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因间谍罪在苏联坐监六年之后获释，第二年出版了《斯大林时代》一书。虽然她在书中将苏联1930年代的“大恐怖”称为“大疯狂”，但这本书却主要是为斯大林辩护的。

　　居留苏联期间，她注意到“快活和爱说话的俄国人”表现出了反常的沉默，却将它解释为人民对“间谍和破坏者”的警惕；她指出这种沉默“有决定生死存亡的价值”，却认为这是因为人民“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
　　她错了。在那个时代，沉默的确关乎生死，但沉默的原因不是责任而是恐惧，不是针对敌人而是针对邻人甚至家人。“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写道，耳语者要么是恐惧于隔墙有耳而窃窃低语的人，要么是偷偷摸摸向专政机关告密的人，两者必居之一。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从18岁开始在履历中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格外小心地上学，工作，入党，还有过两次都是持续20年以上的婚姻，但她对两任丈夫都从没有谈及家史。没想到1987年，她偶然从一个亲戚嘴里听说，第一任丈夫也一直对她隐瞒了自己身份上的污点——他父亲是遭到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然而，与相互监视并随时就鸡毛蒜皮的小事加以举报的家庭成员们相比，这种夫妻之间的长年隐瞒竟显得正常而必要。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费吉斯与俄国著名的记忆协会合作，完成了数百人的采访报告，辅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在此基础上写成740页的《耳语者》，以时间为纵轴，重点记述十四个幸存者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诬陷，镇压，背叛，告发，逮捕，流放，逃亡，隐匿，处决，乃至强迫性的遗忘，到处上演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也时时让读者感到手脚冰凉而痛苦莫名。其中虽有西蒙诺夫这样名噪一时的作家、诗人和文化高官，但大多数是普通的底层民众，由此反映出斯大林时代对传统家庭基础的严重破坏。而即使在他身后，沉默和耳语的习惯也仍然顽固而长久地存在于大多数幸存者的生活之中，完全不能驱散。
　　“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费吉斯写道，“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古话说：“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人伦一失，社会崩溃和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虽然费吉斯后来因为素材使用不当和学术品德上的问题遭到同行指责，但《耳语者》在2007年出版时，作为一部罕见的苏联口述史大作，却曾获誉为“关于斯大林时代个人和情感生活，以及信仰和家庭关系之最为详尽的记录”。
　　口述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用来收集数据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官方档案欠缺完整或遭到可观灭失的情况下，口述史研究对保存公共记忆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但它又绝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表露出对遗忘的担忧，却经常忘记误导性公共记忆的危害远远大过遗忘。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主编：许纪霖、刘擎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36元
　　关注重构现代中国，内容包括王汎森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许章润谈革命、金观涛谈契约论的起源、崇明谈承认政治等。

《有温度的视觉：回不去的家》

　　主编：严志刚 翟红刚
　　出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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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图片频道精品图片及文章。摄影师把镜头对准城市的90后外来务工者、跨省上班族、过年坚守岗位无法回家的职工、独居老人等，讲述“两座城两个家”的故事。

《萧公权文集》

　　作者：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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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康有为思想研究》《宪政与民主》等著作。

《五四事件回忆》

　　编者：陈占彪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59元
　　搜集的“台湾地区”“民国时期”，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再加上大陆对五四事件的叙述，相对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全景的五四事件叙述。

《栗树街的回忆》

　　作者：[南]丹尼洛·契斯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30元
　　南斯拉夫的乡间，在那个物资匮乏、战祸频仍的贫瘠年代，“恐惧”是梦境的主要背景；而梦想，却抚慰了彷徨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