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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要出台之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以规划纲要的制定为契机，我国高教改革的“航船”，正逐步驶向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2009年的年度关键词。风暴裹挟下的大学生，引发社会热切关注的同时，更让人们对当下高等教育产生更多思考。
“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去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敦促人们对高等教育现状有了更多追问——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哪些地方不适应社会需求?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培养?……这些都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方向的大问题。
“高校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去年11月，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为高教改革定下了基调。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力量与人才的智慧，大学也因此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这一转变，要求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需求，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但大学适应社会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或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就触及到了高教改革的核心问题。高教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高教改革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规模大了是发展，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提高同样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是前提，提升质量是核心，这是束缚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座山，它们如果上去了，效益也就提高了。”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都认为，进行高教改革，除质量、结构外，公平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把脉”高等教育，许多高校管理者、高教专家认为，规模、质量、结构、公平等是高教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各种问题纠结所在。而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高教改革的大局，也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
规模：促使高教主要矛盾转化
过去10年，高教改革领域最显著的措施无疑是大学扩招。大学扩招给我国高教领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改革成就：高等教育生源大量增加，规模迅速扩大。自1999年我国推行大学扩招政策以来，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这一国际标准线，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迈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教毛入学率更是一路攀升，到2008年达到了23.3％，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了20，210，249人，而扩招前的1998年，这一数字仅为3，408，764人。
伴随学生规模的扩大，高校教师队伍和教育资源的投入规模也大幅增加。以教师队伍为例，2008年普通高校教职工人数为2，181，182人，1998年仅为855，728人，目前教师人数是扩招前的3倍左右。此外，大学合并，实现了高教资源的优化整合；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兴起，也壮大了高等教育规模。教育部统计显示：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共1022所，截至2008年，各类普通高校达到了2263所，其中高职学校1036所。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固然是扩招政策使然，同时也离不开许多配套政策的施行，其中关键因素是教育资源的追加。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认为，“收费制度的改革，由过去的国家支付，变成由国家、家庭、社会共同分担，促成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整体投入的增长。”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家庭的教育投入更是持续增加，数字显示，一个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年递增率为40％。
规模扩大，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满足了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人民群众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这正是扩招的初衷。”钟秉林如是说。采访中，很多专家学者也对扩招给予了肯定，认为它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
规模扩大也带来办学效益的显著提高。无论是毛入学率、生师比，还是校均学生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校生师比从扩招前的11.6：1变为现在的18：1左右。校均学生规模也由之前的3300多人扩大到目前的8000多人，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已超过10000人。
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矛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过去的上大学难，转化成现在的上好大学难。正如钟秉林所言，“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好大学、好专业太少了，满足不了需求。”
最近几年，通过国家招生政策的调控，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有所放缓。但一些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高教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有专家透露，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可能会提出，到202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40％左右，到那时，在读生或将达到3600万左右。与2008年底的3000万在读生相比，还有600万的增长空间，但扩招呈现出放缓态势，意味着高教规模不再像过去增长那么快，应配合经济的发展小幅度增长，重在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结构：“未从根本上调整”
“现在的大众化只是在规模上达到了要求，结构方面根本没有很好地实现。”纪宝成在接受采访时的这段话引人深思：高等教育在追求规模的同时，结构是否做了相应调整?是否实现了优化?这为进一步深化高教改革埋下伏笔。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由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构成。这些年来，在教育类型、层次结构等方面，有关部门都进行了探索。一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一批高职院校蓬勃兴起，还有一批高校陆续取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
但遗憾的是，关于大学盲目攀比、同质化问题的质疑与批评声一直不断。“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大众化并非要求我们培养多少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应该体现在大规模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上。”纪宝成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没有适应社会需要，未从根本上及时进行调整。
对此，潘懋元也有同感。“目前，社会发展需要精英型人才，但数量不宜过多，相反，对于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则需求迫切。过去的大学在校生只有几十万人，现在上千万，本科一年毕业几百万，不可能都去搞理论研究。”他认为，应逐步调整结构，一些学校要往应用型方向发展。
这也是高教改革目前面临的难题，如果高校都趋同于研究型大学的话，那么培养的人才必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去年的大学生就业“寒冬”， 让高校倍感压力。潘懋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在就业方面的具体反映，如果高校结构符合社会需求，就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
钟秉林近年来对教师行业所做的调研，也印证了结构性失业问题。调查显示，我国每年师范类毕业生75万人，加上非师范专业但通过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10多万人，共计约有90万人具有获得教师岗位的资质。但从就业情况看，真正从事教师岗位的人数仅占总数的1／3左右。虽然供大于求，但同时也存在结构性失业。目前，数理化教师在许多地方都超编，但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等科目教师却严重短缺。
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例如，专业设置滞后、专业设置雷同、专业调整阻力重重。黄进举了法律人才的例子，“社会的确需要法律人才，但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却过量了，各个学校都在办，没有条件的学校也在办，培养的法律人才远远超出当前社会的需求，失业不可避免。”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表示，在机制当中高校如何调整自己的学科、专业结构，如何加大应用人才的培养，是高校必须进行探索和改革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史静寰认为进行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难度，比如教师队伍结构。在史静寰看来，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并不是轻易能完全改变的。要改造现有的教师队伍结构，就涉及到机制改革中的人事改革。如果高校有一个很好的人员流动机制，既能让有新的知识结构的人员进得来，也能让那些不太适应市场、社会需求的专业被淘汰，人员可以流动出去。但这恰恰是高等教育改革当中最大的难点。
不仅如此，改革还涉及到大学内部的治理架构调理问题，即中国大学内部二级学院的设置。钟秉林介绍，解放初，我们的大学学习苏联，专业设置较专、较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以学习欧美为主，实行学院制。但我国的学院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学内部二级教学、科研实体过多。
据了解，一般大学内部学院、独立的系等二级教学、科研机构都在20个以上，不少大学达到30多个，少数大学甚至多达40多个。这就造成管理幅度跨度过大。比如，开个院长或系主任会就有三四十人，这么多的人怎么研讨?领导要讲，大家就别说；否则大家还没说完，就得散会。从管理效果来说，校长要把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发展目标，但由于管理跨度过大，必然会强化学校的行政权力，导致学术权力很容易被忽视，造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钟秉林说，在美国，除社区学院外，一所大学内部学院设置约为8个，英国大学也不超过10个，日本大学是学部制，但也不超过10个。国外实行扁平化的管理，高校管理者工作效率较高。框架设计好后，学术权力、教师积极性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今后中国高教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
质量：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使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从数量问题转变为质量问题。规模的扩大已经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质量好与坏，要通过其培养的人才质量来衡量。在现实条件下，是很难用一条简单的标准来准确评判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但对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质量问题，专家们却有着普遍的共识，当下大学生就业难，也暴露了这一点。
那么，高等教育存在质量问题是否就意味着高教质量下降了呢?对此，教育界有着不同的声音。
黄进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总体上是提高了，过去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上大学，现在23％左右的人都能上大学，整个民族的素质显著提升。他认为，可能高教的平均质量与扩招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优秀人才的数量应该是超过扩招之前。
潘懋元则表示，由于教育资源与学生的爆炸式增长不平衡，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下降了。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地讲，是有提高，有降低。比如，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下降；科研质量也不乐观，虽然科研投入增多了，但因为很多科研急功近利，质量未必比过去高。但也有提高的，例如，大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他们的阅读面也更广了。
诚然，目前高等教育存在质量问题，但不能抹杀高等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不能笼统地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只是大规模扩招令质量问题变得更加凸显。
为什么扩招之后，质量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呢?
潘懋元指出，在扩招过程中，大学生的数量增长很快，但是教育资源却跟不上大学生的增长数量。从扩招前的1998年到2007年，学生数量增长5倍多，但是教师仅增长3倍多，所以生均教师比例提高了很多。同时，新增教师很多都是新教师，优质的教学资源也相对减少。又如经费方面，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但却远远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所以这些年来，特别是2007年以前，大学生生均经费年年减少，这两年才稍微稳定一些。因此，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势必会降低高教质量。
也有学者指出，造成教育质量滑坡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展不快。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大学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机制——确定学术标准、学科专业、教育内容等事项，以及遏制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均由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来参与完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更需要靠理念的革新，而随着不是一味地增加物质投入。
随着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也相应提高。质量已然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一直十分关注。近年来，在教育部主导下，旨在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质量工程”启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和精品课程建设成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周期性评估的开展，我国大学质量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尽管对于教学评估的利弊得失，还存在很大争议。不少高校管理者认为，通过评估，高校提升了办学条件，更加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
但有专家指出，评估过程中出现了走过场、造假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争论最多的是“质量标准”的问题。有专家提出，在“精英教育”时期，大学的质量标准是学术水平，但这种单一化的质量标准到了“大众化”时期是否还能衡量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很值得商榷。以高职为例，如果用学术标准衡量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必然难以打出高分，但它们在应用方面的水平却比较高。
此外，“杰出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高教质量提出了新的拷问。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国人对“杰出人才”的渴盼和忧思，我国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像钱学森、季羡林这样的杰出人才?高校应为培养杰出人才提供怎样的土壤?这些都是新一轮高教改革需要思索的问题。
公平：将最大限度地实现
“离开公平，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都无从谈起。”钟秉林如是说。
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 要求，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懈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让许多失学儿童重返课堂；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尤其是扩招政策的推行，让更多有志青年圆了“大学梦”；高校、职校奖助学金制度为众多贫困学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但由于我国人多地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高等教育仍然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最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从一个对比中可见一斑：今年，北京、上海的高教毛入学率已逾60％，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云南、河南仅为16.17％和19.7％。“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据最新统计，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共有45所“211工程”院校，占总数(114所)的近四成，其中北京地区就有25所院校在列，约占总数的22％；“985工程”39所高校中，北京也以8所居全国之首。相比之下，河南这个第一人口大省目前还没有一所“985工程”高校，进入“211工程”的高校也仅郑州大学一所。
在很多教育界人士看来，高等教育的区域差距与国家在高教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支持上的不平衡有关。长期以来，政府将有限的高教资源投入到少数资源已经相对饱和的地区和高校，对重点高校在设施、经费、师资等方面给予倾斜和“特殊政策”。与此同时，很多非重点高校被下放到各省管理，由于一些省份财政状况较差，经费问题便成为这些学校前进的掣肘。
对此，潘懋元深有感触：“厦门大学每年生均经费1万多块钱，但一些地方性大学的生均经费只有几千块钱，高职学校一般才两千多块钱，恐怕很多地方只有一千多块钱，甚至没有经费，就靠收取学费，这是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造成强校更强，弱校更弱，高校的规模、质量等差距愈来愈大。“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对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就要打破这个不均衡。”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呼吁。
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一度造成西部高校人才流失严重。以兰州大学为例，根据教育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设置方案，截至2008年，兰州大学师资缺额达到900多人。事实上，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西部地区高校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高校人才流失已经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发展。”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对此十分忧虑。
与区域不平衡相比，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引来更多非议。部属重点院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标准并不统一，对本地考生的特殊照顾尤其明显。省际之间招生计划和名额之差带来高考录取率的显著差异。例如，2009年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分别为79.5％、83％，云南、河南则分别是54％，58％。由此可见，一些教育投入多、教育水平高的地方录取分数却更低。
高校招生的地区差异已经影响到教育机会的平等与公正，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曾联合举办过一项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四分之三的网友认为现有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高校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
高考招生不公平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将更多优质生源集中在少数重点高校，这无疑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另一方面，高招政策的差异，导致很多地区的考生为了考大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教科书”，造成应试教育盛行，素质教育难以推进，与教育宗旨严重相悖。此外，高招不公平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这是中国教育的特殊现象。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高考移民”，但在巨大的录取分数差距面前，很多考生和家长仍蠢蠢欲动……这又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如今，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工作重点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优先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教育公平再次被摆到一个突出位置，让人充满期待……
“对高等教育来说，要想实现公平，不仅进校机会要公平，受教育的过程也要公平，将来就业更要公平。”潘懋元对高教公平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当前，种种矛盾与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和谐、长远发展的瓶颈，高等教育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如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教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协调与质量、结构，公平的关系?显然，已经驶入“深水区”的高教改革必将触及很多本质性问题。与“浅水区”不同的是，“深水区”时而会波涛汹涌、风高浪急，改革者要有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勇气与魄力。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也是规划纲要启动实施的起步之年。期待高教改革的航船能够鼓起风帆，驶向更广阔的海面。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2009年的年度关键词。风暴裹挟下的大学生，引发社会热切关注的同时，更让人们对当下高等教育产生更多思考。
“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去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敦促人们对高等教育现状有了更多追问——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哪些地方不适应社会需求?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培养?……这些都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方向的大问题。
“高校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去年11月，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为高教改革定下了基调。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力量与人才的智慧，大学也因此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这一转变，要求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社会需求，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但大学适应社会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或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
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就触及到了高教改革的核心问题。高教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高教改革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规模大了是发展，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提高同样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是前提，提升质量是核心，这是束缚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座山，它们如果上去了，效益也就提高了。”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都认为，进行高教改革，除质量、结构外，公平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把脉”高等教育，许多高校管理者、高教专家认为，规模、质量、结构、公平等是高教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各种问题纠结所在。而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高教改革的大局，也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
规模：促使高教主要矛盾转化
过去10年，高教改革领域最显著的措施无疑是大学扩招。大学扩招给我国高教领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改革成就：高等教育生源大量增加，规模迅速扩大。自1999年我国推行大学扩招政策以来，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5％这一国际标准线，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迈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教毛入学率更是一路攀升，到2008年达到了23.3％，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了20，210，249人，而扩招前的1998年，这一数字仅为3，408，764人。
伴随学生规模的扩大，高校教师队伍和教育资源的投入规模也大幅增加。以教师队伍为例，2008年普通高校教职工人数为2，181，182人，1998年仅为855，728人，目前教师人数是扩招前的3倍左右。此外，大学合并，实现了高教资源的优化整合；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兴起，也壮大了高等教育规模。教育部统计显示：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共1022所，截至2008年，各类普通高校达到了2263所，其中高职学校1036所。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固然是扩招政策使然，同时也离不开许多配套政策的施行，其中关键因素是教育资源的追加。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认为，“收费制度的改革，由过去的国家支付，变成由国家、家庭、社会共同分担，促成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整体投入的增长。”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家庭的教育投入更是持续增加，数字显示，一个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年递增率为40％。
规模扩大，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满足了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人民群众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这正是扩招的初衷。”钟秉林如是说。采访中，很多专家学者也对扩招给予了肯定，认为它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
规模扩大也带来办学效益的显著提高。无论是毛入学率、生师比，还是校均学生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校生师比从扩招前的11.6：1变为现在的18：1左右。校均学生规模也由之前的3300多人扩大到目前的8000多人，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已超过10000人。
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矛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过去的上大学难，转化成现在的上好大学难。正如钟秉林所言，“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好大学、好专业太少了，满足不了需求。”
最近几年，通过国家招生政策的调控，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有所放缓。但一些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高教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有专家透露，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可能会提出，到202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40％左右，到那时，在读生或将达到3600万左右。与2008年底的3000万在读生相比，还有600万的增长空间，但扩招呈现出放缓态势，意味着高教规模不再像过去增长那么快，应配合经济的发展小幅度增长，重在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结构：“未从根本上调整”
“现在的大众化只是在规模上达到了要求，结构方面根本没有很好地实现。”纪宝成在接受采访时的这段话引人深思：高等教育在追求规模的同时，结构是否做了相应调整?是否实现了优化?这为进一步深化高教改革埋下伏笔。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由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构成。这些年来，在教育类型、层次结构等方面，有关部门都进行了探索。一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一批高职院校蓬勃兴起，还有一批高校陆续取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
但遗憾的是，关于大学盲目攀比、同质化问题的质疑与批评声一直不断。“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大众化并非要求我们培养多少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应该体现在大规模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上。”纪宝成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没有适应社会需要，未从根本上及时进行调整。
对此，潘懋元也有同感。“目前，社会发展需要精英型人才，但数量不宜过多，相反，对于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则需求迫切。过去的大学在校生只有几十万人，现在上千万，本科一年毕业几百万，不可能都去搞理论研究。”他认为，应逐步调整结构，一些学校要往应用型方向发展。
这也是高教改革目前面临的难题，如果高校都趋同于研究型大学的话，那么培养的人才必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去年的大学生就业“寒冬”， 让高校倍感压力。潘懋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在就业方面的具体反映，如果高校结构符合社会需求，就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
钟秉林近年来对教师行业所做的调研，也印证了结构性失业问题。调查显示，我国每年师范类毕业生75万人，加上非师范专业但通过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10多万人，共计约有90万人具有获得教师岗位的资质。但从就业情况看，真正从事教师岗位的人数仅占总数的1／3左右。虽然供大于求，但同时也存在结构性失业。目前，数理化教师在许多地方都超编，但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等科目教师却严重短缺。
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例如，专业设置滞后、专业设置雷同、专业调整阻力重重。黄进举了法律人才的例子，“社会的确需要法律人才，但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却过量了，各个学校都在办，没有条件的学校也在办，培养的法律人才远远超出当前社会的需求，失业不可避免。”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表示，在机制当中高校如何调整自己的学科、专业结构，如何加大应用人才的培养，是高校必须进行探索和改革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史静寰认为进行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难度，比如教师队伍结构。在史静寰看来，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并不是轻易能完全改变的。要改造现有的教师队伍结构，就涉及到机制改革中的人事改革。如果高校有一个很好的人员流动机制，既能让有新的知识结构的人员进得来，也能让那些不太适应市场、社会需求的专业被淘汰，人员可以流动出去。但这恰恰是高等教育改革当中最大的难点。
不仅如此，改革还涉及到大学内部的治理架构调理问题，即中国大学内部二级学院的设置。钟秉林介绍，解放初，我们的大学学习苏联，专业设置较专、较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以学习欧美为主，实行学院制。但我国的学院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学内部二级教学、科研实体过多。
据了解，一般大学内部学院、独立的系等二级教学、科研机构都在20个以上，不少大学达到30多个，少数大学甚至多达40多个。这就造成管理幅度跨度过大。比如，开个院长或系主任会就有三四十人，这么多的人怎么研讨?领导要讲，大家就别说；否则大家还没说完，就得散会。从管理效果来说，校长要把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发展目标，但由于管理跨度过大，必然会强化学校的行政权力，导致学术权力很容易被忽视，造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钟秉林说，在美国，除社区学院外，一所大学内部学院设置约为8个，英国大学也不超过10个，日本大学是学部制，但也不超过10个。国外实行扁平化的管理，高校管理者工作效率较高。框架设计好后，学术权力、教师积极性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今后中国高教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
质量：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使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从数量问题转变为质量问题。规模的扩大已经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质量好与坏，要通过其培养的人才质量来衡量。在现实条件下，是很难用一条简单的标准来准确评判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但对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质量问题，专家们却有着普遍的共识，当下大学生就业难，也暴露了这一点。
那么，高等教育存在质量问题是否就意味着高教质量下降了呢?对此，教育界有着不同的声音。
黄进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总体上是提高了，过去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上大学，现在23％左右的人都能上大学，整个民族的素质显著提升。他认为，可能高教的平均质量与扩招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优秀人才的数量应该是超过扩招之前。
潘懋元则表示，由于教育资源与学生的爆炸式增长不平衡，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下降了。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地讲，是有提高，有降低。比如，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下降；科研质量也不乐观，虽然科研投入增多了，但因为很多科研急功近利，质量未必比过去高。但也有提高的，例如，大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他们的阅读面也更广了。
诚然，目前高等教育存在质量问题，但不能抹杀高等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不能笼统地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只是大规模扩招令质量问题变得更加凸显。
为什么扩招之后，质量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呢?
潘懋元指出，在扩招过程中，大学生的数量增长很快，但是教育资源却跟不上大学生的增长数量。从扩招前的1998年到2007年，学生数量增长5倍多，但是教师仅增长3倍多，所以生均教师比例提高了很多。同时，新增教师很多都是新教师，优质的教学资源也相对减少。又如经费方面，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但却远远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所以这些年来，特别是2007年以前，大学生生均经费年年减少，这两年才稍微稳定一些。因此，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势必会降低高教质量。
也有学者指出，造成教育质量滑坡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展不快。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大学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机制——确定学术标准、学科专业、教育内容等事项，以及遏制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均由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来参与完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更需要靠理念的革新，而随着不是一味地增加物质投入。
随着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也相应提高。质量已然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一直十分关注。近年来，在教育部主导下，旨在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质量工程”启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和精品课程建设成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周期性评估的开展，我国大学质量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尽管对于教学评估的利弊得失，还存在很大争议。不少高校管理者认为，通过评估，高校提升了办学条件，更加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
但有专家指出，评估过程中出现了走过场、造假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争论最多的是“质量标准”的问题。有专家提出，在“精英教育”时期，大学的质量标准是学术水平，但这种单一化的质量标准到了“大众化”时期是否还能衡量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很值得商榷。以高职为例，如果用学术标准衡量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必然难以打出高分，但它们在应用方面的水平却比较高。
此外，“杰出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高教质量提出了新的拷问。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国人对“杰出人才”的渴盼和忧思，我国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像钱学森、季羡林这样的杰出人才?高校应为培养杰出人才提供怎样的土壤?这些都是新一轮高教改革需要思索的问题。
公平：将最大限度地实现
“离开公平，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都无从谈起。”钟秉林如是说。
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 要求，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懈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让许多失学儿童重返课堂；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尤其是扩招政策的推行，让更多有志青年圆了“大学梦”；高校、职校奖助学金制度为众多贫困学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但由于我国人多地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高等教育仍然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最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从一个对比中可见一斑：今年，北京、上海的高教毛入学率已逾60％，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云南、河南仅为16.17％和19.7％。“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据最新统计，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共有45所“211工程”院校，占总数(114所)的近四成，其中北京地区就有25所院校在列，约占总数的22％；“985工程”39所高校中，北京也以8所居全国之首。相比之下，河南这个第一人口大省目前还没有一所“985工程”高校，进入“211工程”的高校也仅郑州大学一所。
在很多教育界人士看来，高等教育的区域差距与国家在高教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支持上的不平衡有关。长期以来，政府将有限的高教资源投入到少数资源已经相对饱和的地区和高校，对重点高校在设施、经费、师资等方面给予倾斜和“特殊政策”。与此同时，很多非重点高校被下放到各省管理，由于一些省份财政状况较差，经费问题便成为这些学校前进的掣肘。
对此，潘懋元深有感触：“厦门大学每年生均经费1万多块钱，但一些地方性大学的生均经费只有几千块钱，高职学校一般才两千多块钱，恐怕很多地方只有一千多块钱，甚至没有经费，就靠收取学费，这是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造成强校更强，弱校更弱，高校的规模、质量等差距愈来愈大。“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对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就要打破这个不均衡。”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呼吁。
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一度造成西部高校人才流失严重。以兰州大学为例，根据教育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设置方案，截至2008年，兰州大学师资缺额达到900多人。事实上，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西部地区高校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高校人才流失已经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发展。”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对此十分忧虑。
与区域不平衡相比，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引来更多非议。部属重点院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标准并不统一，对本地考生的特殊照顾尤其明显。省际之间招生计划和名额之差带来高考录取率的显著差异。例如，2009年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分别为79.5％、83％，云南、河南则分别是54％，58％。由此可见，一些教育投入多、教育水平高的地方录取分数却更低。
高校招生的地区差异已经影响到教育机会的平等与公正，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曾联合举办过一项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四分之三的网友认为现有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高校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
高考招生不公平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将更多优质生源集中在少数重点高校，这无疑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另一方面，高招政策的差异，导致很多地区的考生为了考大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教科书”，造成应试教育盛行，素质教育难以推进，与教育宗旨严重相悖。此外，高招不公平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这是中国教育的特殊现象。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高考移民”，但在巨大的录取分数差距面前，很多考生和家长仍蠢蠢欲动……这又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如今，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工作重点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优先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教育公平再次被摆到一个突出位置，让人充满期待……
“对高等教育来说，要想实现公平，不仅进校机会要公平，受教育的过程也要公平，将来就业更要公平。”潘懋元对高教公平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当前，种种矛盾与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和谐、长远发展的瓶颈，高等教育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如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教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协调与质量、结构，公平的关系?显然，已经驶入“深水区”的高教改革必将触及很多本质性问题。与“浅水区”不同的是，“深水区”时而会波涛汹涌、风高浪急，改革者要有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勇气与魄力。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也是规划纲要启动实施的起步之年。期待高教改革的航船能够鼓起风帆，驶向更广阔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