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利用其优势的航空兵力，对中国各地城乡进行了大面积不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的“无差别轰炸”，以期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深处西南大后方的成都也概莫能外。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2月19日，侵华日军先后31次对成都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共导致2005人死亡和3561人受伤，给成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在这31次轰炸中，有5次轰炸导致的后果特别严重，造成了死伤人数各在1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其中就包含1939年的“六一一”惨案。

成都为何惨遭日军轰炸

　　抗战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成了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区域，成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因此得以凸显。
　　此时，为了稳定四川，国民政府在成都设置了许多高级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如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等，使成都成了“抗战大后方仅次于重庆的军政中心”。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空军主力转移至内地，战斗机大队主要驻在重庆附近各机场，轰炸机大队则驻在成都附近各机场。1939年1月，中国空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至成都，驻扎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成都由此成了战时中国空军的最高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决策和重大行动，都在成都形成并付诸实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三面环山，城市周边是广阔的平原，适宜大量修建机场。为了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在成都及其周邊郊县新修和扩修了一批机场，新建的有太平寺机场、彭山机场、广汉机场;扩建的有凤凰山机场、邛崃桑园机场、黄田坝机场、新津机场等。如此众多的军用机场，使得抗战中后期，成都占有中国空军全部作战力量和后勤力量的比重常常在50%以上。因此，抗战时期的成都可谓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成都不但机场众多，航空业也非常发达，还办有航空研究所。从1939年开始，中国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通信学校、参谋学校、防空学校和空军幼年学校等相继迁入成都或在此创建。此外，国民政府还创立了一些非正式或临时的空军射击训练班、气象测量班、侦察班、空中照相判读班等，培养各类空军人才，并将航空研究所扩充成航空研究院。这一时期成都汇集了航空领域各个学科的优秀人才，可谓人才济济。因此，抗战时期的成都还成了国民政府培养飞行员和空军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成了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
　　正是基于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成都毫无疑问地成了侵华日军实施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为了摧毁成都的空军基地，扫除轰炸大后方的障碍，日军派出大规模战机，持续对成都实施战略轰炸，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空军。

蓄意轰炸，酿成惨案

　　在1939年“六一一”惨案之前，日军曾于1938年11月对成都进行了两次小范围的试探性轰炸。轰炸目标主要是市区外的凤凰山机场和太平寺机场，炸弹多落空地，伤亡人数少。轰炸目的主要是侦察成都的防空状况，破坏机场的设施设备，为下一步大规模轰炸成都市区作实战演练。
　　在两次试探性轰炸之后，日军着手对成都进行以屠杀平民为目标的所谓“无差别轰炸”，将轰炸范围扩大到了市区。
　　1939年6月11日，成都天气晴朗，碧空万里，云雾全无。为了扩大轰炸效果，日机特意把轰炸时间选在黄昏时分。19时50分，日本海军第1联队、空军第13航空队派出轰炸机和战斗机共27架从湖北出发，经奉节、达州、新都，侵入成都市上空。中国空军第5大队在队长岑泽鎏的率领下扑向敌群，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在市东南上空击落敌机3架。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日机除小部分与我机周旋外，其余均窜入繁华商业区和居民稠密区投弹，轮番空袭长达一小时左右，炸死226人，炸伤432人，中弹、焚烧、震毁房屋4709间，经济损失达法币663170元。这是1939年成都遭受日机空袭最惨烈的一次，焚烧民房之多，伤亡之众，都是空前的。这便是骇人听闻的“六一一”惨案。
　　当日，日机在房屋林立、人口稠密的春熙路、盐市口等闹市中心投下86枚炸弹，爆声如雷，地震山崩。炸弹之后复投25枚燃烧弹，火势猛烈，延烧相邻街道。军警及成都市防护团赶赴现场救援，但因火势太大，至翌晨7点大火才被完全扑灭。军警和防护团员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援中牺牲。盐市口、东御街、顺城街、提督街等一带繁华地区49条街道被焚毁，西东大街等16条街巷被烧成一片焦土。中国银行、福川银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金融机关被炸。火蔗工业、笔墨工业、绸布业、糖果业、屠宰业、造鞋业等20多家商铺来不及转移隐藏商品，毁于一旦，商业财产损失甚巨。华西联合大学、省立成都师范、华阳县中等七所学校受损，灾民不低于5000人。

时人回忆，惨不忍睹

　　据当时参与空袭救援的市防护队队员杨锡民回忆：“我亲见敌机飞到市中心，疯狂投弹，爆声如雷，黑烟冲天。提督街凌云饭店的前半部三层楼房已被炸成瓦砾堆，后半部已成断壁危楼，混乱不堪。幸存者皆面容灰黑，尘土满身，惨叫之声，令人心碎……当晚在隔成都60余里的新繁县城，都能望见成都上空烟雾迷漫，火光冲天，灾情之严重可想而知。几天后单是凌云饭店还继续挖出男女尸体数十具。九龙巷死的人也不少，其中一户全家躲在自备的防空洞内，被火烧着，无一幸存。另外，还有许多人家，因出走不及，全家惨死。” 　　作家车辐当年也亲历了日机轰炸成都的惨状。当天警报解除后，车辐从老南门进城，看到城内一片火海。“东御街、顺城街、交通路、九龙巷，包括我的家、粪草湖街、染房街都在燃烧”，第二天车辐“在硝烟弥漫的火场中回家去”，亲见“十几条街、一片瓦砾，西东大街以西炸光了，在火场中我看到一具烧焦的尸体，四肢没有了，只剩上半部。被大火烧焦的枯树上挂着尸首残肢，极为凄惨”。

华西联合大学亦惨遭“无差别轰炸”

　　此次空袭，日军所炸之处全是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毫无军事关系。华西联合大学由英、美、加拿大三国教会共同开办，亦惨遭轰炸。抗战时期的华西联合大学，位于成都南门外，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与山东齐鲁大学均借该校上课，校内住有学生3000人及教职员数百人。由于空襲警报声音不够尖厉，华西联合大学的师生并未意识到危险的到来。日军投掷的炸弹1枚落在中央大学教职员眷属寓所旁，将整座建筑炸得粉碎，多数人受伤，幸无死亡，附近医务室的门窗、天花板均被震毁。1枚炸弹落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寓所旁边，住宅被炸成废墟，陈校长和家人被爆炸气流冲倒在地，除他妹妹陈玛丽被震晕外，其他人均未受重伤。来自美国的李哲士医生在跑到临近房子的走廊中躲避时，不小心被一块弹飞的玻璃片划伤。另外2枚炸弹落于图书馆附近，幸好是哑弹未炸裂。此外，家畜保育所落弹多枚，5枚炸弹爆裂，死亡数人。南门附近亦落重量炸弹数枚。
　　空袭警报发出后，作为救护队队员的华西联合大学制药系二年级女生黄孝逴和齐鲁大学女生崔之华，在参加救护工作的过程中身受重伤。黄孝遵的后脑不幸被一枚弹片击中，当场身亡。此次日机轰炸，共造成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教员死亡1人，其他中西教职员受伤数人，华西联合大学女生死亡1人，齐鲁大学女生受重伤2人。
　　遭日机轰炸后，华西联合大学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被迫停止，学生和教职员均被疏散。除了高年级学生外，其他学生都已回家。当时正在华西校园举办的多种“流亡大学”，也不得不提前结束。
　　日机针对成都市区进行轰炸的野蛮行径引起了美国纽约青年会干事费休、华西联合大学教授李丘门、成都金陵大学教授史密士等人的震惊和不满，他们联合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请其注意日机滥炸成都之行动，并指出“日机轰炸之地区乃完全毫无军事目标者，其意所在，显欲轰炸平民，而贯彻其残杀人命破坏财产之意旨”。当时，华西联合大学校园的边界十分清晰，大学的围墙在成都的城垣之外，同市区房屋并不连属，这一切从空中完全能够辨别出来，而且在校园周围半英里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军事目标。
　　据当时在成都的《纽约时报》记者遍访此次成都被炸地区后发现，没有一座政府或军事建筑物。炸弹和燃烧弹摧毁的是居民最稠密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市区的商店、银行和商务楼，大街两边皆夷为平地，而坐落在城内其他位置的真正重要的军政中心则毫发无损。由此可见，此次轰炸日机情报准确，目标明确，主要是屠杀平民，摧毁成都市民的抗战意志。这是成都市区首次遭受轰炸。
　　1939年的成都“六一一”惨案距今已经80年了。铭记和追忆80年前成都被轰炸的历史，就是要揭露侵华日军的残暴，以史为鉴，珍惜和平，警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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