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给荆永鸣所出的第一本书写了序言。那本书叫《心灵之约》，是一本散文集。二十多年后，我这是第二次为荆永鸣的书作序。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要写的，是纪念永鸣的意思，因为永鸣已经离开了我们。永鸣小我七岁，是我的一个从煤矿里走出来的小老弟。按理说，我应该走在永鸣前头，他应该在我后面向我招招手才对。然而不承想，他不等向我招手，就一个人先自扬长而去，来了个一去不回头。这个老弟，哥对你可是有意见哪！
　　二○一六年夏天，由永鸣和他的妻子齐凤珍轮流驾车，带着我、我妻子和我孙子，行程两千多公里，到内蒙古乌海的煤矿作家朋友温治学那里住了几天。那次我们约定，到二○一九年夏天，我们再到乌海草原，和当地的作家们见面，聊天，喝酒。永鸣没能如约前往，还不到二○一九年夏天，刚到二○一九年的春天，他就走了。没有永鸣相伴，我心情黯然，那里我是不会再去了。我和永鸣多次一块儿出行，至于一块儿出行过多少次，恐一时难以数清。从矿区到沿海，从国内到国外，从年轻到年老，我们在一路同行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以后再也不能和永鸣一块儿出行了。人生几十年，交往的圈子就那么大，每个人的朋友都是有限的。一个朋友能交到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觉得相亲相近，这样的好朋友更是有限。永鸣就是我的有限的好朋友之一，每每想起他来，我都心里一沉，情绪好一会儿缓不过来。
　　在给永鸣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序时，记得在序的最后，我向永鸣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他不要老写散文了，转向写一下小说试试。我说出的理由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不可能有太多的散文资源供我们开发利用。因为散文要以自己为主要人物，纪实性比较强，写起来比较受局限。而小说可以虚构，可以想象，天地似乎更广阔些。永鸣，展开你想象的翅膀，飞得更远些吧！序里除了这个建议，还有一些话我没说出来，那就是，看永鸣所写的东西，我觉得他有写小说的天赋和潜力，倘若写起小说来，说不定在创作方面会更有前途。
　　永鸣听从了我的建议，果然从写散文转向写小说。出于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也是出于对永鸣的创作满怀期望，我对他的小说格外关注。最初，永鸣尚未发表的小说和已经发表的小说，每一篇我都看，看了就对他说说我的看法。永鸣的小说先是发在《阳光》上，接着发在《北京文学》上，后来就陆陆续续登上了《十月》和《人民文学》等刊物。就这样，永鸣的文学创作一步一步地从煤矿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向了全国。时间到了二○○五年，孟繁华先生主编一套名曰“短篇王”的文丛，我把荆永鸣推荐给孟繁华先生，希望他能把荆永鸣的小说集编入文丛。当时孟繁华先生对荆永鸣的小说看得还不多，荆永鸣的创作还未能进入他的视野，他说看看吧。结果他一看，就认为荆永鸣的小说不错，遂把荆永鸣的短篇小说集《外地人》列入文丛之一种。从此，孟繁华先生不仅对荆永鸣的小说多有好评，还把永鸣引以为很好的朋友。
　　《外地人》这本书，是永鸣所出的第一本小說集。他的小说之所以能很快得到读者的喜爱、专家的好评，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与他一出手就写了“外地人”系列小说、切准了时代的脉搏不无关系。我们的创作不是时髦的产物，但肯定是时代的产物，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流动、大移民、大迁徙的时代，打工潮风起云涌，亿万新移民大军浩浩荡荡涌进城里讨生活，冲垮了原有的二元对立城乡壁垒，极大地改变了旧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景观和人文史诗。这种变迁，在中国历史上是真正的前所未有、史无前例。对于这种抄底般的社会变革，似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冲击，都不能置之度外。不仅大批外地人如同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连一些久居城里的坐地户，似乎也有些坐不住马鞍桥。永鸣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写出了外地人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创造了新的文学景观。
　　永鸣不仅写了“外地人”系列短篇小说，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几乎都是以外地人为审美书写对象。拿北京来说，北京的作家众多，身为外地人的作家也不少，但像荆永鸣这样，持续地塑造外地人的形象，我想不起还有哪一个。如果说荆永鸣是独树一帜，恐怕也不为过。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我来北京的时间比永鸣还长得多，所接触的外地人也有一些，可我除了写过十几篇“保姆在北京”的系列小说，远不如永鸣写外地人写得丰富、复杂、深刻。
　　这是因为永鸣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内心。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到和永鸣的交往。不知是我害了永鸣，还是成就了永鸣，反正自从我与永鸣所在的煤矿集团公司签了一纸合同，把永鸣签成了煤矿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永鸣就偕妻子到北京来了，一边开小餐馆，一边坚持写作。据我所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永鸣和妻子先后在北京的三个地方开了餐馆。说来让我惭愧，惭愧得甚至有些心疼。在永鸣开餐馆期间，多次召集我和一帮作家朋友到他的餐馆吃饭、喝酒。我们做得像“吃大户”一样，呼啦来了，喝得酒足，吃得饭饱，抹抹嘴巴就走人，显得很没人心。后来我才断断续续知道，永鸣两口子抛家舍业，在北京打拼很不容易，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太多的煎熬、太多的委屈。要说深入生活，他们是一竿子扎到底，深入到了最底层，深入得不能再深入。他们何止是深入生活，而是生活在深入他们，一下子深入到他们的心里去了，不想接受都不行。同时，他们和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爬在一起，滚在一起，同甘共苦，同悲共喜，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鸣在生活的深井里挖到了煤，同时采到了火。如果只挖到了煤，没有采到火，哪怕你挖到的煤再多，没有火把煤点燃，煤就不能发热、发光。只有在挖到煤的同时，还采到了火，火才能使煤熊熊燃烧，发挥它的巨大能量。煤好比是永鸣挖到的生活素材，火就是永鸣对生活的看法，就是永鸣的思考。他用孜孜以求的思考整理了生活，概括了生活，并提升了生活，才使看似普通的生活焕发出艺术的光芒。同样的道理，永鸣的创作既找到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放飞了自我。一个人创作如找不到自我，就找不到出发点，容易云里雾里，迷失方向。如果局限于自我呢，也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拘泥于写实。永鸣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了“每个人都是外地人”的精神性命题，既写出了人性的个性，又写出了人性的共性，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我们怀念或纪念一个作家朋友，最好的办法是重读他的作品。是的，永鸣英年早逝，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新作品了，只能回过头来，重读他以前的作品。重读之际，幽冥之中，我们的感觉跟以前会大不一样，除了悠远感、沧桑感、厚重感，还有一种类似神圣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