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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导演的马俪文，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从单纯个人书写到市场化的转变，虽然内里有无奈迎合市场的变化、妥协、坚持等多种复杂情况，但是她的影像世界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用质朴简洁的镜头语言，阐释她对“爱”与“善”的电影之“道”的本真理解。
[关键词] 简洁镜语 黑色幽默 电影之“道”
从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到自编自导的《我们俩》，到有着黑色幽默情节剧结构的《我叫刘跃进》，爱情喜剧片《桃花运》，再到2011年的《巨额交易》，马俪文用十几年的创作完成了由文艺走向商业的转型。在这位并不多产的导演的作品里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其创作风格的流变。
一、《我们俩》——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们俩》是根据导演的亲身经历创作完成的，剧中的女孩有着和导演相似的经历，故事从一个冬天开始，讲述了在一个凄清的四合院中，一位孤寡老人和一个女孩从相互抵触到亲近友善的过程。是普通的情感故事，呼唤亲情大爱，体现出温软的人性关怀。
《我们俩》没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只有按季节划分的四个版块，里面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导演坚持的实景拍摄，从冬天延续到秋天，简单的场景，单纯的人物关系，白描式的镜头，简约的人物语言共同塑造了这部有着强烈个人印记的影片。在四季轮回的朝夕相处中本来的陌生疏离流转成一种深沉的感情，因为心灵交融而产生的欢乐缓缓流淌在影像之中，女孩和老人感情的变化成了影片一条潜在的情节副线，并越来越强地贯穿始终。
生活本来就由平凡细节构成，升华成艺术形式加以表现，真实细腻便最是动人。马俪文追求的“真实”，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比如俩人因为互相怀疑对方打长途电话而大吵一架之后，老太太气得把女孩挂起来的灯笼、春联和剪纸都捅下来踩瘪了，后来知道错怪人家后又一个个重新挂起来，还一直等到半夜等女孩回来吃年夜饭。如此，一个好强、自负、善良、直率的老太太形象便表露无遗了。“小马”这个女孩形象的设置，会让人觉得就是自家隔壁的那个调皮、倔强、爱耍小脾气的邻家女孩，让影片鲜活可信，活泼生动。还有那些一闪而过，几乎没有台词的人物，像女孩的弟弟、男朋友，老太太的孙子养女等，这些零星出现的面孔，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叙事空间。
台词的细节真实也非常到位，比如小马找老太太接分机一场戏：
小马：我能接个分机吗？
老太太：分什么机啊？
小马：扯一条线出来
老太太：扯什么线啊，要不你到电话局再装一台电话吧。
小马：我搬走了，不就成全你了？
老太太：那又怎么了交个朋友呗......
小马找老太太用冰箱一场：
小马：能用一下您的冰箱吗？
老太太：那你得给我一点点电钱。要不你就给我买一条大鲤鱼，我最爱吃鲤鱼了，总共就一条，不多。
正是这些平实却不乏幽默的台词使表面强势的老太太与她内心对温情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与小马的冲突中，自然流露的幽默渗透着淡淡的苦涩，让人深思让人顿悟，使整个故事不单薄不分散，有分量有深度。
马俪文的影片始终坚持朴素简洁的镜头语言，作品力求最大限度地靠近现实生活，抛却不必要的华丽矫情，在影片创作过程中秉承“简约”的原则，将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起承转合拿捏得得心应手，在视听语言上，她用一种收敛、冷静和控制带给我们太多留白。比如在影片叙事之外，老太太其实是知道小马要搬走的，但是影片丝毫没有介绍，这种“留白”使老人在小马搬家时抓住她的手问：“真搬空了？就这么搬空了？”的场景让人心痛不已。又比如秋天時，女孩给老太太炒菜吃，老太太说：“以后你就用厨房吧。”这个要求是女孩刚搬来时提出的，但是老人断然拒绝了，此刻的答应只有俩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但镜头仅只停留在女孩的侧脸上，只能看到女孩脸部的轮廓。包括声音的处理，也非常节制，从头至尾只听得到隐隐约约的古琴声，四合院上空细细碎碎的市井声，正是这种种收敛和控制小心翼翼地打动了观众，使影片犹如国画一般，清远、淡然，意味深长。
二、《我叫刘跃进》——黑色幽默下的情节剧
《我叫刘跃进》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狼和羊的故事：工地厨师刘跃进为了凑齐儿子上学的学费，到处借钱，学费凑齐后，钱包却被抢走。他根据种种线索寻到了老板家，慌乱之中随手拿个包就匆忙离开了。后来他发现，包中装着一个U盘，里面的内容涉及几条人命。在丢包、寻包的过程中，刘跃进还发展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影片以新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表现了相差悬殊的两大社会阶层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碰撞，围绕一个U盘展开一连串不可预知的事件和意外，构成抢包、找包、偷包、捡包的叙事线索。相较于《我们俩》而言，《我叫刘跃进》具有明显的商业意识，叙事节奏明显加快，搞笑的对白，荒诞的情节共同讲述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故事。
追逐戏是当代电影中的一个颇具意味的图景。《我叫刘跃进》中，众人追逐的对象是“利益”，在利益面前，每个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影片通过追逐嬉戏，抽离了追逐与被追逐的意义，显露出精神的荒漠，追逐逐渐演变成一幕幕荒诞的图景。而在视听语言上这一原则成就了影片的节奏，带给观众无限的视觉快感。影片开场，镜头并没有直接对准刘跃进，而是从一出紧张的追逐场面引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追赶，先是追逐双方的特写镜头的脚踢组接，紧接着是对被追逐一方中景、近景表情动作的跳跃式剪辑，随后是大全景俯拍，侧面小仰角全景展示双方形势。接下来是追逐方的缓慢的主观移动镜头，背景音乐是呼喊的歌声和紧迫的鼓点，最后是人仰马翻的场景。至此，“自行车”才被追上了，一阵拳打脚踢。观众虽然被这场节奏快捷的动作场面所吸引，但是对故事情节仍然不明所以。下一场戏，建筑工地上，一群排队打饭的农民工冲着一个瘦个子厨师抱怨饭菜。在抱怨的对话中，交代了工地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等故事背景。这时，有人在喊，“刘跃进，电话！”厨师赶紧跑了去，如此刘跃进才堂而皇之地出场了。
《我叫刘跃进》虽然是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电影，但是却借鉴了很多惊险悬疑片的叙事结构。影片中三条叙事线索交叉推进，同一时间中不同地点的情节同步推进，最终在刘跃进这一人物身上交汇。地产商、官员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干人等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影片利用跳切的剪辑方式在各个场景间来回跳跃、交叉切换，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交待，显示出了现代生活的紧张、焦灼，又使叙事内容环环相扣。应该说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我叫刘跃进》并非上乘之作，但是其中的剪辑可圈可点，除却跳接省略之外，影片对时间的把握也有一定的深意，常常会在快速运动镜头中插入静止画面，制造一种戛然而止的视觉节奏。在追逐场面中，同一人物，同一景别的剪辑，使得人物动作更加夸张，外化了人物紧张慌乱的心情。
三、马俪文的电影之“道”
应当说，作为导演的马俪文，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从单纯个人书写到市场化的转变，虽然内里有无奈迎合市场的变化、妥协、坚持等多种复杂情况，但是她的影像世界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用质朴简洁的镜头语言，阐释她对“爱”与“善”的电影之“道”的本真理解。
马俪文的电影，始终坚持女性叙事的话语立场，而女性话语是强调平等的立场，它的特质是情感。早期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也没有大是大非的矛盾，而是通过最平常的生活状态挖掘女主人公的深层心理，表达对女性生命的真诚关怀。期间渗透了很多个人化的体验，这种体验更多的是代际轮回的无奈中生与死的无限哀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天悯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应该是一种人性主义，它关注女性，同样也倾情男性。《我叫刘跃进》是这种情感的延伸，以一个女性的悲悯关怀着都市弱势男性。在底层平民与上层人物的冲突中，马俪文始终坚持着正义与善良的追求，用都市小人物的“悲喜人生”表达了对大爱大善的真诚捍卫。
马俪文的电影并不是完美无缺，尤其是转型后的作品因了不谙市场之道，还有很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有能力尝试更多类型，去坚持、捍卫、张扬她的电影之“道”。
参考文献
[1]周新霞 《魅力剪辑—影视剪辑思维与技巧》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尹晓利（1982—），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电影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教师，专业及研究方向：电影学。
[关键词] 简洁镜语 黑色幽默 电影之“道”
从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到自编自导的《我们俩》，到有着黑色幽默情节剧结构的《我叫刘跃进》，爱情喜剧片《桃花运》，再到2011年的《巨额交易》，马俪文用十几年的创作完成了由文艺走向商业的转型。在这位并不多产的导演的作品里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其创作风格的流变。
一、《我们俩》——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们俩》是根据导演的亲身经历创作完成的，剧中的女孩有着和导演相似的经历，故事从一个冬天开始，讲述了在一个凄清的四合院中，一位孤寡老人和一个女孩从相互抵触到亲近友善的过程。是普通的情感故事，呼唤亲情大爱，体现出温软的人性关怀。
《我们俩》没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只有按季节划分的四个版块，里面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导演坚持的实景拍摄，从冬天延续到秋天，简单的场景，单纯的人物关系，白描式的镜头，简约的人物语言共同塑造了这部有着强烈个人印记的影片。在四季轮回的朝夕相处中本来的陌生疏离流转成一种深沉的感情，因为心灵交融而产生的欢乐缓缓流淌在影像之中，女孩和老人感情的变化成了影片一条潜在的情节副线，并越来越强地贯穿始终。
生活本来就由平凡细节构成，升华成艺术形式加以表现，真实细腻便最是动人。马俪文追求的“真实”，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比如俩人因为互相怀疑对方打长途电话而大吵一架之后，老太太气得把女孩挂起来的灯笼、春联和剪纸都捅下来踩瘪了，后来知道错怪人家后又一个个重新挂起来，还一直等到半夜等女孩回来吃年夜饭。如此，一个好强、自负、善良、直率的老太太形象便表露无遗了。“小马”这个女孩形象的设置，会让人觉得就是自家隔壁的那个调皮、倔强、爱耍小脾气的邻家女孩，让影片鲜活可信，活泼生动。还有那些一闪而过，几乎没有台词的人物，像女孩的弟弟、男朋友，老太太的孙子养女等，这些零星出现的面孔，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叙事空间。
台词的细节真实也非常到位，比如小马找老太太接分机一场戏：
小马：我能接个分机吗？
老太太：分什么机啊？
小马：扯一条线出来
老太太：扯什么线啊，要不你到电话局再装一台电话吧。
小马：我搬走了，不就成全你了？
老太太：那又怎么了交个朋友呗......
小马找老太太用冰箱一场：
小马：能用一下您的冰箱吗？
老太太：那你得给我一点点电钱。要不你就给我买一条大鲤鱼，我最爱吃鲤鱼了，总共就一条，不多。
正是这些平实却不乏幽默的台词使表面强势的老太太与她内心对温情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与小马的冲突中，自然流露的幽默渗透着淡淡的苦涩，让人深思让人顿悟，使整个故事不单薄不分散，有分量有深度。
马俪文的影片始终坚持朴素简洁的镜头语言，作品力求最大限度地靠近现实生活，抛却不必要的华丽矫情，在影片创作过程中秉承“简约”的原则，将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起承转合拿捏得得心应手，在视听语言上，她用一种收敛、冷静和控制带给我们太多留白。比如在影片叙事之外，老太太其实是知道小马要搬走的，但是影片丝毫没有介绍，这种“留白”使老人在小马搬家时抓住她的手问：“真搬空了？就这么搬空了？”的场景让人心痛不已。又比如秋天時，女孩给老太太炒菜吃，老太太说：“以后你就用厨房吧。”这个要求是女孩刚搬来时提出的，但是老人断然拒绝了，此刻的答应只有俩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但镜头仅只停留在女孩的侧脸上，只能看到女孩脸部的轮廓。包括声音的处理，也非常节制，从头至尾只听得到隐隐约约的古琴声，四合院上空细细碎碎的市井声，正是这种种收敛和控制小心翼翼地打动了观众，使影片犹如国画一般，清远、淡然，意味深长。
二、《我叫刘跃进》——黑色幽默下的情节剧
《我叫刘跃进》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狼和羊的故事：工地厨师刘跃进为了凑齐儿子上学的学费，到处借钱，学费凑齐后，钱包却被抢走。他根据种种线索寻到了老板家，慌乱之中随手拿个包就匆忙离开了。后来他发现，包中装着一个U盘，里面的内容涉及几条人命。在丢包、寻包的过程中，刘跃进还发展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影片以新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表现了相差悬殊的两大社会阶层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碰撞，围绕一个U盘展开一连串不可预知的事件和意外，构成抢包、找包、偷包、捡包的叙事线索。相较于《我们俩》而言，《我叫刘跃进》具有明显的商业意识，叙事节奏明显加快，搞笑的对白，荒诞的情节共同讲述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故事。
追逐戏是当代电影中的一个颇具意味的图景。《我叫刘跃进》中，众人追逐的对象是“利益”，在利益面前，每个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影片通过追逐嬉戏，抽离了追逐与被追逐的意义，显露出精神的荒漠，追逐逐渐演变成一幕幕荒诞的图景。而在视听语言上这一原则成就了影片的节奏，带给观众无限的视觉快感。影片开场，镜头并没有直接对准刘跃进，而是从一出紧张的追逐场面引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追赶，先是追逐双方的特写镜头的脚踢组接，紧接着是对被追逐一方中景、近景表情动作的跳跃式剪辑，随后是大全景俯拍，侧面小仰角全景展示双方形势。接下来是追逐方的缓慢的主观移动镜头，背景音乐是呼喊的歌声和紧迫的鼓点，最后是人仰马翻的场景。至此，“自行车”才被追上了，一阵拳打脚踢。观众虽然被这场节奏快捷的动作场面所吸引，但是对故事情节仍然不明所以。下一场戏，建筑工地上，一群排队打饭的农民工冲着一个瘦个子厨师抱怨饭菜。在抱怨的对话中，交代了工地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等故事背景。这时，有人在喊，“刘跃进，电话！”厨师赶紧跑了去，如此刘跃进才堂而皇之地出场了。
《我叫刘跃进》虽然是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电影，但是却借鉴了很多惊险悬疑片的叙事结构。影片中三条叙事线索交叉推进，同一时间中不同地点的情节同步推进，最终在刘跃进这一人物身上交汇。地产商、官员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干人等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影片利用跳切的剪辑方式在各个场景间来回跳跃、交叉切换，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交待，显示出了现代生活的紧张、焦灼，又使叙事内容环环相扣。应该说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我叫刘跃进》并非上乘之作，但是其中的剪辑可圈可点，除却跳接省略之外，影片对时间的把握也有一定的深意，常常会在快速运动镜头中插入静止画面，制造一种戛然而止的视觉节奏。在追逐场面中，同一人物，同一景别的剪辑，使得人物动作更加夸张，外化了人物紧张慌乱的心情。
三、马俪文的电影之“道”
应当说，作为导演的马俪文，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从单纯个人书写到市场化的转变，虽然内里有无奈迎合市场的变化、妥协、坚持等多种复杂情况，但是她的影像世界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用质朴简洁的镜头语言，阐释她对“爱”与“善”的电影之“道”的本真理解。
马俪文的电影，始终坚持女性叙事的话语立场，而女性话语是强调平等的立场，它的特质是情感。早期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也没有大是大非的矛盾，而是通过最平常的生活状态挖掘女主人公的深层心理，表达对女性生命的真诚关怀。期间渗透了很多个人化的体验，这种体验更多的是代际轮回的无奈中生与死的无限哀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天悯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应该是一种人性主义，它关注女性，同样也倾情男性。《我叫刘跃进》是这种情感的延伸，以一个女性的悲悯关怀着都市弱势男性。在底层平民与上层人物的冲突中，马俪文始终坚持着正义与善良的追求，用都市小人物的“悲喜人生”表达了对大爱大善的真诚捍卫。
马俪文的电影并不是完美无缺，尤其是转型后的作品因了不谙市场之道，还有很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有能力尝试更多类型，去坚持、捍卫、张扬她的电影之“道”。
参考文献
[1]周新霞 《魅力剪辑—影视剪辑思维与技巧》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尹晓利（1982—），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电影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教师，专业及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