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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由时政新闻和官方文件中的修辞逐渐凸显为普通大众所能感受到的实在的历史进程。不管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堵，还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及其中蕴含的不同价值取向，乃至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波谲云诡，都鲜活地诠释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借助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传播的迅捷、便利，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与“民族国家”、“政治制度”与“治理效能”等的深入思考。国家层面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积极倡导以及现实生活实践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日益体现为一种新时代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思潮的涌动。
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文艺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就曲艺创作来说，近年来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力倡导，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充分发挥曲艺“轻骑兵”作用所开展的战“疫”作品创作，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立足新的时代生活，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旨归的爱国主义新作，其中不乏立意巧、结构妙的佳作。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爱国主义曲艺创作仍然存在着总量多、佳作少，简单化、套路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创作者对时代语境理解不深、不透，创作角度单一、思路不开阔，精品意识不强，将曲艺创作短平快的优点等同于赶潮流、走过场等有关，也与各级主管部门引导不够，贪多求快、把关不严有关。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传统曲艺更好融入时代生活，创作更多更好的爱国主义曲艺佳作，必须在进一步加强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时代精神的感悟、把握的能力，进而促进曲艺艺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时代新实践为曲艺艺术传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爱国主义曲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①
在曲艺创作中把握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首先要沿着曲艺名家大师们的创作道路走下去，讲好中国人民革命、抗争与奋斗的故事。曲艺艺术作为中华文艺百花园中最具活力的门类之一，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积累和丰硕的创作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更是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引领下创作出了相声《英雄小八路》、评书《肖飞买药》《铁道游击队》、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京韵大鼓《黄继光》、单弦《地下苍松》等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光辉的佳作。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斗争实践，在运用传统曲艺形式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塑造新的时代人物上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继承和发展曲艺表演程式技巧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前辈艺人的曲艺传统基础上，開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曲艺的新传统。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在谈到他创作表演新人物时，刚开始“一提到英雄，便总带出些武松气；一提到战斗，便不自觉地流露出鲁达除霸的架势。”②后来，他在改造思想的同时，广泛深入工农兵斗争实践，下农村、进工厂、奔赴抗美援朝战斗前线，了解、熟悉各种人物，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表演中的表情、动作和板式、唱法，并将之运用到演出实践中反复锤炼，逐步探索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表演语汇。这些由前辈大师所开创的宝贵经验值得当前的曲艺工作者在新创作实践中认真研究学习。
在曲艺创作中把握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还要从新的社会生活出发，不断拓展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爱国主义之于曲艺乃至其他文艺形式，不像“红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那样仅仅是一种题材的限定，更应该是在文词与表演中流露出的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态度和整体上呈现出的精神意蕴。“不能认为只有描写民族战争、革命斗争等重大事件的作品才是爱国主义，才是主旋律。吟咏祖国山河、怀念故土乡愁、描绘百姓生活的作品，同样可以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作品。”③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爱国主义曲艺创作时，要更加关注在当前决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普通人的现实遭遇和精神状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故事、升华情感，用曲艺艺术的机趣讲对错、明是非、辨美丑，将爱国主义精神化于曲艺作品起伏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之中，以达到润物无声、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统一，渗透着质朴的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同时，爱国主义又是一个历史范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拥有新的使命和任务。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总是内含着特定语境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属性，即它的创作内容、形式及特定意义的产生，都与特定语境下本国与他国的交流、合作甚至摩擦、对抗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文艺作品的现实价值，不仅在于凝聚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力量和共识，还在于在国际交流语境中折射出一种代表国家、民族整体的形象和态度。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包括曲艺在内的爱国主义文艺创作的主要功能和创作者的主要着墨点在于前者，而因为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分，对后者完全可以以一种热血高燃、爱憎鲜明的方式进行处理。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一轮更加公平的全球合作的当下，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曲艺创作，就不能不重视当前社会现实和文化表征的多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演出和传播语境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将曲艺这一最具本土民间文化色彩的传统艺术形式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形象的传播相联系并非夸大其词。一方面，“国家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内部公众对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④关于爱国主义的曲艺创作必然会受到已然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内部受众对其所表达的内容及表达水准和效果的评价。另一方面，“在全球网络中，任何有关公共性的泛文艺表征，都具备涉外功能，都会成为他者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材料。……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切有关民族文化和国家秩序的表达，都必然敏于民族他者的目光。”⑤ 实际上，因“他者”目光对曲艺作品的多种解读，而引起的对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政策的各种议论，已经在近年来的曲艺创作中实实在在发生了。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同喜同乐》的小品通过中国援非铁路的一名培训员与当地一对母女发生的故事，展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中国援建给当地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电视直播情况来看，这一在舞台上较为鲜见的国际题材的小品节目，依然延续了央视春晚喜乐祥和的主旋律、正能量基调。但是，第二天当有人通过网络指出了这一作品用中国演员化妆加深肤色、填充臀部来扮演黑人，用黑人演员扮演猴子，有种族歧视嫌疑并被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时候，这一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就已经超出了艺术乃至春节联欢晚会本身。这一事件说明了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语境下，任何涉及国家、民族的文艺创作，都有被多种解读的可能。对创作者来说，认识这种创作语境的变化，并努力探索作品的文化间性定位策略，在表现中国人民的奋斗故事、精神面貌或展现国际往来中人们的相互认知和特定关系时更加注重共通的情感表达，才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与小品《同喜同乐》有类似遭遇但结果更为积极的一个案例是山西曲艺作家暴玉喜于2014年创作的长子鼓书《腊月天》。这一作品早期的演出版本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写的：“二十三一过扫灰尘儿，家家忙得转懵懵儿。抬箱的儿，挪柜的儿，搬桌的儿，掂椅的儿，扫了上头儿扫下头儿，扫了旮旯儿扫圪缝儿，里里外外都扫净，满身都是黑灰尘儿，黑眉黑眼黑鼻的儿，就像一个非洲人儿。”作者在这里将过年打扫卫生弄了一身灰尘的人比作“非洲人”，在中国老百姓看來这个比喻形象夸张并且带有一定的喜感，但很难说在国际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不会被人误解。我们看到，在近两年的各类演出中，该作品中这段唱词的最后两句已经被修改为没有歧义但更具生活气息的“灰眉土眼儿照镜的儿，只有那个门牙儿白生生儿”。这个案例说明，当前的曲艺工作者已经在实践中感受到了作品生产、传播语境的变化，并试图在新时代描绘百姓美好生活的爱国主义作品中，考虑到其他文明中人们的观看视角，从而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误读。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关注新时代爱国主义曲艺创作语境的变化，重视创作中的“他者”视角，并不是要我们的曲艺创作丢掉自己民族的文化立场，去围绕其他文明的眼光进行创作，而是要以更加自信和包容的心态借鉴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用曲艺形式展现、传播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在国际交流语境中，重新审视爱国主义的表达策略，有利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和美学追求的曲艺新经典，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高元钧：《山东快书漫谈》，《当代中国曲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③李冰：《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4年第23期。
④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李阳：《“新爱国主义”现象与“涉边文艺”的概念——自媒体时代的国家想象与国民塑造》，《大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济南艺术创作研究院）
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文艺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就曲艺创作来说，近年来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力倡导，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充分发挥曲艺“轻骑兵”作用所开展的战“疫”作品创作，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立足新的时代生活，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旨归的爱国主义新作，其中不乏立意巧、结构妙的佳作。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爱国主义曲艺创作仍然存在着总量多、佳作少，简单化、套路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创作者对时代语境理解不深、不透，创作角度单一、思路不开阔，精品意识不强，将曲艺创作短平快的优点等同于赶潮流、走过场等有关，也与各级主管部门引导不够，贪多求快、把关不严有关。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传统曲艺更好融入时代生活，创作更多更好的爱国主义曲艺佳作，必须在进一步加强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时代精神的感悟、把握的能力，进而促进曲艺艺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把爱国主义作为曲艺创作的主旋律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时代新实践为曲艺艺术传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爱国主义曲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①
在曲艺创作中把握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首先要沿着曲艺名家大师们的创作道路走下去，讲好中国人民革命、抗争与奋斗的故事。曲艺艺术作为中华文艺百花园中最具活力的门类之一，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积累和丰硕的创作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更是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引领下创作出了相声《英雄小八路》、评书《肖飞买药》《铁道游击队》、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京韵大鼓《黄继光》、单弦《地下苍松》等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光辉的佳作。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斗争实践，在运用传统曲艺形式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塑造新的时代人物上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继承和发展曲艺表演程式技巧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前辈艺人的曲艺传统基础上，開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曲艺的新传统。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在谈到他创作表演新人物时，刚开始“一提到英雄，便总带出些武松气；一提到战斗，便不自觉地流露出鲁达除霸的架势。”②后来，他在改造思想的同时，广泛深入工农兵斗争实践，下农村、进工厂、奔赴抗美援朝战斗前线，了解、熟悉各种人物，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表演中的表情、动作和板式、唱法，并将之运用到演出实践中反复锤炼，逐步探索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表演语汇。这些由前辈大师所开创的宝贵经验值得当前的曲艺工作者在新创作实践中认真研究学习。
在曲艺创作中把握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还要从新的社会生活出发，不断拓展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爱国主义之于曲艺乃至其他文艺形式，不像“红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那样仅仅是一种题材的限定，更应该是在文词与表演中流露出的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态度和整体上呈现出的精神意蕴。“不能认为只有描写民族战争、革命斗争等重大事件的作品才是爱国主义，才是主旋律。吟咏祖国山河、怀念故土乡愁、描绘百姓生活的作品，同样可以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作品。”③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爱国主义曲艺创作时，要更加关注在当前决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普通人的现实遭遇和精神状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故事、升华情感，用曲艺艺术的机趣讲对错、明是非、辨美丑，将爱国主义精神化于曲艺作品起伏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之中，以达到润物无声、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二、注重培养爱国主义曲艺创作的国际视野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统一，渗透着质朴的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同时，爱国主义又是一个历史范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拥有新的使命和任务。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总是内含着特定语境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属性，即它的创作内容、形式及特定意义的产生，都与特定语境下本国与他国的交流、合作甚至摩擦、对抗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文艺作品的现实价值，不仅在于凝聚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力量和共识，还在于在国际交流语境中折射出一种代表国家、民族整体的形象和态度。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包括曲艺在内的爱国主义文艺创作的主要功能和创作者的主要着墨点在于前者，而因为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分，对后者完全可以以一种热血高燃、爱憎鲜明的方式进行处理。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一轮更加公平的全球合作的当下，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曲艺创作，就不能不重视当前社会现实和文化表征的多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演出和传播语境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将曲艺这一最具本土民间文化色彩的传统艺术形式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形象的传播相联系并非夸大其词。一方面，“国家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内部公众对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④关于爱国主义的曲艺创作必然会受到已然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内部受众对其所表达的内容及表达水准和效果的评价。另一方面，“在全球网络中，任何有关公共性的泛文艺表征，都具备涉外功能，都会成为他者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材料。……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切有关民族文化和国家秩序的表达，都必然敏于民族他者的目光。”⑤ 实际上，因“他者”目光对曲艺作品的多种解读，而引起的对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政策的各种议论，已经在近年来的曲艺创作中实实在在发生了。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同喜同乐》的小品通过中国援非铁路的一名培训员与当地一对母女发生的故事，展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中国援建给当地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电视直播情况来看，这一在舞台上较为鲜见的国际题材的小品节目，依然延续了央视春晚喜乐祥和的主旋律、正能量基调。但是，第二天当有人通过网络指出了这一作品用中国演员化妆加深肤色、填充臀部来扮演黑人，用黑人演员扮演猴子，有种族歧视嫌疑并被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时候，这一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就已经超出了艺术乃至春节联欢晚会本身。这一事件说明了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语境下，任何涉及国家、民族的文艺创作，都有被多种解读的可能。对创作者来说，认识这种创作语境的变化，并努力探索作品的文化间性定位策略，在表现中国人民的奋斗故事、精神面貌或展现国际往来中人们的相互认知和特定关系时更加注重共通的情感表达，才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与小品《同喜同乐》有类似遭遇但结果更为积极的一个案例是山西曲艺作家暴玉喜于2014年创作的长子鼓书《腊月天》。这一作品早期的演出版本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写的：“二十三一过扫灰尘儿，家家忙得转懵懵儿。抬箱的儿，挪柜的儿，搬桌的儿，掂椅的儿，扫了上头儿扫下头儿，扫了旮旯儿扫圪缝儿，里里外外都扫净，满身都是黑灰尘儿，黑眉黑眼黑鼻的儿，就像一个非洲人儿。”作者在这里将过年打扫卫生弄了一身灰尘的人比作“非洲人”，在中国老百姓看來这个比喻形象夸张并且带有一定的喜感，但很难说在国际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不会被人误解。我们看到，在近两年的各类演出中，该作品中这段唱词的最后两句已经被修改为没有歧义但更具生活气息的“灰眉土眼儿照镜的儿，只有那个门牙儿白生生儿”。这个案例说明，当前的曲艺工作者已经在实践中感受到了作品生产、传播语境的变化，并试图在新时代描绘百姓美好生活的爱国主义作品中，考虑到其他文明中人们的观看视角，从而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误读。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关注新时代爱国主义曲艺创作语境的变化，重视创作中的“他者”视角，并不是要我们的曲艺创作丢掉自己民族的文化立场，去围绕其他文明的眼光进行创作，而是要以更加自信和包容的心态借鉴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用曲艺形式展现、传播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在国际交流语境中，重新审视爱国主义的表达策略，有利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和美学追求的曲艺新经典，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高元钧：《山东快书漫谈》，《当代中国曲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③李冰：《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4年第23期。
④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李阳：《“新爱国主义”现象与“涉边文艺”的概念——自媒体时代的国家想象与国民塑造》，《大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济南艺术创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