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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沈虹光是著名剧作家，2015年却出版了一部很好的历史纪实文学《壮士无言》，其中收集了她近几年来创作的关于抗战、关于女性革命的系列作品。其叙事立足于“大事件”中小人物的史料发掘，思考的却是“壮士无言”背后被各种意識形态构建的历史被软埋的现实和未来。作者试图从记史、记事、写人、立传等纪实文学写法的融汇处，经由湖北通城等地方史的小切口，再现一段段抗战及革命的个人史，进而致敬抗战英雄。
关键词：“八百壮士” 革命女性 历史意识
沈虹光是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其戏剧创作曾四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创作是其主业。2015年却出版了一部很好的历史纪实文学《壮士无言》，其中收集了她近几年来创作的关于抗战与现实思考的一些作品。
一般而言，纪实文学主要有两个大的创作指向：一是关于历史的，重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述；一是关于现实的，在描述和呈现社会现实生活中进行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反思。从题材与内容上看，纪实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记事、写人和作史、立传等四种类型，相应地就包括了事件纪实、人物纪传和史志史录等。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类型和写作方法在《壮士无言》这本著作中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圆融地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叙说着壮士的前世与今生，荣耀与灰暗……
一.“壮士无言”与“撞上壮士”
本书的“壮士”，特指1937年日寇侵略上海期间，为掩护中国军队后撤，固守四行仓库达三个月之久的，中国国民党88师524团团长谢晋元及其率领的四百多名青年军官，号称“八百壮士”。很偶然的，却让为了戏而去通城的沈虹光给“撞上”了。
壮士无言。除了书中的第一章《壮士无言》是深入“八百壮士”的历史真实外，其他章节似乎都与“八百壮士”无关。但我们认为，书名《壮士无言》与第一章节《壮士无言》中的“壮士”，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管是通城的“八百壮士”，还是性格刚烈的赵氏妈妈，亦或是爱国将领张自忠，他们都是狭义的“壮士”的广义化代表。作者也是经由他们的人生经历一点点彰显出壮士的无言性特征。
首先，抗战烈士无法言语。抗战时的中国，无数国人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祖国大地，是一个连留下名字都是种奢侈的时代。
“中国军队不怕牺牲源源而上，往往整连整营地倒在敌人的高效炮火中。”[1]残酷的战争造就了无数无名英雄，曾活得轰轰烈烈的他们，却好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正如作者在天岳关一节中所言，“更多的墓碑无名，甚至连荒冢也没有，只在凸兀的岩石上凿出一槽，石碑就插嵌在槽里，四下看去，‘与天岳长存’‘壮烈精神，普天同仰’‘威震殊谷’‘求仁得仁’‘忠勇之气永不泯灭’的碑刻题词比比皆是。”[2]而远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更有千余座抗战时期留下的中国战俘荒冢，至今仍隔海遥望，未能荣归故里。
历史不是一场晚会、一次报告可以被全程记录的，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由不同人物促成的不同事件，往往是导致某一个历史结果产生的必然和偶然的必备条件。当我们回过头来，想要针对这一历史结果展开历史追溯时，某些历史细节的淡化和忽略是必然的，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经由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判断和筛选过的部分真实。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状况，作者没有用小说的方式叙事，而是用限制性很强的史志史录的客观实录方式，经由抗战烈士的无言来诉说震撼读者的精神和信念。
其次，抗战英雄无法言语。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时，他的哥哥曾教导他，“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3]看法的改变不单单取决于自身的社会经验，更与社会的变动、政治的变换、时代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流变、价值观念的更新等繁多因素相关联。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和历史本身比虚构更能冲击人类的想象力。
没有向敌人屈服的壮士们，却不得不对生活低头。胡梦生，在战后绝口不提往事，“好多年里，‘国民党兵’就是一块巨石，压得他抬不起头来。”[4]万连卿成了国民党战犯、劳改犯，被流放遥远的车排子，直到晚年才回归故土。有勇有谋、不畏生死的周福其回到通城后，也“低眉顺眼，跟胡梦生一样，他也绝口不提往事。通城壮士多，在街上搞不好会碰到，碰到了也装作不认识，不打招呼，头一低走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头来，此时生死与共的壮士们已然凋零，很难碰到了。”[5]
政治政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都会有选择性的取舍客观的历史真实，沈虹光的这段话深刻的揭露了这种矛盾：“你说他是‘八百壮士’，他说他是‘国军’，不是‘共军’；你说他是革命烈士后代，他说他是劳改释放犯。”[6]在共同的国家主义立场上，没有人质疑“八百壮士”的真实性，但不同时代的政治政党、意识形态，使得抗战英雄失语无言。抗战历史既是国际史，也是民族史；既是党派政治史，也是个人爱国史……众多利益作用的合力，使得作为个体的抗战英雄被软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无声无息。事实上，沈虹光意识到这些，并力图用既存事实说话，这，也是沈虹光不直写“八百壮士”抗战伟业，而重点书写三个有代表性的壮士的战后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撞上壮士。沈虹光开篇就说自己“撞上了壮士”。“我用‘撞’字一点也不夸张，‘嘭’地一下，一个愣怔，‘八百壮士’在通城？完全没有想到的。”[7]湖北著名作家居然不知道“八百壮士”多是通城人，无意中“撞上”才知道，可想而知壮士被软埋的历史有多深。
造成壮士的历史被软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历史的软埋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且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历史会被软埋，壮士的历史就在看似偶然的境遇下被必然的埋葬。无独有偶，“全国第二位女党员、毛泽东的爱妻与亲密战友，也是一位为神圣爱情和革命理想英勇牺牲的伟大烈士。”[8]杨开慧，在故去半个多世纪后因其手稿的发现才再次为大家关注，杨开慧那段不平凡的、被软埋的历史才逐渐清晰起来。
历史的被软埋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的无言性和不可逆性使历史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需要借助人、文字、图像等诸多载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实、揭露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关注更多被软埋的历史，挖掘被时间封存多年的历史真相。 于是壮士终于有言了。无言的壮士终有可能经由书写、铭记等各种形式“发言”。
作为一部历史纪实文学，在《壮士无言》中，沈虹光并没有严格区分写作类型和方式，而是以史中有事，事中有人，史论结合，传记叠加的方式叙说着历史真实，披露“八百壮士”前世今生的历史真相。如同马识途所说：“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并不需要追究什么。但是这些仁人志士献身中国革命的斗争事实，不容歪曲，他们的功绩不应淹没。”[9]
沈虹光主要通过胡梦生、万连卿和谢晋元三位壮士，由点及面，使“八百壮士”的前世今生跃然纸上，令人信服。沈虹光几次拜访胡梦生的家人，多方了解胡梦生的性情和当年逃跑的细节；详叙流落车排子的万连卿回乡的几番波折；由谢团长的勤务兵周福其的言说，窥视谢团长庄严肃穆、治军严明的形象。人物采访、实地考察、史料钩沉、资料梳理、观念掘发，沈虹光用文字让我们了解了“八百壮士”，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事迹公之于众，对诸多历史疑问和误区都做了合理的解释，歪曲的历史真实被扶正，为许许多多含冤受屈的抗日英烈“发言”，也借此纪念抗战的胜利，向抗战英雄致敬。
二.革命女性的必然与偶然
抗战中不仅有男性的“八百壮士”，也有女性壮士。由《长江日报》以《家中旧照片》为主题的约稿切入，作者沈虹光引出先生的母亲赵氏妈妈，由家族的“言说”，成功再现了一位坚毅不屈的革命女性形象。《母亲的故事》立足于“展望的要预测未来，回眸的要怀旧反思”的基调，书写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牵连与渗透。
作为女性革命者，在革命事业和日常生活面前自觉或无奈的抉择，都体现着革命女性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
“事实上，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界对他的影响看来，便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10]似乎为说明歌德关于人的“生存时空决定论”的正确性，在20世纪前半期，许多知识女性感应着革命风潮的激荡，“逃离”小家庭的有限空间，进入到革命大家庭的公共空间去寻觅自己的人生出路。赵氏妈妈就是其中既普通又有代表意义的女性之一。在赵氏妈妈的革命生涯中，作者突出叙写的是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导致的无常。
时代与革命，性格与革命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使得赵氏妈妈的革命不可逆转。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认定的，历史进程由许多细小暖味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了个人性格的某种特点，影响到了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于是，历史的面貌就是我们所见的这样了，不可更改了。赵氏妈妈的个人性格虽不至于影响到了社会命运，但却成为她加入革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因素和内心动力。如果说赵氏妈妈所处的革命时代是一种偶然，那么其冷峻和兀傲，特别是其凌然不可侵犯的性格则是其革命的必然。
革命与命运，生活与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使得赵氏妈妈的死亡同样不可逆转。
不同于赵氏妈妈的大姐想要的安稳生活，赵氏妈妈追求的是超越日常、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但革命从来都是激进而血腥的。于是她的狠心弃子，她的失夫之痛，她的狱中苦闷，都成为革命必然的组成部分。她的冷峻兀傲不仅表现在革命和民族大义中，也体现在应对日常生活的矛盾中，于是一次家庭间偶然的口角直接导致了赵氏妈妈生命的陨落。
应该说，赵氏妈妈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是一些具体的“小环境”事件，单独看，它们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如果把这些“小环境”事件与“大环境”时空相联系，就会看到二者之间充满辨证的关系。一方面，具体的人事总是处于“大环境”中，于是人和事都会相应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之趋向，那么，在“大环境”下所采取的行为和做出的选择，则常常能使个体的气质和性格越发鲜明地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个体的生活经历、情感思绪等“小环境”的累积叠加，也会产生从某方面来决定大环境的选择力量。具体到赵氏妈妈而言，作者以为上述“小环境”事件之所以能成就其革命事业，并伴随非命的死法，是与“大环境”所蕴涵的“历史的必然”有深刻联系的。质言之，革命风潮、救亡图存、女权思潮、抗日战争等“大环境”导致了社会欲为女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空间的“历史必然”，而这种“历史必然”又与个体的“小环境”选择或契合，或相离，或存在缝隙，由此，形成个体命运的“事件”。
孤守东战场的“八百壮士”经由沈虹光的书写被人铭记；鲜活的抗战精神值得后人传承；革命的抗日的赵氏妈妈同样令人感慨万千。然而，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无法归家的抗战英雄，祖国土地上还有无数被软埋的抗战历史，面目全非的来凤机场，急待保护的苦竹岭遗迹，都在不断提醒着当下的我们关注历史，留心历史，铭记历史！
注 释
[1][2]沈虹光.《壮士无言》.崇文书局，2015年6月第1版，第5页.第179页.
[3]張学昕；梁 海.《时间之上：“非虚构”的历史与人生———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非虚构”写作》.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4][5][6][7]沈虹光.《壮士无言》.崇文书局，2015年6月第1版，第11页.第41页.第30页.第3页
[8]欧阳友权；程海威.《信仰热血的女性传奇----评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湖南社会科学2014第5期.
[9]马识途.《长篇历史纪实文学<川西黎明>序》.四川党史1999年1月第1期.
[10][德]歌德著、刘思慕译.《歌德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作者介绍：林梅一丛，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13级学生；李奇志，本文通信作者，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关键词：“八百壮士” 革命女性 历史意识
沈虹光是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其戏剧创作曾四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创作是其主业。2015年却出版了一部很好的历史纪实文学《壮士无言》，其中收集了她近几年来创作的关于抗战与现实思考的一些作品。
一般而言，纪实文学主要有两个大的创作指向：一是关于历史的，重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述；一是关于现实的，在描述和呈现社会现实生活中进行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反思。从题材与内容上看，纪实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记事、写人和作史、立传等四种类型，相应地就包括了事件纪实、人物纪传和史志史录等。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类型和写作方法在《壮士无言》这本著作中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圆融地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叙说着壮士的前世与今生，荣耀与灰暗……
一.“壮士无言”与“撞上壮士”
本书的“壮士”，特指1937年日寇侵略上海期间，为掩护中国军队后撤，固守四行仓库达三个月之久的，中国国民党88师524团团长谢晋元及其率领的四百多名青年军官，号称“八百壮士”。很偶然的，却让为了戏而去通城的沈虹光给“撞上”了。
壮士无言。除了书中的第一章《壮士无言》是深入“八百壮士”的历史真实外，其他章节似乎都与“八百壮士”无关。但我们认为，书名《壮士无言》与第一章节《壮士无言》中的“壮士”，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管是通城的“八百壮士”，还是性格刚烈的赵氏妈妈，亦或是爱国将领张自忠，他们都是狭义的“壮士”的广义化代表。作者也是经由他们的人生经历一点点彰显出壮士的无言性特征。
首先，抗战烈士无法言语。抗战时的中国，无数国人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祖国大地，是一个连留下名字都是种奢侈的时代。
“中国军队不怕牺牲源源而上，往往整连整营地倒在敌人的高效炮火中。”[1]残酷的战争造就了无数无名英雄，曾活得轰轰烈烈的他们，却好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正如作者在天岳关一节中所言，“更多的墓碑无名，甚至连荒冢也没有，只在凸兀的岩石上凿出一槽，石碑就插嵌在槽里，四下看去，‘与天岳长存’‘壮烈精神，普天同仰’‘威震殊谷’‘求仁得仁’‘忠勇之气永不泯灭’的碑刻题词比比皆是。”[2]而远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更有千余座抗战时期留下的中国战俘荒冢，至今仍隔海遥望，未能荣归故里。
历史不是一场晚会、一次报告可以被全程记录的，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由不同人物促成的不同事件，往往是导致某一个历史结果产生的必然和偶然的必备条件。当我们回过头来，想要针对这一历史结果展开历史追溯时，某些历史细节的淡化和忽略是必然的，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经由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判断和筛选过的部分真实。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状况，作者没有用小说的方式叙事，而是用限制性很强的史志史录的客观实录方式，经由抗战烈士的无言来诉说震撼读者的精神和信念。
其次，抗战英雄无法言语。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时，他的哥哥曾教导他，“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3]看法的改变不单单取决于自身的社会经验，更与社会的变动、政治的变换、时代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流变、价值观念的更新等繁多因素相关联。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和历史本身比虚构更能冲击人类的想象力。
没有向敌人屈服的壮士们，却不得不对生活低头。胡梦生，在战后绝口不提往事，“好多年里，‘国民党兵’就是一块巨石，压得他抬不起头来。”[4]万连卿成了国民党战犯、劳改犯，被流放遥远的车排子，直到晚年才回归故土。有勇有谋、不畏生死的周福其回到通城后，也“低眉顺眼，跟胡梦生一样，他也绝口不提往事。通城壮士多，在街上搞不好会碰到，碰到了也装作不认识，不打招呼，头一低走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头来，此时生死与共的壮士们已然凋零，很难碰到了。”[5]
政治政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都会有选择性的取舍客观的历史真实，沈虹光的这段话深刻的揭露了这种矛盾：“你说他是‘八百壮士’，他说他是‘国军’，不是‘共军’；你说他是革命烈士后代，他说他是劳改释放犯。”[6]在共同的国家主义立场上，没有人质疑“八百壮士”的真实性，但不同时代的政治政党、意识形态，使得抗战英雄失语无言。抗战历史既是国际史，也是民族史；既是党派政治史，也是个人爱国史……众多利益作用的合力，使得作为个体的抗战英雄被软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无声无息。事实上，沈虹光意识到这些，并力图用既存事实说话，这，也是沈虹光不直写“八百壮士”抗战伟业，而重点书写三个有代表性的壮士的战后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撞上壮士。沈虹光开篇就说自己“撞上了壮士”。“我用‘撞’字一点也不夸张，‘嘭’地一下，一个愣怔，‘八百壮士’在通城？完全没有想到的。”[7]湖北著名作家居然不知道“八百壮士”多是通城人，无意中“撞上”才知道，可想而知壮士被软埋的历史有多深。
造成壮士的历史被软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历史的软埋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且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历史会被软埋，壮士的历史就在看似偶然的境遇下被必然的埋葬。无独有偶，“全国第二位女党员、毛泽东的爱妻与亲密战友，也是一位为神圣爱情和革命理想英勇牺牲的伟大烈士。”[8]杨开慧，在故去半个多世纪后因其手稿的发现才再次为大家关注，杨开慧那段不平凡的、被软埋的历史才逐渐清晰起来。
历史的被软埋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的无言性和不可逆性使历史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需要借助人、文字、图像等诸多载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实、揭露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关注更多被软埋的历史，挖掘被时间封存多年的历史真相。 于是壮士终于有言了。无言的壮士终有可能经由书写、铭记等各种形式“发言”。
作为一部历史纪实文学，在《壮士无言》中，沈虹光并没有严格区分写作类型和方式，而是以史中有事，事中有人，史论结合，传记叠加的方式叙说着历史真实，披露“八百壮士”前世今生的历史真相。如同马识途所说：“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并不需要追究什么。但是这些仁人志士献身中国革命的斗争事实，不容歪曲，他们的功绩不应淹没。”[9]
沈虹光主要通过胡梦生、万连卿和谢晋元三位壮士，由点及面，使“八百壮士”的前世今生跃然纸上，令人信服。沈虹光几次拜访胡梦生的家人，多方了解胡梦生的性情和当年逃跑的细节；详叙流落车排子的万连卿回乡的几番波折；由谢团长的勤务兵周福其的言说，窥视谢团长庄严肃穆、治军严明的形象。人物采访、实地考察、史料钩沉、资料梳理、观念掘发，沈虹光用文字让我们了解了“八百壮士”，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事迹公之于众，对诸多历史疑问和误区都做了合理的解释，歪曲的历史真实被扶正，为许许多多含冤受屈的抗日英烈“发言”，也借此纪念抗战的胜利，向抗战英雄致敬。
二.革命女性的必然与偶然
抗战中不仅有男性的“八百壮士”，也有女性壮士。由《长江日报》以《家中旧照片》为主题的约稿切入，作者沈虹光引出先生的母亲赵氏妈妈，由家族的“言说”，成功再现了一位坚毅不屈的革命女性形象。《母亲的故事》立足于“展望的要预测未来，回眸的要怀旧反思”的基调，书写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牵连与渗透。
作为女性革命者，在革命事业和日常生活面前自觉或无奈的抉择，都体现着革命女性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
“事实上，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界对他的影响看来，便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10]似乎为说明歌德关于人的“生存时空决定论”的正确性，在20世纪前半期，许多知识女性感应着革命风潮的激荡，“逃离”小家庭的有限空间，进入到革命大家庭的公共空间去寻觅自己的人生出路。赵氏妈妈就是其中既普通又有代表意义的女性之一。在赵氏妈妈的革命生涯中，作者突出叙写的是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导致的无常。
时代与革命，性格与革命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使得赵氏妈妈的革命不可逆转。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认定的，历史进程由许多细小暖味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了个人性格的某种特点，影响到了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于是，历史的面貌就是我们所见的这样了，不可更改了。赵氏妈妈的个人性格虽不至于影响到了社会命运，但却成为她加入革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因素和内心动力。如果说赵氏妈妈所处的革命时代是一种偶然，那么其冷峻和兀傲，特别是其凌然不可侵犯的性格则是其革命的必然。
革命与命运，生活与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胶着，使得赵氏妈妈的死亡同样不可逆转。
不同于赵氏妈妈的大姐想要的安稳生活，赵氏妈妈追求的是超越日常、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但革命从来都是激进而血腥的。于是她的狠心弃子，她的失夫之痛，她的狱中苦闷，都成为革命必然的组成部分。她的冷峻兀傲不仅表现在革命和民族大义中，也体现在应对日常生活的矛盾中，于是一次家庭间偶然的口角直接导致了赵氏妈妈生命的陨落。
应该说，赵氏妈妈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是一些具体的“小环境”事件，单独看，它们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如果把这些“小环境”事件与“大环境”时空相联系，就会看到二者之间充满辨证的关系。一方面，具体的人事总是处于“大环境”中，于是人和事都会相应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之趋向，那么，在“大环境”下所采取的行为和做出的选择，则常常能使个体的气质和性格越发鲜明地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个体的生活经历、情感思绪等“小环境”的累积叠加，也会产生从某方面来决定大环境的选择力量。具体到赵氏妈妈而言，作者以为上述“小环境”事件之所以能成就其革命事业，并伴随非命的死法，是与“大环境”所蕴涵的“历史的必然”有深刻联系的。质言之，革命风潮、救亡图存、女权思潮、抗日战争等“大环境”导致了社会欲为女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空间的“历史必然”，而这种“历史必然”又与个体的“小环境”选择或契合，或相离，或存在缝隙，由此，形成个体命运的“事件”。
孤守东战场的“八百壮士”经由沈虹光的书写被人铭记；鲜活的抗战精神值得后人传承；革命的抗日的赵氏妈妈同样令人感慨万千。然而，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无法归家的抗战英雄，祖国土地上还有无数被软埋的抗战历史，面目全非的来凤机场，急待保护的苦竹岭遗迹，都在不断提醒着当下的我们关注历史，留心历史，铭记历史！
注 释
[1][2]沈虹光.《壮士无言》.崇文书局，2015年6月第1版，第5页.第179页.
[3]張学昕；梁 海.《时间之上：“非虚构”的历史与人生———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非虚构”写作》.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4][5][6][7]沈虹光.《壮士无言》.崇文书局，2015年6月第1版，第11页.第41页.第30页.第3页
[8]欧阳友权；程海威.《信仰热血的女性传奇----评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湖南社会科学2014第5期.
[9]马识途.《长篇历史纪实文学<川西黎明>序》.四川党史1999年1月第1期.
[10][德]歌德著、刘思慕译.《歌德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作者介绍：林梅一丛，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13级学生；李奇志，本文通信作者，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