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国会“中国特別工作组”下设科技小组在2020年11月发布的《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和“中国战略组”智库在2021年1月发布的《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拜登政府反思特朗普时期“全面脱钩”的科技政策效果，进而采取“小院高墙”和“选择性脱钩”的策略，强调科技领域竞争的非线性特征，更加重视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前沿基础技术，政府在科技领域加大投入，并采取和特朗普不一样的“换道”竞争策略。那么我国应当如何看待和应对拜登政府的新策略呢？
　　在科技竞争领域换道是科技领先者的必然选择。不同于在体育竞赛中的领先者，必须按照规定的路径保持领先才能获得胜利。对科技领域的领先者而言，在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的策略是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也就是当别人还在想办法追赶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创了一片新领域，让竞争对手不得不再次在新领域成为跟随者和追赶者。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科技领域领先国家，拜登政府采取换道竞争策略，显然更明智，也更符合科技竞争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策略并非完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希望能在科技领域赶超美国的潜在对手。
　　换道策略可能获得巨大的先发优势，也要面对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换道策略一旦成功，先发国家的好处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开辟了一个全新并且广阔的领域，随着这种前景的逐渐显现，世界各国就会纷纷跟随，而先发国家也将成为游戏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这就好像第一个铺铁轨的国家就基本决定了轨道宽度，后来者想要改变轨道宽度，将付出极大代价，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换道都能够取得突破，换道策略成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充满偶然性。在新的赛道进行探索，不确定性高，面临风险也大，采取换道策略类似于风险投资，必须同时在若干领域进行投入，也就是在很多新赛道上进行尝试，可能最终其中某一条或者几条赛道成功就可以获得足够回报。如果经济实力或者科技力量不足，把大多数资源都投入到某一个特别看好的赛道，那么很可能所有投入都不能产生效益，一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虽然大家都知道新赛道成功的好处，但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作为跟随者，只有那些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又有足够科技队伍的国家，才可能不断开辟新赛道。
　　如果拜登政府继续贯彻这样的换道策略，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换道策略中会加大投入，提高我国和其他国家吸引科技人才的成本，对其他国家获取优质科技资源造成一定障碍。特朗普政府采取科技脱钩战略的逻辑是：只要和中国脱钩，美国就可以自动保持科技优势。在这种逻辑之下，美国政府在科技方面增加投入的动力明显不足。但拜登的换道策略则意味着开辟新的科技领域，需要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投入，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成本自然水涨船高。二是，拜登政府放弃全面脱钩政策，我国近年的科技政策也应随势而变。对我国的现行科技战略进行全面梳理，既要立足长远，也要关注当下的国内外形势，然后做出相应调整。
　　首先，新的科技政策不应完全立足于“防脱钩”。“防脱钩”的策略总体来说还是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如果把科技投入全部专注于“防脱钩”方面，那么我们还是在全面地跟踪追赶，虽然可能缩短差距，但很难获得全面或者核心的竞争优势。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全球科技的体系性和融合性特征，加大力度寻找我们的新赛道。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科技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全部甚至大部分核心技术。某个国家的重大科技成果数量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美国作为当前公认的“世界科学中心”，要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必须在更多领域进行投入，要吸引更广泛领域的优秀科学家。而我国作为追赶者则没有这样的包袱，可以在具备一定优势的新领域集中资源进行赶超。最后，可以在投入强度较低的领域采取非对称战略。不同领域需要的投入强度是有区别的，有些领域的投入动辄数千亿元，而有些领域投入几十亿元就足以产生明显效果。如果紧盯投入强度不大而美国关注度又不足的领域，集中力量则容易形成局部优势。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这样的局部优势将会越来越多。
　　总之，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换道策略是科技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美国保持科技领先优势不得不采用的措施，这也是守成者不得不背负的巨大包袱。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虽然仍处于追赶阶段，但是具有政策灵活的优势，可以采用非对称投入战略，取得局部优势并逐步将之扩大。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就将越来越接近“世界科学中心”。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