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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再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开始主动建立一些机制，使国际行为准则更加和谐，让自身和他国都能受益。”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即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
在所有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中，像傅立民（Chas W. Freeman.Jr.）这般拥有传奇经历的并不多。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写了世界格局，随行的首席翻译就是傅立民。时隔40多年，那次冷战时期的“破冰之旅”仍然印刻在傅立民脑海中，细节历历在目。那次出访是他作为总统翻译接手的第一项工作。正是因为那次出访，傅立民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率领美国代表团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短暂停留后，美国“空军一号”专机载着他们前往北京，开启为期7天的访华之旅。
这是傅立民头一回来到中国大陆。他看到成群的鸟儿在上海虹桥机场上空盘旋，却少有飞机起降。他想，大概中国很少有人乘坐飞机出行。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后，尼克松总统携夫人走出机舱，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热情握手。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周总理给我的印象很深。”傅立民回忆道，“他不愧是伟大的外交家，礼仪风度令我折服。我最吃惊的是，当时中国是如此的孤立、贫穷，而如今的中国对外来人员和外来思想如此开放包容，与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联系。”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此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也为两国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
预见中国之变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一个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呼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自那一刻起，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
那时，大多美国政客只把这项决定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并没有太在意。可当傅立民在北京街头遇见一位小贩时，他意识到，一场巨变正在发生。
1979年初秋，傅立民到访北京。当时，他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负责管理和协调中美关系事务。据他回忆，他当时下榻在北京饭店，而北京饭店当时是全北京唯一一家接近国际标准的酒店。一个周末，他散步到天安门东北角，遇见一个推着小车卖面条的小贩。
“如果你了解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你也会大吃一惊。”傅立民解释道，“集体化的浪潮几乎淹没了中国的服务行业，尤其是餐饮业。饮食文化可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宝石之一。”
傅立民买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尝着面条，一边问这个小贩，他是哪个单位或者哪个公社的。他告诉我，他就是自己的单位。我很疑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个体户’——由个体注册经营的工商户。我大吃一惊，原来在中国，个体也可以做生意。变化或许正在发生。我开始留意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掀起的巨大变革，各种迹象越来越多。”
数月之后，美国情报界人士开始在华盛顿讨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走向。“大多数人表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贫穷、脆弱、混乱、惧怕与外界接触和政治激进的国家。”傅立民回忆道。
听过这些观点，傅立民随即回到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连夜写下题为《预见中国之变：1980年中国何去何从》的备忘录。
傅立民的意见没有被广泛接纳。“我的建议是往后退一步，认真思考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但这个建议基本上被忽略了。”傅立民叹了口气。“我当时认为，中国可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年看来，我的预测还算正确。不过可惜的是，我不但没有高估中国的发展潜力，对于中国这几十年能走和将走多远，我反倒严重低估了。我虽然猜对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和本质，却没能准确预测这场变革的速度和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变化令傅立民惊叹不已。“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他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数千万的中国人赴海外旅行、掌习、工作。如今，中国已经不再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虽然中国仍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敞开大门，但其自身也已经是技术创新者和知识产权创造者。”
回忆过往，傅立民觉得是那天和卖面条小贩的相遇给了他难得的“顿悟”。傅立民说，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分析师对许多事情的判断都是错的，包括关于美苏两极对立的世界秩序如何终结。“美国的分析师过度专业化了，他们在描述现实时总是希望能预测未来。”傅立民回忆道，“虽然他们容易看到前进的‘浪潮’，却看不到推动波浪前进的‘大海’。中国的发展依靠多项政策协同推动。总体来看，中国的经验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证明：政策能够引起现实的巨变。”
在傅立民看来，中国外交官在外联、报告、分析等方面比从前更加专业了。“正如中国文化变得越来越包容，中国外交官对他国的思想观念和行事方式也更熟悉了，更习惯了，外交工作也更加有效。”
過去70年，中国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从美苏冷战中生存下来。“最初中国并没有积极参与到世界秩序中，后来中国变成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柱，而现在，面对一个愈发难测的美国，中国成为了世界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傅立民称，“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再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开始主动建立一些机制，使国际行为准则更加和谐，让自身和他国都能受益。”
尽管如此，中国快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仍然让部分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恐慌。他们宣称，中国决心成为世界格局的主导者，中国的崛起将弱化现有的国际体系。
在2019年6月13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傅立民反驳了这一观点。“如果你仔细听听中国人的心声，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只是想要获得尊重，让过去轻视中国的外国人能够以礼相待。现代中国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想要的是和平的国内环境以及发展繁荣的自由。”
“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更加繁荣，巩固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非削弱它。”傅立民表示，“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即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的要求。”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权力平衡，这让一些国家感到不快。随着中国财富和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也就相对减弱。各方都需要保持谨慎，表达对彼此的关切，调整好处于变动中的国际关系。”
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富有挑战性的。特朗普政府决意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还将中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企图阻碍中国发展，扼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傅立民认为，这些试图遏制中国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阻拦中国前进的步伐，反倒更有可能削弱美国自身的力量，让美国陷入衰败。在此过程中，“中国会更加开放，而美国却会更加封闭”。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贸易战都是个错误的决定，中美两国都将成为受害者。”傅立民坚信，“贸易战爆发后，原本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面临坍塌的危险。中国有充分理由保持克制，并专注于利用现有的秩序安排，对冲因贸易战而下滑的中美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应当专注于重建自身的竞争力，而非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尽管如此，侍立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持积极态度。“两国关系虽然陷入了糟糕的时期，而且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双方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将再次聚拢中美两国。”
（许舒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傅立民
（chas w. Freeman， Jr.）
1943年生，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任美国驻中国（1981-1984）和泰国（1984-1986）大使馆公使和副馆长。1972年，担任尼克松总统访华之行首席翻译。1979年至1981年，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93年至1994年，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他从事外交工作的足迹横跨中东、非洲、东亚、欧洲和印度。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即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
在所有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中，像傅立民（Chas W. Freeman.Jr.）这般拥有传奇经历的并不多。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写了世界格局，随行的首席翻译就是傅立民。时隔40多年，那次冷战时期的“破冰之旅”仍然印刻在傅立民脑海中，细节历历在目。那次出访是他作为总统翻译接手的第一项工作。正是因为那次出访，傅立民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率领美国代表团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短暂停留后，美国“空军一号”专机载着他们前往北京，开启为期7天的访华之旅。
这是傅立民头一回来到中国大陆。他看到成群的鸟儿在上海虹桥机场上空盘旋，却少有飞机起降。他想，大概中国很少有人乘坐飞机出行。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后，尼克松总统携夫人走出机舱，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热情握手。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周总理给我的印象很深。”傅立民回忆道，“他不愧是伟大的外交家，礼仪风度令我折服。我最吃惊的是，当时中国是如此的孤立、贫穷，而如今的中国对外来人员和外来思想如此开放包容，与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联系。”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此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也为两国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
预见中国之变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一个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呼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自那一刻起，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
那时，大多美国政客只把这项决定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并没有太在意。可当傅立民在北京街头遇见一位小贩时，他意识到，一场巨变正在发生。
1979年初秋，傅立民到访北京。当时，他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负责管理和协调中美关系事务。据他回忆，他当时下榻在北京饭店，而北京饭店当时是全北京唯一一家接近国际标准的酒店。一个周末，他散步到天安门东北角，遇见一个推着小车卖面条的小贩。
“如果你了解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你也会大吃一惊。”傅立民解释道，“集体化的浪潮几乎淹没了中国的服务行业，尤其是餐饮业。饮食文化可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宝石之一。”
傅立民买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尝着面条，一边问这个小贩，他是哪个单位或者哪个公社的。他告诉我，他就是自己的单位。我很疑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个体户’——由个体注册经营的工商户。我大吃一惊，原来在中国，个体也可以做生意。变化或许正在发生。我开始留意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掀起的巨大变革，各种迹象越来越多。”
数月之后，美国情报界人士开始在华盛顿讨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走向。“大多数人表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贫穷、脆弱、混乱、惧怕与外界接触和政治激进的国家。”傅立民回忆道。
听过这些观点，傅立民随即回到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连夜写下题为《预见中国之变：1980年中国何去何从》的备忘录。
傅立民的意见没有被广泛接纳。“我的建议是往后退一步，认真思考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但这个建议基本上被忽略了。”傅立民叹了口气。“我当时认为，中国可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年看来，我的预测还算正确。不过可惜的是，我不但没有高估中国的发展潜力，对于中国这几十年能走和将走多远，我反倒严重低估了。我虽然猜对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和本质，却没能准确预测这场变革的速度和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变化令傅立民惊叹不已。“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他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数千万的中国人赴海外旅行、掌习、工作。如今，中国已经不再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虽然中国仍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敞开大门，但其自身也已经是技术创新者和知识产权创造者。”
回忆过往，傅立民觉得是那天和卖面条小贩的相遇给了他难得的“顿悟”。傅立民说，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分析师对许多事情的判断都是错的，包括关于美苏两极对立的世界秩序如何终结。“美国的分析师过度专业化了，他们在描述现实时总是希望能预测未来。”傅立民回忆道，“虽然他们容易看到前进的‘浪潮’，却看不到推动波浪前进的‘大海’。中国的发展依靠多项政策协同推动。总体来看，中国的经验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证明：政策能够引起现实的巨变。”
在傅立民看来，中国外交官在外联、报告、分析等方面比从前更加专业了。“正如中国文化变得越来越包容，中国外交官对他国的思想观念和行事方式也更熟悉了，更习惯了，外交工作也更加有效。”
過去70年，中国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从美苏冷战中生存下来。“最初中国并没有积极参与到世界秩序中，后来中国变成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柱，而现在，面对一个愈发难测的美国，中国成为了世界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傅立民称，“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再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开始主动建立一些机制，使国际行为准则更加和谐，让自身和他国都能受益。”
尽管如此，中国快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仍然让部分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恐慌。他们宣称，中国决心成为世界格局的主导者，中国的崛起将弱化现有的国际体系。
在2019年6月13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傅立民反驳了这一观点。“如果你仔细听听中国人的心声，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只是想要获得尊重，让过去轻视中国的外国人能够以礼相待。现代中国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想要的是和平的国内环境以及发展繁荣的自由。”
“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更加繁荣，巩固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非削弱它。”傅立民表示，“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即通过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的要求。”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权力平衡，这让一些国家感到不快。随着中国财富和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也就相对减弱。各方都需要保持谨慎，表达对彼此的关切，调整好处于变动中的国际关系。”
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富有挑战性的。特朗普政府决意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还将中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企图阻碍中国发展，扼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傅立民认为，这些试图遏制中国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阻拦中国前进的步伐，反倒更有可能削弱美国自身的力量，让美国陷入衰败。在此过程中，“中国会更加开放，而美国却会更加封闭”。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贸易战都是个错误的决定，中美两国都将成为受害者。”傅立民坚信，“贸易战爆发后，原本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面临坍塌的危险。中国有充分理由保持克制，并专注于利用现有的秩序安排，对冲因贸易战而下滑的中美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应当专注于重建自身的竞争力，而非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尽管如此，侍立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持积极态度。“两国关系虽然陷入了糟糕的时期，而且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双方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将再次聚拢中美两国。”
（许舒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傅立民
（chas w. Freeman， Jr.）
1943年生，美国资深外交官。曾任美国驻中国（1981-1984）和泰国（1984-1986）大使馆公使和副馆长。1972年，担任尼克松总统访华之行首席翻译。1979年至1981年，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93年至1994年，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他从事外交工作的足迹横跨中东、非洲、东亚、欧洲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