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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从传播学视角，结合历史学和民俗学知识，立足于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信息传播活动的历史资料搜集，探讨他们之间传统而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主要从口头传播、符号传播、宗教传播等角度进行挖掘，并对这种信息传播活动的特质做出初步的总结。
【关键词】西藏；少数民族；跨文化传播；民族交往
西藏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之一，民族构成相对简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显示，藏族为西藏的主体民族，藏族人口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比例不低于92%，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除藏族外，还有回、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同胞世代居住，并建立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作为世居西藏的最古老的藏族、门巴族以及珞巴族，彼此间紧密的联系和信息传播活动，可以溯源至西藏高原古人类形成初期，为西藏灿烂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主要就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对西藏的少数民族信息传播方式进行梳理，抛砖引玉。
周德仓教授在其专著《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对西藏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做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将其归纳为“声音传播”、“视觉传播”、“食物传播”、“岩画传播”、“文字传播”五大类，宏观地展示了西藏信息传播的全貌。而本文则试图从中找出几种主要的既传统而又具备民族特色的信息传播方式，去发掘三个古老民族间信息传播活动的轨迹。
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也称口语传播，是人类主要的传播形式，指传播者通过字词的发声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交流。门巴族、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除了各自复杂的方言系统之外，在民族间交流中也使用藏语，三个民族间的口头传播主要发生于商品交换、宗教活动中，藏戏和文学艺术也是信息的主要载体。
商道：商品与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三个民族之间，通过相互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的信息传播。在长期交换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交换通道和集市点，如藏族和珞巴族聚居地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有梅楚卡—东拉山口—纳玉、嘎金—东嘎拉山口—纳玉、更仁—丹娘山口—丹娘、都登—派沙—鲁霞、墨脱—多雄拉山口—派村、达木—绥拉山口—绥隅。毫无疑问，门隅、珞瑜地区通往藏区的贸易通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渠道网，伴随着各种交换物品流动的，还有各个地区的新鲜事、人际圈的维持和扩大等丰富的信息。
集市：信息聚拢和扩散的集散地。山口和地域交界处作为定期或不定期的集市点，成为信息聚拢和扩散的集散地。如门隅与藏区交界处的亚马荣集市，一年有3个固定的集市日期，每次集会时长5~8天。①来自西藏各藏族聚居区的藏族、来自门隅的门巴族和珞瑜的珞巴族，有近万人汇集亚马荣。而商品本身就携带着大量的信息，关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信仰等，因此，其往往传递着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
文学艺术：多次传播的信息宝库。诗歌、戏剧、民间故事这些广受藏门珞群众欢迎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浩瀚的历史中，实际充当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将门巴族、珞巴族的文化、思想传递到藏区，在大众传播媒介缺失的时代里，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他们在娱乐和表达感情的同时，也传递着含义丰富的信息。
五世达赖时期的门巴族著名高僧梅惹·洛珠嘉措将门巴族群众代代相传的卓娃桑姆的故事，借鉴藏戏的艺术形式，改编成了藏文的戏剧脚本。携带大量门巴族社会信息的剧本传到藏区后，很快为藏族人民所接受和推崇，成为藏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藏族的民间故事在门隅、珞瑜地区的流传和改造。藏族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经由说唱艺人等途径在门巴族、珞巴族群众间广为流传，并被改编成带有自己民族风味的故事，在这个传统的民间信息宝库中，信息的传播和变迁，促成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壮大。
在西藏广为传唱的《仓央嘉措情歌》，脱胎于门巴族民歌，在格律和风格上都保留着门巴族情歌的特色，将门巴族社会的风情、礼仪、思想等声音传达给外界。
拟声传播：约定俗成的传播信号。在生产生活中，西藏少数民族会根据不同情况的需要，通过呼喊、啸叫等方式传递信息。如在行军过程中，遇到河水会发出“索”的声音，浓雾起来会发出“勾”的声音；部队出动时，一边摇动旗帜，一边要呼喊“格”的声音，以提高战斗的气焰；在放牧的时候，如果别处牧羊人的羊进入了麦地，牧羊人会发出频率很长的“嘘嘘”声，以示将羊赶出麦地。
非语言传播
传统社会中，人们在使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之外，还往往借助各类符号、节日和宗教仪轨作为传播媒介，以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它们的媒介功能在西藏少数民族间的传统信息传播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礼仪传播：仪式性的传播方式。节日活动中裹挟着大量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西藏地区的节日一般分为宗教节日和岁时年节两种。在节日中，伴随着大量的祭祀、仪式、舞蹈、戏剧、礼俗等活动，歌舞、禁忌、民族的起源、部落的故事等丰富的信息在愉悦的环境下集中广泛地互相传播，并产生深远的传播效果。
传统体育传播。西藏地区产生了赛马、斗牛、抱石头、射箭等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并与节日和宗教相结合逐渐稳定，作为信息传播方式不断系统化和规模化，在其间各类信息从一个群体扩散到另一个群体，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传播活动往往具有形象、生动、鲜活、实在的特点，参加比赛的选手和观众都扮演着信息的传者和受者，且身份不断快速更迭。
符号传播：鲜明有趣的传播方式。借助具有能指和所指双重意义的符号，西藏地区少数民族间进行了广泛的或明显或隐蔽的信息传播和通信联系。树枝信息、鸡毛辣椒信、木棍缠羊毛、木棍缠线、烟火、刻木结绳和竹管鸡毛信是常见的七种类型。
西藏少数民族运用符号来传递信息的方式异彩纷呈，为某种特定的物品添加公认的一种符号意义，或在物品上打上某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标记，以此传递信息。刻木结绳除了作为一种记事的手段之外，也是一种通信方式，他们对木头上的划痕和绳结的数量、颜色都有共同的符号解读方式。树枝也是常用的符号，当在野外发现野蜂蜜而无暇采集时，可以砍一截新树枝，将其立在蜂巢旁，他人就不会来采摘，在这里符号“树枝”意味着“此物有主人”。而信差手中举着的鸡毛信和辣椒信，则意味着信件不同的紧急程度。
图像传播。西藏岩画，存在于西藏地区的峭崖坚岩中，使用了一套象征性符号。这些刻画在旷野荒漠岩石上的图像和符号，如牦牛、骆驼、羚羊、房屋、陷阱等，记录了西藏传统社会中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青稞等农作物和太阳的图案，是祈求丰收的吉祥符号；塔、跳神等内容，则是宗教符号。因此，岩画和壁画也被视为典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大众传媒。
宗教传播：浓厚的大众传播色彩。宗教传播是西藏地区古代传播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传统滥觞于吐蕃。宗教传播范围原本很窄，但在西藏这样特别的情况下，宗教氛围浓厚，信仰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活动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必要内容，因此，宗教传播无论从传播范围还是传播效果的层面，实质上都具有大众传播的色彩。伴随着宗教传播，许多世俗化、大众化的信息也得以跟进，藏族的语言文字、歌舞、戏剧、器乐、跳神等艺术，也被频繁地传递到门巴族、珞巴族部落，直接推动了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仰者的一种仪式。信仰者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画地为号，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以示自己的虔诚和虚心。这种宗教仪式开始于藏区的寺庙，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而传遍整个西藏，在门隅、珞瑜地区也可见到。在出身门巴族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作品《那一天》中，可以找到宗教传播的例证：“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特征
生产生活的需要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推动力。西藏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活、宗教及农牧业产品的交换。这是由于在西藏高原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农牧业是主体。在不同民族与地区之间开展信息传播和产品的交换，获取宗教神话方面的信息来满足内心的信仰和追求，获取本地贫乏但必需的生产生活物品来维持日常的生活运营，获取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信息来丰富娱乐生活，获取禁忌避讳方面的信息来趋吉避害，显而易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传统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
传播过程娱乐化。西藏高原上少数民族间的信息传播，明显具有娱乐色彩，乐观且能歌善舞的天性使得他们乐于用颇具娱乐性的方式来完成信息传播活动。珞巴族邦波部落每年的八九月会到纳玉进行产品交换，在正式交换之前还需举行仪式，明显具有聚会、庆祝、结交的寓意。
音乐舞蹈是西藏高原最具表现力和最丰富的传播符号，所以即便是庄重的宗教活动，也会频繁地借助戏剧、歌舞、跳神、器乐等艺术形式，裹挟宗教信息与世俗化的信息传播到门隅、珞瑜地区。源自11世纪中叶、盛行至今的雪顿节便是最好的例子。作为纯宗教活动，雪顿节也是借助盛大隆重的晒佛仪式、欢快热烈的藏戏表演和热闹非凡的群众游园等方式，在西藏各民族间进行宗教信息的传播。
西藏高原的地缘特质。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和交往互动中，西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类似的信息传播形式和习惯，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封闭和隔绝，地域间的信息传播差别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少数民族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复杂性增加，另一方面却减少了由不同地域间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地缘区别迅速被抹平而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单调化的遗憾，这对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言都有着积极意义。
综合考量西藏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宽度，不论是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还是礼仪艺术、日常生活，三个民族绝非彼此孤立地发展，而是呈现出地缘特质带来的彼此交融影响的特点：信息传播的媒介和渠道多元、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广、以官方为主导的活动和民间自发进行的交流活动往往交叉进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首先，相对于与内地的信息交流，西藏高原上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和时效较慢，都伴随着周期较长、频率较慢的活动进行，以木猴年朝圣札日神山为例，这样的转山活动12年才进行一次。其次，大多数情况下民族间的信息传播是双向进行的，彼此互有影响与反馈。门巴族和珞巴族作为相对弱小的民族，吸纳着来自藏族方方面面的信息和文化，但是这种吸纳并不是不辨情形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结构和思想观念加以改造后吸收，使之带有更多自己的民族特色。最后，不同民族间传统的信息传播活动还表现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藏族与门巴族和藏族与珞巴族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存在不同的特点，相较而言前者的频率略快，覆盖人群更多，从文化交融来看产生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一些；同样是珞巴族，在远离藏区和临近藏区的不同部落，信息传播的频率及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注 释：
①陈立明·藏门珞民族关系研究[D].博士论文，2003（3）.
参考文献：
[1]陈立明.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门巴族、珞巴族文化之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2]关东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周德仓.西藏古代信息传播模式要略.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5（2）.
[4]赵凯，张大伟.西藏地区信息传播方式研究的意义.兰州学刊，2009（1）.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 艳
【关键词】西藏；少数民族；跨文化传播；民族交往
西藏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之一，民族构成相对简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显示，藏族为西藏的主体民族，藏族人口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比例不低于92%，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除藏族外，还有回、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同胞世代居住，并建立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作为世居西藏的最古老的藏族、门巴族以及珞巴族，彼此间紧密的联系和信息传播活动，可以溯源至西藏高原古人类形成初期，为西藏灿烂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主要就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对西藏的少数民族信息传播方式进行梳理，抛砖引玉。
周德仓教授在其专著《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对西藏的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做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将其归纳为“声音传播”、“视觉传播”、“食物传播”、“岩画传播”、“文字传播”五大类，宏观地展示了西藏信息传播的全貌。而本文则试图从中找出几种主要的既传统而又具备民族特色的信息传播方式，去发掘三个古老民族间信息传播活动的轨迹。
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也称口语传播，是人类主要的传播形式，指传播者通过字词的发声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交流。门巴族、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除了各自复杂的方言系统之外，在民族间交流中也使用藏语，三个民族间的口头传播主要发生于商品交换、宗教活动中，藏戏和文学艺术也是信息的主要载体。
商道：商品与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三个民族之间，通过相互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的信息传播。在长期交换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交换通道和集市点，如藏族和珞巴族聚居地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有梅楚卡—东拉山口—纳玉、嘎金—东嘎拉山口—纳玉、更仁—丹娘山口—丹娘、都登—派沙—鲁霞、墨脱—多雄拉山口—派村、达木—绥拉山口—绥隅。毫无疑问，门隅、珞瑜地区通往藏区的贸易通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渠道网，伴随着各种交换物品流动的，还有各个地区的新鲜事、人际圈的维持和扩大等丰富的信息。
集市：信息聚拢和扩散的集散地。山口和地域交界处作为定期或不定期的集市点，成为信息聚拢和扩散的集散地。如门隅与藏区交界处的亚马荣集市，一年有3个固定的集市日期，每次集会时长5~8天。①来自西藏各藏族聚居区的藏族、来自门隅的门巴族和珞瑜的珞巴族，有近万人汇集亚马荣。而商品本身就携带着大量的信息，关乎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信仰等，因此，其往往传递着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
文学艺术：多次传播的信息宝库。诗歌、戏剧、民间故事这些广受藏门珞群众欢迎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浩瀚的历史中，实际充当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将门巴族、珞巴族的文化、思想传递到藏区，在大众传播媒介缺失的时代里，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他们在娱乐和表达感情的同时，也传递着含义丰富的信息。
五世达赖时期的门巴族著名高僧梅惹·洛珠嘉措将门巴族群众代代相传的卓娃桑姆的故事，借鉴藏戏的艺术形式，改编成了藏文的戏剧脚本。携带大量门巴族社会信息的剧本传到藏区后，很快为藏族人民所接受和推崇，成为藏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藏族的民间故事在门隅、珞瑜地区的流传和改造。藏族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经由说唱艺人等途径在门巴族、珞巴族群众间广为流传，并被改编成带有自己民族风味的故事，在这个传统的民间信息宝库中，信息的传播和变迁，促成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壮大。
在西藏广为传唱的《仓央嘉措情歌》，脱胎于门巴族民歌，在格律和风格上都保留着门巴族情歌的特色，将门巴族社会的风情、礼仪、思想等声音传达给外界。
拟声传播：约定俗成的传播信号。在生产生活中，西藏少数民族会根据不同情况的需要，通过呼喊、啸叫等方式传递信息。如在行军过程中，遇到河水会发出“索”的声音，浓雾起来会发出“勾”的声音；部队出动时，一边摇动旗帜，一边要呼喊“格”的声音，以提高战斗的气焰；在放牧的时候，如果别处牧羊人的羊进入了麦地，牧羊人会发出频率很长的“嘘嘘”声，以示将羊赶出麦地。
非语言传播
传统社会中，人们在使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之外，还往往借助各类符号、节日和宗教仪轨作为传播媒介，以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它们的媒介功能在西藏少数民族间的传统信息传播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礼仪传播：仪式性的传播方式。节日活动中裹挟着大量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西藏地区的节日一般分为宗教节日和岁时年节两种。在节日中，伴随着大量的祭祀、仪式、舞蹈、戏剧、礼俗等活动，歌舞、禁忌、民族的起源、部落的故事等丰富的信息在愉悦的环境下集中广泛地互相传播，并产生深远的传播效果。
传统体育传播。西藏地区产生了赛马、斗牛、抱石头、射箭等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并与节日和宗教相结合逐渐稳定，作为信息传播方式不断系统化和规模化，在其间各类信息从一个群体扩散到另一个群体，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传播活动往往具有形象、生动、鲜活、实在的特点，参加比赛的选手和观众都扮演着信息的传者和受者，且身份不断快速更迭。
符号传播：鲜明有趣的传播方式。借助具有能指和所指双重意义的符号，西藏地区少数民族间进行了广泛的或明显或隐蔽的信息传播和通信联系。树枝信息、鸡毛辣椒信、木棍缠羊毛、木棍缠线、烟火、刻木结绳和竹管鸡毛信是常见的七种类型。
西藏少数民族运用符号来传递信息的方式异彩纷呈，为某种特定的物品添加公认的一种符号意义，或在物品上打上某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标记，以此传递信息。刻木结绳除了作为一种记事的手段之外，也是一种通信方式，他们对木头上的划痕和绳结的数量、颜色都有共同的符号解读方式。树枝也是常用的符号，当在野外发现野蜂蜜而无暇采集时，可以砍一截新树枝，将其立在蜂巢旁，他人就不会来采摘，在这里符号“树枝”意味着“此物有主人”。而信差手中举着的鸡毛信和辣椒信，则意味着信件不同的紧急程度。
图像传播。西藏岩画，存在于西藏地区的峭崖坚岩中，使用了一套象征性符号。这些刻画在旷野荒漠岩石上的图像和符号，如牦牛、骆驼、羚羊、房屋、陷阱等，记录了西藏传统社会中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青稞等农作物和太阳的图案，是祈求丰收的吉祥符号；塔、跳神等内容，则是宗教符号。因此，岩画和壁画也被视为典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大众传媒。
宗教传播：浓厚的大众传播色彩。宗教传播是西藏地区古代传播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传统滥觞于吐蕃。宗教传播范围原本很窄，但在西藏这样特别的情况下，宗教氛围浓厚，信仰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活动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必要内容，因此，宗教传播无论从传播范围还是传播效果的层面，实质上都具有大众传播的色彩。伴随着宗教传播，许多世俗化、大众化的信息也得以跟进，藏族的语言文字、歌舞、戏剧、器乐、跳神等艺术，也被频繁地传递到门巴族、珞巴族部落，直接推动了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仰者的一种仪式。信仰者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画地为号，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以示自己的虔诚和虚心。这种宗教仪式开始于藏区的寺庙，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而传遍整个西藏，在门隅、珞瑜地区也可见到。在出身门巴族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作品《那一天》中，可以找到宗教传播的例证：“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特征
生产生活的需要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推动力。西藏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活、宗教及农牧业产品的交换。这是由于在西藏高原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农牧业是主体。在不同民族与地区之间开展信息传播和产品的交换，获取宗教神话方面的信息来满足内心的信仰和追求，获取本地贫乏但必需的生产生活物品来维持日常的生活运营，获取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信息来丰富娱乐生活，获取禁忌避讳方面的信息来趋吉避害，显而易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传统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
传播过程娱乐化。西藏高原上少数民族间的信息传播，明显具有娱乐色彩，乐观且能歌善舞的天性使得他们乐于用颇具娱乐性的方式来完成信息传播活动。珞巴族邦波部落每年的八九月会到纳玉进行产品交换，在正式交换之前还需举行仪式，明显具有聚会、庆祝、结交的寓意。
音乐舞蹈是西藏高原最具表现力和最丰富的传播符号，所以即便是庄重的宗教活动，也会频繁地借助戏剧、歌舞、跳神、器乐等艺术形式，裹挟宗教信息与世俗化的信息传播到门隅、珞瑜地区。源自11世纪中叶、盛行至今的雪顿节便是最好的例子。作为纯宗教活动，雪顿节也是借助盛大隆重的晒佛仪式、欢快热烈的藏戏表演和热闹非凡的群众游园等方式，在西藏各民族间进行宗教信息的传播。
西藏高原的地缘特质。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和交往互动中，西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类似的信息传播形式和习惯，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封闭和隔绝，地域间的信息传播差别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少数民族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复杂性增加，另一方面却减少了由不同地域间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地缘区别迅速被抹平而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单调化的遗憾，这对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言都有着积极意义。
综合考量西藏少数民族间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宽度，不论是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还是礼仪艺术、日常生活，三个民族绝非彼此孤立地发展，而是呈现出地缘特质带来的彼此交融影响的特点：信息传播的媒介和渠道多元、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广、以官方为主导的活动和民间自发进行的交流活动往往交叉进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首先，相对于与内地的信息交流，西藏高原上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和时效较慢，都伴随着周期较长、频率较慢的活动进行，以木猴年朝圣札日神山为例，这样的转山活动12年才进行一次。其次，大多数情况下民族间的信息传播是双向进行的，彼此互有影响与反馈。门巴族和珞巴族作为相对弱小的民族，吸纳着来自藏族方方面面的信息和文化，但是这种吸纳并不是不辨情形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结构和思想观念加以改造后吸收，使之带有更多自己的民族特色。最后，不同民族间传统的信息传播活动还表现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藏族与门巴族和藏族与珞巴族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存在不同的特点，相较而言前者的频率略快，覆盖人群更多，从文化交融来看产生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一些；同样是珞巴族，在远离藏区和临近藏区的不同部落，信息传播的频率及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注 释：
①陈立明·藏门珞民族关系研究[D].博士论文，2003（3）.
参考文献：
[1]陈立明.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门巴族、珞巴族文化之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2]关东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周德仓.西藏古代信息传播模式要略.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5（2）.
[4]赵凯，张大伟.西藏地区信息传播方式研究的意义.兰州学刊，2009（1）.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