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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从军队系统调了一些高级将领，到北京集训。经过集训，这些高级将领成为新中国派驻各国的大使，人们称他们为“将军大使”。这其中就有我的舅舅袁仲贤。
北京集训的笑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要求他们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经过层层筛选，中央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他们是黄镇（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出使匈牙利）、耿飚（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出使瑞典）、袁仲贤（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出使印度）、韩念龙（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使巴基斯坦）、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出使罗马尼亚）、姬鹏飞（三野七兵团副政委，出使民主德国）、彭明治（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出使波兰）、谭希林（三野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倪志亮（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出使朝鲜）、曹祥仁（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出使保加利亚）、冯铉（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出使瑞士）。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戰的将军，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
1949年底，在将军大使赴任前，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除11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外，还有部分参赞、武官，共40余人。开始，他们住前门解放饭店，后全部转移到市内新华饭店（即北京饭店）。
北京新华饭店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建成开业的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将军大使和夫人双双住进这样豪华的饭店，对这些长期在根据地和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土八路”，真是大开眼界，无论是房间、会客厅、餐厅、小卖部、理发室，都是那么富丽堂皇，气派非凡。家具、餐具、厕所、洗澡盆、洗脸盆，都是那样光泽，中式和西式兼容。吃饭都是中西合璧，喝茶要加牛奶和糖，喝咖啡又苦又甜，像喝糊米汤一样。有位将军说：“这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袁仲贤开玩笑说：“那你们都变成了贾宝玉、林黛玉。”黄镇指着袁仲贤说：“你老婆徐桂梅就是薛宝钗。”袁仲贤指着黄镇说：“你老婆就是王熙风。”两人的对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培训班请外交部及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上课，讲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国际交往、国际形势等课程。还要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跳交际舞，学习握手、微笑，不同场合有不同表情。站有站相，坐有坐姿，特别是大使夫人穿旗袍走路、坐下、起身要讲究，参加宴会吃西餐，大使馆宴请外国宾客吃中餐也要有一套礼仪。
培训期间，外交部请了上海师傅为大家量身做西装，请北京师傅量身做中山装，为夫人们量身做旗袍。这些服装面料都是上等毛料，穿上身笔挺挺，里面要穿洁白的衬衣，中山装要扣上领扣，外裤的前后要有一条线。脚上穿黑色皮鞋，走路要挺身，不能哈腰驼背。见人点头微笑，不能弯腰行礼。这些将军都在部队干了很长时间，立正稍息都有一些基础，这些“洋规矩”难不倒他们，练习几遍就能操作。
要命的是这些将军夫人，她们不习惯穿旗袍着装这一套礼仪，经常弄得笑话百出，啼笑皆非。外交部请了原来在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当过秘书的胡济邦大姐（地下党员）帮助夫人们穿旗袍。她说：“旗袍是满族女人穿的服装，有皇宫贵族夫人小姐们穿的高档旗袍，也有普通老百姓穿的布料旗袍。今天，新中国外交夫人穿的旗袍，是代表国家的一种礼服，不像满清女人旗袍又大又宽像唱戏的那样。旗袍的颜色淡雅，服装造型要端庄，又要体现中国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大家穿的旗袍内要加上衬裙，里面穿的内裤不能太长，不能露在旗袍两边的岔口下面。穿的背心也不能露在领口上面。旗袍的领子要扣上扣子不松也不紧。发型要将‘解放式’改成‘波浪式’。面部要擦粉，抹点口红。”
袁仲贤夫人徐桂梅是山东农民的女儿，长得比较胖，她对着装、烫发、化妆、穿高跟鞋、走路、站立、坐姿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以及繁琐的外交礼仪很不适应。她说：“我不干了，实在受不了这种限制，回山东老家种地去。”急得袁仲贤干瞪眼直冒汗。徐桂梅这一叫，其他夫人也纷纷响应，要“罢工”不干了。
胡济邦大姐费了不少口舌，反复做工作才把她们安定下来，穿上旗袍学习外交礼仪。
最伤脑筋的还是吃西餐。习惯了用筷子夹菜扒饭，吃馒头、大饼、窝窝头的将军和夫人们，见到银光闪闪的刀子、叉子、勺子、大盆、小碟、小碗、麻布餐巾等，感觉这是皇宫贵族的生活，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西餐先喝汤，然后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切牛排、猪扒，吃半生不熟的肉和不炒的生菜。还有牛油、奶油、果酱及一片片的面包。他们看了都眼花缭乱，更别说是吃了。
袁仲贤吃了几口菜肴后说：“这一顿西餐，值多少小米饭?”这一句话引得这些“土八路”哈哈大笑起来。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对黄镇说：“喂，黄大使，刀子不能往嘴里放，小心把嘴巴割破了流血啊。”他又说：“吃鸡肉时，一定要左手拿叉子压住鸡，右手拿刀轻轻地割鸡肉，不能使劲割，否则会出事故的。”
袁仲贤问阎宝航：“切鸡肉还会出什么事故，你讲讲大家听听。”
阎宝航说：“过去国民党一个大使，在外国一次宴会上左手的叉子没有压住鸡，用刀子一使劲，一块鸡骨头崩了起来，正好飞到对面一位大使的西装衬衣领子里面，这位先生大吃一惊，不好离开宴会，又不能伸手到领子里取鸡骨头，直到宴会完了，赶忙到洗手间才把鸡骨头拿出来。弄得这位大使的后脑壳和脖子都僵硬了，衬衣领子也搞脏了。这不是一次事故又是什么?”这个离奇的故事，在外交宴会上是罕见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袁仲贤急急忙忙摸摸脑袋后面的衬衣领子，对坐在对面的黄镇说：“你黄大使切鸡肉，有没有让鸡骨头飞到我的脖子里？”他这一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阎宝航等大家乐完了又说：“在宴会上可以和旁边的人交谈，但是不能大声讲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用手指别人，更不能唾液星子飞到别人的脸上，让别人躲让不及。大家坐的姿势要端正，不能架起二郎腿在桌布下乱踢，更不能双腿盘坐在椅子上，这是一张西式靠椅，不是土坑。”
黄镇的老伴朱霖吸了一口冷气说：“洋宴会还有这么多的洋规矩，真是受洋罪，我不干了。”黄镇对她直瞪眼。
“宴会”结束了，黄镇站起身，摸摸肚子说：“我没有吃饱，光啃两片面包能吃饱吗?”朱霖在旁打他的肚子，“没吃饱回家包饺子吃” 。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小盆清水放到每个人旁边，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朱霖以为是喝的水，盛了一杯刚要喝，胡济邦制止她说：“不能喝，这是洗手的水。”
黄镇立即说：“出洋相了吧，喝洗手水，你喝呀！”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真是活受罪”，朱霖说。
这些将军夫人聚到一块，议论纷纷，都表示“不愿意出国当大使夫人” 。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即派邓颖超到饭店，和这些夫人们座谈。
“周恩来要我来告诉大家，新中国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你们就是外交战线上的女战士。在这条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男同志当外交官，女同志也是个外交官。都是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希望大家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在国外搞外交工作任务重，事务工作又多。在大使馆工作，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工作需要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把工作干好。”“在新的岗位上与过去在部队工作性质不同，斗争环境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大家仍然要保持解放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服装要整齐朴素、大方、清洁。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要有气派、风度和素质。”“你们要学习外语，了解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在一些公开的外交场合，要与各方面的女士、夫人接触。不能表露骄傲自大，一定要谦虚谨慎。”
邓大姐的讲话，给这些将军夫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打消了大家“不干了”的念头。
观摩学习见成效
1950年3月10日，北京新华饭店培训学习班领导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这些将军坐汽车到中南海勤政殿，看毛主席如何接受罗马尼亚首任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
学理论不如看现场，让这些将军看外国驻华大使如何向毛主席呈递国书，这是周总理出的主意。
黄镇等人按时到达中南海。按周总理布置，在勤政殿的一边放了一排八扇红木屏风。服务员请这些 “实习学员”入席，站在屏风后面，从缝隙里观看外面呈递国书的过程。
毛主席迈步到大厅中央，翻译站在毛主席身后一侧。鲁登科大使端正迈步走过来在毛主席前面站定，双手向毛主席呈递国书，随后致颂词：主席先生，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长达5分钟。
躲在屏风后面的将军们，鸦雀无声地仔细看着和听着。
随后，毛主席接过国书致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
说完握手告别。大使转身走出大厅，毛主席随后从另一侧走出勤政殿。
这些将军从屏风后面走出后，耿飚一边捶腰一边说：“要叽哩咕噜讲一大堆话，谁能记得住。”
黄镇说：“讲什么话事先都起草好了，只要背出来就可以了。”
姬鹏飞说：“反正就那么几句话，只要不念错国家和元首的名字，说中国话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只要翻译熟练就行了。”
袁仲贤摸了摸脑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干脆在这里趁热打铁，大家演习一遍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同意。
袁仲贤说：“我的脸黑，在黄埔军校上台演戏扮演过印度人，黄镇个子高，你演主席，我当印度大使，向黄主席呈递‘介绍信’。”大家鼓掌同意。
黄镇摆手说：“什么介绍信，是国书，国家的文书。”随手推着王幼平，把他推到大厅中间，并说：“你当主席，我演主席不像，不能随便当主席。”王幼平摇手不干。
袁仲贤说：“我演印度总统，黄镇你演大使行不行？”大家鼓掌表示赞同。
这些将军认真地在勤政殿大厅中表演起来。大家一边看一边纠正一些动作的细节。现场演示，现场教学，大家的印象十分深刻。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后，毛主席再一次和这些将军大使见面。
经过外交部主办的“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的学习后，周恩来安排这些将军大使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到袁仲贤报名时，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袁仲贤，记得，记得，我们是老乡啊！”周恩来接下话说：“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陳赓的同学。”
“大家学得怎么样?”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坐在沙发上问。
大家都点点头，袁仲贤说：“学习马马虎虎，只能算及格。”
毛主席左手一挥：“及格打六十分也可以嘛。过去，你们只会打仗，不会搞外交，从实践中学习嘛。你袁仲贤在南京和英国的外交官面对面谈判，英国军舰紫金号向我们解放军开炮，你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国提出严正抗议，斗争也不错嘛。这就是外交，向外国人交涉、谈判；口头抗议、发表文章抗议，这就是斗争。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驻外大使，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们不想当也得当，不想干也得干，一个也跑不了。”毛主席用湖南话和大家讲。
袁仲贤用一口地地道道的长沙腔发言：“国民党留下那么多外交官，我们不会改造利用他们？”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说：“不行，国民党留下的外交官不能留用，要他们讲讲课，当个顾问是可以的。新中国外交官是新的外交官，自己选拔培养的新一代外交官，这叫另起炉灶。刚开始你们都有些不习惯，工作不习惯，生活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习惯，总而言之什么都不习惯，慢慢地就习惯了嘛。听说你们集中学习，闹了不少笑话。你黄镇不愿意睡弹簧床，还是睡在饭店的地毯上打地铺，在外国这叫人看到像什么样嘛。说句老实话，我也不习惯睡弹簧床，我又胖，睡上去塌在床中间，翻不了身，活受罪。”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自己也笑。“我习惯睡硬板床，床上还要摆很多书。躺在床上看书蛮舒服嘛。翻身拿一本书也方便嘛。我不出国，在国内不怕人笑话。如果要我出国住饭店，我也会像你黄镇那样睡在地上打地铺，也会出洋相。”
大家又哈哈笑了起来，感到毛主席既幽默又实在。
毛主席又说：“你黄镇不坐抽水马桶，难道还要蹲茅坑才能拉屎，你堂客朱霖要你蹲在抽水马桶上拉屎，你不怕掉进马桶里去吗?”这几句话，又引起大家一笑。
袁仲贤一本正经地说：“笑么子？我们湖南城里每家每户都有马桶，这马桶是木板做的，是可以提着走的木马桶，拉完屎尿盖上盖，屎尿存在马桶里，晚上有人摇铃收屎尿，还给你两个铜板。信不信你们问主席。”
毛主席点点头说：“这是中国式木马桶，南方城里有，北方各地没有。看样子你们还想回到乡下蹲茅坑拉屎，‘土包子将军’土得掉了渣啊。”
周总理等大家发完言以后，很认真地说：“你们从农村、山区、革命根据地来的，如今进了城，还是过去‘土八路’游击习气这一套。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要你们出国当大使，不是要你们去享福。要你们搞外交是革命的需要，开始不习惯，住房不习惯，穿衣不习惯，吃西餐不习惯，参加各种外事活动也不习惯，从不习惯到习惯要有一个过程，习惯成自然嘛。各位‘将军大使’回饭店以后，再讨论几次。要你们的爱人也一起参加讨论，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我的讲话认真讨论一下。过几天外交部就要宣布你们去哪国大使馆工作。毛主席、党中央对大家的期望很高，希望大家出国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周总理说完和每位即将上任的大使一一握手道别。
出使印度不辱使命
不久，袁仲贤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
1950年8月上旬，袁仲贤带领40多人离开北京，途经香港，于9月9日乘船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上岸后立即与印度各界人士和华侨见面。9月13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受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尼赫鲁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袁仲贤大使一行，设宴为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洗尘。这是印度政府当局破例特殊的安排。
9月18日，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总统亲自陪同袁仲贤大使等人进入会客室叙谈片刻后，主持盛大午宴宴请袁仲贤大使和使馆主要官员。
当袁仲贤一行步入宴会大厅的过道上，发现有两名美国人站立一旁等候。普拉沙德总统停下来，向袁大使作了介绍，其中一人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他们两人是到印度旅游的。总统也邀请他们两人参加午宴。
这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袁仲贤马上表现出不悦之色。宴会上，道格拉斯表示：“希望将来在华盛顿也能参加像今天这样的典礼和宴会。”
袁仲贤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没有与这位美国官员交谈。
宴会完毕后，印方安排合影，袁仲贤示意申健参赞，不想和与递交国书无关的人士合影。这使道格拉斯十分尴尬，他只好和另外一个美国人离开宴会厅走了。
这是袁仲贤上任遇到的一个意外场合，他表现的不卑不亢的态度，给印方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仲贤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后，为中印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8月，中国和尼泊尔建交后，袁仲贤又兼任中国驻尼泊尔首任大使。当月，袁仲贤飞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建立大使馆，随后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递交国书。
1956年初，袁仲贤奉命调回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回国后，在北京医院体格检查，发现肺部有一个黑点，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急需手术治疗。当时，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对恶性肿瘤还无法进行手术。外交部决定送袁仲贤赴苏联莫斯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并进行彻底切除手术。
1957年2月初，袁仲贤病情开始恶化，2月16日18时30分与世长辞，享年53岁。
（责任编辑刘荣刚）
北京集训的笑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要求他们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经过层层筛选，中央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他们是黄镇（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出使匈牙利）、耿飚（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出使瑞典）、袁仲贤（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出使印度）、韩念龙（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使巴基斯坦）、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出使罗马尼亚）、姬鹏飞（三野七兵团副政委，出使民主德国）、彭明治（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出使波兰）、谭希林（三野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倪志亮（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出使朝鲜）、曹祥仁（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出使保加利亚）、冯铉（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出使瑞士）。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戰的将军，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
1949年底，在将军大使赴任前，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除11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外，还有部分参赞、武官，共40余人。开始，他们住前门解放饭店，后全部转移到市内新华饭店（即北京饭店）。
北京新华饭店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建成开业的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将军大使和夫人双双住进这样豪华的饭店，对这些长期在根据地和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土八路”，真是大开眼界，无论是房间、会客厅、餐厅、小卖部、理发室，都是那么富丽堂皇，气派非凡。家具、餐具、厕所、洗澡盆、洗脸盆，都是那样光泽，中式和西式兼容。吃饭都是中西合璧，喝茶要加牛奶和糖，喝咖啡又苦又甜，像喝糊米汤一样。有位将军说：“这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袁仲贤开玩笑说：“那你们都变成了贾宝玉、林黛玉。”黄镇指着袁仲贤说：“你老婆徐桂梅就是薛宝钗。”袁仲贤指着黄镇说：“你老婆就是王熙风。”两人的对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培训班请外交部及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上课，讲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国际交往、国际形势等课程。还要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跳交际舞，学习握手、微笑，不同场合有不同表情。站有站相，坐有坐姿，特别是大使夫人穿旗袍走路、坐下、起身要讲究，参加宴会吃西餐，大使馆宴请外国宾客吃中餐也要有一套礼仪。
培训期间，外交部请了上海师傅为大家量身做西装，请北京师傅量身做中山装，为夫人们量身做旗袍。这些服装面料都是上等毛料，穿上身笔挺挺，里面要穿洁白的衬衣，中山装要扣上领扣，外裤的前后要有一条线。脚上穿黑色皮鞋，走路要挺身，不能哈腰驼背。见人点头微笑，不能弯腰行礼。这些将军都在部队干了很长时间，立正稍息都有一些基础，这些“洋规矩”难不倒他们，练习几遍就能操作。
要命的是这些将军夫人，她们不习惯穿旗袍着装这一套礼仪，经常弄得笑话百出，啼笑皆非。外交部请了原来在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当过秘书的胡济邦大姐（地下党员）帮助夫人们穿旗袍。她说：“旗袍是满族女人穿的服装，有皇宫贵族夫人小姐们穿的高档旗袍，也有普通老百姓穿的布料旗袍。今天，新中国外交夫人穿的旗袍，是代表国家的一种礼服，不像满清女人旗袍又大又宽像唱戏的那样。旗袍的颜色淡雅，服装造型要端庄，又要体现中国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大家穿的旗袍内要加上衬裙，里面穿的内裤不能太长，不能露在旗袍两边的岔口下面。穿的背心也不能露在领口上面。旗袍的领子要扣上扣子不松也不紧。发型要将‘解放式’改成‘波浪式’。面部要擦粉，抹点口红。”
袁仲贤夫人徐桂梅是山东农民的女儿，长得比较胖，她对着装、烫发、化妆、穿高跟鞋、走路、站立、坐姿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以及繁琐的外交礼仪很不适应。她说：“我不干了，实在受不了这种限制，回山东老家种地去。”急得袁仲贤干瞪眼直冒汗。徐桂梅这一叫，其他夫人也纷纷响应，要“罢工”不干了。
胡济邦大姐费了不少口舌，反复做工作才把她们安定下来，穿上旗袍学习外交礼仪。
最伤脑筋的还是吃西餐。习惯了用筷子夹菜扒饭，吃馒头、大饼、窝窝头的将军和夫人们，见到银光闪闪的刀子、叉子、勺子、大盆、小碟、小碗、麻布餐巾等，感觉这是皇宫贵族的生活，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西餐先喝汤，然后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切牛排、猪扒，吃半生不熟的肉和不炒的生菜。还有牛油、奶油、果酱及一片片的面包。他们看了都眼花缭乱，更别说是吃了。
袁仲贤吃了几口菜肴后说：“这一顿西餐，值多少小米饭?”这一句话引得这些“土八路”哈哈大笑起来。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对黄镇说：“喂，黄大使，刀子不能往嘴里放，小心把嘴巴割破了流血啊。”他又说：“吃鸡肉时，一定要左手拿叉子压住鸡，右手拿刀轻轻地割鸡肉，不能使劲割，否则会出事故的。”
袁仲贤问阎宝航：“切鸡肉还会出什么事故，你讲讲大家听听。”
阎宝航说：“过去国民党一个大使，在外国一次宴会上左手的叉子没有压住鸡，用刀子一使劲，一块鸡骨头崩了起来，正好飞到对面一位大使的西装衬衣领子里面，这位先生大吃一惊，不好离开宴会，又不能伸手到领子里取鸡骨头，直到宴会完了，赶忙到洗手间才把鸡骨头拿出来。弄得这位大使的后脑壳和脖子都僵硬了，衬衣领子也搞脏了。这不是一次事故又是什么?”这个离奇的故事，在外交宴会上是罕见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袁仲贤急急忙忙摸摸脑袋后面的衬衣领子，对坐在对面的黄镇说：“你黄大使切鸡肉，有没有让鸡骨头飞到我的脖子里？”他这一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阎宝航等大家乐完了又说：“在宴会上可以和旁边的人交谈，但是不能大声讲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用手指别人，更不能唾液星子飞到别人的脸上，让别人躲让不及。大家坐的姿势要端正，不能架起二郎腿在桌布下乱踢，更不能双腿盘坐在椅子上，这是一张西式靠椅，不是土坑。”
黄镇的老伴朱霖吸了一口冷气说：“洋宴会还有这么多的洋规矩，真是受洋罪，我不干了。”黄镇对她直瞪眼。
“宴会”结束了，黄镇站起身，摸摸肚子说：“我没有吃饱，光啃两片面包能吃饱吗?”朱霖在旁打他的肚子，“没吃饱回家包饺子吃” 。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小盆清水放到每个人旁边，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朱霖以为是喝的水，盛了一杯刚要喝，胡济邦制止她说：“不能喝，这是洗手的水。”
黄镇立即说：“出洋相了吧，喝洗手水，你喝呀！”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真是活受罪”，朱霖说。
这些将军夫人聚到一块，议论纷纷，都表示“不愿意出国当大使夫人” 。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即派邓颖超到饭店，和这些夫人们座谈。
“周恩来要我来告诉大家，新中国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你们就是外交战线上的女战士。在这条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男同志当外交官，女同志也是个外交官。都是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希望大家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在国外搞外交工作任务重，事务工作又多。在大使馆工作，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工作需要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把工作干好。”“在新的岗位上与过去在部队工作性质不同，斗争环境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大家仍然要保持解放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服装要整齐朴素、大方、清洁。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要有气派、风度和素质。”“你们要学习外语，了解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在一些公开的外交场合，要与各方面的女士、夫人接触。不能表露骄傲自大，一定要谦虚谨慎。”
邓大姐的讲话，给这些将军夫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打消了大家“不干了”的念头。
观摩学习见成效
1950年3月10日，北京新华饭店培训学习班领导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这些将军坐汽车到中南海勤政殿，看毛主席如何接受罗马尼亚首任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
学理论不如看现场，让这些将军看外国驻华大使如何向毛主席呈递国书，这是周总理出的主意。
黄镇等人按时到达中南海。按周总理布置，在勤政殿的一边放了一排八扇红木屏风。服务员请这些 “实习学员”入席，站在屏风后面，从缝隙里观看外面呈递国书的过程。
毛主席迈步到大厅中央，翻译站在毛主席身后一侧。鲁登科大使端正迈步走过来在毛主席前面站定，双手向毛主席呈递国书，随后致颂词：主席先生，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长达5分钟。
躲在屏风后面的将军们，鸦雀无声地仔细看着和听着。
随后，毛主席接过国书致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
说完握手告别。大使转身走出大厅，毛主席随后从另一侧走出勤政殿。
这些将军从屏风后面走出后，耿飚一边捶腰一边说：“要叽哩咕噜讲一大堆话，谁能记得住。”
黄镇说：“讲什么话事先都起草好了，只要背出来就可以了。”
姬鹏飞说：“反正就那么几句话，只要不念错国家和元首的名字，说中国话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只要翻译熟练就行了。”
袁仲贤摸了摸脑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干脆在这里趁热打铁，大家演习一遍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同意。
袁仲贤说：“我的脸黑，在黄埔军校上台演戏扮演过印度人，黄镇个子高，你演主席，我当印度大使，向黄主席呈递‘介绍信’。”大家鼓掌同意。
黄镇摆手说：“什么介绍信，是国书，国家的文书。”随手推着王幼平，把他推到大厅中间，并说：“你当主席，我演主席不像，不能随便当主席。”王幼平摇手不干。
袁仲贤说：“我演印度总统，黄镇你演大使行不行？”大家鼓掌表示赞同。
这些将军认真地在勤政殿大厅中表演起来。大家一边看一边纠正一些动作的细节。现场演示，现场教学，大家的印象十分深刻。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后，毛主席再一次和这些将军大使见面。
经过外交部主办的“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的学习后，周恩来安排这些将军大使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到袁仲贤报名时，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袁仲贤，记得，记得，我们是老乡啊！”周恩来接下话说：“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陳赓的同学。”
“大家学得怎么样?”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坐在沙发上问。
大家都点点头，袁仲贤说：“学习马马虎虎，只能算及格。”
毛主席左手一挥：“及格打六十分也可以嘛。过去，你们只会打仗，不会搞外交，从实践中学习嘛。你袁仲贤在南京和英国的外交官面对面谈判，英国军舰紫金号向我们解放军开炮，你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国提出严正抗议，斗争也不错嘛。这就是外交，向外国人交涉、谈判；口头抗议、发表文章抗议，这就是斗争。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驻外大使，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们不想当也得当，不想干也得干，一个也跑不了。”毛主席用湖南话和大家讲。
袁仲贤用一口地地道道的长沙腔发言：“国民党留下那么多外交官，我们不会改造利用他们？”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说：“不行，国民党留下的外交官不能留用，要他们讲讲课，当个顾问是可以的。新中国外交官是新的外交官，自己选拔培养的新一代外交官，这叫另起炉灶。刚开始你们都有些不习惯，工作不习惯，生活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习惯，总而言之什么都不习惯，慢慢地就习惯了嘛。听说你们集中学习，闹了不少笑话。你黄镇不愿意睡弹簧床，还是睡在饭店的地毯上打地铺，在外国这叫人看到像什么样嘛。说句老实话，我也不习惯睡弹簧床，我又胖，睡上去塌在床中间，翻不了身，活受罪。”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自己也笑。“我习惯睡硬板床，床上还要摆很多书。躺在床上看书蛮舒服嘛。翻身拿一本书也方便嘛。我不出国，在国内不怕人笑话。如果要我出国住饭店，我也会像你黄镇那样睡在地上打地铺，也会出洋相。”
大家又哈哈笑了起来，感到毛主席既幽默又实在。
毛主席又说：“你黄镇不坐抽水马桶，难道还要蹲茅坑才能拉屎，你堂客朱霖要你蹲在抽水马桶上拉屎，你不怕掉进马桶里去吗?”这几句话，又引起大家一笑。
袁仲贤一本正经地说：“笑么子？我们湖南城里每家每户都有马桶，这马桶是木板做的，是可以提着走的木马桶，拉完屎尿盖上盖，屎尿存在马桶里，晚上有人摇铃收屎尿，还给你两个铜板。信不信你们问主席。”
毛主席点点头说：“这是中国式木马桶，南方城里有，北方各地没有。看样子你们还想回到乡下蹲茅坑拉屎，‘土包子将军’土得掉了渣啊。”
周总理等大家发完言以后，很认真地说：“你们从农村、山区、革命根据地来的，如今进了城，还是过去‘土八路’游击习气这一套。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要你们出国当大使，不是要你们去享福。要你们搞外交是革命的需要，开始不习惯，住房不习惯，穿衣不习惯，吃西餐不习惯，参加各种外事活动也不习惯，从不习惯到习惯要有一个过程，习惯成自然嘛。各位‘将军大使’回饭店以后，再讨论几次。要你们的爱人也一起参加讨论，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我的讲话认真讨论一下。过几天外交部就要宣布你们去哪国大使馆工作。毛主席、党中央对大家的期望很高，希望大家出国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周总理说完和每位即将上任的大使一一握手道别。
出使印度不辱使命
不久，袁仲贤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
1950年8月上旬，袁仲贤带领40多人离开北京，途经香港，于9月9日乘船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上岸后立即与印度各界人士和华侨见面。9月13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受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尼赫鲁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袁仲贤大使一行，设宴为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洗尘。这是印度政府当局破例特殊的安排。
9月18日，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总统亲自陪同袁仲贤大使等人进入会客室叙谈片刻后，主持盛大午宴宴请袁仲贤大使和使馆主要官员。
当袁仲贤一行步入宴会大厅的过道上，发现有两名美国人站立一旁等候。普拉沙德总统停下来，向袁大使作了介绍，其中一人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他们两人是到印度旅游的。总统也邀请他们两人参加午宴。
这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袁仲贤马上表现出不悦之色。宴会上，道格拉斯表示：“希望将来在华盛顿也能参加像今天这样的典礼和宴会。”
袁仲贤微微点了一下头，但没有与这位美国官员交谈。
宴会完毕后，印方安排合影，袁仲贤示意申健参赞，不想和与递交国书无关的人士合影。这使道格拉斯十分尴尬，他只好和另外一个美国人离开宴会厅走了。
这是袁仲贤上任遇到的一个意外场合，他表现的不卑不亢的态度，给印方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仲贤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后，为中印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8月，中国和尼泊尔建交后，袁仲贤又兼任中国驻尼泊尔首任大使。当月，袁仲贤飞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建立大使馆，随后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递交国书。
1956年初，袁仲贤奉命调回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回国后，在北京医院体格检查，发现肺部有一个黑点，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急需手术治疗。当时，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对恶性肿瘤还无法进行手术。外交部决定送袁仲贤赴苏联莫斯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并进行彻底切除手术。
1957年2月初，袁仲贤病情开始恶化，2月16日18时30分与世长辞，享年53岁。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