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落实，不能仅凭思想上的重视。三明市的经验表明，在追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效的初期，党和政府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与活动，以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统一群众的思想，同时领导干部也应具备敢于碰硬的气魄解决遇到的困难。而在巩固阶段，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和政绩考核，精细化的文明创建和评比机制，系统化的社会教育和价值引领，以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区域共建模式，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够长期坚持落实的关键。
关键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群众;领导干部;落实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60-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准，就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层面文明程度的提高，根本上是个人文明程度提高的总和，这有赖于基层的文化治理和文明创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治理上的重大创举。从20世纪80年代初“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开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就是中国人民改变社会风气、开创文明生活的重要手段。建立地方文化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更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案。三明市作为20世纪8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城市，一直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30多年来三明市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从无到有、由轰轰烈烈到润物细无声，其间主要经历了四大重要转变，构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实践经验。
一、从集中投入向制度平台转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事业，就都需要物力与财力”。[1]（P143）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要与物质文明有机结合，以规模性建设成果打开局面，结合相应制度平台巩固和深化。三明市的经验表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必须以切实的人力物力投入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形成“讲文明、树新风”的传统和风貌，进而完善相应的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群众当中。
（一）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集中投入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机结合的体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首先，集中精力解决好人民生活中最关心、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精神文明创建的积极性。“抓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舍得多花些钱解决实际问题”，[2]（P88）这是三明市委原书记袁启彤总结的重要经验。1981年，三明市城市建设经费1024万元，“其中直接用于公共卫生设施和文教事业的专款占一半以上”。[3]1980—1983年，三明市投入大量资金，建宅50多万平方米，修建20多条道路和下水道，新设16个综合商场，[4]重点解决了群众住房难、交通难、购物难等基础设施问题。除此之外，三明市兴建了2个图书馆、10个影剧院、3个体育场、1个青少年宫和8个公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进入21世纪，三明市又建设了现代化的科技馆、艺术馆和展览馆，进一步完善了文化服务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痛点，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也越发高涨。
其次，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从贴近群众生活的内容入手，在短时间内改善群众的生活面貌。1982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三明市组织了两次卫生突击日活动，先后有15万人次参加突击活动。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厕所、垃圾、污水、煤堆问题着手，在改善街道环境、提升群众的卫生意识的同时，“每次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教育”。[5]1983年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精神文明建设“从重点治‘脏’发展为重点治‘差’”。[6]（P80）“三优一学”（即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学习雷锋和学习先进）竞赛在各行各业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成为活动的中心环节。[7]经过1982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洗礼，党员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高涨，三明市的社会治安、交通秩序以及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从三明市几年来精神文明的实践来看，从贴近群众生活的内容入手，迅速改善整体的面貌，能够增强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认同感。以此为基础开展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寓教于行，能够更好地落实和贯彻精神文明的具体要求。福建省委宣传部在分享三明经验时谈道：“这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不仅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落到实处。
（二）以法规机制巩固治理成效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突击活动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管理上解决问题，制定必要的法令、纪律和制度”。[6]（P96）三明市1981—1983年对精神文明的集中投入，打开了局面，继而在1984年6月成功举办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得到了全国的赞誉。而让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长期不倒，则在于三明市较早地将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纳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1984年，三明市开始要求各级部门“要不断修订和完善各种文明公约、乡规民约、规章守则和岗位责任制，制定评比、奖惩、表彰、命名的标准和办法”。[9]短短几年内，三明市出台了100多项地方性精神文明规范和法规，将此前形成的优良作风条目化、标准化，并以此开展群众教育。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市委信箱、《三明日报》的《抑扬集》栏目，到新时代的三明12345网站，三明市也较早地为群众建言献策和反映问题提供了各类平台与渠道。1982年6月15日，群众致信市委反映公交售票员縱容小偷行窃打人的问题，当天市委办公室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并引以为戒。[10]群众的各类问题得到反馈后，精神文明的开展也更为顺利。 同时，三明市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对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实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三大指标同时考核”。[11]在这样的机制督促下，“充分发挥各单位一起办文化的积极性”，[12]三明市每年都会制定相应的年度群众文化活动安排，由当时的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体委、团委、工会、妇联等相关单位承办相应的具体活动，以落实思想教育的任务。1987年，三明市开展“满意在三明”活动时，有的企业“实行经济指标和服务指标‘双挂钩’，实行服务质量与经济指标一体化管理”，[13]（P29）将商业道德、店容店貌、接待程序分为20个考核指标，以督促营业员提供优质服务。将精神文明的内容规范化，加入相应的考核机制，才能更好地巩固和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既有成果，同时“防止两个文明建设‘各干各’、‘两张皮’的倾向”，[14]（P8）真正将两个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能一味依赖投入。三明市作为新兴工业城市，1983年工农业产值达到7.09亿元，在福建省中仅次于福州和厦门，人均工农业产值与收入位居全省第一，[15]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支撑精神文明建设。其他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集中力量办大事，量力而为的同时，“深入下去和干部群众商量，找出活动经常化、制度化的办法，防止形式主义，避免时起时落”。[16]
二、从“群众运动”向创建评优转变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让群众自发地、有效地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效性的重点。在初始阶段，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引导群众理解并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目的就是“让群众在参与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17]（P36）在实践活动中让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深入人心，能够更好地为后续的创建活动打下群众基础。
（一）以群众动员打开基层文化治理局面
最广泛的群众动员，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重视，也有赖于最广泛的宣传教育。在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前，三明市采取“一级带一级，一层促一层”动员方式，先做好支部以上干部的发动工作，再以此为骨干回原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以文艺节目、幻灯、板报、照片、座谈会等活动鼓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6]（P30）在1982年2月文明月的第一天，三明地委、市委带领6000多名干部，以卫生清洁活动揭开活动序幕。3月5日和15日，市区人口仅15万的三明市组织了8.3万人和7万人参加卫生突击日活动。在卫生突击日活动中，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改变社会面貌、建设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也在实践中实现了自我教育。同时，包括职工、学生在内的6600多人还组成了十支精神文明宣传队，负责维护交通秩序和公交秩序、改进商业服务、监督环境卫生、整顿社会治安以及宣传学雷锋等。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三明市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商场当营业员，参加“优质服务”活动。各个单位也积极动员群众“服务上门，大做好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共产主义精神”。[18]
以大规模动员的形式引导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本质上是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任三明地委书记邓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要以革命的气魄和精神组织战斗，以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经验将群众发动起来，敢于触及一些人的思想、习惯和个人利益，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搞出成绩、搞出样子。[6]（P39）
（二）将治理成效与资源分配挂钩
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做法，并不适合作为长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方式。以“五大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以及文明校园的创建）为主体的创建活动和评优机制，才能够在长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序地引领群众参与并取得实效。
“五大创建”活动的本质，就是將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道德内核，具体到社会的细胞中，细化到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将基层文化治理的群众性大规模活动分解到社会各个层级，以各种形式的治理活动延续精神文明的实践。结合相应的竞赛活动与评优机制，“五大创建”能够更好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三明市较早地开展了文明单位、文明楼院和“五好家庭”等创建活动，1984年就提出了文明单位要达到的思想、道德、文体、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五大基本要求和严格的评选标准，并且提出当年“市区50%的单位要建成各种文明单位，占市区人口70%以上的人民经常参加一至二项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的精神文明活动。[19]（P4）1985年，此前蝉联文明单位的三明自来水公司，仅仅因为职工以水谋私就失去了评选资格。[20]精细、严格的评选标准，保证了文明创建活动能够扎根于干部群众的思想中，并规范其日常行为。
除了相应的文明标准和文明竞赛，三明市还将文明单位的创建和评选纳入党政资源分配体系中。一旦未能获评文明单位，那么该单位也将丧失在其他考核中的评优资格，“党组织不能评为先进党组织，单位不能评为先进单位，单位领导不能评模授奖;党员家庭不是‘五好家庭’的，就不能评为优秀党员”。[13]（P19-20）而获评文明单位的机构，则能依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不同标准，获得人均10至30元不等的奖励。文明创建活动决定了单位和个人的创先评优资源分配，成为促使各个单位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在当今社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殊为不易。三明市的高效动员，在于15万市区人口中，8万为企事业单位职工，4万为学生，动员的阻力较小。其他地区应当在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在成体系的创建活动与评优机制中，各级部门和各级单位主动根据自身特点设计可行的活动载体，制定相应的落实和保证措施，充分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三、从宣传教育向素质引领转变
1986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指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坚定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素养和高尚道德情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多层次的任务目标，要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规划好短期和长期任务，根据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规划相应的教育模式。 （一）以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教育推动文明创建
从短期来看，大规模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应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澄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最终迅速统一思想。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前，三明市民也存在疑虑，有的说“打扫卫生，能扫出四化来？”有的说“我不信党风能改进，民风会好转，看你市委抓‘脏、乱、差’到底能抓出什么名堂？”这类错误认识，反映的就是对两个文明关系的误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为此，三明市委一方面用中央的精神文明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一方面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造旧社会的历史经验来教育干部群众，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通过2661场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学习讨论会、座谈会，市区95%以上的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都接受了一次以上的教育。[6]（P48-49）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党员群众认识到了精神文明在现代化中的战略意义，自发地参与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
在宣传教育的规划实施层面，三明市将“承包责任制”引入教育任务中。通过责任拆分，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部门优势，也能够一定程度地避免重复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青少年教育问题上，三明市实行“工厂包青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待业青年、家长包子女”的模式。依靠451个帮教小组，1168名干部职工对931个帮教对象开展一帮一、群帮一的教育，着力解决三明市青少年犯罪率过高的问题。[21]（P7）具体到其他思想问题的教育，各级部门应当设计“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水平”，[22]（P12）与实际相结合的分层次的思想教育活动。
（二）以广泛的引领式教育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短期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本质上仍然属于灌输式教育，而长期的精神文明思想道德建设，则需要“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23]（P2052）以不断创新的引领方式培育新的社会主义公民。引领式的教育重点，在于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宣传教育，转变为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培育。在完善基础教育体系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依靠普及化、多门类的教育网络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提高公民整体素质的过程中，这是三明市30多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
从电大、夜大、函大等系统性业余教育学校，到干部党校和职工业余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定期培训班制度，三明市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教育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在提升职工职业技能的同时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落实时事政策教育。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1983—1987年前后，三明市以脱产轮训、正规办学的方式，在干部职工间系统地开展了《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和《中国工人阶级》政治轮训，超过75%的职工得到教育。许多职工反映，“近代史这样学习，方法灵活，既是学习，又好像听故事，受教育深、效果好”。[24]同时，仿照三明市投资建设的图书馆、体育馆、少年宫等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各个单位也建立了各自的业余活动中心。依托这些场所，三明市成立了110多个群众性学会、协会、研究会、联谊会。以读书会为例，三明市依托各单位图书室建立了1700多个读书小组，长期组织各类读书活动。在学习近代史活动中，读书会发放7万余册《近代史通俗讲话》，供干部职工自学。通过自我教育，“许多青年工人进行自我反省，批判了自己‘理想破灭’‘看破红尘’的思想”，扫除了20世纪80年代“潘晓讨论”以来青年中弥漫的悲观主义阴霾。三明市总工会总结认为，在80年代，读书活动不仅是提升职工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联系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形式”。[14]（P99;P107）
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娱乐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避免过去生硬、刻板的说教模式，而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国情教育、历史教育以及理论教育尽可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让人民群众在学习知识、增长见闻、了解改革开放成就和党的历史的同时，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四、从党政主导向基层共建转变
2017年的《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起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25]要将精神文明建设列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规划和行政命令。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实践成效，也有赖于基层的执行和落实。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基层文化治理的关键
发挥好党的领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需要領导干部坚持“两手抓”的指导思想，建立“两手硬”的运行机制。三明市以“两手抓”为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各级党委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能够“发扬革命拼搏精神和实干的工作作风”。[26]1982年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三明市分派17名常委中的7人分管精神文明各项工作，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到那里去，一个常委、副市长解决不了，就要派几个常委、几个副市长一起去攻……”[27]列东区满园春商场后方的卫生死角，因部分负责干部住在附近，常委和副市长去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市委以及相关部门的全部干部到场，挨家挨户说服讲解，市委副书记甚至在说服过程中被蛮不讲理的干部子弟殴打，但最终大多数人同意拆除，问题得以解决。正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在全国“五四三”会议上引用过一句民谚：“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28]（P17）为了激励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三明市先后开展了“三下（下厂、下乡、下基层）”“三解（为群众解困、解惑、解忧）”，以及“满意的领导”“满意的机关”活动，要求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地反对官僚主义，带头参加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干部带头的社会舆论一旦形成，普通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自然而然地被调动起来。秉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才能够真正发挥好党政机关的主导作用。 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上，最重要的就是有规划、有统筹。三明市总结的经验是，“每当有重大的经济决策出台，每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关键时候”，[29]（P3）党政领导都会研究制定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配套措施，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统规划中。做到既有长远设想、中期规划，又有年度安排，协调推进两个文明的发展。在具体执行上，三明市较早地落实了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以量化的标准定期考核检查各单位的精神文明落实情况。
党的领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党风带动民风。三明市1983年就向全体党员提出了《约法三章》，其中两条就是“敢于碰硬，坚持原则，克服软弱涣散”和“大公无私，不搞不正之风，不搞以权谋私”。[30]市委要求党员带头做文明市民，各单位党组织带头搞精神文明建设。在文明单位评选中，先进党支部所在单位多数都是文明单位或精神文明先进集体，优秀党员也多数是精神文明标兵或积极分子，证明党员的模范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除此之外，坚持作风上的清正廉明，坚决抵制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也是三明市对领导干部的首要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三明市部分县副局长以上干部在建房、分房过程中出现私建房屋、多贪多占的问题。经过纪委清查处理，涉事干部多数或是缴纳罰款，或是清退住房，情节严重的23人分别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等处分，显示出三明市严查腐败问题的决心。[31]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文件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2]（P1188）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能否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面旗帜，领导干部能否起到好的带头作用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简言之，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领导干部要促成重视和落实精神文明的政治文化，还要树立共产党员心系人民、作风过硬的形象，做好精神文明开创者的工作。
（二）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是地方文化治理的重心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上级党委和政府单方面的重视和投入，边际效益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因为“精神文明建设重心在基层、困难在基层”。[25]基层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联合各方力量，动员群众参与文明共建活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基层开展的主要难点，除了现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动员问题，还有基层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地区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导致“基层工作问题和组织建设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问题”。[33]（P205）三明市较早地开始了对基层组织职能的探索，在开展卫生活动时，三明市就将城市的街道卫生交由各个街道办事处统一部署指挥。所在地区的地委机关、军分区、三明市纺织厂、化工厂、重型机器厂等省属、市属单位都被要求服从大局，配合街道拆除各单位中的违章建筑，这在当地被戏称为“‘孙子’管住了‘爷爷’”。[34]
1986年，三明又开创了以街道居委会为基础，以主要企业和机关为骨干的“六联六建”模式。具体就是将三明市区划分为多个片区，每个片区组建一个共建协调会（或理事会），由居委会和省市文明单位领导共同负责。不同片区根据自身区位优势，选择居民共建、警民共建、厂街共建、工农共建等形式，[35]（P18）将思想工作、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科学文化、环境建设、经济工作等内容联合起来共同建设。[36]在区域共建的模式下，街道居委会能够借助大单位的人力、物力，学习先进单位的具体做法，改变过去“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状况，大幅提高共建活动的质量。三明市共建活动中圳尾共建理事会总结的“六联六建”重要经验卓有成效，一是把经济工作摆在首位，筹集活动经费;二是组建认真负责、具有权威的共建理事会;三是共建活动要体现区域特色且富有时代气息;四是坚持为民办事以吸引群众全方位参与;五是发挥先进单位的带头作用和辐射功能;六是加强居委会自身建设以保证服务功能。在区域共建模式下，街道居委会的作用得到大幅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得到重视。基层的问题也能够在基层解决，不再依赖于上级领导的行政压力。同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各个单位内部，共建活动更多地落实到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更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1993年丁关根同志视察三明市时指出：“你们很有特色的一条就是共建，把各方面联系起来，团结一心来搞，党和群众想到一起去，共同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37]（P21）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在调研三明经验时，也用“好在共建，贵在坚持”作为总结。党委和政府坚持不懈发挥主导作用，基层不断探索区域共建新形式，是三明市探索出的两条宝贵经验。
五、结 语
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和实施文明创建工程，全方位促进社会文明的提高[38]。但历史证明，文明创建活动的重点和难点，都是“持之以恒，贵在落实”。[39]（P573）三明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诸多成绩，但过程中也走过许多弯路，例如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资源都被投入城市，导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过于依赖政府和国企的资源，导致精神文明建设在90年代末国有经济困难时期陷入低谷;以及过于强调量化标准而导致一些单位精神文明活动走过场;等等。三明市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其他地区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能简单地照搬三明经验，而是要将其中的普遍性原则，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历史的经验证明，富有成效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机关和基层的作用，始终做到群众满意、群众参与，并且使群众得到教育、引领和提升。“有的地方常常难以坚持，想到了抓一阵，事情出了抓一阵，多少年来不能持之以恒。”[37]（P21）这不能以领导干部不重视简单概括，许多地方短期内找不到打开局面、改善风气的方式，长期实践中也未能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机制，最终造成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长期缺位。 参考文献：
[1]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 中共三明市委员会，三明市人民政府.三明市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集锦[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员会，三明 市人民政府，1982.
[3] 高新庆，张铭清，欧庆林.三明的变化[N].人民日报，
1983-05-31（2）.
[4]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区精神文明建设 相关数据[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4（192-1-19-149）.
[5] 袁启彤.扎扎实实地开展文明礼貌活动（三明市委书记 袁启彤在福建省“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市现场会 上的讲话）[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9-1）.
[6] 三明市档案局.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资料选编[M].三 明：三明市档案局，1983.
[7] 三明市委，市人民政府.三明市关于开展第二个全民文 明礼貌月活动的初步意见[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 （104-19-42-33）.
[8] 中共福建省委.中共福建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全 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市现场会情况报告》的通知[A]. 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45-23）.
[9] 中共三明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三明市委、市人民政 府批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普遍地扎实地开 展建设各种文明单位活动的意见》的通知[A].三明市 档案馆藏，1984（101-28-14-7）.
[10] 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委办公室送阅件（71）[A].三 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35-187）.
[11] 邓超.对城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在全 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上的汇报提纲[A].三 明市档案馆藏，1984（101-28-6-143）.
[12] 中共三明市委.中共三明市委关于转发《三明市文化局 关于1987-群众文化活动安排》的通知[A].三明市档案 馆藏，1987（4-3-59-34）.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宣传组.三明之路（福建省三明 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 社，1990.
[14]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1987-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材料汇编[M].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1987.
[15]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城市建设工作汇 报[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4（192-1-19-1）.
[16] 姜瑞峰.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为发展三明市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119- 33-1-173）.
[17]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实在创建——三明市精 神文明建设群众性创建活动资料选编[M].三明：三明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1994.
[18] 中共三明市委.三明市召开动员大会，部署开展第二个 文明礼貌月活动[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114-29- 42-25）.
[19]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精神文明工作手 册（一）[M].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1984.
[20] 吴昊.三明之“明”[N].人民日报，1987-05-31（4）.
[21] 邓超.全省赶三明 三明怎么办——中共三明市委书记、 副书记会议纪要[C]//三明“全民文明礼貌月”办公室. 快讯，1983-03-16（41）.
[22] 邓超.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精神文明新局 面——三明市委书记邓超在市委常委、副市长学习《邓 小平文选》小结会上的发言[C]//三明市五讲四美三热 爱活动委员会办公室.简讯，1983-8（15）.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 周厚稳.在开放、改革中不断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在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上的发言[N].三明日报， 1987-04-18（1）.
[25] 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 导意见[N].人民日报，2017-04-06（9）.
[26] 孙贞贵.发展新局面 创造新水平——在第二个文明月 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A].三明市档案馆藏， 1983（101-27-3-95）.
[27] 袁启彤.袁启彤同志在省“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 现场会上的汇报[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9-1）.
[28] 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办公室.建设文明城 市经验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 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文件汇编[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1992.
[30] 鄧超.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文明城市的保证 [N].三明日报，1984-07-07（1）.
[31] 杨庆桢.我市基本纠正党员干部建分房中不正之风[N]. 三明日报，1984-08-04（3）.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3] 乔石.乔石谈党风与党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4] 卢秀启.“孙子”管“爷爷”[N].厦门日报，1982-12-12（5）.
[35] 中共三明市委政策研究室.三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调研参考资料（二）[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政策 研究室，1990. [36] 杨庆桢.列东街道广泛开展“六联六建”活动[N].三明日 报，1989-11-02（2）.
[37] 丁关根.丁关根同志视察三明时的讲话[M]//三明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回顾与探索之二——三明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资料选编.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1993.
[3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 2020-11-04（1）.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 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Long Term Logic of Contemporary Local Cultural Governance
—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Sanming City
XIE Chun-tao，LIU Rui-shan
（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an not only rely on the ideological attention. Sanming’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ursui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need to focus on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solv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masses，mobilize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most widely，and unify the masses’ideas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Meanwhile，the leading cadres should also have the courag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olidation stage，the key to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de of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the refined civilization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the systematic soci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and the regional co construction mode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th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masses;leading cadres;implementation
責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春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改革开放史、中共文化思想史;刘芮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史。
关键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群众;领导干部;落实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60-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准，就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层面文明程度的提高，根本上是个人文明程度提高的总和，这有赖于基层的文化治理和文明创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治理上的重大创举。从20世纪80年代初“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开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就是中国人民改变社会风气、开创文明生活的重要手段。建立地方文化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更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案。三明市作为20世纪8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城市，一直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30多年来三明市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从无到有、由轰轰烈烈到润物细无声，其间主要经历了四大重要转变，构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实践经验。
一、从集中投入向制度平台转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事业，就都需要物力与财力”。[1]（P143）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要与物质文明有机结合，以规模性建设成果打开局面，结合相应制度平台巩固和深化。三明市的经验表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必须以切实的人力物力投入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形成“讲文明、树新风”的传统和风貌，进而完善相应的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群众当中。
（一）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集中投入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机结合的体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首先，集中精力解决好人民生活中最关心、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精神文明创建的积极性。“抓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舍得多花些钱解决实际问题”，[2]（P88）这是三明市委原书记袁启彤总结的重要经验。1981年，三明市城市建设经费1024万元，“其中直接用于公共卫生设施和文教事业的专款占一半以上”。[3]1980—1983年，三明市投入大量资金，建宅50多万平方米，修建20多条道路和下水道，新设16个综合商场，[4]重点解决了群众住房难、交通难、购物难等基础设施问题。除此之外，三明市兴建了2个图书馆、10个影剧院、3个体育场、1个青少年宫和8个公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进入21世纪，三明市又建设了现代化的科技馆、艺术馆和展览馆，进一步完善了文化服务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痛点，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也越发高涨。
其次，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从贴近群众生活的内容入手，在短时间内改善群众的生活面貌。1982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三明市组织了两次卫生突击日活动，先后有15万人次参加突击活动。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厕所、垃圾、污水、煤堆问题着手，在改善街道环境、提升群众的卫生意识的同时，“每次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宣传教育”。[5]1983年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精神文明建设“从重点治‘脏’发展为重点治‘差’”。[6]（P80）“三优一学”（即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学习雷锋和学习先进）竞赛在各行各业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成为活动的中心环节。[7]经过1982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洗礼，党员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高涨，三明市的社会治安、交通秩序以及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从三明市几年来精神文明的实践来看，从贴近群众生活的内容入手，迅速改善整体的面貌，能够增强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认同感。以此为基础开展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寓教于行，能够更好地落实和贯彻精神文明的具体要求。福建省委宣传部在分享三明经验时谈道：“这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不仅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落到实处。
（二）以法规机制巩固治理成效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突击活动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管理上解决问题，制定必要的法令、纪律和制度”。[6]（P96）三明市1981—1983年对精神文明的集中投入，打开了局面，继而在1984年6月成功举办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得到了全国的赞誉。而让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长期不倒，则在于三明市较早地将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纳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1984年，三明市开始要求各级部门“要不断修订和完善各种文明公约、乡规民约、规章守则和岗位责任制，制定评比、奖惩、表彰、命名的标准和办法”。[9]短短几年内，三明市出台了100多项地方性精神文明规范和法规，将此前形成的优良作风条目化、标准化，并以此开展群众教育。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市委信箱、《三明日报》的《抑扬集》栏目，到新时代的三明12345网站，三明市也较早地为群众建言献策和反映问题提供了各类平台与渠道。1982年6月15日，群众致信市委反映公交售票员縱容小偷行窃打人的问题，当天市委办公室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并引以为戒。[10]群众的各类问题得到反馈后，精神文明的开展也更为顺利。 同时，三明市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对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实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三大指标同时考核”。[11]在这样的机制督促下，“充分发挥各单位一起办文化的积极性”，[12]三明市每年都会制定相应的年度群众文化活动安排，由当时的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体委、团委、工会、妇联等相关单位承办相应的具体活动，以落实思想教育的任务。1987年，三明市开展“满意在三明”活动时，有的企业“实行经济指标和服务指标‘双挂钩’，实行服务质量与经济指标一体化管理”，[13]（P29）将商业道德、店容店貌、接待程序分为20个考核指标，以督促营业员提供优质服务。将精神文明的内容规范化，加入相应的考核机制，才能更好地巩固和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既有成果，同时“防止两个文明建设‘各干各’、‘两张皮’的倾向”，[14]（P8）真正将两个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能一味依赖投入。三明市作为新兴工业城市，1983年工农业产值达到7.09亿元，在福建省中仅次于福州和厦门，人均工农业产值与收入位居全省第一，[15]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支撑精神文明建设。其他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集中力量办大事，量力而为的同时，“深入下去和干部群众商量，找出活动经常化、制度化的办法，防止形式主义，避免时起时落”。[16]
二、从“群众运动”向创建评优转变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让群众自发地、有效地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效性的重点。在初始阶段，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引导群众理解并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目的就是“让群众在参与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17]（P36）在实践活动中让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深入人心，能够更好地为后续的创建活动打下群众基础。
（一）以群众动员打开基层文化治理局面
最广泛的群众动员，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重视，也有赖于最广泛的宣传教育。在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前，三明市采取“一级带一级，一层促一层”动员方式，先做好支部以上干部的发动工作，再以此为骨干回原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以文艺节目、幻灯、板报、照片、座谈会等活动鼓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6]（P30）在1982年2月文明月的第一天，三明地委、市委带领6000多名干部，以卫生清洁活动揭开活动序幕。3月5日和15日，市区人口仅15万的三明市组织了8.3万人和7万人参加卫生突击日活动。在卫生突击日活动中，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改变社会面貌、建设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也在实践中实现了自我教育。同时，包括职工、学生在内的6600多人还组成了十支精神文明宣传队，负责维护交通秩序和公交秩序、改进商业服务、监督环境卫生、整顿社会治安以及宣传学雷锋等。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三明市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商场当营业员，参加“优质服务”活动。各个单位也积极动员群众“服务上门，大做好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共产主义精神”。[18]
以大规模动员的形式引导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本质上是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任三明地委书记邓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要以革命的气魄和精神组织战斗，以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经验将群众发动起来，敢于触及一些人的思想、习惯和个人利益，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搞出成绩、搞出样子。[6]（P39）
（二）将治理成效与资源分配挂钩
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做法，并不适合作为长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方式。以“五大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以及文明校园的创建）为主体的创建活动和评优机制，才能够在长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序地引领群众参与并取得实效。
“五大创建”活动的本质，就是將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道德内核，具体到社会的细胞中，细化到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将基层文化治理的群众性大规模活动分解到社会各个层级，以各种形式的治理活动延续精神文明的实践。结合相应的竞赛活动与评优机制，“五大创建”能够更好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三明市较早地开展了文明单位、文明楼院和“五好家庭”等创建活动，1984年就提出了文明单位要达到的思想、道德、文体、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五大基本要求和严格的评选标准，并且提出当年“市区50%的单位要建成各种文明单位，占市区人口70%以上的人民经常参加一至二项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的精神文明活动。[19]（P4）1985年，此前蝉联文明单位的三明自来水公司，仅仅因为职工以水谋私就失去了评选资格。[20]精细、严格的评选标准，保证了文明创建活动能够扎根于干部群众的思想中，并规范其日常行为。
除了相应的文明标准和文明竞赛，三明市还将文明单位的创建和评选纳入党政资源分配体系中。一旦未能获评文明单位，那么该单位也将丧失在其他考核中的评优资格，“党组织不能评为先进党组织，单位不能评为先进单位，单位领导不能评模授奖;党员家庭不是‘五好家庭’的，就不能评为优秀党员”。[13]（P19-20）而获评文明单位的机构，则能依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不同标准，获得人均10至30元不等的奖励。文明创建活动决定了单位和个人的创先评优资源分配，成为促使各个单位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在当今社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殊为不易。三明市的高效动员，在于15万市区人口中，8万为企事业单位职工，4万为学生，动员的阻力较小。其他地区应当在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在成体系的创建活动与评优机制中，各级部门和各级单位主动根据自身特点设计可行的活动载体，制定相应的落实和保证措施，充分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三、从宣传教育向素质引领转变
1986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指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坚定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素养和高尚道德情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多层次的任务目标，要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规划好短期和长期任务，根据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规划相应的教育模式。 （一）以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教育推动文明创建
从短期来看，大规模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应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澄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最终迅速统一思想。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前，三明市民也存在疑虑，有的说“打扫卫生，能扫出四化来？”有的说“我不信党风能改进，民风会好转，看你市委抓‘脏、乱、差’到底能抓出什么名堂？”这类错误认识，反映的就是对两个文明关系的误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为此，三明市委一方面用中央的精神文明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一方面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造旧社会的历史经验来教育干部群众，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通过2661场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学习讨论会、座谈会，市区95%以上的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都接受了一次以上的教育。[6]（P48-49）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党员群众认识到了精神文明在现代化中的战略意义，自发地参与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
在宣传教育的规划实施层面，三明市将“承包责任制”引入教育任务中。通过责任拆分，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部门优势，也能够一定程度地避免重复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青少年教育问题上，三明市实行“工厂包青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待业青年、家长包子女”的模式。依靠451个帮教小组，1168名干部职工对931个帮教对象开展一帮一、群帮一的教育，着力解决三明市青少年犯罪率过高的问题。[21]（P7）具体到其他思想问题的教育，各级部门应当设计“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水平”，[22]（P12）与实际相结合的分层次的思想教育活动。
（二）以广泛的引领式教育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短期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本质上仍然属于灌输式教育，而长期的精神文明思想道德建设，则需要“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23]（P2052）以不断创新的引领方式培育新的社会主义公民。引领式的教育重点，在于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宣传教育，转变为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培育。在完善基础教育体系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依靠普及化、多门类的教育网络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提高公民整体素质的过程中，这是三明市30多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
从电大、夜大、函大等系统性业余教育学校，到干部党校和职工业余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定期培训班制度，三明市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教育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在提升职工职业技能的同时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落实时事政策教育。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1983—1987年前后，三明市以脱产轮训、正规办学的方式，在干部职工间系统地开展了《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和《中国工人阶级》政治轮训，超过75%的职工得到教育。许多职工反映，“近代史这样学习，方法灵活，既是学习，又好像听故事，受教育深、效果好”。[24]同时，仿照三明市投资建设的图书馆、体育馆、少年宫等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各个单位也建立了各自的业余活动中心。依托这些场所，三明市成立了110多个群众性学会、协会、研究会、联谊会。以读书会为例，三明市依托各单位图书室建立了1700多个读书小组，长期组织各类读书活动。在学习近代史活动中，读书会发放7万余册《近代史通俗讲话》，供干部职工自学。通过自我教育，“许多青年工人进行自我反省，批判了自己‘理想破灭’‘看破红尘’的思想”，扫除了20世纪80年代“潘晓讨论”以来青年中弥漫的悲观主义阴霾。三明市总工会总结认为，在80年代，读书活动不仅是提升职工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联系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形式”。[14]（P99;P107）
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娱乐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避免过去生硬、刻板的说教模式，而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国情教育、历史教育以及理论教育尽可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让人民群众在学习知识、增长见闻、了解改革开放成就和党的历史的同时，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四、从党政主导向基层共建转变
2017年的《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起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25]要将精神文明建设列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规划和行政命令。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实践成效，也有赖于基层的执行和落实。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基层文化治理的关键
发挥好党的领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需要領导干部坚持“两手抓”的指导思想，建立“两手硬”的运行机制。三明市以“两手抓”为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各级党委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能够“发扬革命拼搏精神和实干的工作作风”。[26]1982年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三明市分派17名常委中的7人分管精神文明各项工作，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到那里去，一个常委、副市长解决不了，就要派几个常委、几个副市长一起去攻……”[27]列东区满园春商场后方的卫生死角，因部分负责干部住在附近，常委和副市长去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市委以及相关部门的全部干部到场，挨家挨户说服讲解，市委副书记甚至在说服过程中被蛮不讲理的干部子弟殴打，但最终大多数人同意拆除，问题得以解决。正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在全国“五四三”会议上引用过一句民谚：“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28]（P17）为了激励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三明市先后开展了“三下（下厂、下乡、下基层）”“三解（为群众解困、解惑、解忧）”，以及“满意的领导”“满意的机关”活动，要求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地反对官僚主义，带头参加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干部带头的社会舆论一旦形成，普通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自然而然地被调动起来。秉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才能够真正发挥好党政机关的主导作用。 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上，最重要的就是有规划、有统筹。三明市总结的经验是，“每当有重大的经济决策出台，每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关键时候”，[29]（P3）党政领导都会研究制定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配套措施，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统规划中。做到既有长远设想、中期规划，又有年度安排，协调推进两个文明的发展。在具体执行上，三明市较早地落实了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以量化的标准定期考核检查各单位的精神文明落实情况。
党的领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党风带动民风。三明市1983年就向全体党员提出了《约法三章》，其中两条就是“敢于碰硬，坚持原则，克服软弱涣散”和“大公无私，不搞不正之风，不搞以权谋私”。[30]市委要求党员带头做文明市民，各单位党组织带头搞精神文明建设。在文明单位评选中，先进党支部所在单位多数都是文明单位或精神文明先进集体，优秀党员也多数是精神文明标兵或积极分子，证明党员的模范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除此之外，坚持作风上的清正廉明，坚决抵制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也是三明市对领导干部的首要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三明市部分县副局长以上干部在建房、分房过程中出现私建房屋、多贪多占的问题。经过纪委清查处理，涉事干部多数或是缴纳罰款，或是清退住房，情节严重的23人分别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等处分，显示出三明市严查腐败问题的决心。[31]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文件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2]（P1188）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能否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面旗帜，领导干部能否起到好的带头作用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简言之，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领导干部要促成重视和落实精神文明的政治文化，还要树立共产党员心系人民、作风过硬的形象，做好精神文明开创者的工作。
（二）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是地方文化治理的重心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上级党委和政府单方面的重视和投入，边际效益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因为“精神文明建设重心在基层、困难在基层”。[25]基层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联合各方力量，动员群众参与文明共建活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基层开展的主要难点，除了现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动员问题，还有基层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地区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导致“基层工作问题和组织建设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问题”。[33]（P205）三明市较早地开始了对基层组织职能的探索，在开展卫生活动时，三明市就将城市的街道卫生交由各个街道办事处统一部署指挥。所在地区的地委机关、军分区、三明市纺织厂、化工厂、重型机器厂等省属、市属单位都被要求服从大局，配合街道拆除各单位中的违章建筑，这在当地被戏称为“‘孙子’管住了‘爷爷’”。[34]
1986年，三明又开创了以街道居委会为基础，以主要企业和机关为骨干的“六联六建”模式。具体就是将三明市区划分为多个片区，每个片区组建一个共建协调会（或理事会），由居委会和省市文明单位领导共同负责。不同片区根据自身区位优势，选择居民共建、警民共建、厂街共建、工农共建等形式，[35]（P18）将思想工作、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科学文化、环境建设、经济工作等内容联合起来共同建设。[36]在区域共建的模式下，街道居委会能够借助大单位的人力、物力，学习先进单位的具体做法，改变过去“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状况，大幅提高共建活动的质量。三明市共建活动中圳尾共建理事会总结的“六联六建”重要经验卓有成效，一是把经济工作摆在首位，筹集活动经费;二是组建认真负责、具有权威的共建理事会;三是共建活动要体现区域特色且富有时代气息;四是坚持为民办事以吸引群众全方位参与;五是发挥先进单位的带头作用和辐射功能;六是加强居委会自身建设以保证服务功能。在区域共建模式下，街道居委会的作用得到大幅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得到重视。基层的问题也能够在基层解决，不再依赖于上级领导的行政压力。同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各个单位内部，共建活动更多地落实到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更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1993年丁关根同志视察三明市时指出：“你们很有特色的一条就是共建，把各方面联系起来，团结一心来搞，党和群众想到一起去，共同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37]（P21）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在调研三明经验时，也用“好在共建，贵在坚持”作为总结。党委和政府坚持不懈发挥主导作用，基层不断探索区域共建新形式，是三明市探索出的两条宝贵经验。
五、结 语
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和实施文明创建工程，全方位促进社会文明的提高[38]。但历史证明，文明创建活动的重点和难点，都是“持之以恒，贵在落实”。[39]（P573）三明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诸多成绩，但过程中也走过许多弯路，例如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资源都被投入城市，导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过于依赖政府和国企的资源，导致精神文明建设在90年代末国有经济困难时期陷入低谷;以及过于强调量化标准而导致一些单位精神文明活动走过场;等等。三明市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其他地区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能简单地照搬三明经验，而是要将其中的普遍性原则，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历史的经验证明，富有成效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机关和基层的作用，始终做到群众满意、群众参与，并且使群众得到教育、引领和提升。“有的地方常常难以坚持，想到了抓一阵，事情出了抓一阵，多少年来不能持之以恒。”[37]（P21）这不能以领导干部不重视简单概括，许多地方短期内找不到打开局面、改善风气的方式，长期实践中也未能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机制，最终造成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长期缺位。 参考文献：
[1]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 中共三明市委员会，三明市人民政府.三明市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集锦[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员会，三明 市人民政府，1982.
[3] 高新庆，张铭清，欧庆林.三明的变化[N].人民日报，
1983-05-31（2）.
[4]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区精神文明建设 相关数据[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4（192-1-19-149）.
[5] 袁启彤.扎扎实实地开展文明礼貌活动（三明市委书记 袁启彤在福建省“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市现场会 上的讲话）[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9-1）.
[6] 三明市档案局.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资料选编[M].三 明：三明市档案局，1983.
[7] 三明市委，市人民政府.三明市关于开展第二个全民文 明礼貌月活动的初步意见[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 （104-19-42-33）.
[8] 中共福建省委.中共福建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全 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市现场会情况报告》的通知[A]. 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45-23）.
[9] 中共三明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三明市委、市人民政 府批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普遍地扎实地开 展建设各种文明单位活动的意见》的通知[A].三明市 档案馆藏，1984（101-28-14-7）.
[10] 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委办公室送阅件（71）[A].三 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35-187）.
[11] 邓超.对城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在全 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上的汇报提纲[A].三 明市档案馆藏，1984（101-28-6-143）.
[12] 中共三明市委.中共三明市委关于转发《三明市文化局 关于1987-群众文化活动安排》的通知[A].三明市档案 馆藏，1987（4-3-59-34）.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宣传组.三明之路（福建省三明 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 社，1990.
[14]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1987-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材料汇编[M].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1987.
[15]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城市建设工作汇 报[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4（192-1-19-1）.
[16] 姜瑞峰.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为发展三明市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119- 33-1-173）.
[17]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实在创建——三明市精 神文明建设群众性创建活动资料选编[M].三明：三明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1994.
[18] 中共三明市委.三明市召开动员大会，部署开展第二个 文明礼貌月活动[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3（114-29- 42-25）.
[19]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三明市精神文明工作手 册（一）[M].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1984.
[20] 吴昊.三明之“明”[N].人民日报，1987-05-31（4）.
[21] 邓超.全省赶三明 三明怎么办——中共三明市委书记、 副书记会议纪要[C]//三明“全民文明礼貌月”办公室. 快讯，1983-03-16（41）.
[22] 邓超.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精神文明新局 面——三明市委书记邓超在市委常委、副市长学习《邓 小平文选》小结会上的发言[C]//三明市五讲四美三热 爱活动委员会办公室.简讯，1983-8（15）.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 周厚稳.在开放、改革中不断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在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上的发言[N].三明日报， 1987-04-18（1）.
[25] 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 导意见[N].人民日报，2017-04-06（9）.
[26] 孙贞贵.发展新局面 创造新水平——在第二个文明月 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A].三明市档案馆藏， 1983（101-27-3-95）.
[27] 袁启彤.袁启彤同志在省“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三明 现场会上的汇报[A].三明市档案馆藏，1982（1-26-9-1）.
[28] 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办公室.建设文明城 市经验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 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文件汇编[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1992.
[30] 鄧超.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文明城市的保证 [N].三明日报，1984-07-07（1）.
[31] 杨庆桢.我市基本纠正党员干部建分房中不正之风[N]. 三明日报，1984-08-04（3）.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3] 乔石.乔石谈党风与党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4] 卢秀启.“孙子”管“爷爷”[N].厦门日报，1982-12-12（5）.
[35] 中共三明市委政策研究室.三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调研参考资料（二）[M].三明：中共三明市委政策 研究室，1990. [36] 杨庆桢.列东街道广泛开展“六联六建”活动[N].三明日 报，1989-11-02（2）.
[37] 丁关根.丁关根同志视察三明时的讲话[M]//三明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回顾与探索之二——三明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资料选编.三明：三明市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1993.
[3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 2020-11-04（1）.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 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Long Term Logic of Contemporary Local Cultural Governance
—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Sanming City
XIE Chun-tao，LIU Rui-shan
（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an not only rely on the ideological attention. Sanming’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ursui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need to focus on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solv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masses，mobilize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most widely，and unify the masses’ideas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Meanwhile，the leading cadres should also have the courag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olidation stage，the key to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de of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the refined civilization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the systematic soci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and the regional co construction mode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th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masses;leading cadres;implementation
責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春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改革开放史、中共文化思想史;刘芮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