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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子县苏村康福申（八路军总部情报要员）的故居“丕振家声院”和对门的当铺院曾是抗日战争时期冀南银行（1940年从黎城山区迁来，1945年迁走）印钞厂及转运站所在地。康福申的父亲康丕烈是一位富商、进步人士。天津、太原都有商铺，大力支持儿子参加抗日革命，他将家产全部充公。康福申家楼上就是冀南银行印钞厂。
“丕振家声院”两进院落，后院北楼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前院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与大门五间，均灰瓦布顶。“丕振家声院”是康氏家族故居，至今大门上仍悬挂着“丕振家声”四字古匾。丕，即指康丕烈。丕振家声——显而易见是指康丕烈振兴家业之意。仪门门楣中央书有“悬规植矩”楷书四字。东西两侧的砖壁上分别镌刻着“福”“寿”两个一米见方的榜书，寓意康氏家族教子严谨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丕振家声院坐落在村西，坐北向南，临街人来人往，热闹繁华。丕振家声院在路北，路南的大院也是苏村一康姓富户家的大院——当铺院（路南的当铺院已拆掉）。
抗日烽火中的“冀南银行”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冀南银行，后来被誉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摇篮”。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河北涉县索堡村成立，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分为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作为边区的本位币。1944年冀南银行决定设太行区行，1946年1月，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从此，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大区行由冀南银行统一领导。据《冀南银行》一书记载，冀南银行于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此后，经中共中央和华北财办批准，晋察冀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货币，冀南银行的货币继续发行。1945年12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指示，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的银行由冀南银行统一领导。
1948年3月9日，中央工委致电中共中央，就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提议，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并发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然后再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渤海与山东货币，中共中央于3月10日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意见。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邓小平支持银行建设
冀南银行在建设和成长中，直接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因一二九师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后方防守薄弱，为避免印钞技术人员和设备受敌攻击，邓小平亲自将保护任务交给一二九师干部轮训大队。大队长是张贤约。邓小平非常严肃而又认真地说：“冀南银行可是关系到根据地千千万万军民吃饭的大事情，没有银行，没有钞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无法搞下去，根据地的军民也很难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印钞设备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就是丢脑壳儿，也绝不能丢机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张贤约连夜进行安排布置，他将冀南银行和印钞厂的50余名干部、工人，以及几十匹骡马驮的机器、纸张、模版和钞票等，分别编入4个学员队，由各队队长带领，分成四路转移，他在中间一路统一指挥。为了避免与敌人打遭遇战，损伤到设备和人员，张贤约抽调了十几名行事机敏、作战经验丰富的连排级学员，组成一个骑兵通信班，在前方侦察敌情，随时与各路人员保持联系。当日军从平汉铁路线过来时，张贤约就让轮训队向山西方向走；当日军从山西长治过来时，他就带人进入平原。就这样，在邢台、沙河、涉县、武安、黎城、辽县、和顺等地，与日伪军兜圈子，玩“捉迷藏”，巧妙地避免了与敌人遭遇。
冀南钞被确立为本区本位货币银行的任务
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河北涉县东辽城村正式成立。为了增强冀钞的信誉，使冀钞成为根据地人民信任的“本位币”，冀太联办成立后不久，便在黎城县西井镇举办了一个冀南银行筹备金展览会。展览会上，展示出大量的银币、银元宝、金砖、金条，向群众展示冀南银行雄厚的准备金基础，以此告诉人们，冀钞不仅是用纸印出来，它的后面是有物资和信誉做保障的。在开幕式上，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主持并发言：“通过参观展览，大家就可以知道，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仅有准备金，而且准备金还相当雄厚，希望通过展览，大家把冀南银行准备金的实际情况进行广泛宣传，让冀南、太行、太岳的广大群众，思想上树立起相信冀南币和爱护冀南币的坚强信念，把冀南币看成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通过举办这次展览会，冀南银行为推行冀钞，让更多的群众乐意接受和使用冀钞，打下良好的基础。1940年12月19日，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专门撰写文章《论确立冀南钞票为本区本位货币的斗争任务》，文中指出：“确立冀钞为本区本位货币是党的一个既定政策，只有坚决执行这种政策，才可以保护法币，展开对敌的金融斗争。金融斗争是全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斗争的中心。”
支持抗战和经济建设
冀南银行主要是为支持抗战，遏制敌伪币掠夺财富，保障部队供给和群众生产生活服务。在冀钞发行中，在太行山的首次发行额是500万元，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示，这500万资金，由边区政府和军队各领一半，用于支持地方工、商、农业发展和部队购粮。抗战时的存款业务并不多，主要是放款业务。为扶持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活跃市场贸易，冀南银行发放大量贷款。在农业贷款方面，积极扶持农具制造、小型水利、耕畜、种籽、肥料、建设农场等；在工业和手工业贷款方面，大力扶持纺织、造纸、卷烟、熬盐，开办煤矿、铁矿等；在公营部门方面，积极扶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创办公营商业、合作社、货栈等。
1942、1943年，面对太行山区严重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冀南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救灾济民。在抗灾中，边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通过组织男的运输物资、女的纺织，再按工直接支付粮食，以此方法解救了很多人。困难时期，根据地粮食极为缺乏，造成武安阳邑镇一带的粮食价格大涨。为维护市场秩序，平抑物价，边区政府组织公营商店，在根据地西面的山西长治等地购进粮食，再运到根据地东部的阳邑镇一带销售。边区政府规定，如果用冀钞购买，购价可以略低于进价，而要用法币、敌伪币购买，则要高于粮食进价，以此在敌占区推行冀钞，抑制伪币，提高群众使用冀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支援部队方面，由边区政府根据军费预算拨发经费。可是，实际发生的军费经常超过预算，因此，就由冀南银行向部队发放贷款，弥补差额。抗战时期，冀南银行累计向八路军部队贷款1.04亿元。而这些贷款，部队也通过开展节约和大生产运动，在抗战胜利前，连本带利归还给了冀南银行。冀南银行通过发行冀钞，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也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部队共开支军费近9亿元，其中，一少部分经费支援了其他地区部队，实际开支为7.8亿元；而这些军费中的80%，主要是来源于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战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秘密采购印钞物资
别看一张小小的冀钞，需用的材料却可以多达一二百种，而对印钞来说，最困难的也是原材料的采购、保管和贮存。印钞的很多设备和物资根据地没有，所以必须到敌占区购买。为了躲避敌人的盘查，印钞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也都是秘密进行。在采购中，有多种渠道，有的是通过八路军总部的情报系统购买；有的是通过边区政府在敌占区开办的地下货栈、商店采购；有的是委托爱国商人购买；有的是银行派遣工作人员，化装成商人，直接到敌占区采购。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印钞材料采购中，也是分开地区购买，比如，印钞纸从天津购买，油墨从北平购买。在采购中，很多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就是在采购中，不幸被捕牺牲。采购的物资五花八门，有印钞主要设备石印机、铅印机、小号码机、大石版、小铜版等；有制钞用的各类钞票纸和各色油墨；有用于辅助的煤油、汽油、香油、酒精、盐酸、硝镪水、松香、桃胶等。印钞中，用量最大的也是纸张和油墨。很多材料采购回来后，被隐藏于崇山峻岭中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岩洞，根据需要，银行安排人员通过背驮肩扛，运到印钞地点。
用鲜血和生命护卫冀南银行
日军每次“扫荡”，银行也是他们破坏的一个重点。在掩护冀南银行人员撤退和保护印钞设备、物资中，很多人牺牲，包括八路军战士、冀南银行的干部和工人，以及宁死不屈的普通老百姓。
肖伟成生于1906年，生前任八路军太行军区供给部副部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肖伟成随八路军主力来到了太行山区。11月13日八路军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上级部署，肖伟成带领一批干部赴晋东南地区各县宣传、扩兵。肖伟成是一个老红军战士，在艰难困苦面前带头吃苦，关心爱护战士。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肖伟成在长子县三区谢村为掩护群众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6岁。
1945年春节，时任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总务科科长齐玉坦和部分干部由警卫排护送从总部出发，到达长子县苏村。齐玉坦此次主要是执行转运钱币任务，第一天傍晚从苏村北山进入转运站，很快转运交接就绪，第二天黎明前动身启程返回豫北办事处时，由于汉奸告密，被长子县城日寇和伪军突然包围，豫北办事处的干部和警卫战士立即投入战斗，部分同志将贵重东西向南山后转移，齐玉坦和转运站的同志在苏村南山村边阻击敌人。这时，三区区分队、苏村民兵听到枪响，也迅速投入战斗，几股力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掩护豫北八办同志们很快胜利突围出去，齐玉坦在战斗中冲锋在前，几处负伤，不幸光荣牺牲，遗体被安葬在苏村南山坡下。新中国成立后，长子县重修了齐玉坦烈士墓。1963年，烈士遗骨迁回河南，安葬于郑州革命烈士陵园。
“丕振家声院”两进院落，后院北楼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前院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与大门五间，均灰瓦布顶。“丕振家声院”是康氏家族故居，至今大门上仍悬挂着“丕振家声”四字古匾。丕，即指康丕烈。丕振家声——显而易见是指康丕烈振兴家业之意。仪门门楣中央书有“悬规植矩”楷书四字。东西两侧的砖壁上分别镌刻着“福”“寿”两个一米见方的榜书，寓意康氏家族教子严谨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丕振家声院坐落在村西，坐北向南，临街人来人往，热闹繁华。丕振家声院在路北，路南的大院也是苏村一康姓富户家的大院——当铺院（路南的当铺院已拆掉）。
抗日烽火中的“冀南银行”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冀南银行，后来被誉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摇篮”。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河北涉县索堡村成立，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分为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作为边区的本位币。1944年冀南银行决定设太行区行，1946年1月，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从此，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大区行由冀南银行统一领导。据《冀南银行》一书记载，冀南银行于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此后，经中共中央和华北财办批准，晋察冀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货币，冀南银行的货币继续发行。1945年12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指示，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的银行由冀南银行统一领导。
1948年3月9日，中央工委致电中共中央，就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提议，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并发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然后再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渤海与山东货币，中共中央于3月10日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意见。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邓小平支持银行建设
冀南银行在建设和成长中，直接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因一二九师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后方防守薄弱，为避免印钞技术人员和设备受敌攻击，邓小平亲自将保护任务交给一二九师干部轮训大队。大队长是张贤约。邓小平非常严肃而又认真地说：“冀南银行可是关系到根据地千千万万军民吃饭的大事情，没有银行，没有钞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无法搞下去，根据地的军民也很难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印钞设备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就是丢脑壳儿，也绝不能丢机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张贤约连夜进行安排布置，他将冀南银行和印钞厂的50余名干部、工人，以及几十匹骡马驮的机器、纸张、模版和钞票等，分别编入4个学员队，由各队队长带领，分成四路转移，他在中间一路统一指挥。为了避免与敌人打遭遇战，损伤到设备和人员，张贤约抽调了十几名行事机敏、作战经验丰富的连排级学员，组成一个骑兵通信班，在前方侦察敌情，随时与各路人员保持联系。当日军从平汉铁路线过来时，张贤约就让轮训队向山西方向走；当日军从山西长治过来时，他就带人进入平原。就这样，在邢台、沙河、涉县、武安、黎城、辽县、和顺等地，与日伪军兜圈子，玩“捉迷藏”，巧妙地避免了与敌人遭遇。
冀南钞被确立为本区本位货币银行的任务
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河北涉县东辽城村正式成立。为了增强冀钞的信誉，使冀钞成为根据地人民信任的“本位币”，冀太联办成立后不久，便在黎城县西井镇举办了一个冀南银行筹备金展览会。展览会上，展示出大量的银币、银元宝、金砖、金条，向群众展示冀南银行雄厚的准备金基础，以此告诉人们，冀钞不仅是用纸印出来，它的后面是有物资和信誉做保障的。在开幕式上，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主持并发言：“通过参观展览，大家就可以知道，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仅有准备金，而且准备金还相当雄厚，希望通过展览，大家把冀南银行准备金的实际情况进行广泛宣传，让冀南、太行、太岳的广大群众，思想上树立起相信冀南币和爱护冀南币的坚强信念，把冀南币看成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通过举办这次展览会，冀南银行为推行冀钞，让更多的群众乐意接受和使用冀钞，打下良好的基础。1940年12月19日，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专门撰写文章《论确立冀南钞票为本区本位货币的斗争任务》，文中指出：“确立冀钞为本区本位货币是党的一个既定政策，只有坚决执行这种政策，才可以保护法币，展开对敌的金融斗争。金融斗争是全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斗争的中心。”
支持抗战和经济建设
冀南银行主要是为支持抗战，遏制敌伪币掠夺财富，保障部队供给和群众生产生活服务。在冀钞发行中，在太行山的首次发行额是500万元，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示，这500万资金，由边区政府和军队各领一半，用于支持地方工、商、农业发展和部队购粮。抗战时的存款业务并不多，主要是放款业务。为扶持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活跃市场贸易，冀南银行发放大量贷款。在农业贷款方面，积极扶持农具制造、小型水利、耕畜、种籽、肥料、建设农场等；在工业和手工业贷款方面，大力扶持纺织、造纸、卷烟、熬盐，开办煤矿、铁矿等；在公营部门方面，积极扶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创办公营商业、合作社、货栈等。
1942、1943年，面对太行山区严重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冀南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救灾济民。在抗灾中，边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通过组织男的运输物资、女的纺织，再按工直接支付粮食，以此方法解救了很多人。困难时期，根据地粮食极为缺乏，造成武安阳邑镇一带的粮食价格大涨。为维护市场秩序，平抑物价，边区政府组织公营商店，在根据地西面的山西长治等地购进粮食，再运到根据地东部的阳邑镇一带销售。边区政府规定，如果用冀钞购买，购价可以略低于进价，而要用法币、敌伪币购买，则要高于粮食进价，以此在敌占区推行冀钞，抑制伪币，提高群众使用冀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支援部队方面，由边区政府根据军费预算拨发经费。可是，实际发生的军费经常超过预算，因此，就由冀南银行向部队发放贷款，弥补差额。抗战时期，冀南银行累计向八路军部队贷款1.04亿元。而这些贷款，部队也通过开展节约和大生产运动，在抗战胜利前，连本带利归还给了冀南银行。冀南银行通过发行冀钞，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也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部队共开支军费近9亿元，其中，一少部分经费支援了其他地区部队，实际开支为7.8亿元；而这些军费中的80%，主要是来源于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战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秘密采购印钞物资
别看一张小小的冀钞，需用的材料却可以多达一二百种，而对印钞来说，最困难的也是原材料的采购、保管和贮存。印钞的很多设备和物资根据地没有，所以必须到敌占区购买。为了躲避敌人的盘查，印钞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也都是秘密进行。在采购中，有多种渠道，有的是通过八路军总部的情报系统购买；有的是通过边区政府在敌占区开办的地下货栈、商店采购；有的是委托爱国商人购买；有的是银行派遣工作人员，化装成商人，直接到敌占区采购。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印钞材料采购中，也是分开地区购买，比如，印钞纸从天津购买，油墨从北平购买。在采购中，很多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就是在采购中，不幸被捕牺牲。采购的物资五花八门，有印钞主要设备石印机、铅印机、小号码机、大石版、小铜版等；有制钞用的各类钞票纸和各色油墨；有用于辅助的煤油、汽油、香油、酒精、盐酸、硝镪水、松香、桃胶等。印钞中，用量最大的也是纸张和油墨。很多材料采购回来后，被隐藏于崇山峻岭中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岩洞，根据需要，银行安排人员通过背驮肩扛，运到印钞地点。
用鲜血和生命护卫冀南银行
日军每次“扫荡”，银行也是他们破坏的一个重点。在掩护冀南银行人员撤退和保护印钞设备、物资中，很多人牺牲，包括八路军战士、冀南银行的干部和工人，以及宁死不屈的普通老百姓。
肖伟成生于1906年，生前任八路军太行军区供给部副部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肖伟成随八路军主力来到了太行山区。11月13日八路军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上级部署，肖伟成带领一批干部赴晋东南地区各县宣传、扩兵。肖伟成是一个老红军战士，在艰难困苦面前带头吃苦，关心爱护战士。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肖伟成在长子县三区谢村为掩护群众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6岁。
1945年春节，时任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总务科科长齐玉坦和部分干部由警卫排护送从总部出发，到达长子县苏村。齐玉坦此次主要是执行转运钱币任务，第一天傍晚从苏村北山进入转运站，很快转运交接就绪，第二天黎明前动身启程返回豫北办事处时，由于汉奸告密，被长子县城日寇和伪军突然包围，豫北办事处的干部和警卫战士立即投入战斗，部分同志将贵重东西向南山后转移，齐玉坦和转运站的同志在苏村南山村边阻击敌人。这时，三区区分队、苏村民兵听到枪响，也迅速投入战斗，几股力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掩护豫北八办同志们很快胜利突围出去，齐玉坦在战斗中冲锋在前，几处负伤，不幸光荣牺牲，遗体被安葬在苏村南山坡下。新中国成立后，长子县重修了齐玉坦烈士墓。1963年，烈士遗骨迁回河南，安葬于郑州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