我说一声，知道错了就行了，现在你把这枚章子拿去，明天就去财务室把工资领回来。
家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闻一多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他的家人。我父亲一生始终铭记心中。
领工资一事发生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闻一多嘱咐我父亲别学抽烟，父亲也答应了，但他劣性未改，还是偷偷到学校抽烟。有一天下午，我父亲买了一包当时最高档的香烟，正在宿舍和同学吞云吐雾，这时闻一多到学校来看他，正从宿舍窗外经过时，父亲发现了四叔的身影，吓得赶紧灭了烟，把未抽完的一包烟丢到窗外。闻一多走进门时，室内烟雾缭绕，但他像是没看到一样，只问父亲学习怎么样，生活上缺些什么？没有刻意去指责。我父亲当时心生惭愧，从此以后再没抽过烟。
闻一多言传身教的方法，不但影响我父亲整个人生，还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姐弟俩。“文革”期间，父亲被关进牛棚，下放嘉鱼农村改造，心情非常不好，把家里保姆也辞掉了，自己做饭吃。有一次吃完饭，我去洗碗，不小心把放在案板上的碗全部打碎了，我吓得直哭。父亲看到打碎的碗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特别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时有一对非常高档的细瓷宝盖碗，黄釉上浮雕彩绘的龙凤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是闻家的祖传珍宝，拿钱是买不到的，过去家里有保姆时，父亲嘱咐保姆洗这对碗时要非常过细、格外小心，不要磕了、碰了。但那次就算是我把这么珍贵的龙凤对碗摔碎了，父亲也一句责备的话没说，还宽慰我说，下次注意。哪个孩子能做到不犯错哩，只要记得就行了。他不以粗暴方式教育小孩，是学到四叔闻一多言传身教、宽以待人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在我们闻家代代相传。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即席讲演——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下午5时许，在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47岁。噩耗传到上海，我父亲在办公室里痛哭一场，怒骂国民党无耻，当场把自己的国民党党员证撕得粉碎。
闻一多1916年至1946年的书信手迹，几乎涵盖了他从17岁到47岁的生命过程。这些堪称历史文物的原件，早年部分是我父亲在抗战逃避轰炸的艰辛岁月中精心保存下来的，1946年转交闻一多夫人高孝贞。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亲从上海辞职回武汉。后由婶娘魏克推荐到武汉电影院工作，被任命为第一任经理。1984年，父亲病逝于汉口。
（责任编辑：亚闻）
（邮箱：2003xyw@163.com）
我的父亲闻立勋，1912年生于湖北浠水县的巴河望天湖，是闻一多的大哥闻展民的儿子，称闻一多为四叔。
父亲从小生得聪明伶俐，祖父祖母和家人都视他为膝下麟儿，闻一多也十分喜爱他。闻一多对晚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常出题目教他们做文章。望天湖的荷花开了。他出《咏荷花》的题目教他们作诗。那时候，军阀混战，溃兵横行乡里，有时为了躲避骚扰，家里人不得不在湖中船上度过，闻一多便出了个“溃兵行”的题目叫他们做。文章做好，他亲自给孩子们修改。谁的文章做得好，他就把自己的牙刷、牙膏、镜子等日常用品奖给他们。有年暑假，他特地给我父亲糊了把扇子，并在上面画了个牧童骑牛，手拿着书看。还题了四句话：“王冕牧牛，骑牛读书，试问尔儿，自比何如？”以此来激励侄辈们。
父亲闻立勋从小由于受到闻一多勤奋好学的影响，成绩非常优异，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可是父亲在大学期间贪玩，学习不够用功，家里谁说他都不听。我爷爷闻展民跟闻一多商量，将他放到闻一多身边管教，俗话讲再不听话的孩子总会要怕一个人，我父亲就服他四叔闻一多。
1932年，我父亲转到北京上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和四叔闻一多全家吃住在一起。闻一多在生活、学习上处处对父亲关怀备至、循循善诱，从不发脾气，把我父亲当自己的孩子对待。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贪玩的老毛病又犯了，并学会了抽烟，老家寄给他的费用不够花销，他也不好意思向四叔闻一多开口要。怎么办？他观察到四叔每个月领工资是拿自己私章去领，他就动心思想去冒领工资。有一个月，发工资时间到了，我父亲就偷偷到四叔房里把抽屉打开，将闻一多的私章拿到财务室去领工资。因为我父亲长期在叔叔家吃住，财务人员都知道他是闻一多侄儿，以为闻一多教授忙，叫侄儿来代领，也没在意，就叫我父亲把闻一多的章子拿出来盖。当会计看到印章时，一愣，这不是闻一多每次领工资的那枚印章！可能觉得有点问题，就对我父亲说：今天钱不够，你明日来拿。
钱没领到，父亲偷偷把章子放回了原处，但这一天他过得战战兢兢，担心叔叔知道此事还不定会怎么处罚自己。
当日，财务室人员就找到闻一多说：闻教授，你怎么回事呀？今天这么粗心，没有拿平时领工资的章子叫侄儿来领钱。
闻一多听财务人员这么一说，心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财务人员说：是我粗心了，慌慌张张拿错了，等他再来领工资时你就把钱给他。
回到家里，闻一多也没声张，把我父亲叫到房里平静地说：立勋啦，你看啦，我领工资是用这个章子，其他章子是我画画用的，你以后领下资就用这个章子去领。
当时我父亲非常愧疚，脸吓得绯红，一个劲地说，叔叔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改！
闻一多当时也没骂他，更没有打他，就说要用钱跟我说一声，知道错了就行了，现在你把这枚章子拿去，明天就去财务室把工资领回来。
家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闻一多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他的家人。我父亲一生始终铭记心中。
领工资一事发生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闻一多嘱咐我父亲别学抽烟，父亲也答应了，但他劣性未改，还是偷偷到学校抽烟。有一天下午，我父亲买了一包当时最高档的香烟，正在宿舍和同学吞云吐雾，这时闻一多到学校来看他，正从宿舍窗外经过时，父亲发现了四叔的身影，吓得赶紧灭了烟，把未抽完的一包烟丢到窗外。闻一多走进门时，室内烟雾缭绕，但他像是没看到一样，只问父亲学习怎么样，生活上缺些什么？没有刻意去指责。我父亲当时心生惭愧，从此以后再没抽过烟。
闻一多言传身教的方法，不但影响我父亲整个人生，还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姐弟俩。“文革”期间，父亲被关进牛棚，下放嘉鱼农村改造，心情非常不好，把家里保姆也辞掉了，自己做饭吃。有一次吃完饭，我去洗碗，不小心把放在案板上的碗全部打碎了，我吓得直哭。父亲看到打碎的碗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特别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时有一对非常高档的细瓷宝盖碗，黄釉上浮雕彩绘的龙凤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是闻家的祖传珍宝，拿钱是买不到的，过去家里有保姆时，父亲嘱咐保姆洗这对碗时要非常过细、格外小心，不要磕了、碰了。但那次就算是我把这么珍贵的龙凤对碗摔碎了，父亲也一句责备的话没说，还宽慰我说，下次注意。哪个孩子能做到不犯错哩，只要记得就行了。他不以粗暴方式教育小孩，是学到四叔闻一多言传身教、宽以待人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在我们闻家代代相传。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即席讲演——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下午5时许，在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47岁。噩耗传到上海，我父亲在办公室里痛哭一场，怒骂国民党无耻，当场把自己的国民党党员证撕得粉碎。
闻一多1916年至1946年的书信手迹，几乎涵盖了他从17岁到47岁的生命过程。这些堪称历史文物的原件，早年部分是我父亲在抗战逃避轰炸的艰辛岁月中精心保存下来的，1946年转交闻一多夫人高孝贞。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亲从上海辞职回武汉。后由婶娘魏克推荐到武汉电影院工作，被任命为第一任经理。1984年，父亲病逝于汉口。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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