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高校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也是接触网络最为频繁的群体.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意识,不仅是大学生应对网络社会风险、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育人工程的要求,更是国家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课题.网络法治意识涵盖网络社会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当前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现状堪忧:网络法律知识储备有限,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判断各种网络现象能力欠缺;网络法治思维水平不高,无视规则,突破底线,误解权利,忽视义务;依法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能力不容乐观,依
【机 构】
：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校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也是接触网络最为频繁的群体.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意识,不仅是大学生应对网络社会风险、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育人工程的要求,更是国家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课题.网络法治意识涵盖网络社会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当前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现状堪忧:网络法律知识储备有限,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判断各种网络现象能力欠缺;网络法治思维水平不高,无视规则,突破底线,误解权利,忽视义务;依法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能力不容乐观,依法维权能力有待加强.对此,高校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大力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一是重视高校网络法治教育常态化:创新教育手段,夯实学生网络法律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网络法治实践能力;营造校园网络法治文化氛围,有效培育高校学生网络法治思维.二是创新网络普法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利用大数据“精准普法”;相时而动,搭建平台“网络普法”;多措并举,提升“有效普法”效能.
其他文献
刑法和司法解释缺乏对代购毒品行为的明确规定,代购毒品的基本行为类型没有纳入刑法规制,导致当前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不够全面.为了遏制毒品问题的发展,有效地控制毒品形势,控制滥用毒品人群的增涨,减小毒品市场的需求量,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应当全面地执行毒品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355条下增设非法交付毒品罪,从严从细地对毒品流通环节进行管控.
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更新速度极快,国家列管和配套法律规定尚未跟进.这导致了将新精神活性物质认定为毒品缺少法律依据、标准模糊,同时,相关司法工作存在法律适用重叠问题.解决这些难点,需要在理论层面准确界定毒品范围、正确解释现行法律规定、恰当处理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坚持成瘾性作为入罪标准.具体对策包括明确“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厘清法律适用顺序、提高国家列管速度,以及将成瘾性作为毒品犯罪的成立标准等多个方面.
我国《刑法》将运输毒品罪和制造、贩卖、走私毒品罪置于同一条文中,并规定其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运输毒品罪并不是最为严重的罪行,倚重死刑也不是遏制毒品犯罪的最优手段.在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死刑裁量标准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使得运输毒品罪死刑适用的正当性和人道性饱受诟病.关于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学界存在司法限制论(保留论)、司法废止论、立法废止论和综合废止论的理论分歧.随着民众对毒品犯罪问题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废止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已具有较强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因此,应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以
目前,催收高利贷行为的规制具有泛刑法化的现象.高利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有限保护,存在私力救济的空间.对此,在予以严密刑法规制的前提下,宜对具有兜底性质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作限缩解释,将该罪中高利贷的认定采用较高的利率标准.此外,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催债行为的规制原本就存在着许多重复性的规定,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使得各催债罪的关系更加混乱,对催债行为的定性要充分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高利贷不同于套路贷,催收非法债务罪之中的高利贷不包括套路贷,套路贷中的暴力催收行为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
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和数据统计分析法,以G85银昆高速某路段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期间的交通事故为样本,分析交通事故的驾驶员驾龄、肇事车型、事故空间位置和环境等四维度特征,可以探析其发生规律.据此,降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应从加强驾驶员和车辆地管理、事故黑点路段地改造和行车环境地净化等方面积极预防.
近年来,南亚暴恐形势数度紧张,导致我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屡遭损害.这给我国海外安全的保护敲响了警钟.东盟地区与我国山水相连,南亚暴恐对我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如不有效消除,其可能在其他东盟地区复制上演.因此,我国与东盟亟需加强反恐警务合作.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看,我国与东盟的反恐警务合作存在具体行动落实不够、情报信息交流不畅、合作意愿不强等问题.其解决对策主要是:狠抓行动落实、深入推进反恐警务情报体系化建设、大力提升反恐警务合作意愿.
后真相时代涉警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特点,公安机关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涉警网络舆情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治理对策,但相关日常警务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公安机关应从创新公安机关话语体系、打造公安机关政务新媒体、建立健全涉警网络舆情回应机制等方面加强涉警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努力塑造公安机关公正、文明、值得信赖和无私奉献的社会形象,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