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就是历史。历史经常赐予人类以机遇,历史经常见证有的人能够不失时机抓住机遇,历史也经常见证有的人与机遇痛失交臂。这就是历史。
　　二.历史的经验。前些年一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这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却于500年间在综合国力上交替成为世界性大国,值得深思。这九个国家的共同点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如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科学家牛顿,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凯恩斯,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政治家俾斯麦、大久保利通,企业家涩泽荣一等等);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彼得的“下士”经历,华盛顿拒当国王,伊莎贝拉资助哥伦布,叶卡捷琳娜学习俄语,威廉二世出资兴教,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不嫁,罗斯福的新政演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这九个国家的不同点是: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如彼得一世),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妥协方式也有强硬方式;对外扩张上既有以武力扩张为主也有以经济扩张为主(又同时表现为文化扩张);国家统一上既有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统一(如德意志的取消关税)也有以武力手段为主的统一(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九个国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记住的名言,如记者评价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所讲的“跪下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精神”;如罗斯福所讲的“惟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如俾斯麦所讲的“没有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敌人”;如威廉二世所讲的“靠精神的力量弥补身体的缺陷”;如涩泽荣一所讲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邱吉尔所讲的“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再比如“一个热爱思想的民族才能拥有思想,一个拥有思想的民族才能前进”等等。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有度。总之,上述九国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抓住机遇!
　　三.历史的教训。历史也从来不缺少与机遇失之交臂的例证。上述九国中,如葡萄牙、西班牙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强,激化矛盾;如前苏联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如拿破仑、希特勒的诉诸武力,对外扩张等等,都是后人应引以为戒的教训。除此之外,我想说说《大国崛起》未涉及的阿根廷。阿根廷二战期间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农牧业现代化大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度成为经济自由化的“榜样”,可是在机遇转折期,阿根廷放弃根本,乱了方寸,不仅没有跃升为强国,反而被打回了原形。上述种种例证说明,机遇是市场的一方,人是市场的另一方。在机遇来临时如果眼界不宽,胆识不足,缺乏符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思维,发展的“前奏”就会转瞬变成陨落的“悲剧”。
　　四.历史的新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或将使世界格局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今天,“东西问题”已然明显弱化,“南北问题”愈加错综复杂(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曾将当时的世界格局概括为“东西问题”即两大阵营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问题)。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这是历史赐给人类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当然是一个由硬实力向软实力变化的渐进过程,但“变”是必然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五.中国的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但一超(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一个阿富汗已使其疲惫不堪,一个伊拉克又让其焦头烂额,一个金融危机更让其雪上加霜,再加上一个朝鲜,再加上一个伊朗,再加上拉美后院),这个“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变”,但“均势”是主流)。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奉为圭臬)。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先在硬实力上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这般。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我们同时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同。政治是暫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能源、资源类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即所谓“逼上梁山”。
　　六.机遇中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中国机遇来临之际,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七.中国的选择之一:世界棋盘上的纵横捭阖。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世界棋盘上,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澳、加可列为欧洲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正可为我所用。在处理各板块、各支撑点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同相关板块、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其他板块、支撑点的关系;既要考虑同部分板块、部分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世界整体的关系;既要考虑某一板块、某一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板块内部、支撑点内部各组成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当前的关系,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总体上宜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着眼全局,把握火候,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战略,利用各板块、各支撑点的矛盾与制衡发展自己,争取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对其中每个板块、每个支撑点的发展,我均乐观其成,视为各自矛盾转化为我所用的因素;对其中的摩擦和碰撞,我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就事论事,或义正词严,具体视我长远利益需要决定。
　　八.中国的选择之二: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能否在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抓住机遇,首先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应切实解决好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及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平衡。
　　九.中国的选择之三:金融的机遇与选择。此次的机遇系全球金融危机所给予。一方面职责所在,一方面解铃系铃,从金融方面考虑,亦需解决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十.中国的未来。机遇正在眷顾我们,机遇也将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倘如斯,六十一甲子,六十新起步。60年之后再起步的中国,将变为少年之中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作者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