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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出版社既是我国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也是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其建立和发展与我国文化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文章以暨南大学出版社为例，探讨其在围绕国家新闻出版工作大局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优势，在人才队伍、技术发展、制度建设和质量保障方面加强管理创新，助推高校出版高质量发展，以为业界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 键 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专业化;高质量
【作者单位】黄圣英，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6.009
大学出版社既是我国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也是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出版社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出版、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在丰富出版品种、提升社会效益、拓展版权贸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大学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后，虽然能以市场经营主体的身份开展出版经营活动，但由于大多数出版社规模较小，在资源、渠道、人才等方面无法与集团化的大型出版社比肩，面临经营压力大、组织结构不够优化、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资本运营观念不足等问题。在此形势下，大学出版社如何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自身出版优势，走出特色鲜明的品牌发展之路，值得探讨。
一、落实相关文件精神，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1世纪，我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等文件，同时针对出版行业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不仅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1986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作用等问题，指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和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时至今日，高校出版工作者更需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现实，从传播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标出发，充分发挥高校出版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依托高校资源平台，促进教学科研与出版紧密结合
我国大学出版社从1979年开始恢复和兴建，到1986年底有73家，截至目前，已发展到114家[1]。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为了提高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国家分期分批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及其重点学科、专业，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力争使这些高等学校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如此，高校的学术资源、师资力量等为大学出版社策划选题与打造作者队伍提供了天然基础，这也是其他出版社无法比拟的优质条件。二十多年来，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和出版品种占比相对稳定，体现了大学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学术著作与教育出版等方面的优势。这也说明，如果大学出版社能把自身的重点出版方向与所属大学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发展方向相结合，将能更好地促进两者深度融合。
诚然，有些大学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后，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较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企业经营管理与“双效”统一发展不理想，无法与高校的影响力匹配。在推进中国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路上，高校出版“对学术出版规律的认识、学术出版功能的把握和出版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有待深化”[2]。
三、结合自身实际，加强人才、技术、制度与质量的管理创新
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态势，大学出版社想要寻求突破，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人才培养与管理、技术发展、制度建设与质量保障等方面有所创新。
1.人才培养与管理
毫无疑问，编辑是出版工作的核心资源。拥有怎样的编辑队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社将取得怎样的发展，因此，编辑队伍的打造是出版单位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新时代出版业对编辑的要求以及编辑对自我的定位，不能仍停留在“是否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或者“是否熟悉掌握图书生产流程”等常规层面。周蔚华提出，编辑要“运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多种传播方式扩大内容传播力，对内容进行经营与管理，使其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3]。这一观点不仅能激发编辑对如何提升自身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职业素养进行思考，有利于其职业生涯的规划，也对出版社在新时代如何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提供启示，促进人才培养与管理创新。
为了打造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核心品牌编辑队伍，暨南大学出版社在编辑培养上积极发挥“传帮带”精神，注重“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促进编辑专业理论知识与出版实践相结合。如鼓励编辑队伍积极参加华侨华人研究学术会议，加强国际交流与调研，订阅华侨华人研究期刊和图书，加强推文、书评撰写和视频制作宣传，使其成为华侨华人资源服务平台和侨批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出版社在历年来获批的国家级、省部级主题出版项目，以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中央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形成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与出版社强有力的编辑队伍建设息息相关。 2.技术发展
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传统出版生产流程管理日益高效。一方面，由于大学出版社在作者资源、出版特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应加强整合内容资源，创新内容形式，提高核心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投资风险、技术人才缺乏、运营模式不清晰等成为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瓶颈。如何真正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技术的融合，既考验出版单位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考验出版单位在体制机制改革、组织结构调整、生产流程再造和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决心和力度。对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而言，较好的选择无疑是结合自身资源特色，重点突破，垂直细分，以促进整体发展模式转型。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开始在数字出版、在线教育和知识服务方面开展积极探索，2012年承办了“广东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现场交流会”，2015年入选首批“广东省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2017年入选首批ISLI国家标准应用试点单位，2020年入选“第一批广东省‘5G+智慧视听’网络视听产业试点机构”。出版社依托“中国侨务丛书”、“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世界侨情报告》等在业界与学界的影响力，成功策划了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世界华侨华人资源整合及服务”，以及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世界侨批文献数据挖掘及共享平台”等，围绕涉侨专题资源服务、华文数字教育和数字阅读稳步推进专业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出版竞争力不断增强，“侨”牌效应凸显。
3.制度建设
制度化管理有利于企业运行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保效率提升与目标实现。根据2015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大学出版社要在高校的推动下，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現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经营管理机制。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不仅要围绕国家出版方针政策，遵守出版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还要针对自身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和出版物生产加工特点制定相关的制度和举措。
以内部制度建设为例，暨南大学出版社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曾面临举步维艰的阶段。岗位薪酬制度考核的制定、生产流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和出版物质量监督管理等制度的有力推行，为出版社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出版社围绕十年发展规划，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岗位薪酬管理与考核办法》，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建立了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构建了合理的岗位考核和激励机制，做到“岗位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2008年，出版社的岗位与薪酬制度就完全与学校脱钩，真正实现了同工同酬，这种做法走在全国高校出版社的前列。
4.质量保障
任何产品，只有过硬的质量才能赢取受众的认可，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图书与期刊、报纸等出版物一样，具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双重属性。为了保障出版物质量，国家出台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规章，要求出版单位落实选题论证制度、选题报请审核备案制度、三级审稿制度等。近年，国家不断开展出版物专项质量检查活动，并公布不合格品种及其处理办法。这表明，图书的内容、编校、装帧设计和印制质量，不仅关乎图书的品质与传播，还关乎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是“出版社的生命线”。
在质量保障方面，暨南大学出版社制定了《图书生产流程管理制度》规范图书生产的全程管理。2006年，出版社就采用ERP系统对编务、财务、营销、储运等进行信息化建设，确保线上与线下选题论证的优势互补，实现了“一书一考核”的目标。出版社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按选题批复要求执行专家审读或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定期加强编校队伍的业务培训，加强质量监管;设立质检室，每个月对质检结果进行奖惩反馈。多年来，出版社在书号实名申领、样书缴送、成书上传、档案管理等方面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肯定，在国家专项质量检查与地方出版物质量检查中均为合格。
四、找准特色亮点，寻求“双效”统一发展
图书产品的特性和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因此，大学出版社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快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式，依托母体大学的学科资源和特色，明确主攻方向，走出适合自身的“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2018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将社会效益细化为四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这是截至目前关于图书出版单位最为明晰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体系，反映了国家加强出版管理、深化出版改革的新布局。该办法实施以来，暨南大学出版社每年的考核都在90分以上，成绩达到优秀。
近十多年来，暨南大学出版社积极倡导精品化、系列化出版策略，打造了“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连续五批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侨务丛书”、“潮汕文库”大型丛书、“中国印象”书系等，在华侨华人、华文教育、语言文化、新闻传播、传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核心出版优势。出版社立足广东，深耕岭南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读物已形成累积效应，“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程系列”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海外华文教育教材出版工作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暨南大学出版社历年获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项，位居全国前列，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
在不断累积社会效益的同时，暨南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保持稳中有进。“做好精品图书，顺便带来利润”，这句通俗易懂的原创“双效”宣传语深深融入出版社经营管理中，让暨南出版人体会到做出版的坚持与坚守的意义。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化，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技术如何发展，人们对优质精神产品的需求是不变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推进，大学出版社将获得更多机遇，但也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同时，出版单位要立足自身优质出版资源，加强人才、技术、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内容建设和质量把控，打造精品，凸显品位，更好地为大学教育发展和高校科研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使命与足迹：中国大学出版社30年巡礼[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邬书林：关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出版参考，2019（1）：1.
[3]周蔚华. 新时代优秀编辑的变与不变[J]. 现代出版，2018（6）：14-18.
【关 键 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专业化;高质量
【作者单位】黄圣英，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6.009
大学出版社既是我国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也是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出版社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出版、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在丰富出版品种、提升社会效益、拓展版权贸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大学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后，虽然能以市场经营主体的身份开展出版经营活动，但由于大多数出版社规模较小，在资源、渠道、人才等方面无法与集团化的大型出版社比肩，面临经营压力大、组织结构不够优化、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资本运营观念不足等问题。在此形势下，大学出版社如何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自身出版优势，走出特色鲜明的品牌发展之路，值得探讨。
一、落实相关文件精神，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1世纪，我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等文件，同时针对出版行业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不仅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1986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作用等问题，指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和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时至今日，高校出版工作者更需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现实，从传播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标出发，充分发挥高校出版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依托高校资源平台，促进教学科研与出版紧密结合
我国大学出版社从1979年开始恢复和兴建，到1986年底有73家，截至目前，已发展到114家[1]。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为了提高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国家分期分批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及其重点学科、专业，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力争使这些高等学校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如此，高校的学术资源、师资力量等为大学出版社策划选题与打造作者队伍提供了天然基础，这也是其他出版社无法比拟的优质条件。二十多年来，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和出版品种占比相对稳定，体现了大学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学术著作与教育出版等方面的优势。这也说明，如果大学出版社能把自身的重点出版方向与所属大学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发展方向相结合，将能更好地促进两者深度融合。
诚然，有些大学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后，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较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企业经营管理与“双效”统一发展不理想，无法与高校的影响力匹配。在推进中国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路上，高校出版“对学术出版规律的认识、学术出版功能的把握和出版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有待深化”[2]。
三、结合自身实际，加强人才、技术、制度与质量的管理创新
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态势，大学出版社想要寻求突破，在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人才培养与管理、技术发展、制度建设与质量保障等方面有所创新。
1.人才培养与管理
毫无疑问，编辑是出版工作的核心资源。拥有怎样的编辑队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社将取得怎样的发展，因此，编辑队伍的打造是出版单位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新时代出版业对编辑的要求以及编辑对自我的定位，不能仍停留在“是否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或者“是否熟悉掌握图书生产流程”等常规层面。周蔚华提出，编辑要“运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多种传播方式扩大内容传播力，对内容进行经营与管理，使其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3]。这一观点不仅能激发编辑对如何提升自身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职业素养进行思考，有利于其职业生涯的规划，也对出版社在新时代如何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提供启示，促进人才培养与管理创新。
为了打造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核心品牌编辑队伍，暨南大学出版社在编辑培养上积极发挥“传帮带”精神，注重“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促进编辑专业理论知识与出版实践相结合。如鼓励编辑队伍积极参加华侨华人研究学术会议，加强国际交流与调研，订阅华侨华人研究期刊和图书，加强推文、书评撰写和视频制作宣传，使其成为华侨华人资源服务平台和侨批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出版社在历年来获批的国家级、省部级主题出版项目，以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中央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形成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与出版社强有力的编辑队伍建设息息相关。 2.技术发展
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传统出版生产流程管理日益高效。一方面，由于大学出版社在作者资源、出版特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应加强整合内容资源，创新内容形式，提高核心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投资风险、技术人才缺乏、运营模式不清晰等成为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瓶颈。如何真正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技术的融合，既考验出版单位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考验出版单位在体制机制改革、组织结构调整、生产流程再造和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决心和力度。对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而言，较好的选择无疑是结合自身资源特色，重点突破，垂直细分，以促进整体发展模式转型。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开始在数字出版、在线教育和知识服务方面开展积极探索，2012年承办了“广东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现场交流会”，2015年入选首批“广东省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2017年入选首批ISLI国家标准应用试点单位，2020年入选“第一批广东省‘5G+智慧视听’网络视听产业试点机构”。出版社依托“中国侨务丛书”、“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世界侨情报告》等在业界与学界的影响力，成功策划了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世界华侨华人资源整合及服务”，以及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世界侨批文献数据挖掘及共享平台”等，围绕涉侨专题资源服务、华文数字教育和数字阅读稳步推进专业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出版竞争力不断增强，“侨”牌效应凸显。
3.制度建设
制度化管理有利于企业运行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确保效率提升与目标实现。根据2015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大学出版社要在高校的推动下，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現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经营管理机制。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不仅要围绕国家出版方针政策，遵守出版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还要针对自身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和出版物生产加工特点制定相关的制度和举措。
以内部制度建设为例，暨南大学出版社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曾面临举步维艰的阶段。岗位薪酬制度考核的制定、生产流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和出版物质量监督管理等制度的有力推行，为出版社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出版社围绕十年发展规划，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岗位薪酬管理与考核办法》，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建立了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构建了合理的岗位考核和激励机制，做到“岗位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2008年，出版社的岗位与薪酬制度就完全与学校脱钩，真正实现了同工同酬，这种做法走在全国高校出版社的前列。
4.质量保障
任何产品，只有过硬的质量才能赢取受众的认可，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图书与期刊、报纸等出版物一样，具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双重属性。为了保障出版物质量，国家出台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规章，要求出版单位落实选题论证制度、选题报请审核备案制度、三级审稿制度等。近年，国家不断开展出版物专项质量检查活动，并公布不合格品种及其处理办法。这表明，图书的内容、编校、装帧设计和印制质量，不仅关乎图书的品质与传播，还关乎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是“出版社的生命线”。
在质量保障方面，暨南大学出版社制定了《图书生产流程管理制度》规范图书生产的全程管理。2006年，出版社就采用ERP系统对编务、财务、营销、储运等进行信息化建设，确保线上与线下选题论证的优势互补，实现了“一书一考核”的目标。出版社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按选题批复要求执行专家审读或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定期加强编校队伍的业务培训，加强质量监管;设立质检室，每个月对质检结果进行奖惩反馈。多年来，出版社在书号实名申领、样书缴送、成书上传、档案管理等方面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肯定，在国家专项质量检查与地方出版物质量检查中均为合格。
四、找准特色亮点，寻求“双效”统一发展
图书产品的特性和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因此，大学出版社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快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式，依托母体大学的学科资源和特色，明确主攻方向，走出适合自身的“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2018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将社会效益细化为四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这是截至目前关于图书出版单位最为明晰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体系，反映了国家加强出版管理、深化出版改革的新布局。该办法实施以来，暨南大学出版社每年的考核都在90分以上，成绩达到优秀。
近十多年来，暨南大学出版社积极倡导精品化、系列化出版策略，打造了“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连续五批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侨务丛书”、“潮汕文库”大型丛书、“中国印象”书系等，在华侨华人、华文教育、语言文化、新闻传播、传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核心出版优势。出版社立足广东，深耕岭南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读物已形成累积效应，“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程系列”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海外华文教育教材出版工作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暨南大学出版社历年获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项，位居全国前列，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
在不断累积社会效益的同时，暨南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保持稳中有进。“做好精品图书，顺便带来利润”，这句通俗易懂的原创“双效”宣传语深深融入出版社经营管理中，让暨南出版人体会到做出版的坚持与坚守的意义。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化，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技术如何发展，人们对优质精神产品的需求是不变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推进，大学出版社将获得更多机遇，但也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同时，出版单位要立足自身优质出版资源，加强人才、技术、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内容建设和质量把控，打造精品，凸显品位，更好地为大学教育发展和高校科研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使命与足迹：中国大学出版社30年巡礼[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邬书林：关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出版参考，2019（1）：1.
[3]周蔚华. 新时代优秀编辑的变与不变[J]. 现代出版，2018（6）：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