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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成为我国加强对外合作的重要着力点，在深化教育合作交流、培养国际应用型人才、助推国际产能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2020年11月29日，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在杭州召开，200余位参会嘉宾共话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大计，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领导、“一带一路”研究权威专家、职业教育权威专家、行业领袖及全国不同地区职业院校领导的精彩发言为本次大会带来了前瞻观点、跨界思维和最佳实践案例。
关键词：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1）10-0018-05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目前，我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成型，对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学历教育和培训的人次屡创新高。职业教育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最为活跃的主体之一。北京、天津、浙江、广西、河北等省市纷纷出台了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国内40余所职业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累计培养培训人员约4.2万人次[1]。
2020年11月29日，受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委托，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指导下，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主承办的“2020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政府部门、智库机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就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逻辑、“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逻辑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能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文化、规则、民心“软联通”提供其他类型教育无法替代的技术技能支撑，协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和战略机遇。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肖琪经就特别提出职业教育助力“一带一路”包括“硬”“软”两个层面。当前，中国企业纷纷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由于近半数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也缺少成熟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企业面临较大的人才痛点，亟需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为企业培养具备一定职业技术素质的一线生产指挥者和管理人才，同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则心相通”，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才能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底。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各国职业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应当继续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各种联盟和平台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促进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国职业教育与日益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共成长，发展水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已形成一定的整体势能差，这种比较优势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所言，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健全了涵盖招生、教学、师资、管理、投入、学生资助、行业企业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标准。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将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作为未来三年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点工作任务。地方和职业院校应抓住政策机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把职业教育国际化纳入教育发展整体规划，用好、用足、用活政策来激发主体活力，主动争取各方支持，做好宣传展示活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始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也要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着眼。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17+1）的合作已成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之一，在互派留学生、学历学位互认、共同开展研究、设立合作办学项目、共建科技创新联盟、开设相关语言和专业培训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认为，中国与中东欧（17+1）的职业教育合作较好地实现了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具体形式来看，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存在四种形式，即协同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培养当地的技能型人才;在沿线国家成立海外校区，输出“拳头”专业，培养优质人才;依托优势专业与海外院校合作办学，拓展境外办学空间;向沿线国家招收来华留学生。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教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杨文明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全球化将在七个方面面临转型：教育理念层面由本地化向国际化、全球化轉变;治理制度层面由分散治理向统一治理转变;人才供给层面由内需型向全球化转变;人才定位层面由技术技能型向复合创新型转变;专业建设层面由精细化专业向跨界专业群转变;教师发展层面由本土“双师型”向创新国际型转变;教学资源层面由传统纸质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变。其中，完善制度设计是实现国际水准治理的核心。杨文明进一步阐释了他对职业教育全球化的制度设想：制定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全球化发展制度;建立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畅通国际互认通道;组建国家职业教育与行业“走出去”跨界治理机构;建立职业教育与“走出去”企业协调匹配机制;牵头建立“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网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援助制度;创建和传播中国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系统研究机构和制度。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载体，是美好愿景的具体实施者。职业院校深入嵌入“一带一路”战略，关键还在于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质量，走内涵建设之路[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教授指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高水平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是高等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重要任务。过去20多年，我国职业教育实现快速发展，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坚实基础，但在政策支持、经验凝练、国际化能力建设、教育深度、产教共同体建设、意识形态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教授建议，完善职业院校参与“一带一路”的体制机制保障，树立职业院校发展的质量意识，构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下，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共同协作，将我国职教的优秀经验加以总结凝练并共享世界;职业院校主动与应用技术大学、高水平高校等普通教育院校对接，增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生能力;职业院校主动与语言机构、对外服务机构等社会机构对接，增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工具能力;职业院校与不同国家协调职业教育质量政策问题，形成职业教育“走出去”质量互认的制度体系。
二、“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
职业教育标准规定了职业教育质量必须达到的要求。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有益于树立我国职业教育品牌，扩大我国职业教育话语权，提升沿线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上海留归集团执行总裁刘淑芸指出，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存在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路径依赖，如引进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培训包等等，“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在沿线国家的推广和融合提供了良好契机。推进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应坚持“以我为主”原则，重视推广我国的先进经验，同时特别关注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提升标准的格式、结构、层次分类的国际通用度，从而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适切性。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存在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劳工组织（ILO）、世界贸易组织（WTO）、加拿大标准协会（CSA）等。其中，ISO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认的教育标准，包括全球第一套专门针对职业院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质量管理标准ISO29990，可供我国在研制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时参考和使用。
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是在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办学经验逐步积累、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职业教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构建起了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开展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现代学徒制试点、在线精品开放课程遴选、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国家规划教材遴选、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职业教育集团培育等工作[3]。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构建方面，我国形成了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在内的国家教学标准体系。这些成果为我国实现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可积极将中国方案推向国际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我国的经验，同时，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地，标准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甘善泽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标准不仅要立足中国方案，更要结合当地的情况，努力与当地的资格证书、技能评估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实验标准等实现互联互通。
国务院在“职教20条”中指出我国职教发展制度标准不够健全，并提出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当前，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共识，但相关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肖旭副院长认为，跨境电商领域的标准建设进展缓慢，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院曹昭乐博士认为，我国健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蓄势待发”、小步子、小范围的态势，研究队伍“小众化”，指标权重偏小，评价主客体不够多元，质性指标欠缺，指標体系总体质量有待提升。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许朝山的视角更为宏观，他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在投资力度、前瞻性、系统性、通用性、程序性等方面尚有不足，未来可从完善整体战略部署、建立权威的协调推进机构、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队伍、构建校企合作机制、突出企业和师生应用导向、研制中国特色专业群标准、设计统一的标准架构、完善标准质量评价制度等方面深化探索。
三、“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刺激了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拓展了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的施展舞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一带一路”人力资源高端智库特约专家王义桅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加彰显了“一带一路”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也凸显了职业教育对于实现“双循环”、克服传统创新陷阱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应因势利导，不断调整既有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识和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继权将支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人才划分为五类，即产能合作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产能合作人才、海外业务项目人才、国际合作领军人才和全球战略领导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国输出合适的人才，更需要沿线国家提供优质的本地劳动力。从现状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存在明显的优势和劣势。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宋凯将优势概括为具有“人口红利”、人口总量相对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将劣势总结为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对偏低，地区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究其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与培训体系相对比较落后，难以支撑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4]。因此，我们应继续彰显大国担当，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特点，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特色资源和优势，搭建各类人力资源交流平台，畅通人力资源国际合作交流渠道，推动国际人才培养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加速壮大了我国职业院校的国际人才培养规模和平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短板[5]。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招生宣传力度不够，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对留学生的“分隔”培养导致交流融入难，培养方案与留学生的“学力”和其所在国的劳动力需求脱节，高水平双语教师缺乏等。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国别人才规模和结构缺乏统筹规划，小语种专业设置单一，语言与相关专业相互割裂，学成后难以携家人出国等挑战。中外合作办学则存在总体规模偏少、政策保障不健全、专业重复设置、国别布局与“一带一路”战略不契合等问题。补足上述短板需优化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管理模式、质量标准、语种和专业结构、教师素质、合作办学模式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海燕结合本校依托捷克研究中心集聚的丰富国际资源，提出了将国际资源用于服务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的“专业+语言+国别”新模式。其中，“专业”指“精专业”，帮助学生同时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更精的职业技能和更高的职业素质。“语言”指“懂外语”，确保学生不仅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还可以用第二外语进行简单的沟通交流。“国别”指“融文化”，使学生在具备普适性的国家化素质与能力的基础上，特别了解特定国际区域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四、“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
“一带一路”战略对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技术技能，洞悉本专业的发展态势，更要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掌握国际语言。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谢峰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分享了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的四个目标：有家国情怀，爱国、爱校、爱生;有专业能力，紧跟专业前沿、对接国际、精益求精;有教育教学水平，开展国际化教学设计、实施、评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应用、国际视野、文化包容。重慶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吕红教授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框架，包括优质教育资源学习能力、国际课程资源研发能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能力、国际项目管理和领导力、国际合作与交流研究力、中外人文交流和跨文化沟通力六个维度。
我国职业院校积极探索职业教师国际化发展路径，在建立教师国际化标准、健全相关的政策保障和评价机制、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王琪研究员分享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推行国际化教师团队培养的三大经验。首先，构建“双师双能”、高水平“双师双能”、“双师双能双语”三个标准体系，帮助不同层次、类型和侧重点的教师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其次，完善相关的师资管理与激励政策，鼓励教师到艰苦地区从事海外办学和教育援外工作;最后，搭建国际化能力提升平台，提升教师的国际化教学和科研能力。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徐汉文教授介绍了该校破除“五唯”，重德厚才，构建“四位一体”教师发展评价新机制的经验，并围绕学校与红豆集团联合创办西港工商学院的相关实践，分析了学校在工作量减免、企业实践经历认定、驻外补贴发放、探亲与医疗保障、评奖评优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长短期派驻人员的政策倾斜措施。
尽管我国在实现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教师总体的国际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丁立孝教授提出了高职院校教师国际化培养的六大困惑与思考：学校领导的国际化理念和国际化教师团队发展的顶层设计需进一步重视;国际化培训在关注职教模式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国际化理念、思路、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方面的培训;教师的语言能力和对接国际资源并消化吸收的能力存在不足;教师培训、访学目的性不够明确，学习成果落地难;教师国际化培训的实践性有待加强;教师参与国际职教领域的研究深度有待挖掘。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评价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衍教授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认为，关注职教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都在积极推动职教教师专业化。从内容来看，国际上将职教教师教育的重点放在细化结构类型、建立能力框架和开展阶梯式教育。未来，国际上的职教教师专业发展将呈现出专业持续化和信息便捷化的趋势。
经过深入探讨与交流，本次会议形成了标志性成果——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之江倡议》，倡议从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人才培养、共同开发制定职业教育的“中国标准”、共同优化完善职业教育的国际治理和共同打造职业教育的命运共同体五个方面，明确了中国职业教育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高明.职业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障碍和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87-88.
[2]宋佳，刘宝存.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开放[J]. 教育研究，2019（12）：131-134.
[3]张烁.我国职业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N].人民日报，2020-12-09（14）.
[4]庄西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58-60.
[5]任君庆.职业教育协同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内育与外培[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71-73.
（责任编辑：杨在良）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up in the New Era： Review of the 2020 Forum 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REN Jia-ping1， NI Hao2
（1.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China ; 2.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China's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eepening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boost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ut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On November 29 of 2020， it was held in Hangzhou that Forum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the BRI. More than 200 expert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ere invited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the developing pla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BRI Lead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BRI research，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leaders and leader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gave wonderful speeches to this conference， which brought forward-looking views， cross-border thinking and best practice cas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关键词：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1）10-0018-05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目前，我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成型，对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学历教育和培训的人次屡创新高。职业教育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最为活跃的主体之一。北京、天津、浙江、广西、河北等省市纷纷出台了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国内40余所职业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累计培养培训人员约4.2万人次[1]。
2020年11月29日，受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委托，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指导下，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主承办的“2020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政府部门、智库机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就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逻辑、“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逻辑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能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文化、规则、民心“软联通”提供其他类型教育无法替代的技术技能支撑，协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和战略机遇。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肖琪经就特别提出职业教育助力“一带一路”包括“硬”“软”两个层面。当前，中国企业纷纷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由于近半数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也缺少成熟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企业面临较大的人才痛点，亟需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为企业培养具备一定职业技术素质的一线生产指挥者和管理人才，同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则心相通”，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才能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底。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各国职业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应当继续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各种联盟和平台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促进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国职业教育与日益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共成长，发展水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已形成一定的整体势能差，这种比较优势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所言，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健全了涵盖招生、教学、师资、管理、投入、学生资助、行业企业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标准。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将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作为未来三年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重点工作任务。地方和职业院校应抓住政策机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把职业教育国际化纳入教育发展整体规划，用好、用足、用活政策来激发主体活力，主动争取各方支持，做好宣传展示活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始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也要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着眼。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17+1）的合作已成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之一，在互派留学生、学历学位互认、共同开展研究、设立合作办学项目、共建科技创新联盟、开设相关语言和专业培训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认为，中国与中东欧（17+1）的职业教育合作较好地实现了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具体形式来看，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存在四种形式，即协同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培养当地的技能型人才;在沿线国家成立海外校区，输出“拳头”专业，培养优质人才;依托优势专业与海外院校合作办学，拓展境外办学空间;向沿线国家招收来华留学生。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教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杨文明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全球化将在七个方面面临转型：教育理念层面由本地化向国际化、全球化轉变;治理制度层面由分散治理向统一治理转变;人才供给层面由内需型向全球化转变;人才定位层面由技术技能型向复合创新型转变;专业建设层面由精细化专业向跨界专业群转变;教师发展层面由本土“双师型”向创新国际型转变;教学资源层面由传统纸质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变。其中，完善制度设计是实现国际水准治理的核心。杨文明进一步阐释了他对职业教育全球化的制度设想：制定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全球化发展制度;建立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畅通国际互认通道;组建国家职业教育与行业“走出去”跨界治理机构;建立职业教育与“走出去”企业协调匹配机制;牵头建立“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网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援助制度;创建和传播中国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系统研究机构和制度。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载体，是美好愿景的具体实施者。职业院校深入嵌入“一带一路”战略，关键还在于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质量，走内涵建设之路[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教授指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高水平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是高等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重要任务。过去20多年，我国职业教育实现快速发展，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坚实基础，但在政策支持、经验凝练、国际化能力建设、教育深度、产教共同体建设、意识形态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教授建议，完善职业院校参与“一带一路”的体制机制保障，树立职业院校发展的质量意识，构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下，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共同协作，将我国职教的优秀经验加以总结凝练并共享世界;职业院校主动与应用技术大学、高水平高校等普通教育院校对接，增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生能力;职业院校主动与语言机构、对外服务机构等社会机构对接，增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工具能力;职业院校与不同国家协调职业教育质量政策问题，形成职业教育“走出去”质量互认的制度体系。
二、“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
职业教育标准规定了职业教育质量必须达到的要求。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有益于树立我国职业教育品牌，扩大我国职业教育话语权，提升沿线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上海留归集团执行总裁刘淑芸指出，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存在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路径依赖，如引进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培训包等等，“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在沿线国家的推广和融合提供了良好契机。推进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应坚持“以我为主”原则，重视推广我国的先进经验，同时特别关注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提升标准的格式、结构、层次分类的国际通用度，从而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适切性。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存在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劳工组织（ILO）、世界贸易组织（WTO）、加拿大标准协会（CSA）等。其中，ISO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认的教育标准，包括全球第一套专门针对职业院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质量管理标准ISO29990，可供我国在研制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时参考和使用。
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是在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办学经验逐步积累、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职业教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构建起了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开展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现代学徒制试点、在线精品开放课程遴选、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国家规划教材遴选、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职业教育集团培育等工作[3]。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构建方面，我国形成了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在内的国家教学标准体系。这些成果为我国实现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可积极将中国方案推向国际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我国的经验，同时，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地，标准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甘善泽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标准不仅要立足中国方案，更要结合当地的情况，努力与当地的资格证书、技能评估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实验标准等实现互联互通。
国务院在“职教20条”中指出我国职教发展制度标准不够健全，并提出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当前，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共识，但相关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肖旭副院长认为，跨境电商领域的标准建设进展缓慢，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院曹昭乐博士认为，我国健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蓄势待发”、小步子、小范围的态势，研究队伍“小众化”，指标权重偏小，评价主客体不够多元，质性指标欠缺，指標体系总体质量有待提升。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许朝山的视角更为宏观，他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在投资力度、前瞻性、系统性、通用性、程序性等方面尚有不足，未来可从完善整体战略部署、建立权威的协调推进机构、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队伍、构建校企合作机制、突出企业和师生应用导向、研制中国特色专业群标准、设计统一的标准架构、完善标准质量评价制度等方面深化探索。
三、“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刺激了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拓展了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的施展舞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一带一路”人力资源高端智库特约专家王义桅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加彰显了“一带一路”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也凸显了职业教育对于实现“双循环”、克服传统创新陷阱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应因势利导，不断调整既有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识和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继权将支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人才划分为五类，即产能合作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产能合作人才、海外业务项目人才、国际合作领军人才和全球战略领导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国输出合适的人才，更需要沿线国家提供优质的本地劳动力。从现状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存在明显的优势和劣势。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宋凯将优势概括为具有“人口红利”、人口总量相对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将劣势总结为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对偏低，地区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究其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与培训体系相对比较落后，难以支撑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4]。因此，我们应继续彰显大国担当，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特点，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特色资源和优势，搭建各类人力资源交流平台，畅通人力资源国际合作交流渠道，推动国际人才培养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加速壮大了我国职业院校的国际人才培养规模和平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短板[5]。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招生宣传力度不够，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对留学生的“分隔”培养导致交流融入难，培养方案与留学生的“学力”和其所在国的劳动力需求脱节，高水平双语教师缺乏等。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国别人才规模和结构缺乏统筹规划，小语种专业设置单一，语言与相关专业相互割裂，学成后难以携家人出国等挑战。中外合作办学则存在总体规模偏少、政策保障不健全、专业重复设置、国别布局与“一带一路”战略不契合等问题。补足上述短板需优化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管理模式、质量标准、语种和专业结构、教师素质、合作办学模式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海燕结合本校依托捷克研究中心集聚的丰富国际资源，提出了将国际资源用于服务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的“专业+语言+国别”新模式。其中，“专业”指“精专业”，帮助学生同时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更精的职业技能和更高的职业素质。“语言”指“懂外语”，确保学生不仅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还可以用第二外语进行简单的沟通交流。“国别”指“融文化”，使学生在具备普适性的国家化素质与能力的基础上，特别了解特定国际区域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四、“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
“一带一路”战略对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技术技能，洞悉本专业的发展态势，更要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掌握国际语言。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谢峰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分享了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的四个目标：有家国情怀，爱国、爱校、爱生;有专业能力，紧跟专业前沿、对接国际、精益求精;有教育教学水平，开展国际化教学设计、实施、评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应用、国际视野、文化包容。重慶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吕红教授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框架，包括优质教育资源学习能力、国际课程资源研发能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能力、国际项目管理和领导力、国际合作与交流研究力、中外人文交流和跨文化沟通力六个维度。
我国职业院校积极探索职业教师国际化发展路径，在建立教师国际化标准、健全相关的政策保障和评价机制、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王琪研究员分享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推行国际化教师团队培养的三大经验。首先，构建“双师双能”、高水平“双师双能”、“双师双能双语”三个标准体系，帮助不同层次、类型和侧重点的教师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其次，完善相关的师资管理与激励政策，鼓励教师到艰苦地区从事海外办学和教育援外工作;最后，搭建国际化能力提升平台，提升教师的国际化教学和科研能力。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徐汉文教授介绍了该校破除“五唯”，重德厚才，构建“四位一体”教师发展评价新机制的经验，并围绕学校与红豆集团联合创办西港工商学院的相关实践，分析了学校在工作量减免、企业实践经历认定、驻外补贴发放、探亲与医疗保障、评奖评优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长短期派驻人员的政策倾斜措施。
尽管我国在实现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国际化，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教师总体的国际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丁立孝教授提出了高职院校教师国际化培养的六大困惑与思考：学校领导的国际化理念和国际化教师团队发展的顶层设计需进一步重视;国际化培训在关注职教模式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国际化理念、思路、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方面的培训;教师的语言能力和对接国际资源并消化吸收的能力存在不足;教师培训、访学目的性不够明确，学习成果落地难;教师国际化培训的实践性有待加强;教师参与国际职教领域的研究深度有待挖掘。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评价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衍教授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认为，关注职教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都在积极推动职教教师专业化。从内容来看，国际上将职教教师教育的重点放在细化结构类型、建立能力框架和开展阶梯式教育。未来，国际上的职教教师专业发展将呈现出专业持续化和信息便捷化的趋势。
经过深入探讨与交流，本次会议形成了标志性成果——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之江倡议》，倡议从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人才培养、共同开发制定职业教育的“中国标准”、共同优化完善职业教育的国际治理和共同打造职业教育的命运共同体五个方面，明确了中国职业教育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高明.职业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障碍和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87-88.
[2]宋佳，刘宝存.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开放[J]. 教育研究，2019（12）：131-134.
[3]张烁.我国职业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N].人民日报，2020-12-09（14）.
[4]庄西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58-60.
[5]任君庆.职业教育协同服务“一带一路”的策略：内育与外培[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71-73.
（责任编辑：杨在良）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up in the New Era： Review of the 2020 Forum 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REN Jia-ping1， NI Hao2
（1.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China ; 2.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China's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deepening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boost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ut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On November 29 of 2020， it was held in Hangzhou that Forum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the BRI. More than 200 expert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ere invited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n the developing pla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BRI Lead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BRI research，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leaders and leader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gave wonderful speeches to this conference， which brought forward-looking views， cross-border thinking and best practice cas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