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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恢复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我作为新建的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接受领导委派，负责调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市人委办公厅中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与事，编写《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因金仲华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间市人委办公厅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于是我对“金仲华专案”前后过程进行了重点的调查处理。
我查阅了有关“金仲华专案”的全部材料。“造反派”开始说金仲华致死的原因是“畏罪自杀”，后来查不出问题，又说他“胆子太小”、“对我们党的政策不了解”。从我们后来调查的情况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对金仲华的攻击和诬陷，以及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制造出来的谎言。
金仲华被迫害致死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对金仲华打击最大的是“造反派”抄走了宋庆龄写给他的几十封亲笔信。
为了纪念金仲华这位对中国人民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诞辰100周年，我按照当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供读者参考。
1968年春节后几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金仲华当时兼任该所所长）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总理“对无党派民主人士金仲华要加以保护”的指示，在该所“延安造反队”头头带领下，突击搜查了金仲华的家。他们不顾金仲华的强烈抗议，从金家强行抄走了金仲华长期珍藏的信件数十件。内有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人写给金仲华的亲笔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信件内容涉及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包括宋庆龄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据我们后来从宋庆龄其他一些战友处调查了解，“文革”期间，宋庆龄虽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但她与知心朋友的通信中，仍是不加掩饰地坦陈己见，无话不谈。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宋庆龄在信件的最后往往提醒收信人要“阅后销毁”。可是看来金仲华并没有按照宋庆龄的嘱托，把宋庆龄的来信销毁，而仍把它们保存下来。现在这些信件不幸落入了“造反派”之手，金仲华深知这将对宋庆龄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而这些后果正是由于他的疏忽和过错造成的，这对金仲华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同年4月3日，金仲华含恨而死。
金仲华去世后，市革委会又派市人委办公厅造反队对金仲华家进行了更全面、彻底的搜查，抄去了上次抄家遗留的信件和材料。市革委会办公室并发出了“金仲华畏罪自杀”的简报。
果然不出所料，张春桥对“造反派”抄获的宋庆龄给金仲华的这些信件如获至宝，在一次市革委会领导核心开会时，当有人汇报到从金仲华家抄出宋庆龄的许多亲笔信件时，张春桥说“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指示，金仲华虽然死了，还要对他立案审查，组织力量继续查下去，并且把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专门整理一份材料，连同原信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市人委办公厅造反队起草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报告》）把“金仲华与宋庆龄的关系”作为对金仲华立案审查的主要问题之一。《综合报告》说：“宋在沪生病时，别人都不见，唯有金仲华和沈粹缜可以到宋宅二楼与宋见面。宋庆龄发表文章，许多都送给金仲华看，有的要金起草。宋到北京后，他们通讯（信）就很频繁。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70余封，除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他们通讯（信）特别多。”
张春桥对这份报告看得很仔细，还在“抄获”两字下划了横杠。很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信件的原件，否则这些信件倒是研究宋庆龄、金仲华思想、工作的可靠佐证。特别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多”的“谈论这次文化的革命运动”的通信，将是能反映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看法的第一手材料。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满以为以金仲华专案为突破口，顺藤摸瓜从中可以找到打倒宋庆龄的“把柄”了。他们得意忘形向中央文革邀功请赏，同时，却也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些信件的一些重要内容。这对我们今天来研究宋庆龄、金仲华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这也许是“报告”起草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市革委会给中央、中央文革《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
金死后，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其他重要信件7件，内有一件是关于宋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发言问题，周总理给廖承志的信。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
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①
信件的内容可分4类：
1、商量中福会的工作和如何办好《中国建设》杂志，要金为她代写、修改稿件方面的占一半以上。
2、互相问候，互赠礼物方面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3、谈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4、涉外方面（如金谈出国访问情况）和其他方面的占少数。
这份《报告》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疑问，如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金、宋同年在上海或北京，均用书信联系，由专人递送，从不使用电话，这传递书信的人，宁用警卫同志，不用中福会派去的秘书，不知何故！”“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这样说来，宋庆龄与金仲华好像在背后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应该加以追查的了。
《报告》对宋庆龄、金仲华大肆污蔑攻击之中，字里行间无意中也透露了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中反映出宋庆龄和金仲华的一些重要活动，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宋庆龄、金仲华不可多得的资料和重要线索。
一、宋庆龄曾策划促成第三次国共谈判
《报告》称：“宋有一信（看来是解放前写的）里面讲到愿把香山路中山故居提供给国共两党谈判之用。要金找‘可靠的人’把‘那些案卷’带给她。”这封信虽未注明年月，后来国共谈判事实上也未实现，但这说明了宋庆龄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和平统一，她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同时宋庆龄把这样机密重要的事交给金仲华去办，也证明了金仲华确实如周恩来所说的是“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
二、他们都孜孜不倦地为开展人民外交和对外交往尽心尽力
据《综合报告》称：“金仲华解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活动，大多由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和大、新闻协会、对外文协）直接来电通知的。”
“金每次出国回来，宋都请金去谈‘国外见闻’。”
“55年5月5日，宋给金的信说：‘很想听听你这次出国（情况）（笔者按：指金仲华当年4月6日－1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代表会议），因今冬我也要去访问那些国家，包括缅甸。’”
“62年9月12日给金的信说：‘非常急切地想听你的国外见闻，特别是莫斯科。’”
“金也主动向宋汇报，如63年9月6日——向宋汇报访问古巴情况。”（笔者按：同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应古巴友协邀请参加了古巴纪念“七·二六”十周年大会，金仲华是该团组成人员。）
宋庆龄十分关心世界各地人民的前途与命运，《报告》称：“67年8月23日，给金仲华的信说：‘红海地区正在出现战事，印度严重饥荒，在比哈尔邦四万人挨饿，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
三、他们都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据《报告》统计，在被抄去的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中，至少有14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看法，以及她对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急切心情。
据《报告》称：“1967年2月，中福会革命造反派夺权以后，函请宋庆龄表态，要求支持。宋即将原信转金代为处理。”据我们后来调查了解，金仲华当时虽已身处逆境，但他接到宋庆龄转来的中福会造反派来信后仍走访了中福会的所属各单位，鼓励这些单位的职工克服困难，坚持工作。
《报告》还说：“从金仲华给宋庆龄信件的原稿中发现，金也经常将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和突出问题告诉宋庆龄。例如，说旧市委王少庸、陈琳瑚站出来，被结合了，××区已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以及市场供应等情况，也都及时函告宋。”“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通报京沪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如某某地方又武斗了，某某单位又揪斗谁了，谁结合了，哪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
宋庆龄在社会上刮起“扫四旧”风后，很担心挖坟会造成疫病流行，她曾写信问金仲华上海挖坟的情况（笔者按：金仲华当时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报告》说：67年某月，金给宋写信说：‘挖坟的情况各地都有，在内地省份疫情很严重，特别是湖南韶山地区，大多是脑膜炎。在上海，上个月脑膜炎病人很多，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笔者按：据我们后来了解，经市卫生局调查，1967年上海市脑膜炎的发病人数之多是解放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综如上述。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通信，虽然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百般歪曲、恶意攻击，许多真实内容不得而知，仅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时金仲华专案的档案材料中的一鳞半爪，从反面也可以充分说明宋庆龄和金仲华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和忧国忧民、心系全局的高尚品德。
在“文革”期间经“造反派”从金仲华家抄走的宋庆龄给金仲华的来往信件，经上海市革委会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后，没有得到中央的答复。笔者认为《周恩来文选》中刊载的周恩来当时与红卫兵的谈话《应当尊重宋庆龄》和《一张应予保护人员的名单》，可以说明中央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不予答复的原因。这些信件至今下落不明。今后如果能够查到这批原信，必将会对宋庆龄、金仲华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提供十分重要和可靠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①据笔者统计，实为86件
我查阅了有关“金仲华专案”的全部材料。“造反派”开始说金仲华致死的原因是“畏罪自杀”，后来查不出问题，又说他“胆子太小”、“对我们党的政策不了解”。从我们后来调查的情况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对金仲华的攻击和诬陷，以及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制造出来的谎言。
金仲华被迫害致死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对金仲华打击最大的是“造反派”抄走了宋庆龄写给他的几十封亲笔信。
为了纪念金仲华这位对中国人民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诞辰100周年，我按照当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供读者参考。
1968年春节后几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金仲华当时兼任该所所长）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总理“对无党派民主人士金仲华要加以保护”的指示，在该所“延安造反队”头头带领下，突击搜查了金仲华的家。他们不顾金仲华的强烈抗议，从金家强行抄走了金仲华长期珍藏的信件数十件。内有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人写给金仲华的亲笔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信件内容涉及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包括宋庆龄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据我们后来从宋庆龄其他一些战友处调查了解，“文革”期间，宋庆龄虽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但她与知心朋友的通信中，仍是不加掩饰地坦陈己见，无话不谈。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宋庆龄在信件的最后往往提醒收信人要“阅后销毁”。可是看来金仲华并没有按照宋庆龄的嘱托，把宋庆龄的来信销毁，而仍把它们保存下来。现在这些信件不幸落入了“造反派”之手，金仲华深知这将对宋庆龄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而这些后果正是由于他的疏忽和过错造成的，这对金仲华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同年4月3日，金仲华含恨而死。
金仲华去世后，市革委会又派市人委办公厅造反队对金仲华家进行了更全面、彻底的搜查，抄去了上次抄家遗留的信件和材料。市革委会办公室并发出了“金仲华畏罪自杀”的简报。
果然不出所料，张春桥对“造反派”抄获的宋庆龄给金仲华的这些信件如获至宝，在一次市革委会领导核心开会时，当有人汇报到从金仲华家抄出宋庆龄的许多亲笔信件时，张春桥说“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指示，金仲华虽然死了，还要对他立案审查，组织力量继续查下去，并且把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专门整理一份材料，连同原信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市人委办公厅造反队起草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综合报告》）把“金仲华与宋庆龄的关系”作为对金仲华立案审查的主要问题之一。《综合报告》说：“宋在沪生病时，别人都不见，唯有金仲华和沈粹缜可以到宋宅二楼与宋见面。宋庆龄发表文章，许多都送给金仲华看，有的要金起草。宋到北京后，他们通讯（信）就很频繁。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70余封，除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他们通讯（信）特别多。”
张春桥对这份报告看得很仔细，还在“抄获”两字下划了横杠。很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信件的原件，否则这些信件倒是研究宋庆龄、金仲华思想、工作的可靠佐证。特别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多”的“谈论这次文化的革命运动”的通信，将是能反映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看法的第一手材料。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满以为以金仲华专案为突破口，顺藤摸瓜从中可以找到打倒宋庆龄的“把柄”了。他们得意忘形向中央文革邀功请赏，同时，却也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些信件的一些重要内容。这对我们今天来研究宋庆龄、金仲华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这也许是“报告”起草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市革委会给中央、中央文革《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
金死后，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其他重要信件7件，内有一件是关于宋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发言问题，周总理给廖承志的信。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
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①
信件的内容可分4类：
1、商量中福会的工作和如何办好《中国建设》杂志，要金为她代写、修改稿件方面的占一半以上。
2、互相问候，互赠礼物方面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3、谈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4、涉外方面（如金谈出国访问情况）和其他方面的占少数。
这份《报告》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疑问，如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金、宋同年在上海或北京，均用书信联系，由专人递送，从不使用电话，这传递书信的人，宁用警卫同志，不用中福会派去的秘书，不知何故！”“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这样说来，宋庆龄与金仲华好像在背后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应该加以追查的了。
《报告》对宋庆龄、金仲华大肆污蔑攻击之中，字里行间无意中也透露了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中反映出宋庆龄和金仲华的一些重要活动，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宋庆龄、金仲华不可多得的资料和重要线索。
一、宋庆龄曾策划促成第三次国共谈判
《报告》称：“宋有一信（看来是解放前写的）里面讲到愿把香山路中山故居提供给国共两党谈判之用。要金找‘可靠的人’把‘那些案卷’带给她。”这封信虽未注明年月，后来国共谈判事实上也未实现，但这说明了宋庆龄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和平统一，她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同时宋庆龄把这样机密重要的事交给金仲华去办，也证明了金仲华确实如周恩来所说的是“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
二、他们都孜孜不倦地为开展人民外交和对外交往尽心尽力
据《综合报告》称：“金仲华解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活动，大多由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和大、新闻协会、对外文协）直接来电通知的。”
“金每次出国回来，宋都请金去谈‘国外见闻’。”
“55年5月5日，宋给金的信说：‘很想听听你这次出国（情况）（笔者按：指金仲华当年4月6日－1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代表会议），因今冬我也要去访问那些国家，包括缅甸。’”
“62年9月12日给金的信说：‘非常急切地想听你的国外见闻，特别是莫斯科。’”
“金也主动向宋汇报，如63年9月6日——向宋汇报访问古巴情况。”（笔者按：同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应古巴友协邀请参加了古巴纪念“七·二六”十周年大会，金仲华是该团组成人员。）
宋庆龄十分关心世界各地人民的前途与命运，《报告》称：“67年8月23日，给金仲华的信说：‘红海地区正在出现战事，印度严重饥荒，在比哈尔邦四万人挨饿，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
三、他们都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据《报告》统计，在被抄去的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中，至少有14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看法，以及她对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急切心情。
据《报告》称：“1967年2月，中福会革命造反派夺权以后，函请宋庆龄表态，要求支持。宋即将原信转金代为处理。”据我们后来调查了解，金仲华当时虽已身处逆境，但他接到宋庆龄转来的中福会造反派来信后仍走访了中福会的所属各单位，鼓励这些单位的职工克服困难，坚持工作。
《报告》还说：“从金仲华给宋庆龄信件的原稿中发现，金也经常将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和突出问题告诉宋庆龄。例如，说旧市委王少庸、陈琳瑚站出来，被结合了，××区已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以及市场供应等情况，也都及时函告宋。”“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通报京沪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如某某地方又武斗了，某某单位又揪斗谁了，谁结合了，哪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
宋庆龄在社会上刮起“扫四旧”风后，很担心挖坟会造成疫病流行，她曾写信问金仲华上海挖坟的情况（笔者按：金仲华当时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报告》说：67年某月，金给宋写信说：‘挖坟的情况各地都有，在内地省份疫情很严重，特别是湖南韶山地区，大多是脑膜炎。在上海，上个月脑膜炎病人很多，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笔者按：据我们后来了解，经市卫生局调查，1967年上海市脑膜炎的发病人数之多是解放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综如上述。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通信，虽然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百般歪曲、恶意攻击，许多真实内容不得而知，仅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时金仲华专案的档案材料中的一鳞半爪，从反面也可以充分说明宋庆龄和金仲华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和忧国忧民、心系全局的高尚品德。
在“文革”期间经“造反派”从金仲华家抄走的宋庆龄给金仲华的来往信件，经上海市革委会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后，没有得到中央的答复。笔者认为《周恩来文选》中刊载的周恩来当时与红卫兵的谈话《应当尊重宋庆龄》和《一张应予保护人员的名单》，可以说明中央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不予答复的原因。这些信件至今下落不明。今后如果能够查到这批原信，必将会对宋庆龄、金仲华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提供十分重要和可靠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①据笔者统计，实为86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