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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不加息?”這是我近来最常听到的问题。毕竟,数十年来全球经济的教训表明,政府应该尽可能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经济扩张时,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应提高,经济减弱时则应下降。
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创纪录增长。对此,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4%升到了2000年的6.5%;财政状况也从巨额赤字转为有可观盈余,调整幅度达到了GDP的七个百分点。在2001年经济陷入低谷后,政府又迅速反应,财政重新出现了高赤字,短期利率也降到了2003年中的1%。
中国则大为不同。2003年-2004年,当经济已严重加速时,央行只加了一次贷款利率,从5.3%到5.6%;财政政策没什么变化,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只缩减了1%。政府选择的,是一个各种行政措施与命令的大杂烩。过去半年,中国又再次遇到高速增长、试图紧缩的状况,政府也做出了和从前类似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并未严肃地对待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调控手段,仍旧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无效率的政策。但是否真的那么糟糕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中国当然需要向更有效的政策工具靠拢,但现状也并非一个灾难。
回到美国的经历。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采取的政策措施,并未成功阻止IT业的膨胀、纳斯达克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为什么?因为在管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经济的时候,格林斯潘只有一件工具。科技股、房产与其他资产的价格的确升高得太快了,但经济的其他部分仍然运转良好,增速适宜。如果大幅加息,资产泡沫可以得到控制,但真实经济也会受到重创;如果不调息,资产价格又会继续飙升。因此,格林斯潘需要的是更多的工具,比如能瞄准经济中“坏”的部分,又不必把整体利率提得过高的政策。
这正是中国目前的境况。2003年,经济的确有明显过热,但并非整体都如此。经济的60%-70%都运转得很好,没有投机的高涨,没有盲目的投资;真正有问题的,是剩下的30%——资产部门、建筑业、重工业(像钢铁、水泥、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部门或者是由国家控制并经营的,或者过于依赖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
在这样的环境中,央行和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采取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大幅加息,要么对特定行业的贷款和投资做出限制。大幅升息肯定会让经济减速,但经济中“好”的部分将会受到影响,资金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同时,升息难以减少对那些低效的工业项目的需求,因为政府主导的以及投机性的借款相对而言并不看重资本的回报。
这样,当局没有选择大幅升息,而是紧缩银行流动性,并对不同的工业部门做了不同的限制。这从长远来看可能是错误的,但就目前而言,并非大错特错。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创纪录增长。对此,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4%升到了2000年的6.5%;财政状况也从巨额赤字转为有可观盈余,调整幅度达到了GDP的七个百分点。在2001年经济陷入低谷后,政府又迅速反应,财政重新出现了高赤字,短期利率也降到了2003年中的1%。
中国则大为不同。2003年-2004年,当经济已严重加速时,央行只加了一次贷款利率,从5.3%到5.6%;财政政策没什么变化,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只缩减了1%。政府选择的,是一个各种行政措施与命令的大杂烩。过去半年,中国又再次遇到高速增长、试图紧缩的状况,政府也做出了和从前类似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并未严肃地对待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调控手段,仍旧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无效率的政策。但是否真的那么糟糕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中国当然需要向更有效的政策工具靠拢,但现状也并非一个灾难。
回到美国的经历。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采取的政策措施,并未成功阻止IT业的膨胀、纳斯达克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为什么?因为在管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经济的时候,格林斯潘只有一件工具。科技股、房产与其他资产的价格的确升高得太快了,但经济的其他部分仍然运转良好,增速适宜。如果大幅加息,资产泡沫可以得到控制,但真实经济也会受到重创;如果不调息,资产价格又会继续飙升。因此,格林斯潘需要的是更多的工具,比如能瞄准经济中“坏”的部分,又不必把整体利率提得过高的政策。
这正是中国目前的境况。2003年,经济的确有明显过热,但并非整体都如此。经济的60%-70%都运转得很好,没有投机的高涨,没有盲目的投资;真正有问题的,是剩下的30%——资产部门、建筑业、重工业(像钢铁、水泥、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部门或者是由国家控制并经营的,或者过于依赖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
在这样的环境中,央行和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采取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大幅加息,要么对特定行业的贷款和投资做出限制。大幅升息肯定会让经济减速,但经济中“好”的部分将会受到影响,资金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同时,升息难以减少对那些低效的工业项目的需求,因为政府主导的以及投机性的借款相对而言并不看重资本的回报。
这样,当局没有选择大幅升息,而是紧缩银行流动性,并对不同的工业部门做了不同的限制。这从长远来看可能是错误的,但就目前而言,并非大错特错。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