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史上，元代绘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代花鸟画与山水画一样，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显著特点就是文人花鸟画的勃兴。当时以“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规范式”的设色花鸟画渐呈颓势，以清淡水墨写意为主的墨笔花鸟以及竹石梅兰代之而起。
　　元代绘画之所以出现这种新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政权在各方面对汉民族加以排斥，文人士大夫阶层此时仕途无望，加之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因而把绘画作为他们借物言志、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的主流画家们强调绘画要有“古意”和“士气”，追求物象的内在神韵，抒写画家的主观情趣。在艺术品位上，他们对院体末流艳俗之弊感到厌烦，追求、向往一种简淡、清新、自然、秀雅的新风尚，于是，北宋出现的水墨写意画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笔墨形式以简逸为风尚，善用水墨法，重视笔墨情趣，特别注重和强调书法用笔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并将诗、书、画、印进一步结合，使作品的情感美、现实美、形式美交相辉映，开启了元代绘画新风，对后世绘画艺术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代表画家钱选、赵孟頫、陈琳在继承宋人传统花鸟画法的基础上，融入书法用笔，把写意与写实、细笔与粗笔、文人画与院体画熔为一炉，皆是开宗立派的巨匠。王渊、李衎、顾安、高克恭、柯九思、倪瓒、王冕等，不仅是画竹石梅的大家，而且在其他画科也有很深的造诣。

花卉、翎毛

　　元代初期花卉翎毛的代表画家为钱选、赵孟頫、陈琳，中后期为边鲁、张中、王渊等。现存作品主要有设色、水墨两种，多为纸本绘画。他们在继承五代、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各变其法，并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
　　钱选（约1239一1299年），字舜举，号玉潭，湖州人，与赵孟頫同里，为“吴兴八俊”之一，能书、工诗、善画。他主张绘画重在体现文人的气质，即所谓“士气”。钱选善作折枝花卉，以花鸟画成就最高。从现在存世花鸟画作品看，其画风可分为早、晚两期。
　　中年以前为早期，风格工致细密，代表作品为《八花图》。该图以分段的格局绘海棠、梨花、杏花、水仙、桃花、牡丹等八种花卉，画风柔细清丽，得唐人之工而去其华贵，注入了清淡质朴的文人风格。花瓣与花叶以笔勾描后填色，花萼以浓墨点染，无论花朵、枝叶，均描绘得工整秀雅，表现得准确生动，赵孟頫赞其“妙处正在生气浮动耳”。用笔劲健而柔中寓刚，雅致而秀润，设色细洁而淡隽，创造性地将南宋人《百花图》一类水墨花卉改用没骨设色法表现，得自宋院体花鸟而有所变化。

　　钱选晚年的作品趋于简略淡雅，由精丽工巧转而追求古朴生拙，有时也仅用水墨进行创作，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花鸟图》长卷，用笔柔劲，设色淡雅清丽，颇能传神。此外山东邹县明鲁王墓中出土的钱选《白莲图》，纸本画三花三叶，构图简括，表现“清香伴月”，画法则变精工为放逸，变工丽為清淡，极具特色。
　　赵孟頫也是元代画坛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除善画人物、山水、鞍马之外，他还是元代有较大影响的花鸟、竹石画大家。赵孟頫的花鸟、竹石画在继承两宋苏轼、文同、赵孟坚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书法用笔。他的花鸟画风格有豪放和工致两种。豪放者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秀石疏林图》《枯木竹石图》，画中的石及枯树干全用飞白写出，章法简洁，笔法苍健洒脱，墨色沉厚清润，是画家将书法笔法融入绘画的典型之作。在《秀石疏林图》中，他曾自题一首驰名古今画坛的七言绝句：“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进一步阐明了书法与绘画同源的理论，同时也是竹石画表现技法上的一种尝试。事实上这一理论对元代以后的竹石画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元以后许多书法家擅长兰竹一类题材创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赵孟頫另一种画风工致，如故宫博物馆所藏《幽篁戴胜图》，描绘戴胜鸟栖于新篁之上，回首凝视，有矜傲气。构图的视觉中心集中在戴胜鸟的头部，鸟用没骨法，竹用双勾法，小树梢直接以书法用笔画出，融徐（熙）黄（筌）为一体，兼工带写，以清疏淡雅取胜。正如董其昌在《容台集》中所评，他的画“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总之，赵孟頫的花鸟画，无论工笔、写意、青绿、水墨均精擅并具新意。元代张雨题诗赞赵孟頫画云：“王孙落墨天机妙，转使徐黄在后尘。”高度评价了他在花鸟画上的创新。正是这种画风开启了王渊、张中墨花墨禽一派。在钱选、赵孟頫的带动下，到元代中后期，以水墨在纸上作花鸟已成为一时风气。现存边鲁的《花竹锦鸡图》和张中的《芙蓉鸳鸯图》，均为纸本水墨花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