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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两代的私家藏书，得力于手工业、个体工商业发展和科举制度的推动，较之以前有了充分的发展，其成员由商人藏书家和学者藏书家构成。这一历史性文化工程，是民族典籍传承链条上通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现代图书馆特别是苏浙皖地区公共图书馆提供了直接的图书资源，为今天的图书事业特别民营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藏书家;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G25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151-03
在中国文化传承史上，私家藏书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闪烁着独特的光辉。私家藏书是与官家藏书、寺院藏书并举的三大藏书形式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从春秋到东汉的成长期，从魏晋到隋唐的发展期，从宋元到明清的兴盛期。在这三大变更和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即今长江三角洲地区）私家藏书及其意义尤其值得探究。
一、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私家藏书兴盛的概况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发展呈鼎盛之势，与当时政治、经济、市风民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科举做官在社会民众心理层面根深蒂固的存在，读书尚学之风盛行等是其兴盛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自明代中后期到清代经历了从萌芽到滋长的过程，手工业、民间个体工商业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规模繁荣起来，经济发展冠盖全国。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个体意识及其文化发展和政治进取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文化下移，底层士子欲借助家族或家庭，读书进取，以求飞黄腾达。而从隋朝到明清愈益完善发达的科举制度，成为士子求官取仕、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以至上自富贵之家，下到贫民百姓，无不倾其所有供子女求学入官。由此，社会阅读空气日蒸，“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读书尚学之风盛行。譬如，桐城派发祥地之桐城、明代及清代初年属江南省、康熙之后属安徽（皖），尚学崇文，学风炽盛，素有“富不丢猪，穷不丢书”之习，“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语），乡间小子牛角挂书者，触目可见。目不识丁的穷家也多在厅屋墙壁之上挂一“字纸篓”，遇见废纸碎片就装进其中，以示敬惜文字之意。与此相关，官家图书出版、管理的有限性，已不能适应全社会对读书的需求，私家印制、贮藏乃至出借图书业务得力于手工业、出版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兴盛起来。
此期间，苏浙皖地区私家书楼林立，尉为壮观。苏州、扬州、常州、南京、湖州、杭州、徽州成为图书搜集和收藏的中心地带。仅苏州的常熟一地就有180余座私人藏书楼阁。有清一代个人藏书者即达2082人，晚清四大藏书家除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之外，其余三家矍绍基（“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嘉惠堂”“八千卷樓”）均在苏浙皖地区。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这些私家藏书最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状元数竟是全国状元数的半数之多。
二、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收藏家构成及其分析
“徽商”“浙商”凭其财富建立了大量私家藏书楼，“以商养儒，以儒营商”，营建了“尊儒尚学”的良好社会风气。官宦士大夫家庭也是私家藏书的主力军，他们读书、爱书、收书、藏书、护书，为私家藏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私人藏书行业大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营商致富的商家，另一部分是世代读书的仕宦之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苏浙皖便利的交通，适宜的气候，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成为明清两代富甲天下之地，孕育出“徽商”“浙商”等一批特殊人群。这个有着先进经济和文化理念的商人群体，不仅追求物质的富足，也追求知识的富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兴建书院，建立私家藏书楼阁，使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这种举措既改变了家庭和宗族精神，提升了乡邦文化，更影响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以徽商为例，清初祁门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营商，居扬州，以盐业发家后建“小玲珑山馆”，藏书10余万卷，自创刻印坊，广结文人雅士，招纳名流学子，切磋学问，“授餐经年，无倦色”，学者金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雍乾时期，徽州歙县商人鲍思诩，居杭州，以重金求购宋元书籍，筑藏书室“知不足斋”以藏。其子鲍廷博为歙县秀才，勤学好古，喜欢购藏秘籍，光大父亲遗传，与江浙藏书家频繁交往，互相借抄图书，八十余岁仍往来于苏浙皖之间，所抄书籍流传至今者仍有140余种。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诏求天下遗书，鲍氏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得朝廷赏赐《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修成后返还原书，乾隆在其《唐阙史》和《宋仁宗武经总要》二书上题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称赞鲍氏藏书正典与杂学广采博纳的风格。清代徽商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以经商致富，居杭州，得以捐官，有藏书楼“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千种，数万册，重视宋元真籍，也看重印章刊刻，自称“藏书百储，古印万钮”，自与江浙藏书家钱谦益、项元汴、徐乾学、朱彝尊、马思赞、赵昱、钮纬、吴骞等藏书家相比肩。四库开馆，献书五六百种，数量仅次于范懋柱、鲍士恭、马裕等家，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清代寄居浙江桐乡的徽商“汪氏三子”汪文桂、汪森、汪文柏，都以收藏文献典籍而具盛名，汪文桂和汪森共同修建了“裘柕楼”，聚书万卷。可以说，徽商所到之处大都热心于私家藏书楼阁的建设，“以商养儒，以儒营商”，培育了私家、族人及族外学子，弘扬了尊重和传播文化的文明风气。
此外，许多以读书传家的官宦士大夫家庭，或者难以俯仰于昏浊的俗世，或者企图“诗书继世”，保持文化和政治脉息，也以藏书为乐事。他们斥巨资购买书籍建造书楼，世代相袭，与富商藏书两相颉颃，成为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业的又一道风景线。明清两代士宦学人如黄宗羲、王士祯、姚范、范钦、祁承、毛晋、钱谦益、朱彝尊、顾文彬、张元济等等，既是学者又是藏书家、刊刻家。他们从身家的经历和爱好体会到书籍的重要，所谓“遗金满籝，不如一经”，较集中地体现了这批人的心态。而且多品格不凡，志向高远，以诗书传家。明末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兵败，返乡著述讲学，搜集古籍，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藏书家。其子黄百家在《续钞堂藏书目序》中写道：“壬寅（1662）以来，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道虽穷，书不可谓不富。而家大人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堂》，使之复见于世，是虽人之不幸，而实书之大幸也。”（《学箕初稿》卷一）就是说，虽遭逢衰世厄运，却不改读书和藏书之心。这也是一些学者私家藏书所共有的品质。人世灾难有破坏文明的负作用，但又有着某种“反推作用”，即如藏书，它锻造了私家藏书者保存民族典籍的意志和决心，形成了独立不群的藏书精神。江苏常熟毛晋，也是藏书、刻书并举，生于明，卒于清，难以接受满清的统治，其晚年号隐湖。明末衰世，毛氏出售数千亩良田，创建“汲古阁”。他不以贪利为目的，高价搜集善本秘籍，别人出一千，他出三千，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说。为了降低印书成本，他买来较为便宜的竹纸，又考虑到保证质量，让读者放心，遂于每页边缘盖上篆书“毛”字，于此，世间遂有“毛边纸”流传至今。常熟钱谦益，明万历进士，晚明福王时任礼部尚书，清人迫降。晚年归居旧家红豆山庄，构建“绛云楼”“非旧刻不入目录中”。一时之内人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其族孙钱曾袭其志，年轻时倾尽财力购藏书籍，“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彩”，广搜博采，藏书路数已经较钱谦益宽广。浙江海盐张元济，兼具藏书家、校勘学家于一身。光绪壬辰进士，戊戌变法时曾接受光绪召见，变法失败后遭贬。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后出任商务馆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元济家族藏书前后绵延十世，其先祖张奇龄以“涉园”为名构筑书屋，并为后人立下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吾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历二百余年变迁，到嘉庆、道光年间“涉园”渐至中衰。张元济继世之后，立志光复祖业，除竭力高价回购散失的涉园旧藏之外，还广泛搜集民间藏书、散书，看重宋元旧板，博收时人著述，而且对西方译著也颇有兴趣。他把收藏之书多捐赠原合众图书馆，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有上海图书馆研究者称，这些书籍与张元济先生后来捐赠的其他文献，在上海图书馆形成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张氏文献体系”。可以说，张元济为明清学者藏书、同时也为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画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三、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私家藏书对于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启示
综观明清苏浙皖地区的私家藏书，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如致用范围的有限性;收藏内容偏重于社会人文类;偏少自然科学类图书等。但这一历史性工程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图书馆建设，有着不可淹没的贡献，它丰富了国家公藏，使得许多前世孤本、典籍得以保护和流传，为现代苏浙皖地区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也为现代民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代民营图书馆要以史为鉴，勇于探索，不畏艰险，走一条传承创新之路，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其一，它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变革的时代转换过程中，搜集、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典籍傳承链条上通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这批私家藏书，是对明清两代官府藏书的重要补充，两代官府经常从私家藏书中征收书籍，用于恢复、重建和丰富国家公藏。清代康乾时期就曾几次到民间征集图书，《四库全书》开馆之时，诏求天下遗书，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8亿余字，分经、史、子、集4部44类，没有民间藏书家的大力支持，完成此项浩大的文化继世、传世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这批私人藏书还使许多前代孤本和珍稀图书得以修复和保存，从而拯救了历史上濒于绝迹的典籍，因而也就扩大和加强了这批典籍在民间的传播和利用率，弘扬了民族文化。这当中，明清两代一些面向底层的优秀藏书家，较之往代以开放的姿态实施私藏公读，使藏书面向社会贫寒士子，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此举发挥了启迪民智、启蒙维新的作用。而且，两代私人藏书在书籍的搜集、整理和刊刻过程中，为后来图书馆的管理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前提，还出现了初步的专门性学科“文献学”及“图书馆学”，影响了史学、经学、文学等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以至在这些领域润育了一批通向现代的杰出人才。
其二，它为现代图书馆特别是苏浙皖地区的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图书资源。除前述张元济捐献藏书于上海图书馆之外，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所藏之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由瞿氏后人捐赠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顾文彬的“过云楼”藏书中，由其后人向上海博物馆捐献数百件古籍，其中有未了翁《文向帖》、元代倪瓒《竹石桥柯图轴》、明代唐寅《洞庭黄茅渚图》、清代石涛《细雨虬松图轴》，被人认为“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国内领袖地位”。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藏，也多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苏浙皖明清时期的私家藏书馆阁，它们分别是丁丙的“八千卷楼”、范钦的“木犀香馆”、顾文彬“过云楼”、甘福、甘熙父子的“津逮楼”和朱希祖的“郦亭”等。可以说，没有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丰富的私家藏书遗产，就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崛起上海、南京等现代中心图书馆博大、深厚的馆藏。
其三，它为今天的图书事业特别是民营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呈现出以公办图书馆为主、民营图书馆为辅的发展格局。这其中，私家图书馆的发展前景还不十分明朗。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占据主体地位的地区，民营图书馆还不大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的历史，更应该受到重视。对于民营图书馆来说，应该自觉借鉴前人的经验和启示，走一条传承创新的道路。
（一）要克服市场化过程中以专事营利为目的办馆倾向
明清私人藏书家，不论是商家还是学者，早先基本上是重藏轻用、以私为私（家庭、家族）。在历史进化过程中，这一情况逐渐打破。一些商人藏书坚持“以商养儒，以儒营商”;到戊戌变法前后，“开民智，新民德，振民力”更成为一批先进私人藏书家的自觉追求。今天，个体工商业者是以创办民营图书馆致富为着眼点的。这是政府所提倡的，当然无可非异。但在营商致富的同时，要向那些走向社会公益之路的先行者那样，始终警戒见利忘义，不忘服务普通读者，振兴文化，真正做到“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要志存高远，不辍不止
明清私人藏书家中凡取得重大成就者，都是经过艰苦实践而成就其藏书业绩的，这中间许多人还成了集藏书、校雠、刊刻于一身的大学问家。他们在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有人握有较为雄厚的资金，但有些人资金并不雄厚，多是本着存续继绝的远大志气走上这条路的。有些家族在藏书经营过程中，甚至历经几代的兴衰，尝有大功。他们的实践告诉人们，只有志向高远，百折不挠，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今天的后起者应该光大这份传统，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在顽强实践过程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并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要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自觉搭乘苏浙皖“一体化发展”的便车，与公共图书馆联谊，取长补短，与经济实体合作，吸纳社会资金，充实馆藏，开放致用。
（三）要精于经营，以质量求发展
明清苏浙皖那些成功的私家藏书者，无不是把质量问题当作生存发展的关键。从藏书楼阁的建构到书籍的选购，从旧本的刊刻到纸张的选用，无不以质量为准绳。今天的民营图书馆亦应理所当然以质量为尚，实行科学经营。要经过充分调研，避开中心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实行错位发展。图书进购不宜走明清某些学者藏书偏于狭窄的路子，应面向底层实际需要，宜宽忌窄，旁搜遍采。要克服以购进次品、盗版书为乐事的不负责的进购态度。要克服“以私为私”的经营作风，同行之间互相切磋，交流经验。图书管理不能满足于旧有的人工操作，要掌握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切实可行的现代藏书管理制度，把图书推向读者，特别是底层广大读者。
参考文献：
[1]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3] 华海燕.明清私家藏书楼之比较[J].图书馆学刊，2009（4）.
[4] 王新田.明清徽商藏书事业述析[J].图书馆杂志，2002（4）.
作者简介：张恬（1976—），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单位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藏书家;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G25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151-03
在中国文化传承史上，私家藏书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闪烁着独特的光辉。私家藏书是与官家藏书、寺院藏书并举的三大藏书形式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从春秋到东汉的成长期，从魏晋到隋唐的发展期，从宋元到明清的兴盛期。在这三大变更和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即今长江三角洲地区）私家藏书及其意义尤其值得探究。
一、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私家藏书兴盛的概况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发展呈鼎盛之势，与当时政治、经济、市风民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科举做官在社会民众心理层面根深蒂固的存在，读书尚学之风盛行等是其兴盛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自明代中后期到清代经历了从萌芽到滋长的过程，手工业、民间个体工商业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规模繁荣起来，经济发展冠盖全国。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个体意识及其文化发展和政治进取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文化下移，底层士子欲借助家族或家庭，读书进取，以求飞黄腾达。而从隋朝到明清愈益完善发达的科举制度，成为士子求官取仕、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以至上自富贵之家，下到贫民百姓，无不倾其所有供子女求学入官。由此，社会阅读空气日蒸，“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读书尚学之风盛行。譬如，桐城派发祥地之桐城、明代及清代初年属江南省、康熙之后属安徽（皖），尚学崇文，学风炽盛，素有“富不丢猪，穷不丢书”之习，“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语），乡间小子牛角挂书者，触目可见。目不识丁的穷家也多在厅屋墙壁之上挂一“字纸篓”，遇见废纸碎片就装进其中，以示敬惜文字之意。与此相关，官家图书出版、管理的有限性，已不能适应全社会对读书的需求，私家印制、贮藏乃至出借图书业务得力于手工业、出版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兴盛起来。
此期间，苏浙皖地区私家书楼林立，尉为壮观。苏州、扬州、常州、南京、湖州、杭州、徽州成为图书搜集和收藏的中心地带。仅苏州的常熟一地就有180余座私人藏书楼阁。有清一代个人藏书者即达2082人，晚清四大藏书家除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之外，其余三家矍绍基（“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嘉惠堂”“八千卷樓”）均在苏浙皖地区。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这些私家藏书最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状元数竟是全国状元数的半数之多。
二、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收藏家构成及其分析
“徽商”“浙商”凭其财富建立了大量私家藏书楼，“以商养儒，以儒营商”，营建了“尊儒尚学”的良好社会风气。官宦士大夫家庭也是私家藏书的主力军，他们读书、爱书、收书、藏书、护书，为私家藏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私人藏书行业大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营商致富的商家，另一部分是世代读书的仕宦之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苏浙皖便利的交通，适宜的气候，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成为明清两代富甲天下之地，孕育出“徽商”“浙商”等一批特殊人群。这个有着先进经济和文化理念的商人群体，不仅追求物质的富足，也追求知识的富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兴建书院，建立私家藏书楼阁，使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代代相传，这种举措既改变了家庭和宗族精神，提升了乡邦文化，更影响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以徽商为例，清初祁门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营商，居扬州，以盐业发家后建“小玲珑山馆”，藏书10余万卷，自创刻印坊，广结文人雅士，招纳名流学子，切磋学问，“授餐经年，无倦色”，学者金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雍乾时期，徽州歙县商人鲍思诩，居杭州，以重金求购宋元书籍，筑藏书室“知不足斋”以藏。其子鲍廷博为歙县秀才，勤学好古，喜欢购藏秘籍，光大父亲遗传，与江浙藏书家频繁交往，互相借抄图书，八十余岁仍往来于苏浙皖之间，所抄书籍流传至今者仍有140余种。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诏求天下遗书，鲍氏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得朝廷赏赐《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修成后返还原书，乾隆在其《唐阙史》和《宋仁宗武经总要》二书上题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称赞鲍氏藏书正典与杂学广采博纳的风格。清代徽商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以经商致富，居杭州，得以捐官，有藏书楼“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千种，数万册，重视宋元真籍，也看重印章刊刻，自称“藏书百储，古印万钮”，自与江浙藏书家钱谦益、项元汴、徐乾学、朱彝尊、马思赞、赵昱、钮纬、吴骞等藏书家相比肩。四库开馆，献书五六百种，数量仅次于范懋柱、鲍士恭、马裕等家，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清代寄居浙江桐乡的徽商“汪氏三子”汪文桂、汪森、汪文柏，都以收藏文献典籍而具盛名，汪文桂和汪森共同修建了“裘柕楼”，聚书万卷。可以说，徽商所到之处大都热心于私家藏书楼阁的建设，“以商养儒，以儒营商”，培育了私家、族人及族外学子，弘扬了尊重和传播文化的文明风气。
此外，许多以读书传家的官宦士大夫家庭，或者难以俯仰于昏浊的俗世，或者企图“诗书继世”，保持文化和政治脉息，也以藏书为乐事。他们斥巨资购买书籍建造书楼，世代相袭，与富商藏书两相颉颃，成为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业的又一道风景线。明清两代士宦学人如黄宗羲、王士祯、姚范、范钦、祁承、毛晋、钱谦益、朱彝尊、顾文彬、张元济等等，既是学者又是藏书家、刊刻家。他们从身家的经历和爱好体会到书籍的重要，所谓“遗金满籝，不如一经”，较集中地体现了这批人的心态。而且多品格不凡，志向高远，以诗书传家。明末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兵败，返乡著述讲学，搜集古籍，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藏书家。其子黄百家在《续钞堂藏书目序》中写道：“壬寅（1662）以来，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道虽穷，书不可谓不富。而家大人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堂》，使之复见于世，是虽人之不幸，而实书之大幸也。”（《学箕初稿》卷一）就是说，虽遭逢衰世厄运，却不改读书和藏书之心。这也是一些学者私家藏书所共有的品质。人世灾难有破坏文明的负作用，但又有着某种“反推作用”，即如藏书，它锻造了私家藏书者保存民族典籍的意志和决心，形成了独立不群的藏书精神。江苏常熟毛晋，也是藏书、刻书并举，生于明，卒于清，难以接受满清的统治，其晚年号隐湖。明末衰世，毛氏出售数千亩良田，创建“汲古阁”。他不以贪利为目的，高价搜集善本秘籍，别人出一千，他出三千，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说。为了降低印书成本，他买来较为便宜的竹纸，又考虑到保证质量，让读者放心，遂于每页边缘盖上篆书“毛”字，于此，世间遂有“毛边纸”流传至今。常熟钱谦益，明万历进士，晚明福王时任礼部尚书，清人迫降。晚年归居旧家红豆山庄，构建“绛云楼”“非旧刻不入目录中”。一时之内人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其族孙钱曾袭其志，年轻时倾尽财力购藏书籍，“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彩”，广搜博采，藏书路数已经较钱谦益宽广。浙江海盐张元济，兼具藏书家、校勘学家于一身。光绪壬辰进士，戊戌变法时曾接受光绪召见，变法失败后遭贬。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后出任商务馆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元济家族藏书前后绵延十世，其先祖张奇龄以“涉园”为名构筑书屋，并为后人立下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吾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历二百余年变迁，到嘉庆、道光年间“涉园”渐至中衰。张元济继世之后，立志光复祖业，除竭力高价回购散失的涉园旧藏之外，还广泛搜集民间藏书、散书，看重宋元旧板，博收时人著述，而且对西方译著也颇有兴趣。他把收藏之书多捐赠原合众图书馆，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有上海图书馆研究者称，这些书籍与张元济先生后来捐赠的其他文献，在上海图书馆形成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张氏文献体系”。可以说，张元济为明清学者藏书、同时也为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画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三、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私家藏书对于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启示
综观明清苏浙皖地区的私家藏书，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如致用范围的有限性;收藏内容偏重于社会人文类;偏少自然科学类图书等。但这一历史性工程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图书馆建设，有着不可淹没的贡献，它丰富了国家公藏，使得许多前世孤本、典籍得以保护和流传，为现代苏浙皖地区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也为现代民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代民营图书馆要以史为鉴，勇于探索，不畏艰险，走一条传承创新之路，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其一，它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变革的时代转换过程中，搜集、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典籍傳承链条上通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这批私家藏书，是对明清两代官府藏书的重要补充，两代官府经常从私家藏书中征收书籍，用于恢复、重建和丰富国家公藏。清代康乾时期就曾几次到民间征集图书，《四库全书》开馆之时，诏求天下遗书，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8亿余字，分经、史、子、集4部44类，没有民间藏书家的大力支持，完成此项浩大的文化继世、传世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这批私人藏书还使许多前代孤本和珍稀图书得以修复和保存，从而拯救了历史上濒于绝迹的典籍，因而也就扩大和加强了这批典籍在民间的传播和利用率，弘扬了民族文化。这当中，明清两代一些面向底层的优秀藏书家，较之往代以开放的姿态实施私藏公读，使藏书面向社会贫寒士子，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此举发挥了启迪民智、启蒙维新的作用。而且，两代私人藏书在书籍的搜集、整理和刊刻过程中，为后来图书馆的管理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前提，还出现了初步的专门性学科“文献学”及“图书馆学”，影响了史学、经学、文学等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以至在这些领域润育了一批通向现代的杰出人才。
其二，它为现代图书馆特别是苏浙皖地区的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图书资源。除前述张元济捐献藏书于上海图书馆之外，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所藏之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由瞿氏后人捐赠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顾文彬的“过云楼”藏书中，由其后人向上海博物馆捐献数百件古籍，其中有未了翁《文向帖》、元代倪瓒《竹石桥柯图轴》、明代唐寅《洞庭黄茅渚图》、清代石涛《细雨虬松图轴》，被人认为“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国内领袖地位”。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藏，也多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苏浙皖明清时期的私家藏书馆阁，它们分别是丁丙的“八千卷楼”、范钦的“木犀香馆”、顾文彬“过云楼”、甘福、甘熙父子的“津逮楼”和朱希祖的“郦亭”等。可以说，没有明清时期苏浙皖地区丰富的私家藏书遗产，就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崛起上海、南京等现代中心图书馆博大、深厚的馆藏。
其三，它为今天的图书事业特别是民营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呈现出以公办图书馆为主、民营图书馆为辅的发展格局。这其中，私家图书馆的发展前景还不十分明朗。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占据主体地位的地区，民营图书馆还不大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苏浙皖私家藏书的历史，更应该受到重视。对于民营图书馆来说，应该自觉借鉴前人的经验和启示，走一条传承创新的道路。
（一）要克服市场化过程中以专事营利为目的办馆倾向
明清私人藏书家，不论是商家还是学者，早先基本上是重藏轻用、以私为私（家庭、家族）。在历史进化过程中，这一情况逐渐打破。一些商人藏书坚持“以商养儒，以儒营商”;到戊戌变法前后，“开民智，新民德，振民力”更成为一批先进私人藏书家的自觉追求。今天，个体工商业者是以创办民营图书馆致富为着眼点的。这是政府所提倡的，当然无可非异。但在营商致富的同时，要向那些走向社会公益之路的先行者那样，始终警戒见利忘义，不忘服务普通读者，振兴文化，真正做到“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要志存高远，不辍不止
明清私人藏书家中凡取得重大成就者，都是经过艰苦实践而成就其藏书业绩的，这中间许多人还成了集藏书、校雠、刊刻于一身的大学问家。他们在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有人握有较为雄厚的资金，但有些人资金并不雄厚，多是本着存续继绝的远大志气走上这条路的。有些家族在藏书经营过程中，甚至历经几代的兴衰，尝有大功。他们的实践告诉人们，只有志向高远，百折不挠，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今天的后起者应该光大这份传统，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在顽强实践过程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并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要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自觉搭乘苏浙皖“一体化发展”的便车，与公共图书馆联谊，取长补短，与经济实体合作，吸纳社会资金，充实馆藏，开放致用。
（三）要精于经营，以质量求发展
明清苏浙皖那些成功的私家藏书者，无不是把质量问题当作生存发展的关键。从藏书楼阁的建构到书籍的选购，从旧本的刊刻到纸张的选用，无不以质量为准绳。今天的民营图书馆亦应理所当然以质量为尚，实行科学经营。要经过充分调研，避开中心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实行错位发展。图书进购不宜走明清某些学者藏书偏于狭窄的路子，应面向底层实际需要，宜宽忌窄，旁搜遍采。要克服以购进次品、盗版书为乐事的不负责的进购态度。要克服“以私为私”的经营作风，同行之间互相切磋，交流经验。图书管理不能满足于旧有的人工操作，要掌握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切实可行的现代藏书管理制度，把图书推向读者，特别是底层广大读者。
参考文献：
[1]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3] 华海燕.明清私家藏书楼之比较[J].图书馆学刊，2009（4）.
[4] 王新田.明清徽商藏书事业述析[J].图书馆杂志，2002（4）.
作者简介：张恬（1976—），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单位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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