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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把探寻秦晋商业文化的钥匙,这是一块深埋在黄河故道的珍稀之宝。本文为你拂去木头峪村的百年尘埃,带你去领略那个曾经四季船筏不断,昼夜驼铃声声的水旱码头之盛况,重新感受这个书香气味之浓重、文化底蕴之深厚、建筑风格之独特的“秀才村”之风采,倾听深宅大院内那几百年前的爱恨情仇……
木头峪,古名浮图峪,亦称浮图寨,位于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佳县城南20公里被黄河冲积的滩地上。该村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1公里,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全村现居人口近千人,以张、苗、曹三姓为主。木头峪村背依大山,唇吞黄河;历史悠久,文明远古,数百亩枣林环绕其间。古为秦晋贸易往来的水旱码头,素有“好渡口”之称。
明清至民国年间,木头峪村繁荣鼎盛,随着水运的式微,木头峪村最终衰落,但至今仍保存明清古民居27院;古献殿、文昌阁和观音庙各一座;各类门匾和其它牌匾50余幅,依然能使人感受到它昔日的辉煌。木头峪村书香气味之浓重、文化底蕴之深厚,在我国村落文化中屈指可数。
木头峪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古色古香的幽雅环境和山水相映的壮观景色,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艺术家。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木头峪村开设了独具古民居特色的“农家乐”,您可以在这里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漂黄河、游枣乡、听小戏,体验“民俗文化村”带给您的欢乐。
木头峪村是休闲度假的乐园,是艺术家的天堂,是探寻秦晋商业文化的一把钥匙,是领略黄河风情和研究民俗文化的理想场所。
木头峪村的文化史
木头峪是一块神奇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尚德崇文,先后涌现出许多政界、学界、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清代,木头峪村出了4进士、2举人、1拔贡、6知县、9训导(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和53贡生及秀才;建国后,木头峪村出了省军级干部4人,地师级干部9人,大学教授8人。自民国到现在的近一个世纪里,小小的木头峪村产生的戏剧演员多达400余名。关于木头峪文化村的文化故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张学昌,清道光14年(1834年)甲午科文举人,曾任白河县训导。清光绪11年(1875年)的某一天,告老还乡的张学昌身着布衣,正在扫院,两骑高头大马卷起滚滚红尘直奔木头峪村,报子双手高举红贴半跪在张学昌的大门口叫道:“恭喜张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似乎没听见,仍在不慌不忙地扫院。报子再次高喊:“恭喜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这才将扫把慢腾腾地放在墙角,弹掉身上的灰尘,接了帖子,不以为然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家不缺举人,我也是!”张老爷子的话惊得报子半晌回不过神来。张学昌一家出了两代举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也为激励木头峪人 “学而优则仕”起到了重要作用。
苗滋荣,字培之,民国年间木头峪村有名的私塾老师,号称“秀才模子”。言下之意,他如同模子,只要他教的学生,没有考不上秀才的。
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大部分读书人在独木桥上拼命挣扎,“范进中举”的例子不乏其人,更多的读书人无缘遇到像苗老爷子一样的老师,所以一些年近半百的人仍在为一个秀才的名分年复一年地到乡里赶考,从而营造出浓郁的教育氛围。相传在清朝某年,偌大的榆林才考中32名秀才,木头峪村竟占了24名。其中,赶考的队伍里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某考生带的儿子。当喊到木头峪人张世贤的名字时,小男孩跑了出来,考官们都笑了。看着穿扫地蓝袍的小男孩,主考官不以为然地信口出一上联:“小学生蓝袍扫地”。小男孩“噔”一声双膝下跪,脱口对出:“老大人鸿福齐天”。主考官拍案叫绝,当场宣布:“小子,第一名归你了!”
在木头峪人看来,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苗老夫子带出的学生,小到秀才,大到进士,遍布各地,木头峪被誉为“文化村”,与苗老夫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现在,在木头峪村南一公里处的黄河岸边,一尊高大的石碑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耸立在大山脚下。该碑立于民国十三年,上书“百芳厅”三个大字,是苗老夫子的学生苗天培(进士)、苗晋仁(进士)、苗时英(拔贡)等几十名学生自发而立,以此纪念他们最敬重的恩师——苗滋荣。
继苗滋荣之后,民国年间,木头峪村还有两位备受人们尊敬的私塾先生苗宝生和苗处英。苗宝生曾荣获秀才案首(秀才第一名),号称“二秀才模子”;苗处英则以“严师出高徒”而著称。苗宝生和苗处英为木头峪村培养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木头峪村自古以来才子如云,令许多知名人士赞叹不已,就连陕北最大的地主——米脂姜氏庄园的园主姜耀祖,对这里也是仰慕不已,并感慨自己无缘生在这风景壮丽、书香浓郁的风水宝地。于是,他决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掌上明珠姜小妹嫁给木头峪村的大才子苗处英。据说苗处英不仅学识渊博,考到了可以做知县的学位,而且帅得“不可思议”。姜、苗两家虽然谈不上门当户对,但苗处英和姜小妹足可以算得上是郎才女貌。婚后,小两口情投意合,相亲相爱,身影相随,琴瑟相伴,一个秉烛夜读,一个红袖添香。没过几年,姜小妹生下一男二女,姜老爷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不惜重金在木头峪村北为女儿置下田产,并大兴土木,准备按姜氏庄园的建筑风格为宝贝女儿修造一座舒适的豪宅,甚至连大门前镇宅的一对雄壮石狮都运来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房舍刚刚修到一层,姜小妹突然暴病身亡,姜老爷子在痛不欲生中,停止了对豪宅的投资。于是,在以后长达近一个世纪里,这半拉子工程一直像一块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疤,以残存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百年的悠悠往事。
苗重华,又名苗德润,是木头峪村走出的一大才子,曾做过洛川县训导。任职期间,他尽职尽责,使当地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洛川的官府和老百姓赠苗重华两块书有“名策天府”和“名列成均”的牌匾,以表感激之情。成均,是一种学位,相当于翰林院,即当时最高的学府。由此可见,苗重华被人们敬重的程度。
由于苗重华在教育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光绪年间,官府赐封苗重华之父亲苗相霖为“修职郎”,以显其亲,扬其名。
苗重华的儿子苗天培,字植庭,曾做过佳县完小、螅镇完小校长、佳县农会会长、绥德县和定边县的知县等。苗家大院的二门外曾高悬“砥柱葭芦”木牌,二门内悬有民国年间苗天培的学生荷叶坪九兄弟赠送的牌匾“仲连复生”。鲁仲连,战国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苗天培的学生以鲁仲连来比喻老师,表达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之情。
苗天培的儿子苗志雄,一代名医,是佳县医院和中医院的创始人。苗志雄一生杏林春满、悬壶济世,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曾捐赠三十垧土地创办了木头峪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为木头峪村的早期教育奠定了基础。
苗天培的孙子苗常茂,曾任榆林高专校长、书记。多年来,苗常茂不仅桃李满天下,为榆林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出谋划策,多方争取资金,除捐资重修木头峪戏台和通往木头峪的沿黄公路外,还为木头峪希望小学捐款捐书,为家乡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苗家几代从事教育事业,而且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不能不说是木头峪村史上的一大亮点。像苗重华、苗常茂一家几代从事教育事业的家庭,在木头峪还有不少。
一进木头峪村,就会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一尊黑色的大理石碑立在村口,上书“德教精湛人称颂,承蒙栽培铭恩情。”这是木头峪村20名学生为纪念他们的老师张辛贵(苗滋荣的外甥),于2007年教师节而立。
碑的背面刻:张辛贵,1935年8月生于木头峪,1982年3月病故,享年48岁。1959年榆林中师毕业,先后在绥德、府谷任教;1962年至1982年在木头峪村任教,一生执教育人,特别对家乡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崇赞颂。
为感谢先生培育之恩和弘扬尊师重教之风,众学生从内蒙丰镇购中国黑石材料精心设计打造,以怀念先生,激励后人。碑高193.5厘米,宽80厘米,以示享年。
木头峪被誉为“文化村”,与当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据说清朝某年,从山西渡河来葭州上任的知县大人,在木头峪渡口下船,木头峪村民在黄河边恭迎父母官。当地有一个乡俗,一般黎民百姓见了县官得双膝下跪,而秀才以上的读书人可以单膝下跪。县官刚下船,就见有半数以上的人单膝而跪,县官非常震惊,村民们骄傲地告诉县官,这仅仅是在家的,如果连出门在外的读书人也算在一起,要比这多出好几倍。后来,该县官了解到,在木头峪村,比他学位和官位大的人尚有许多。从此,该县官每当路过木头峪村时,远在村口就下轿步行,以示对该村父老的敬重。
木头峪村还有一大独特的文化现象。旧时,大年初一早晨,木头峪村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包饺子,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挨门逐户观看对联,因为木头峪村的对联大都是自编自写的。大家赏文论字,评头论足。于是,一些经典对联口口相传,留传至今:
十年来文坛作战但觉日短
一旦间里居小巷实感夜长
——张振声春联
出有门入有门借贷无门
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
——光棍曹嘉松春联
出赊如同驱蝇易
讨债好似促虎难
——张殿宗药房春联
爆竹一声,打出穷鬼去,呸!你狗是哪的,害得我七灾八难;
一炉三香,迎进财神来,噫!是你老人家,保佑我五福三多。
——木头峪学生魏超作
有一家人正给小儿子娶媳妇,老父突然去世,恰巧大儿子又生下小孩,木头峪的两大才子就送了挽联:
小儿正完婚先颜气仰恨苍天不吊复加一日全俱面
亡父方不葬孙媳分娩嗟赤子无福早生三日见曾爷
——苗天培上联、苗滋荣配下联
木头峪村的文化渗透到该村的各个角落,甚至于每个人骨子里,就连不识字的高怀有在送茅粪的路上,被人挡住去路非要他再吹个大牛才许上山时,他都能脱口说出“脚踏黄河水倒流,搬倒泰山做枕头”的链子嘴来。
木头峪村另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是匾额文化。木头峪村现有200余户,据考证,60余户有门匾和横匾,约占全村近三分之一,可见书香气味之浓重、文化底蕴之深厚。
这些匾额大都属于功德匾、颂神匾、门匾、牌匾等。有的是标明学历和官职的,如张明良家的大门高悬《恩进士》、过庭《积厚流光》;苗泰和家的大门高悬《岁进士》;张栋材的大门上有《文魁》,院内横匾《德音难忘》;曹嘉猷家的大门《贡元》等。
有的是表明做人的道德标准和承诺为后辈典范和座右铭的;有的是表彰功德、颂扬品操、永存风范的。如张振汉院内的横匾《德教堪式》;苗兰田院内横匾《公正廉明》;张曹地院内横匾《保护桑梓》;苗庆海院内的牌匾《义重同胞》《德音难忘》;苗利华院内的牌匾《名列成均》《名策天府》《萱荫长春》;苗常茂家的横匾《砥柱葭芦》《仲连复生》《厚德流光》等。
木头峪古民居灿烂的匾额文化,不仅记录着民居主人的文化修养,也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更为这个古文明村庄增添了十二分的灵气。
木头峪村的文艺史
自民国到现在,小小的木头峪村出了400余名晋剧演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关于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永镇北方之大神真武祖师的化身玉风真人扮作一道人,云游到葭州,见城南双龙岭上天高云淡,清雅幽静,山下黄河奔腾、水流神韵,是一个修身炼气,悟道成真,祭神求仙的洞天福地,于是,决意于此灵山宝地建庙设教,道化万民。征得山主牛登第的同意后,在众乡民的协助下,建成了西北最大的道观——白云观。道观竣工之日,陕北米脂城下修行的五条金龙将真人驾起,于天宫之上俯瞰全景,真人意外地发现城南40里处黄河东岸的崇山峻岭之巅,有一高约十余丈、宽约五六丈的巨石兀自耸立,形似香炉,炉顶有一金擀杖、银簸箕,把隔河相望的环包木头峪村的三个小山包映射得金碧辉煌。而且每个山包上面都隐约可见形似龙、虎、豹的云雾冉冉升腾,真人不觉一怔,这可是龙脉兴搏的迹象。真人暗自忖度,这里必定蕴藏着真龙天子、王侯将相。
真武祖师是被玉皇大帝御封为永镇北方的大神,这次从天宫来到人间考察民间疾苦,不料明王朝统治下的明万历年间,正由盛到衰,常年的混战使这里的百姓厌恶皇权,于是真人两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略施法术,将巨石上面发光的金擀杖和银簸箕调整了方向,不料,一束余光不小心扫过那一条被称为闯王的龙尾。
也许是天意难违,也许是当年祖师手下留情,小小的木头峪还是出了一批“帝王将相”——只不过是假的。不管怎样,这不能不说是验证了那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传说。
木头峪村的村民历来酷爱艺术,出了许多戏曲爱好者,全部是假的帝王将相。早在民国初年,木头峪的曹家猷就领着由各村组建起来的戏班走南闯北,声誉鹊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曹家猷及村里的有识之士曹家乐、张振声、张民良等人,合伙创办了“木头峪俱乐部”,后改为“木头峪群众剧团”,聘请山西老教练胡得盛、张本科、雷师、高宝成等戏剧界名流前来木头峪传道授艺,木头峪的年轻人一呼百应,纷纷前来学艺。1943年,木头峪群众剧团到县城演出后,受到普遍赞扬,改为 “佳县文艺工作团”。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来到佳县,恰逢白云山九月九传统庙会,主席一行在真武祖师正殿的戏楼上观看了该团表演的晋剧《反徐州》,并赠予该团“与时并进”的锦旗。从此,木头峪剧团名扬大西北。1953年,佳县人民政府将木头峪业余剧团改为“佳县晋剧团”。该团还为米指、绥德、延安等地的戏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木头峪剧团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文艺界的精英。不知是传说神话了现实,还是现实演化了传说,木头峪“金光映照,虎踞龙蟠”的故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木头峪在演艺界的人才也是一拨一拨、势不可挡,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近一个世纪里,从木头峪村走出的演员多达400余人,其中名扬陕北的就有:
苗林林:原陕西省歌舞团团长。
苗公俭:著名导演,先后担任绥德剧团团长、陕西省戏曲剧院党委书记。
张明良:著名导演,原延安歌舞团团长。
另外,延安鲁艺文工团对木头峪的文艺也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晋陕峡谷,黄河这一天然屏障把日军挡在了东岸。日军在山西临县的吕梁山头架机枪、大炮向隔岸扫射,同时还派飞机昼夜在天空盘旋威胁。
在战火中,延安鲁艺文工团受毛主席、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委托,在团长张鲁和副团长王大化的带领下,趴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木头峪村慰问演出。他们一到木头峪村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一边搭舞台一边化妆,下午3时准时演出。全村人聚集在广场听团长张鲁讲话,他说:“慰问团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前来慰问木头峪人民。”全场欢呼雷动。
他们演出了现代剧《夫妻逃难》《刘二起家》《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十二把镰刀》和大型歌舞剧《王仁厚》。《王仁厚》表现的是王仁厚一家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其子王东才被拉壮丁,其媳被杀害,只剩王仁厚祖孙二人,逃离河南来边区的悲喜见证。由于演出成功,在场所有的观众都为王仁厚洒下了同情的泪,激发了木头峪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愤恨,也更加坚定了木头峪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
木头峪群众把最好的粮食拿来给慰问团的同志们吃,一筐筐的红枣在群众和演员之间推来让去。木头峪人民向来爱憎分明,饰演国民党的演员,群众不理他也不给派饭吃;饰演八路军的战士,群众围成一团抢着派饭。张鲁团长诙谐地说:“这说明我们的演员是最好的演员,木头峪的观众是最伟大的观众。”
鲁艺文工团在木头峪村的成功演出,对木头峪村俱乐部启示很大,他们加紧排练,提高演出水平,当年到县城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
木头峪村的革命史
木头峪村为中国革命培养过4位省军级和13位地师级领导干部。
木头峪是现代政治军事活动要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由此,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应运而生。民国十五年(1926年),木头峪人苗乐山(又名苗从栻)、苗从滨在绥德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苗从权在省立榆林第六中学(榆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在榆中上学的井岳秀的儿子井龙文在四方台看戏时,指使护兵殴打挡了他视线的学生苗从权,苗从权不畏强暴,扬起板凳向井龙文砸去,顿时引起学潮。学生会主席刘志丹代表学生要求井岳秀道歉、开除井龙文学籍,最终取得了胜利。当年暑假,木头峪旅绥、旅榆学生回乡后,成立振葭会,宣传马列主义,反对贪官污吏、土壕劣绅,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为成立佳县委员会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7年夏,只有17岁的木头峪人刘子义 (苗从模)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家当成党组织秘密活动的点,陕北地下党早期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等同志,都在他家住过,并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研究和交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刘子义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坐在大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放哨,每当这些同志吃到刘子义母亲做的可口饭菜时,就无限深情地说:“革命成功后,我们一定会来看望您老人家,革命不会忘记您这位英雄的老妈妈。”
建国初期,刘子义同志先后担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等职。在此期间,他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对党、对人民,特别对陕西公安、司法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马明方、高长久同志来葭县巡视时,木头峪附近的倍甘、王宁山、刘木瓜沟、小畔上、寨子上、黑心圪坨等村,都有了党支部,属木头峪中心支部领导。为了便于活动,在木头峪的前后村,分别开设了两个旅店,由党员张恒、张岗和苗从桂(刘子义长兄)分别负责。7月22日,葭县代表张岗(木头峪人)、张达志、高长久参加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分析形势,建立木头峪党的中心支部。木头峪一带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进行了长期斗争,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为了镇压革命斗争,反动统治组织驻扎木头峪。党组织派了七八个人打入乡团当团丁,刘子义同志还取得了乡团教练的职位,为木头峪暴动打下了基础。
1934年、1935年,木头峪村发动了两次震惊陕北的武装暴动,烧毁了地亩款册。后来革命斗争由暗转明,刘子义、张鹏图、张刚等人在木头峪组建了陕北工农红军第四支队和第六支队。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拿起武器,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布被镇压反动分子的罪行,帮助红军、扩大红军,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1936年,杨虎城部团长闫揆要的副官苗光周(木头峪人),思想进步,偷运枪支弹药给共产党,事发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湖南岳阳;苗庆浥(木头峪人),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任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的副官,后投诚起义,任华东军事学院教官。另外,木头峪苗从惠和张玉凡二人,分别为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毕业的基层国民党军官,也先后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木头峪的革命史上,女才子们的功劳也不可忽视。木头峪女才子多,其原因有三:其一,木头峪是有名的文化村,重视文化古而有之,对于读书识字,木头峪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不仅男童上学,女童也上。其二,木头峪有许多带了家眷在外地做官的人,这些子女在外接受了比木头峪更先进的文化,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其三,40年代,木头峪驻扎过革命军队,晋西北第一中学和米中也曾一度搬到这里,木头峪的女子接触了更多的文化,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木头峪这个小村里竟然有这么多识文断字的女子,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这些知书达礼的女子自然就成了军官们青睐的对象。走时,一些军官带着心爱姑娘远走高飞,这些本来就很有才气的女子,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更有所作为。
苗从权的妹妹苗从楠是佳县第一个上榆林中学的女学生。上海大学毕业后,在武功农学院当教授。
苗念祖的大小姐苗从花嫁给了著名的智取华山的团长马华延。
苗及时将自己的一双宝贝女儿分别嫁给了佳县最大的地主高继荣和山西克虎寨才子郭维汉 (小名郭小峰)。高继荣培养了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儿子高景德。郭维汉在夫人的央求下,从同学阎锡山的手里营救出不少木头峪村的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木头峪是当时革命火种最旺盛的地方,就使郭维汉这个木头峪女婿,不得不用半生的时间与阎锡山周旋。
除了女才子外,木头峪娶回来的媳妇也很了得。苗从权的哥哥苗从业解放前是有名的书画家,曾任甘泉县县长。苗从业在甘泉当县长的时候,才貌双全的妻子与苗从业的朋友刘澜涛志同道合,私下交往甚密,彼此情投意合。苗从业理智地与妻子友好分手,成全了刘澜涛。好在刘澜涛虽然后来权高位重,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直将官做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始终没有抛弃这位从木头峪村带走的媳妇。
1936年,贺龙由木头峪船工护送,东渡黄河参加晋西北重要军事会议;1937年国共开始合作,成立河防游击队,下辖螅镇、木头峪、县城3个分队,每处30多人,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及晋绥工厂的安全。抗战期间,中央军委将修械厂、休养所、留守处、被服厂、米中、晋西北一中等机关和单位,先后迁到木头峪,由贺龙率领驻扎两月之久;1947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此居住半年之久,木头峪村成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47年7月5日,李鼎铭先生在木头峪为东渡黄河的学生们作了《中国目前战争》的形势分析报告,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1947年重阳节,毛主席在白云山观看了由木头峪群众剧团演出的历史剧《反徐州》,并为该剧团题词:“与时并进”,任弼时也为该团题词:“人民喉舌”。
木头峪村的商业史
木头峪村是晋陕“水旱码头”,曾涌现出许多商业奇才,也是陕北最早“税务所”的所在地之一。
木头峪村商业的繁荣,一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与走西口有关。
木头峪位处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北距佳县县城40里,南至螅蜊峪镇60里,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大道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曲峪相望。这里水势平缓,河床宽而无石,是包头到山西碛口的中转站,古为秦晋贸易往来的水旱码头,素有“好渡口”之称。这里曾四季船筏不断,昼夜驼铃声声。便利的交通使这里商贸兴旺,商号、商店、旅店颇多,最大的商号有“聚丰厚”、“春和荣”等,生意兴隆,资本均以万计。随着商业的繁荣,随之产生了一批实力地主。据老百姓传说,旧时木头峪村200多户居民只有一户半是受苦人,“半户受苦人”是因为他将一半的土地出租,另一半自己耕种。
据1947年土改统计,该村有地主或破产地主60余户,是全国挂了号的地主村。最大的地主苗兰田,年收租子1740石,放债上万元;其次是张春光、苗念祖等,年收租子都在七八百石左右。在木头峪,商人和地主往往是兼融于一体的。
天下黄河,唯富河套。以银川为中心的内蒙古、宁夏等地,盛产大米,自古富庶,是陕北人心目中的淘金宝地,因其地处陕北西部,故称西口。据史料记载,走西口的时间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先后持续了三百多年。
走西口是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木头峪人和所有走西口的人一样,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次年春天到达,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徒步跋涉。途中,他们首先会遇到土匪,其次是自然灾害。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突然而至的山洪或暴风雪常常阻塞道路,被冻死、饿死或在沙漠里失踪的比比皆是,不知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便音信全无、尸骨无收。据说走西口的路上,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走西口几乎是陕北人共同的命运。幸存者终于到达了西口,他们在那里靠种地、挖渠、背炭、拉船、放牧、拉骆驼等维持生计,有的人经年不归,有的人一去不返,一代代的人在走西口的路上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和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的陕北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这极少数人把小买卖做成大生意之后,荣归故里,修造房舍,置办田地。木头峪人张宗聚、苗晋文和苗相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宗聚出身贫寒,13岁时,母亲不忍儿子被活活饿死,打发他三枚铜钱,抹着眼泪将他送出木头峪村头。年少的张宗聚凭借这三枚铜钱随着走西口的队伍,跋山涉水,步行几十天来到内蒙古陕坝,一家好心的地主收留了骨瘦如柴的小宗聚,在有饭没工钱的几年里,张宗聚以自己的机灵和勤劳赢得了主人的喜爱。也许是三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后,主人打发他一袋粮食作为工钱让他回家过年,张宗聚步行几十天,用毛驴将第一次获得的劳动报酬驮回老家,看着儿子两脚的水泡和这金灿灿的粟米,父母哪舍得自己食用,将多半的粮食换成银子,虽然银子不是很多,却是这个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寒门之家发的第一笔“横财”。
从此,张宗聚年年将作为工钱的粮食驮回老家,换成银子补贴家用。又过了几年,主人为了奖励张宗聚的勤劳朴实,允许他在劳作之余自己开垦一小块荒地。于是在年底,张宗聚就雇了骡马驮回了更多的粮食,换回了更多的银子。从此,身强力壮的张宗聚有了本钱开始从内蒙古往陕西贩运粮食,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就有了自己的驮队,又有了自己的船帮,再后来就有了自己的“聚丰厚”。“聚丰厚”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和极高的威望,在黄河流域较早发行银票。“聚丰厚”银票在商品经济流通中,代替了沉重的金银财宝,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老板张宗聚更是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苗晋文先是在口外(内蒙古)牧马放羊,与羊共舞的10多年里,机灵敏捷的他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揣肚羔”的绝活。即通过手摸,能准确地判断出羊羔尚还在肚子里的毛有多长。苗晋文回到木头峪后和外国人做生意,经营未出生的羊羔皮子,成为木头峪出色的商人。也就从那时起(民国初期),木头峪开始有外国人居住,像日本的刚柔等,先进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和少而奇的照相机、推剪等已有人使用,西医治病也在该村出现。
苗家大院的主人苗相霖,早在清朝年间就在外蒙久住40余年,主要饲养马牛羊群,扩大经营,后来在山西碛口镇开设商号“义和堂”,买地千余墒,是木头峪最出色的商人。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葭、府、神百货厘金,总局设在万户峪,沿河分设四处,木头峪即是一处。厘金所专收税款,由此可见木头峪昔日的繁荣。
木头峪村的建筑史
木头峪村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荣获全国“古村落与传统民居保护奖”。木头峪古民居建筑风格独特,布局呈“井”字形,两条村街南北分布,东西皆有小巷和拱门洞相连(10个门洞,16条巷子),前后左右排列整齐,错落有致;起脊大门,砖木精雕;四合院落,方正对称;明柱抱厦,恢弘大气。无论结构、材料、空间、格调都别具特色。它既不同于江南水乡民居,也不同于老北京的四合院,更有别于黄土高原的一般窑洞民居,木头峪建筑体现了先辈独特的构思和精湛的建筑技巧。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木头峪村评为全国古民居保护村,并载入《中国建筑艺术年鉴》一书。2004年10月1日,全国仅三个历史文化古民居中,木头峪便是其中之一。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建筑艺术论坛会上,木头峪荣获“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古村落与传统民居保护”奖。
作者手记
我之所心甘心愿地长时间呆在木头峪从事该村文化的研究与挖掘,除了该村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之外,还有这里质朴的民风。离开一些日子再次回到木头峪时,人们由当初的问候语“来了”改为“回来了”。仅一字之差,表达了多少深情在里面。
穿行在古镇迷宫一样九曲回肠的巷道和高墙内,一座座虽已萧条但古蕴十足的大院,那些沉睡百年的往事被我用一部相机和一支钢笔撩拨苏醒之后,一个个竟然如此鲜活动人,犹如山梁上飘过的一曲曲悠扬的信天游,一声声诉不尽那千古风流,一句句道不清那爱恨情仇……
在木头峪文化的挖掘和整理过程中,佳县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初步完成了木头峪村的旅游发展规划。苗玉玺、张振汉、苗贵凡三位德高望众的退休老干部亦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木头峪人,也是木头峪的活字典,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他们为木头峪的开发所做的重大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拯救和恢复木头峪文化村任重而道远,它对弘扬民族文化、研究古民居建筑,特别是发展文化旅游业,建设榆林文化大市,将起到重要作用。
木头峪村的再度辉煌已为时不远!■
木头峪,古名浮图峪,亦称浮图寨,位于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佳县城南20公里被黄河冲积的滩地上。该村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1公里,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全村现居人口近千人,以张、苗、曹三姓为主。木头峪村背依大山,唇吞黄河;历史悠久,文明远古,数百亩枣林环绕其间。古为秦晋贸易往来的水旱码头,素有“好渡口”之称。
明清至民国年间,木头峪村繁荣鼎盛,随着水运的式微,木头峪村最终衰落,但至今仍保存明清古民居27院;古献殿、文昌阁和观音庙各一座;各类门匾和其它牌匾50余幅,依然能使人感受到它昔日的辉煌。木头峪村书香气味之浓重、文化底蕴之深厚,在我国村落文化中屈指可数。
木头峪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古色古香的幽雅环境和山水相映的壮观景色,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艺术家。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木头峪村开设了独具古民居特色的“农家乐”,您可以在这里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漂黄河、游枣乡、听小戏,体验“民俗文化村”带给您的欢乐。
木头峪村是休闲度假的乐园,是艺术家的天堂,是探寻秦晋商业文化的一把钥匙,是领略黄河风情和研究民俗文化的理想场所。
木头峪村的文化史
木头峪是一块神奇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尚德崇文,先后涌现出许多政界、学界、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清代,木头峪村出了4进士、2举人、1拔贡、6知县、9训导(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和53贡生及秀才;建国后,木头峪村出了省军级干部4人,地师级干部9人,大学教授8人。自民国到现在的近一个世纪里,小小的木头峪村产生的戏剧演员多达400余名。关于木头峪文化村的文化故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张学昌,清道光14年(1834年)甲午科文举人,曾任白河县训导。清光绪11年(1875年)的某一天,告老还乡的张学昌身着布衣,正在扫院,两骑高头大马卷起滚滚红尘直奔木头峪村,报子双手高举红贴半跪在张学昌的大门口叫道:“恭喜张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似乎没听见,仍在不慌不忙地扫院。报子再次高喊:“恭喜老爷,你儿子张岱明高中举人,请接喜帖!”张老爷子这才将扫把慢腾腾地放在墙角,弹掉身上的灰尘,接了帖子,不以为然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家不缺举人,我也是!”张老爷子的话惊得报子半晌回不过神来。张学昌一家出了两代举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也为激励木头峪人 “学而优则仕”起到了重要作用。
苗滋荣,字培之,民国年间木头峪村有名的私塾老师,号称“秀才模子”。言下之意,他如同模子,只要他教的学生,没有考不上秀才的。
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大部分读书人在独木桥上拼命挣扎,“范进中举”的例子不乏其人,更多的读书人无缘遇到像苗老爷子一样的老师,所以一些年近半百的人仍在为一个秀才的名分年复一年地到乡里赶考,从而营造出浓郁的教育氛围。相传在清朝某年,偌大的榆林才考中32名秀才,木头峪村竟占了24名。其中,赶考的队伍里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某考生带的儿子。当喊到木头峪人张世贤的名字时,小男孩跑了出来,考官们都笑了。看着穿扫地蓝袍的小男孩,主考官不以为然地信口出一上联:“小学生蓝袍扫地”。小男孩“噔”一声双膝下跪,脱口对出:“老大人鸿福齐天”。主考官拍案叫绝,当场宣布:“小子,第一名归你了!”
在木头峪人看来,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苗老夫子带出的学生,小到秀才,大到进士,遍布各地,木头峪被誉为“文化村”,与苗老夫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现在,在木头峪村南一公里处的黄河岸边,一尊高大的石碑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耸立在大山脚下。该碑立于民国十三年,上书“百芳厅”三个大字,是苗老夫子的学生苗天培(进士)、苗晋仁(进士)、苗时英(拔贡)等几十名学生自发而立,以此纪念他们最敬重的恩师——苗滋荣。
继苗滋荣之后,民国年间,木头峪村还有两位备受人们尊敬的私塾先生苗宝生和苗处英。苗宝生曾荣获秀才案首(秀才第一名),号称“二秀才模子”;苗处英则以“严师出高徒”而著称。苗宝生和苗处英为木头峪村培养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木头峪村自古以来才子如云,令许多知名人士赞叹不已,就连陕北最大的地主——米脂姜氏庄园的园主姜耀祖,对这里也是仰慕不已,并感慨自己无缘生在这风景壮丽、书香浓郁的风水宝地。于是,他决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掌上明珠姜小妹嫁给木头峪村的大才子苗处英。据说苗处英不仅学识渊博,考到了可以做知县的学位,而且帅得“不可思议”。姜、苗两家虽然谈不上门当户对,但苗处英和姜小妹足可以算得上是郎才女貌。婚后,小两口情投意合,相亲相爱,身影相随,琴瑟相伴,一个秉烛夜读,一个红袖添香。没过几年,姜小妹生下一男二女,姜老爷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不惜重金在木头峪村北为女儿置下田产,并大兴土木,准备按姜氏庄园的建筑风格为宝贝女儿修造一座舒适的豪宅,甚至连大门前镇宅的一对雄壮石狮都运来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房舍刚刚修到一层,姜小妹突然暴病身亡,姜老爷子在痛不欲生中,停止了对豪宅的投资。于是,在以后长达近一个世纪里,这半拉子工程一直像一块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疤,以残存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百年的悠悠往事。
苗重华,又名苗德润,是木头峪村走出的一大才子,曾做过洛川县训导。任职期间,他尽职尽责,使当地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洛川的官府和老百姓赠苗重华两块书有“名策天府”和“名列成均”的牌匾,以表感激之情。成均,是一种学位,相当于翰林院,即当时最高的学府。由此可见,苗重华被人们敬重的程度。
由于苗重华在教育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光绪年间,官府赐封苗重华之父亲苗相霖为“修职郎”,以显其亲,扬其名。
苗重华的儿子苗天培,字植庭,曾做过佳县完小、螅镇完小校长、佳县农会会长、绥德县和定边县的知县等。苗家大院的二门外曾高悬“砥柱葭芦”木牌,二门内悬有民国年间苗天培的学生荷叶坪九兄弟赠送的牌匾“仲连复生”。鲁仲连,战国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苗天培的学生以鲁仲连来比喻老师,表达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之情。
苗天培的儿子苗志雄,一代名医,是佳县医院和中医院的创始人。苗志雄一生杏林春满、悬壶济世,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曾捐赠三十垧土地创办了木头峪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为木头峪村的早期教育奠定了基础。
苗天培的孙子苗常茂,曾任榆林高专校长、书记。多年来,苗常茂不仅桃李满天下,为榆林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出谋划策,多方争取资金,除捐资重修木头峪戏台和通往木头峪的沿黄公路外,还为木头峪希望小学捐款捐书,为家乡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苗家几代从事教育事业,而且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不能不说是木头峪村史上的一大亮点。像苗重华、苗常茂一家几代从事教育事业的家庭,在木头峪还有不少。
一进木头峪村,就会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一尊黑色的大理石碑立在村口,上书“德教精湛人称颂,承蒙栽培铭恩情。”这是木头峪村20名学生为纪念他们的老师张辛贵(苗滋荣的外甥),于2007年教师节而立。
碑的背面刻:张辛贵,1935年8月生于木头峪,1982年3月病故,享年48岁。1959年榆林中师毕业,先后在绥德、府谷任教;1962年至1982年在木头峪村任教,一生执教育人,特别对家乡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崇赞颂。
为感谢先生培育之恩和弘扬尊师重教之风,众学生从内蒙丰镇购中国黑石材料精心设计打造,以怀念先生,激励后人。碑高193.5厘米,宽80厘米,以示享年。
木头峪被誉为“文化村”,与当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据说清朝某年,从山西渡河来葭州上任的知县大人,在木头峪渡口下船,木头峪村民在黄河边恭迎父母官。当地有一个乡俗,一般黎民百姓见了县官得双膝下跪,而秀才以上的读书人可以单膝下跪。县官刚下船,就见有半数以上的人单膝而跪,县官非常震惊,村民们骄傲地告诉县官,这仅仅是在家的,如果连出门在外的读书人也算在一起,要比这多出好几倍。后来,该县官了解到,在木头峪村,比他学位和官位大的人尚有许多。从此,该县官每当路过木头峪村时,远在村口就下轿步行,以示对该村父老的敬重。
木头峪村还有一大独特的文化现象。旧时,大年初一早晨,木头峪村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包饺子,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挨门逐户观看对联,因为木头峪村的对联大都是自编自写的。大家赏文论字,评头论足。于是,一些经典对联口口相传,留传至今:
十年来文坛作战但觉日短
一旦间里居小巷实感夜长
——张振声春联
出有门入有门借贷无门
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
——光棍曹嘉松春联
出赊如同驱蝇易
讨债好似促虎难
——张殿宗药房春联
爆竹一声,打出穷鬼去,呸!你狗是哪的,害得我七灾八难;
一炉三香,迎进财神来,噫!是你老人家,保佑我五福三多。
——木头峪学生魏超作
有一家人正给小儿子娶媳妇,老父突然去世,恰巧大儿子又生下小孩,木头峪的两大才子就送了挽联:
小儿正完婚先颜气仰恨苍天不吊复加一日全俱面
亡父方不葬孙媳分娩嗟赤子无福早生三日见曾爷
——苗天培上联、苗滋荣配下联
木头峪村的文化渗透到该村的各个角落,甚至于每个人骨子里,就连不识字的高怀有在送茅粪的路上,被人挡住去路非要他再吹个大牛才许上山时,他都能脱口说出“脚踏黄河水倒流,搬倒泰山做枕头”的链子嘴来。
木头峪村另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是匾额文化。木头峪村现有200余户,据考证,60余户有门匾和横匾,约占全村近三分之一,可见书香气味之浓重、文化底蕴之深厚。
这些匾额大都属于功德匾、颂神匾、门匾、牌匾等。有的是标明学历和官职的,如张明良家的大门高悬《恩进士》、过庭《积厚流光》;苗泰和家的大门高悬《岁进士》;张栋材的大门上有《文魁》,院内横匾《德音难忘》;曹嘉猷家的大门《贡元》等。
有的是表明做人的道德标准和承诺为后辈典范和座右铭的;有的是表彰功德、颂扬品操、永存风范的。如张振汉院内的横匾《德教堪式》;苗兰田院内横匾《公正廉明》;张曹地院内横匾《保护桑梓》;苗庆海院内的牌匾《义重同胞》《德音难忘》;苗利华院内的牌匾《名列成均》《名策天府》《萱荫长春》;苗常茂家的横匾《砥柱葭芦》《仲连复生》《厚德流光》等。
木头峪古民居灿烂的匾额文化,不仅记录着民居主人的文化修养,也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更为这个古文明村庄增添了十二分的灵气。
木头峪村的文艺史
自民国到现在,小小的木头峪村出了400余名晋剧演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关于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永镇北方之大神真武祖师的化身玉风真人扮作一道人,云游到葭州,见城南双龙岭上天高云淡,清雅幽静,山下黄河奔腾、水流神韵,是一个修身炼气,悟道成真,祭神求仙的洞天福地,于是,决意于此灵山宝地建庙设教,道化万民。征得山主牛登第的同意后,在众乡民的协助下,建成了西北最大的道观——白云观。道观竣工之日,陕北米脂城下修行的五条金龙将真人驾起,于天宫之上俯瞰全景,真人意外地发现城南40里处黄河东岸的崇山峻岭之巅,有一高约十余丈、宽约五六丈的巨石兀自耸立,形似香炉,炉顶有一金擀杖、银簸箕,把隔河相望的环包木头峪村的三个小山包映射得金碧辉煌。而且每个山包上面都隐约可见形似龙、虎、豹的云雾冉冉升腾,真人不觉一怔,这可是龙脉兴搏的迹象。真人暗自忖度,这里必定蕴藏着真龙天子、王侯将相。
真武祖师是被玉皇大帝御封为永镇北方的大神,这次从天宫来到人间考察民间疾苦,不料明王朝统治下的明万历年间,正由盛到衰,常年的混战使这里的百姓厌恶皇权,于是真人两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略施法术,将巨石上面发光的金擀杖和银簸箕调整了方向,不料,一束余光不小心扫过那一条被称为闯王的龙尾。
也许是天意难违,也许是当年祖师手下留情,小小的木头峪还是出了一批“帝王将相”——只不过是假的。不管怎样,这不能不说是验证了那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传说。
木头峪村的村民历来酷爱艺术,出了许多戏曲爱好者,全部是假的帝王将相。早在民国初年,木头峪的曹家猷就领着由各村组建起来的戏班走南闯北,声誉鹊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曹家猷及村里的有识之士曹家乐、张振声、张民良等人,合伙创办了“木头峪俱乐部”,后改为“木头峪群众剧团”,聘请山西老教练胡得盛、张本科、雷师、高宝成等戏剧界名流前来木头峪传道授艺,木头峪的年轻人一呼百应,纷纷前来学艺。1943年,木头峪群众剧团到县城演出后,受到普遍赞扬,改为 “佳县文艺工作团”。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来到佳县,恰逢白云山九月九传统庙会,主席一行在真武祖师正殿的戏楼上观看了该团表演的晋剧《反徐州》,并赠予该团“与时并进”的锦旗。从此,木头峪剧团名扬大西北。1953年,佳县人民政府将木头峪业余剧团改为“佳县晋剧团”。该团还为米指、绥德、延安等地的戏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木头峪剧团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文艺界的精英。不知是传说神话了现实,还是现实演化了传说,木头峪“金光映照,虎踞龙蟠”的故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木头峪在演艺界的人才也是一拨一拨、势不可挡,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近一个世纪里,从木头峪村走出的演员多达400余人,其中名扬陕北的就有:
苗林林:原陕西省歌舞团团长。
苗公俭:著名导演,先后担任绥德剧团团长、陕西省戏曲剧院党委书记。
张明良:著名导演,原延安歌舞团团长。
另外,延安鲁艺文工团对木头峪的文艺也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晋陕峡谷,黄河这一天然屏障把日军挡在了东岸。日军在山西临县的吕梁山头架机枪、大炮向隔岸扫射,同时还派飞机昼夜在天空盘旋威胁。
在战火中,延安鲁艺文工团受毛主席、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委托,在团长张鲁和副团长王大化的带领下,趴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木头峪村慰问演出。他们一到木头峪村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一边搭舞台一边化妆,下午3时准时演出。全村人聚集在广场听团长张鲁讲话,他说:“慰问团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前来慰问木头峪人民。”全场欢呼雷动。
他们演出了现代剧《夫妻逃难》《刘二起家》《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十二把镰刀》和大型歌舞剧《王仁厚》。《王仁厚》表现的是王仁厚一家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其子王东才被拉壮丁,其媳被杀害,只剩王仁厚祖孙二人,逃离河南来边区的悲喜见证。由于演出成功,在场所有的观众都为王仁厚洒下了同情的泪,激发了木头峪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愤恨,也更加坚定了木头峪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
木头峪群众把最好的粮食拿来给慰问团的同志们吃,一筐筐的红枣在群众和演员之间推来让去。木头峪人民向来爱憎分明,饰演国民党的演员,群众不理他也不给派饭吃;饰演八路军的战士,群众围成一团抢着派饭。张鲁团长诙谐地说:“这说明我们的演员是最好的演员,木头峪的观众是最伟大的观众。”
鲁艺文工团在木头峪村的成功演出,对木头峪村俱乐部启示很大,他们加紧排练,提高演出水平,当年到县城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
木头峪村的革命史
木头峪村为中国革命培养过4位省军级和13位地师级领导干部。
木头峪是现代政治军事活动要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由此,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应运而生。民国十五年(1926年),木头峪人苗乐山(又名苗从栻)、苗从滨在绥德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苗从权在省立榆林第六中学(榆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在榆中上学的井岳秀的儿子井龙文在四方台看戏时,指使护兵殴打挡了他视线的学生苗从权,苗从权不畏强暴,扬起板凳向井龙文砸去,顿时引起学潮。学生会主席刘志丹代表学生要求井岳秀道歉、开除井龙文学籍,最终取得了胜利。当年暑假,木头峪旅绥、旅榆学生回乡后,成立振葭会,宣传马列主义,反对贪官污吏、土壕劣绅,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为成立佳县委员会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7年夏,只有17岁的木头峪人刘子义 (苗从模)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家当成党组织秘密活动的点,陕北地下党早期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等同志,都在他家住过,并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研究和交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刘子义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坐在大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放哨,每当这些同志吃到刘子义母亲做的可口饭菜时,就无限深情地说:“革命成功后,我们一定会来看望您老人家,革命不会忘记您这位英雄的老妈妈。”
建国初期,刘子义同志先后担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等职。在此期间,他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对党、对人民,特别对陕西公安、司法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马明方、高长久同志来葭县巡视时,木头峪附近的倍甘、王宁山、刘木瓜沟、小畔上、寨子上、黑心圪坨等村,都有了党支部,属木头峪中心支部领导。为了便于活动,在木头峪的前后村,分别开设了两个旅店,由党员张恒、张岗和苗从桂(刘子义长兄)分别负责。7月22日,葭县代表张岗(木头峪人)、张达志、高长久参加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分析形势,建立木头峪党的中心支部。木头峪一带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进行了长期斗争,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为了镇压革命斗争,反动统治组织驻扎木头峪。党组织派了七八个人打入乡团当团丁,刘子义同志还取得了乡团教练的职位,为木头峪暴动打下了基础。
1934年、1935年,木头峪村发动了两次震惊陕北的武装暴动,烧毁了地亩款册。后来革命斗争由暗转明,刘子义、张鹏图、张刚等人在木头峪组建了陕北工农红军第四支队和第六支队。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拿起武器,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布被镇压反动分子的罪行,帮助红军、扩大红军,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1936年,杨虎城部团长闫揆要的副官苗光周(木头峪人),思想进步,偷运枪支弹药给共产党,事发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湖南岳阳;苗庆浥(木头峪人),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任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的副官,后投诚起义,任华东军事学院教官。另外,木头峪苗从惠和张玉凡二人,分别为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毕业的基层国民党军官,也先后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木头峪的革命史上,女才子们的功劳也不可忽视。木头峪女才子多,其原因有三:其一,木头峪是有名的文化村,重视文化古而有之,对于读书识字,木头峪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不仅男童上学,女童也上。其二,木头峪有许多带了家眷在外地做官的人,这些子女在外接受了比木头峪更先进的文化,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其三,40年代,木头峪驻扎过革命军队,晋西北第一中学和米中也曾一度搬到这里,木头峪的女子接触了更多的文化,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木头峪这个小村里竟然有这么多识文断字的女子,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这些知书达礼的女子自然就成了军官们青睐的对象。走时,一些军官带着心爱姑娘远走高飞,这些本来就很有才气的女子,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更有所作为。
苗从权的妹妹苗从楠是佳县第一个上榆林中学的女学生。上海大学毕业后,在武功农学院当教授。
苗念祖的大小姐苗从花嫁给了著名的智取华山的团长马华延。
苗及时将自己的一双宝贝女儿分别嫁给了佳县最大的地主高继荣和山西克虎寨才子郭维汉 (小名郭小峰)。高继荣培养了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儿子高景德。郭维汉在夫人的央求下,从同学阎锡山的手里营救出不少木头峪村的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木头峪是当时革命火种最旺盛的地方,就使郭维汉这个木头峪女婿,不得不用半生的时间与阎锡山周旋。
除了女才子外,木头峪娶回来的媳妇也很了得。苗从权的哥哥苗从业解放前是有名的书画家,曾任甘泉县县长。苗从业在甘泉当县长的时候,才貌双全的妻子与苗从业的朋友刘澜涛志同道合,私下交往甚密,彼此情投意合。苗从业理智地与妻子友好分手,成全了刘澜涛。好在刘澜涛虽然后来权高位重,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直将官做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始终没有抛弃这位从木头峪村带走的媳妇。
1936年,贺龙由木头峪船工护送,东渡黄河参加晋西北重要军事会议;1937年国共开始合作,成立河防游击队,下辖螅镇、木头峪、县城3个分队,每处30多人,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及晋绥工厂的安全。抗战期间,中央军委将修械厂、休养所、留守处、被服厂、米中、晋西北一中等机关和单位,先后迁到木头峪,由贺龙率领驻扎两月之久;1947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此居住半年之久,木头峪村成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47年7月5日,李鼎铭先生在木头峪为东渡黄河的学生们作了《中国目前战争》的形势分析报告,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1947年重阳节,毛主席在白云山观看了由木头峪群众剧团演出的历史剧《反徐州》,并为该剧团题词:“与时并进”,任弼时也为该团题词:“人民喉舌”。
木头峪村的商业史
木头峪村是晋陕“水旱码头”,曾涌现出许多商业奇才,也是陕北最早“税务所”的所在地之一。
木头峪村商业的繁荣,一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与走西口有关。
木头峪位处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北距佳县县城40里,南至螅蜊峪镇60里,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大道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曲峪相望。这里水势平缓,河床宽而无石,是包头到山西碛口的中转站,古为秦晋贸易往来的水旱码头,素有“好渡口”之称。这里曾四季船筏不断,昼夜驼铃声声。便利的交通使这里商贸兴旺,商号、商店、旅店颇多,最大的商号有“聚丰厚”、“春和荣”等,生意兴隆,资本均以万计。随着商业的繁荣,随之产生了一批实力地主。据老百姓传说,旧时木头峪村200多户居民只有一户半是受苦人,“半户受苦人”是因为他将一半的土地出租,另一半自己耕种。
据1947年土改统计,该村有地主或破产地主60余户,是全国挂了号的地主村。最大的地主苗兰田,年收租子1740石,放债上万元;其次是张春光、苗念祖等,年收租子都在七八百石左右。在木头峪,商人和地主往往是兼融于一体的。
天下黄河,唯富河套。以银川为中心的内蒙古、宁夏等地,盛产大米,自古富庶,是陕北人心目中的淘金宝地,因其地处陕北西部,故称西口。据史料记载,走西口的时间大约是在明末清初,先后持续了三百多年。
走西口是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木头峪人和所有走西口的人一样,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次年春天到达,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徒步跋涉。途中,他们首先会遇到土匪,其次是自然灾害。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突然而至的山洪或暴风雪常常阻塞道路,被冻死、饿死或在沙漠里失踪的比比皆是,不知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便音信全无、尸骨无收。据说走西口的路上,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走西口几乎是陕北人共同的命运。幸存者终于到达了西口,他们在那里靠种地、挖渠、背炭、拉船、放牧、拉骆驼等维持生计,有的人经年不归,有的人一去不返,一代代的人在走西口的路上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和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的陕北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这极少数人把小买卖做成大生意之后,荣归故里,修造房舍,置办田地。木头峪人张宗聚、苗晋文和苗相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宗聚出身贫寒,13岁时,母亲不忍儿子被活活饿死,打发他三枚铜钱,抹着眼泪将他送出木头峪村头。年少的张宗聚凭借这三枚铜钱随着走西口的队伍,跋山涉水,步行几十天来到内蒙古陕坝,一家好心的地主收留了骨瘦如柴的小宗聚,在有饭没工钱的几年里,张宗聚以自己的机灵和勤劳赢得了主人的喜爱。也许是三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后,主人打发他一袋粮食作为工钱让他回家过年,张宗聚步行几十天,用毛驴将第一次获得的劳动报酬驮回老家,看着儿子两脚的水泡和这金灿灿的粟米,父母哪舍得自己食用,将多半的粮食换成银子,虽然银子不是很多,却是这个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寒门之家发的第一笔“横财”。
从此,张宗聚年年将作为工钱的粮食驮回老家,换成银子补贴家用。又过了几年,主人为了奖励张宗聚的勤劳朴实,允许他在劳作之余自己开垦一小块荒地。于是在年底,张宗聚就雇了骡马驮回了更多的粮食,换回了更多的银子。从此,身强力壮的张宗聚有了本钱开始从内蒙古往陕西贩运粮食,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就有了自己的驮队,又有了自己的船帮,再后来就有了自己的“聚丰厚”。“聚丰厚”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和极高的威望,在黄河流域较早发行银票。“聚丰厚”银票在商品经济流通中,代替了沉重的金银财宝,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老板张宗聚更是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苗晋文先是在口外(内蒙古)牧马放羊,与羊共舞的10多年里,机灵敏捷的他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揣肚羔”的绝活。即通过手摸,能准确地判断出羊羔尚还在肚子里的毛有多长。苗晋文回到木头峪后和外国人做生意,经营未出生的羊羔皮子,成为木头峪出色的商人。也就从那时起(民国初期),木头峪开始有外国人居住,像日本的刚柔等,先进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和少而奇的照相机、推剪等已有人使用,西医治病也在该村出现。
苗家大院的主人苗相霖,早在清朝年间就在外蒙久住40余年,主要饲养马牛羊群,扩大经营,后来在山西碛口镇开设商号“义和堂”,买地千余墒,是木头峪最出色的商人。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葭、府、神百货厘金,总局设在万户峪,沿河分设四处,木头峪即是一处。厘金所专收税款,由此可见木头峪昔日的繁荣。
木头峪村的建筑史
木头峪村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荣获全国“古村落与传统民居保护奖”。木头峪古民居建筑风格独特,布局呈“井”字形,两条村街南北分布,东西皆有小巷和拱门洞相连(10个门洞,16条巷子),前后左右排列整齐,错落有致;起脊大门,砖木精雕;四合院落,方正对称;明柱抱厦,恢弘大气。无论结构、材料、空间、格调都别具特色。它既不同于江南水乡民居,也不同于老北京的四合院,更有别于黄土高原的一般窑洞民居,木头峪建筑体现了先辈独特的构思和精湛的建筑技巧。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木头峪村评为全国古民居保护村,并载入《中国建筑艺术年鉴》一书。2004年10月1日,全国仅三个历史文化古民居中,木头峪便是其中之一。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建筑艺术论坛会上,木头峪荣获“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古村落与传统民居保护”奖。
作者手记
我之所心甘心愿地长时间呆在木头峪从事该村文化的研究与挖掘,除了该村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之外,还有这里质朴的民风。离开一些日子再次回到木头峪时,人们由当初的问候语“来了”改为“回来了”。仅一字之差,表达了多少深情在里面。
穿行在古镇迷宫一样九曲回肠的巷道和高墙内,一座座虽已萧条但古蕴十足的大院,那些沉睡百年的往事被我用一部相机和一支钢笔撩拨苏醒之后,一个个竟然如此鲜活动人,犹如山梁上飘过的一曲曲悠扬的信天游,一声声诉不尽那千古风流,一句句道不清那爱恨情仇……
在木头峪文化的挖掘和整理过程中,佳县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初步完成了木头峪村的旅游发展规划。苗玉玺、张振汉、苗贵凡三位德高望众的退休老干部亦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木头峪人,也是木头峪的活字典,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他们为木头峪的开发所做的重大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拯救和恢复木头峪文化村任重而道远,它对弘扬民族文化、研究古民居建筑,特别是发展文化旅游业,建设榆林文化大市,将起到重要作用。
木头峪村的再度辉煌已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