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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自2003年实施至今，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出版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获得阶段性的进步和成果。但在国际舆论格局中，我国仍处于被动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本文分析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脉络、发展现状，以及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探寻通过政策的调整升级，鼓励和引导出版企业转向全球化发展的策略，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出版；“走出去”；新挑战；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04-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因此，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而传播好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图书出版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本文分析中国出版企业自2003年以来“走出去”的发展脉络，总结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阶段性成果和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探寻通过政策的调整升级，鼓励和引导出版企业“走出去”，转向全球化发展的策略，以期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鲜明展现中国思想，大声阐明中国主张，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分析
（一）外在原因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主观印象与中国的真实形象、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较大反差，国际对中国的误会和偏见依然存在，“挨骂”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外学界对东方文化和中国的研究开始升温。这些研究中虽有些论述不乏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较为客观，且有许多前瞻性的研究和分析[2]。尤其是中国冷静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人民的生产生活迅速恢复，经济全面复苏，令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探索欲。
（二）内在需求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全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古训，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液中，给中华儿女构建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身为奋战在文化战线的出版人，责无旁贷应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其肩负的社会担当与历史使命就是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脉络和发展现状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脉络
自2003年以来，为打造全面、立体的“走出去”环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见表1）。这些政策推动，经历了明显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2003年国务院和新闻出版总署首次提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到2008年多次提出多个“走出去”的规划和战略，为全国各出版企业“走出去”实现平台建设，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和目标；第二个阶段，2008年至2016年，新闻出版总署推出多项翻译工程和出版工程，给予各出版企业实实在在的资金扶持，不断激发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内驱力，提高其对外传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第三个阶段，2016年至今，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提出多个进一步加强、改进和支持出版企业“走出去”的规划和通知，加大“走出去”指导和扶持力度。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下，系列政策和措施全面实施，中国出版业积极开拓“走出去”领域，全国出版物在数量、质量和输出地等方面都有较大飞跃，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见表2）。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版权输出的增幅比版权引进的增幅更大。自2003年起，我国整体版权引进的数量维持在1万～1.5万。而版权输出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2003年全国总输出量才811种，2017年全国总输出量首次突破1万，2019年全国总输出量较2003年增长16倍。并且，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从2003年的15.43∶1降到了2019年的1.15∶1。
除此之外，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在区域结构、品种结构和语种结构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一是版权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大范围拓展，且逐年稳步递增；二是版权输出的图书品种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输出中医、服饰、饮食等主要内容，而是全面介绍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阐释中国立场和中国理论等；三是版权输出语种从早期的中文繁体和韩语，全面扩展为世界各地各个语种，小语种数量实现了较快增长。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新挑战
自2003年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各出版企業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目前图书对外推广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新时期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任重道远。
（一）缺乏国际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国家对出版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日益增大，给予了诸多政策指导和相关项目的补贴资助，这让一些出版企业对政策产生依赖，中国图书“走出去”缺乏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一旦相关项目被削减或叫停，那图书整体输出数量将会很快回到政策扶持之前的状态。2017年，从输出国家和地区看，输出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图书总计4000多种，占比37%；从语种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输出2600多种，占比24.3%[3]。可见，图书版权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和推动“走出去”的占比较高。 （二）形式过于单一，多以图书版权转让为主
多年来，中国出版企业习惯于先将图书出版中文版，而后再挑选适合国外出版的品种进行推荐，获得认可后翻译成相应的语种在当地出版。这种传统的图书翻译版权转让形式存在明显弊端，一是只考虑让图书“走出去”，没有认真了解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容易造成对海外读者需求的认知偏差，以致“走出去”的效果不佳；二是单一的图书版权转让很难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使出版企业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动力和保障。
（三）缺乏精通国际出版市场的专业版权输出代理机构和人才
要让中国图书更顺利“走出去”，就要有一批既了解中国图书市场，又熟知外国读者，了解国外出版商的专业版权输出代理机构和人才。但现实情况是，开展版权引进的代理机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开展版权输出的代理机构却极不发达，双向发展极为不对称。目前，国内出版企业多是派自己的版权工作人员与国外出版机构联系图书贸易，或通过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等几个大型书展与国外出版机构沟通，无法深入了解各国的图书市场和读者需求，导致我国出版行业“走出去”受阻，进而削减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策略
（一）政策支持需转型升级，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保驾护航
国家政策应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的不断深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升级。政策支持的着力点应从直接给予相关项目和图书翻译资助的管理方式，转为为出版企业的战略性发展提供政策指引和资金支持，如出版企业全球化组稿，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海外成立专业输出代理机构等。这些发展策略需要耗费企业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而，政府应重点发挥在总体设计、战略支持和资金投入方面的指导作用，引导各出版企业将自身做大做强的发展需求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使命结合起来，推动建设中国文化品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
（二）放眼世界，全球化组稿，从“走出去”转为“走进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仅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最为关键的是，要输出真正适合国外读者价值取向、阅读习惯及语言风格的产品。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模式不应局限于图书实物输出和图书版权输出两种基本模式，而应转为全球化组稿，联系海外出版商共同出版，或直接在海外设立出版分支机构，以实现文化真正“走进去”。
目前，在全球化组稿以及海外设立出版机构的模式探索中，国内已有不少出版企业走在前列，大胆创新并获得成功经验。2020年，重庆出版集团同美国知名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共同策划《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一书。该书采用外国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深度观察中国脱贫攻坚实践，讲述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脱贫故事，由此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受到国内外出版机构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的英语、日语、俄语、波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斯里兰卡语等语种版权顺利转让，“走出去”成效显著。
（三）加快建设专业的版权输出信息渠道和网络
要让中国出版顺利“走出去”，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建设专业的版权输出信息渠道，即专业的图书输出代理机构和平台。图书输出代理机构和平台的作用是让海外的目标出版商和目标读者发现并了解中国图书，方便他们获取图书信息。此外，还需建设一个立体的版权输出信息网络。无论是政府出版管理部门还是各出版企业，都应设立专门的外文网站介绍自己的图书，无论目标出版商或目标读者来自哪个国家，相关图书的外文信息都是必不可少的。
线上网站的信息毕竟只是简要介绍，还需线下更详细、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在世界各地设立线下实体输出代理分支机构十分必要。设立这些输出代理机构，能够深入了解海外文化、图书市场，积累国外出版商信息资源，从而帮助中国图书顺利走出国门。例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驻法兰克福的独资子公司德国丁香出版社，就是一个有着多年专业版权交易和出版经验的国际团队。多年来，德国丁香出版社致力于搭建中国与欧洲出版商之间的沟通桥梁，至今已为多家国内出版社成功推荐图书至欧洲。其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到世界其他地区，如以洲划分，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设立专业版权贸易机构，以此更大范围地扩大中国图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积极推进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媒体融合出版成为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新的增长点。当前，电子阅读器的技术、有声书的技术以及网络书店和直播零售的创新销售模式，都是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形态。传统出版企业应加快融合发展，在国内领先的技术支持下，以传统纸质出版物为基础，打造电子阅读器出版物、有声阅读出版物、游戏出版物等数字产品，并推动其“走出去”；应大力探索新媒体领域，以新技术、新业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通过数字出版服务技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全方位、立体地发出中国声音。
五、结语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是承前启后、意义特殊的一年。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出版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进步。未来，出版业还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准确把握時代特点，切中行业发展的时代脉搏，针对行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制定全方位、切实有效的发展策略，全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2] 李婷，韩建明，杜恩龙.“十四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展望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01）：27-35.
[3] 息慧桥.十八大以来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概况[J].科技与出版，2019（01）：67-71.
作者简介：刘红（1981—），女，四川渠县人，在职研究生，副编审，研究方向：版权贸易、国际项目策划、国际出版。
关键词：中国出版；“走出去”；新挑战；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4-0104-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因此，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而传播好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图书出版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本文分析中国出版企业自2003年以来“走出去”的发展脉络，总结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阶段性成果和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探寻通过政策的调整升级，鼓励和引导出版企业“走出去”，转向全球化发展的策略，以期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鲜明展现中国思想，大声阐明中国主张，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分析
（一）外在原因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主观印象与中国的真实形象、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较大反差，国际对中国的误会和偏见依然存在，“挨骂”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外学界对东方文化和中国的研究开始升温。这些研究中虽有些论述不乏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较为客观，且有许多前瞻性的研究和分析[2]。尤其是中国冷静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人民的生产生活迅速恢复，经济全面复苏，令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探索欲。
（二）内在需求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全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古训，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液中，给中华儿女构建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身为奋战在文化战线的出版人，责无旁贷应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其肩负的社会担当与历史使命就是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脉络和发展现状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脉络
自2003年以来，为打造全面、立体的“走出去”环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见表1）。这些政策推动，经历了明显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2003年国务院和新闻出版总署首次提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到2008年多次提出多个“走出去”的规划和战略，为全国各出版企业“走出去”实现平台建设，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和目标；第二个阶段，2008年至2016年，新闻出版总署推出多项翻译工程和出版工程，给予各出版企业实实在在的资金扶持，不断激发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内驱力，提高其对外传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第三个阶段，2016年至今，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提出多个进一步加强、改进和支持出版企业“走出去”的规划和通知，加大“走出去”指导和扶持力度。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下，系列政策和措施全面实施，中国出版业积极开拓“走出去”领域，全国出版物在数量、质量和输出地等方面都有较大飞跃，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见表2）。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版权输出的增幅比版权引进的增幅更大。自2003年起，我国整体版权引进的数量维持在1万～1.5万。而版权输出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2003年全国总输出量才811种，2017年全国总输出量首次突破1万，2019年全国总输出量较2003年增长16倍。并且，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从2003年的15.43∶1降到了2019年的1.15∶1。
除此之外，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在区域结构、品种结构和语种结构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一是版权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大范围拓展，且逐年稳步递增；二是版权输出的图书品种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输出中医、服饰、饮食等主要内容，而是全面介绍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阐释中国立场和中国理论等；三是版权输出语种从早期的中文繁体和韩语，全面扩展为世界各地各个语种，小语种数量实现了较快增长。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新挑战
自2003年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各出版企業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目前图书对外推广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新时期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任重道远。
（一）缺乏国际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国家对出版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日益增大，给予了诸多政策指导和相关项目的补贴资助，这让一些出版企业对政策产生依赖，中国图书“走出去”缺乏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一旦相关项目被削减或叫停，那图书整体输出数量将会很快回到政策扶持之前的状态。2017年，从输出国家和地区看，输出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图书总计4000多种，占比37%；从语种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输出2600多种，占比24.3%[3]。可见，图书版权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和推动“走出去”的占比较高。 （二）形式过于单一，多以图书版权转让为主
多年来，中国出版企业习惯于先将图书出版中文版，而后再挑选适合国外出版的品种进行推荐，获得认可后翻译成相应的语种在当地出版。这种传统的图书翻译版权转让形式存在明显弊端，一是只考虑让图书“走出去”，没有认真了解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容易造成对海外读者需求的认知偏差，以致“走出去”的效果不佳；二是单一的图书版权转让很难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使出版企业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动力和保障。
（三）缺乏精通国际出版市场的专业版权输出代理机构和人才
要让中国图书更顺利“走出去”，就要有一批既了解中国图书市场，又熟知外国读者，了解国外出版商的专业版权输出代理机构和人才。但现实情况是，开展版权引进的代理机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开展版权输出的代理机构却极不发达，双向发展极为不对称。目前，国内出版企业多是派自己的版权工作人员与国外出版机构联系图书贸易，或通过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等几个大型书展与国外出版机构沟通，无法深入了解各国的图书市场和读者需求，导致我国出版行业“走出去”受阻，进而削减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策略
（一）政策支持需转型升级，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保驾护航
国家政策应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的不断深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升级。政策支持的着力点应从直接给予相关项目和图书翻译资助的管理方式，转为为出版企业的战略性发展提供政策指引和资金支持，如出版企业全球化组稿，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海外成立专业输出代理机构等。这些发展策略需要耗费企业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而，政府应重点发挥在总体设计、战略支持和资金投入方面的指导作用，引导各出版企业将自身做大做强的发展需求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使命结合起来，推动建设中国文化品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
（二）放眼世界，全球化组稿，从“走出去”转为“走进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仅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最为关键的是，要输出真正适合国外读者价值取向、阅读习惯及语言风格的产品。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模式不应局限于图书实物输出和图书版权输出两种基本模式，而应转为全球化组稿，联系海外出版商共同出版，或直接在海外设立出版分支机构，以实现文化真正“走进去”。
目前，在全球化组稿以及海外设立出版机构的模式探索中，国内已有不少出版企业走在前列，大胆创新并获得成功经验。2020年，重庆出版集团同美国知名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共同策划《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一书。该书采用外国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深度观察中国脱贫攻坚实践，讲述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脱贫故事，由此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受到国内外出版机构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的英语、日语、俄语、波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斯里兰卡语等语种版权顺利转让，“走出去”成效显著。
（三）加快建设专业的版权输出信息渠道和网络
要让中国出版顺利“走出去”，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建设专业的版权输出信息渠道，即专业的图书输出代理机构和平台。图书输出代理机构和平台的作用是让海外的目标出版商和目标读者发现并了解中国图书，方便他们获取图书信息。此外，还需建设一个立体的版权输出信息网络。无论是政府出版管理部门还是各出版企业，都应设立专门的外文网站介绍自己的图书，无论目标出版商或目标读者来自哪个国家，相关图书的外文信息都是必不可少的。
线上网站的信息毕竟只是简要介绍，还需线下更详细、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在世界各地设立线下实体输出代理分支机构十分必要。设立这些输出代理机构，能够深入了解海外文化、图书市场，积累国外出版商信息资源，从而帮助中国图书顺利走出国门。例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驻法兰克福的独资子公司德国丁香出版社，就是一个有着多年专业版权交易和出版经验的国际团队。多年来，德国丁香出版社致力于搭建中国与欧洲出版商之间的沟通桥梁，至今已为多家国内出版社成功推荐图书至欧洲。其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到世界其他地区，如以洲划分，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设立专业版权贸易机构，以此更大范围地扩大中国图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积极推进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媒体融合出版成为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新的增长点。当前，电子阅读器的技术、有声书的技术以及网络书店和直播零售的创新销售模式，都是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形态。传统出版企业应加快融合发展，在国内领先的技术支持下，以传统纸质出版物为基础，打造电子阅读器出版物、有声阅读出版物、游戏出版物等数字产品，并推动其“走出去”；应大力探索新媒体领域，以新技术、新业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通过数字出版服务技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全方位、立体地发出中国声音。
五、结语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是承前启后、意义特殊的一年。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出版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进步。未来，出版业还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准确把握時代特点，切中行业发展的时代脉搏，针对行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制定全方位、切实有效的发展策略，全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2] 李婷，韩建明，杜恩龙.“十四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展望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01）：27-35.
[3] 息慧桥.十八大以来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概况[J].科技与出版，2019（01）：67-71.
作者简介：刘红（1981—），女，四川渠县人，在职研究生，副编审，研究方向：版权贸易、国际项目策划、国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