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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映月
严永官简介：上海奉贤人。1968年应征入伍，1982年转业到县建设局任团委书记和保卫干部；1985年7月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干部专修科大专毕业；1985年12月调入奉贤县档案馆工作；1986年8月任奉贤县档案局副局长；1996年12月被破格评为副研究馆员；2004年5月，获“奉贤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6年12月破格评为研究馆员；2007年5月，获“第一轮奉贤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2008年度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受聘为“上海市档案局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档案专业文章130余篇。主编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专著)，填补了档案学研究的空白。主持和参与档案科研项目9项，成果多项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档案学会优秀成果奖。
访谈主持人：静水映月
静水映月：严老师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
严永官：静水好，很乐意接受您的采访，也很高兴能将我的一些内心独白与各位网友交流。
静水映月：其实虽然相隔千里，但档案界就像个“会馆”，我们可以坐下来轻松地聊聊生活，谈谈工作，想想都很温馨呢。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吧?
严永官：是啊!正是有了论坛这个平台，使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相信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的友谊会更深，我们的交流会更广。
静水映月：在我们档案界里，“行伍”出身的还真不多，听说老师17岁就参军了?
严永官：是的，我国1968年的政策规定：在校学生可以提早一个年龄，17岁就可以应征入伍，其实严格说当时我17周岁还不满。
静水映月：您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军营度过的，那一片绿色，对您意味着什么?
严永官：对我意味着很多，最主要的恐怕有这么三点：一是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继而成为脱离农村的非农人士；二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三是接受了部队的正规训练和艰苦生活的磨砺，养成了什么苦都能吃的习惯。同时，部队生活是我真正走向社会的开端，所以对我的人生走向起到了定向的作用。这里主要包括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价值观念，等等，都会受其影响。还有一点，也给了我很多机遇，比如入党、提干，比如转业后又被作为后备干部送到高校深造。我的最高学历是迟到的大学给予我的大专，也从此走上了档案工作岗位，这一点让我现在仍感到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正确的选择。
静水映月：上海大学的“档案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
严永官：是的。当时一般都是选的政治学，也有选学农业的，其实当时我对档案专业也并不了解，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很想从事一项专业技术工作。
静水映月：如粜说选择专业时掺有感性的因素，那么两年以后，您以风华正茂的年龄推开档案的大门，这该是理性的选择了。有人说，只有面临选择的时候人才会痛苦，您在选择“建设局”与“档案馆”时有这种感觉吗?
严永官：没有，可能是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吧，尽管当时我对前途意识比较模糊，但选择态度却是非常轻松和果断的。原因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搞政工这一摊，而团委书记又是吃青春饭的，所以当时只想从事一项专业技术工作，仅此而已。
静水映月：您的名字与您的选择形成了矛盾，看似志向为官，实则喜欢学问，很有戏剧性。不过从大众思维来看，您的选择会有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您怎么看待别人的看法?
严永官：是的，在我们这个受“官本位”影响特别深重的国度，像我这样的选择确实是不被人理解的。但好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的一生有得总有失，有失也会有得，我的体会是：在可以安身立命的前提下，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就是人生最大幸事。
静水映月：有了“人生最大幸事”，我就明白您1997年为什么会放弃行政职务了，您认为“理念”对于成就一个人起决定作用吗?
严永官：是的。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逐步受一个完整的人生理念左右的，在有了一定的阅历后，这个体会会更深一些。其实，干工作、做事业，在我想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在扬长避短中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一点尤为重要。当然，要做到这点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现实中诱惑人的东西太多，要想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能在利益面前患得患失。
静水映月：可患得患失好像已经成为我们常规性的思维方式，看来做事情前不做太多的利益权衡，主观意识就不会被客观条件过分地限制了。
严永官：是的。当然这种认识的确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理念”也要有建立的基础，比如说自己的性格、经历、学识、兴趣，等等。
静水映月：在诸多要素中，您为何把性格放在首位?
严永官：这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一路走来，受性格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虽说人的性格随着环境可以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较小的成分。所谓的“本性难改”就是指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性格对于一个人所从事事业的成功与否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静水映月：您在这里设置的头像寓意着您的性格吗?
严永官：有一些吧，比如说我恪守与人为善；比如说我宁愿“人负我，决不我负人”。
静水映月：“与人为善，善莫大焉。”您的恪守，彰显了“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境界，但凡这境界都是产生在“痛定思痛”之后，您现在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有关吗?
严永官：其实“与世无争”并非我的本意。我信奉“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么就让自己适应环境”，所以就有了“与世无争”的现象。这样想了，做起事情来就会释怀一些。比如，有段时间，工作环境不是太好，心里不是滋味，但时间不能够浪费，于是我就在原有基础上组成了一个“三人课题组”，承担并完成了市局立项的“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最终形成了主要成果——《档案学术评论概要》。另外一点，其实我还是“与世有争”的：一个人要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那就要么做官，要么做学问。我自以为注定不是做官的料，所以就选择了做学问。尽管在区县级档案馆做不出什么大学问，但我也要积极努力，将其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当然结果到底怎样，是不用考虑太多的，只要过程尽可能精彩一点就行。
静水映月：没想到《档案学术评论概要》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之前，我对评论的感觉仅是来自时政方面的犀利语言，“档案学术评论”涵盖的意义是什么?
严永官：就我的看法，评论的真正对象恰恰就是学术，因为只有学术的东西才是可以讨论、可以评论的。但凡涉及政治的评论往往只是看着解解眼馋，不会有评论的实质意义。但是现在，我们的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业界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像我这样的游击队员也在极力地呼吁。
静水映月：发展我加入组 织吧，我也和您一起去呼吁。
严永官：好啊!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要靠呼吁先行的，而呼吁是要有热心者为之努力的。为了推进档案学术评论，我这里也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静水映月：按说“评论”应该依附于“学术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但从现状看，档案学术评论并未随档案学术研究进入相应的“活跃期”，您认为导致“档案学术评论”出现“缺位”的原因是什么?
严永官：导致“档案学术评论”出现“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一书中将其归纳为“我国学科评论整体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影响”、“档案学术评论主体的束缚”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也可以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静水映月：影响“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因是什么?
严永官：就内因而言，我在《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一书中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档案界内的部分同志感到著书收益大，对扬名、评职称、提高自己在档案学某一领域的知名度等都有好处。而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则既费时费力还出力不讨好，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二是不同层次的人对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存在着不同的心态，一些权威人士、理论造诣较高的专家、学者不愿写，怕有“一锤定音”之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敢写，怕有“不知天高地厚”之嫌，所以问津档案学术评论的人就很少。
静水映月：症结还是出在观念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事情前进行无谓的“掂量”好像已成为我们思维的一种惯性。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吗?
严永官：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和意向目标不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掂量，也许各人都以为自己的掂量是必要的，但表现的结果却不一样，有时还可能会大相径庭。要解决这个问题，依我之见就是不能患得患失。
静水映月：老师是说坚定信念是最好的方法。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来看，“缺位”在目前是缺憾，但对于致力研究者来说也是广阔的发展空间，您对“档案学术评论”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
严永官：在区县级档案馆要想把学问做得大一点还是有诸多困难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只是我的第一步。在对此课题进行立项研究时，由于熟悉的儿位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吸引他们进课题组有困难。于是我就想先走一步，出一个初步成果，之后在上海地区再做一些努力，比如办一个系统的讲座、出一本评论成果集，然后再请几位教授一起到国家档案局立项。到时，研究出来的成果可能就会比较像一本专著了。
静水映月：我们期待着您新成果的问世。说实在的，您的过程不光是“精彩一点”，而是精彩纷呈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年光专业文章您就发表了60多万字。我想不明白，同样是在基层档案部门工作，您怎么就有这么多的选题?怎么会有写不完的文章?
严永官：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有不少接触过的同志问过此问题。我想，在写文章方面，专门从事档案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自然有他们的优势，但我们在一线的同志也有我们的优势，那就是我们整天接触档案、从事档案工作、与前来查阅档案的利用者打交道。只要你做有心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只要你想努力把工作做好，就会想法去解决问题；只要你认真钻研，就会把问题解决好；只要你有心写文章并经常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就会有写不完的文章。
静水映月：基层档案工作是很繁琐的，您写了这么多文章，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
严永官：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0岁前看书写作就是我的业余生活；50岁后就不一样了，感到年过半百，需要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于是就开始了不间断的早锻炼，还结交了一圈好友，双休日一起打牌、喝茶等，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现在写文章主要是早上直接到办公室，可以用上两个来小时，有时候中午也能有两个多小时，再说，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同样写一篇文章所需要的时间相对会少些。
静水映月：老师还是在挤时间写作啊。据我粗略统计，从1987年到2009年，您发表了60多万字的专业文章，一部22万字的专著，主编了80.8万字的工具书。22年，160多万字，还不包括两部参编著作的编写，现在回想起来，您怎么看待收获背后的酸甜苦辣?
严永官：我这个人说来也真有点怪，真要回过头来看一看想一想，好像只有甜甜的感觉，其他滋味倒真没有那么清晰。这也许就是“要我做”与“我要做”的区别吧。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一天誊抄了9000字，累是累了点，但真没有感觉到苦。当一个人想做而且意识到所做之事非常有意义的时候，什么累啊、苦啊就都不那么在意了。其实再直白了说一点，刚开始还就是为了一点“私心杂念”哩。
静水映月：什么样的“私心杂念”让您不在意所有的苦和累?
严永官：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那就是不能让人给小看了。“一个有着14年戎马生涯的军转干部，又接受了两年的档案专业教育，怎么也不过如此?”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际萦绕，于是我告诫自己要加倍努力，在“实践和研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尽快取得让人看好的成绩。现在想想，将这种私心杂念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不但没有坏处，而且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静水映月：静水对老师的“私心杂念”肃然起敬了。您捍卫的荣誉俨然成为潜意识中的动力，这也是您一年能发表14篇专业文章的原因之一吧?
严永官：也许是1993年正好发得比较集中，当时是有点沉湎其中了，看见什么都想写。
静水映月：“目及之处皆文章”，老师是收不住笔了。您的专业文章触及了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一路“游击”打下来，您的“责任田”、“根据地”处处都是风生水起了。
严永官：这就是游击队的优势。我的文章都是从工作中来的，这些只是业务问题的研究，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还不能够算得上学问。
静水映月：老师是怎样来看待“学问”的?
严永官：我一般不会说我写了多少篇论文，而是说写了多少篇专业文章。专业文章注重指出和解决工作实践中的问题，而论文应当是提出并阐述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说从实践出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要说学问，我只能说是开始做了一点，但只是这一点，还连自己都感到不太理相。
静水映月：1987年您的《档案利用理论初探》一文获得了“优秀学术成果奖”，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档案利用”提升到理论高度来研究的?
严永官：这一篇我是以论文自居的，当时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起因好像是当时对档案利用工作的研究挺热闹 的，于是想到了从理论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就写下了此文。开始时有一部分写得不尽如意，在憋了较长时间后删成了两个问题。后来编辑老师说这篇文章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我就再次作了补充研究，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静水映月：这篇论文的成功对您以后的工作和创作有没有影响?
严永官：对我的创作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我就做了长期打算，将目光放到了全国档案专业刊物上。另外，当时我对这篇文章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从心理上讲比较平和。但此文在我后来评定中级职称时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因为它是“破格”的基本条件。
静水映月：我发现您中级、副高、正高都是一路破着格过来的，您怎么就有这么多“破格”的机会呢?
严永官：要说“一路破格”，倒是与文章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上海档案系统评定职称的破格条件中，还就文章得奖是相对比较容易达到的，所以我对参加征文和学会五年一度的“优秀成果评奖”活动比较重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路破格”。由此我也看到了档案人员从事专业写作的另一层意义。我副高、正高的破格都是依靠文章得奖，分别为市档案学会五年一度的“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而且都是未雨绸缪准备好的。
静水映月：这对我们在一线工作的档案人员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老师的经验非常实用。
严永官：我在给有关单位讲档案专业文章写作时，也会以此为例，从这个方面说明写作的意义。
静水映月：您针对档案专业文章的写作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专业文章来说，除了它高标准的业务要求外，怎样来增加它的可读性?
严永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在前几年也曾就这个努力过，并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在文章题目和文章内标题上尽可能做得活一点，如《上海档案》1993年第4期上的《档案于我味若青榄》一文；比如在文章写好后朗读几遍，努力在其间增加一些优美的词语；比如在文章的开头和段前尽可能采用一些诸如排比一类的修辞手法，来吸引读者，如《档案工作》1993年第4期上的《春风花开第一枝——荐评<档案启示录>》一文。另外，为了增加专业文章的可读性，我还曾尝试着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小小说、诗歌，等等，这样一来可以增添写作兴趣，二来是想通过不同类型的写作，来影响专业文章的风格，使专业文章更好看一些，但收获不太大。
静水映月：老师把小小说和诗歌都放哪儿了?
严永官：哈哈，没有放进我的文集。那几年还真发了几十篇这类作品，大多发在档案刊物和当地一些报刊上，但有点儿像样的就一篇《特殊鉴定会》，上了1993年第3期《山海经》。
静水映月：真不知道老师还留一手，回头您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放“原创”吧，权当让我们“特殊鉴定”了。
严永官：不是留一手，是拿不出手。我比较讲究实事求是，要说有一点谦虚的话，那也是因为底气不足。
静水映月：那问一个您最有发言权的问题，从1985年“只想从事一项技术工作”到200 7年第一轮奉贤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您怎么总结这一过程?
严永官：这一过程对我来说既有些漫长又相当短暂。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现在的荣誉和成绩作为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一切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发生、发展着。
当然，由于当时自己有着相当强烈的“只想从事一项技术工作”的愿望，所以在我真正地踏上专业技术岗位以后，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的工作心态，比如遇到困难就会努力去克服，取得成绩就会又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总想着如何把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岗位做得更加出色一些。
静水映月：这也是对自己义无反顾地“进这个门”的一个交代吗?
严永官：是的，正因为是自己认着这个门进来的，所以总想在这个岗位上尽可能做出一些能够让人称道的成绩、能够让已经从事的工作成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我就在档案这方天地里顺利地走到了今天。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认真付出了，社会就会认可并鼓励你及你所从事的工作。于是，就有了“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就有了“第一轮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就有了“2008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静水映月：您对获得“2008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怎么认识的?
严永官：我对这个荣誉的获得，从一开始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知道这个荣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获奖的范畴，因为这个荣誉对于档案界，特别是对于在一线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更有其特殊意义。这说明了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乃至社会各界对档案部门的重视和对从事档案工作人员的关爱。
静水映月：我看到您在“公共话题”栏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帖子里讲到“现在我最想说的就是通过此事，我对‘事在人为’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严永官：我讲这话的本意是指我们档案界，具体一点说是我们档案局的领导在其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敢于争取，才有可能获得。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的同行中比我更有成就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上了，而一批比我更有成就的没有上呢?这就是“事在人为”了。我们这里的领导努力争取了，我们这里的组织人事部门推荐了……正是这个缘故，使还算不上“金子”的我突然一下就发了光，而很多名副其实的“金子”还在等待着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去挖掘，等待着伯乐的认知和推荐。
静水映月：您觉得有些时候不能全力“人为”的原因是什么?
严永官：关于“人为”不够，我想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不敢争取，认为这么高的荣誉轮不到我们这个行业，你就是争取了也白搭。二是无意争取，想到一旦为张三争取到了，那李四呢?还有王五、赵六……
静水映月：“事在人为”是一方面，但有一点是必须正视的：我们首先要把自己锻造成“金子”，这是发光的条件，也是呼吁“人为”的资本。
严永官：您说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的体会是：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静水映月：十六年前，档案于您“味若青榄”，现在呢?您怎么品味档案?
严永官：十六年后的今天，再来回味档案，应当说比起十六年前来会深刻很多，但仔细想想，到目前为止，我品味对档案的感觉却仍然是“味若青榄”。
静水映月：老师对青橄榄好像情有独钟，这里面有什么典故吗?
严永官：我们这里乡下有旬俗话，“乡下人吃青橄榄，草房扒掉两三间”。说的是乡下人在初次吃青橄榄时，感到口中苦涩难忍，于是将青橄榄从口中取出狠劲向空中一抛，落到了草房顶上。可是不一会儿，他发现口中的清甜之味越发可口沁人，于是就爬到房顶上，急切地扒茅草找青橄榄，以至于扒掉了两三间屋顶。当然这只是戏说而已，但青橄榄先苦后甜，且这种清甜能够长久停留，给人带来非常惬意的感觉。我想档案于我真是这般感觉。
静水映月：相信青橄榄的苦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不识此果的我每看到这三个字，心头也会条件反射地生出一丝苦涩。但此时我已然是心潮澎湃了，“档案”于严老师来说，不仅是摇曳枝间的一枚青果，更是云帆沧海间的歌吟，是凭栏赏雪时的惬意，是耕耘中豪迈之情的油然生发，是收获时欣慰之意的自然流露……
谢谢严老师将这份浓郁、绵长的清甜带来与我们分享!
严永官：其实对于这份情感，我完全应当表达得更为详尽，但苦于笔力有限。不过还好，有您帮我做了如上精当的描述。
静水映月：我是被您的“青榄”情结感染了。我还从老师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都是耐读耐品，感人至深的。
“开展学术评论必须遵循‘平等、慎重和全面’的原则，要坚持学术标准，要有争论，有交锋，但目的要纯正，要真正出于公心，为促进学术研究而评。”
“档案学的发展要‘百家争鸣’，不要内耗；要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不要文人相轻和相互拆台。”
“作为一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理应胸怀坦荡，明净如镜，羞与讳疾忌医、抱残守缺者为伍。”
“真正的学者只有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博览群书，十年磨一剑，才能有传世之作。”
严永官：其实以上这些话语，可以说也是我的努力方向。您在此提出来可见您的用心是让大家在我的理想中共同努力，让我们一起为档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静水映月：这是一位有着至高无上荣誉的档案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不平凡的业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以一种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要以一种清楚的眼界给自己定位；要以一种坦荡的胸怀去钻研学问；要以一种朴素的情致融入工作，因为这项事业，值得我们付出一生!
谢谢严老师!谢谢大家!
(摘自《档案界》网站)
严永官简介：上海奉贤人。1968年应征入伍，1982年转业到县建设局任团委书记和保卫干部；1985年7月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干部专修科大专毕业；1985年12月调入奉贤县档案馆工作；1986年8月任奉贤县档案局副局长；1996年12月被破格评为副研究馆员；2004年5月，获“奉贤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6年12月破格评为研究馆员；2007年5月，获“第一轮奉贤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2008年度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受聘为“上海市档案局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档案专业文章130余篇。主编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专著)，填补了档案学研究的空白。主持和参与档案科研项目9项，成果多项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档案学会优秀成果奖。
访谈主持人：静水映月
静水映月：严老师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
严永官：静水好，很乐意接受您的采访，也很高兴能将我的一些内心独白与各位网友交流。
静水映月：其实虽然相隔千里，但档案界就像个“会馆”，我们可以坐下来轻松地聊聊生活，谈谈工作，想想都很温馨呢。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吧?
严永官：是啊!正是有了论坛这个平台，使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相信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的友谊会更深，我们的交流会更广。
静水映月：在我们档案界里，“行伍”出身的还真不多，听说老师17岁就参军了?
严永官：是的，我国1968年的政策规定：在校学生可以提早一个年龄，17岁就可以应征入伍，其实严格说当时我17周岁还不满。
静水映月：您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军营度过的，那一片绿色，对您意味着什么?
严永官：对我意味着很多，最主要的恐怕有这么三点：一是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继而成为脱离农村的非农人士；二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三是接受了部队的正规训练和艰苦生活的磨砺，养成了什么苦都能吃的习惯。同时，部队生活是我真正走向社会的开端，所以对我的人生走向起到了定向的作用。这里主要包括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价值观念，等等，都会受其影响。还有一点，也给了我很多机遇，比如入党、提干，比如转业后又被作为后备干部送到高校深造。我的最高学历是迟到的大学给予我的大专，也从此走上了档案工作岗位，这一点让我现在仍感到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正确的选择。
静水映月：上海大学的“档案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
严永官：是的。当时一般都是选的政治学，也有选学农业的，其实当时我对档案专业也并不了解，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很想从事一项专业技术工作。
静水映月：如粜说选择专业时掺有感性的因素，那么两年以后，您以风华正茂的年龄推开档案的大门，这该是理性的选择了。有人说，只有面临选择的时候人才会痛苦，您在选择“建设局”与“档案馆”时有这种感觉吗?
严永官：没有，可能是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吧，尽管当时我对前途意识比较模糊，但选择态度却是非常轻松和果断的。原因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搞政工这一摊，而团委书记又是吃青春饭的，所以当时只想从事一项专业技术工作，仅此而已。
静水映月：您的名字与您的选择形成了矛盾，看似志向为官，实则喜欢学问，很有戏剧性。不过从大众思维来看，您的选择会有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您怎么看待别人的看法?
严永官：是的，在我们这个受“官本位”影响特别深重的国度，像我这样的选择确实是不被人理解的。但好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的一生有得总有失，有失也会有得，我的体会是：在可以安身立命的前提下，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就是人生最大幸事。
静水映月：有了“人生最大幸事”，我就明白您1997年为什么会放弃行政职务了，您认为“理念”对于成就一个人起决定作用吗?
严永官：是的。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逐步受一个完整的人生理念左右的，在有了一定的阅历后，这个体会会更深一些。其实，干工作、做事业，在我想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在扬长避短中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一点尤为重要。当然，要做到这点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现实中诱惑人的东西太多，要想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能在利益面前患得患失。
静水映月：可患得患失好像已经成为我们常规性的思维方式，看来做事情前不做太多的利益权衡，主观意识就不会被客观条件过分地限制了。
严永官：是的。当然这种认识的确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理念”也要有建立的基础，比如说自己的性格、经历、学识、兴趣，等等。
静水映月：在诸多要素中，您为何把性格放在首位?
严永官：这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一路走来，受性格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虽说人的性格随着环境可以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较小的成分。所谓的“本性难改”就是指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性格对于一个人所从事事业的成功与否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静水映月：您在这里设置的头像寓意着您的性格吗?
严永官：有一些吧，比如说我恪守与人为善；比如说我宁愿“人负我，决不我负人”。
静水映月：“与人为善，善莫大焉。”您的恪守，彰显了“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境界，但凡这境界都是产生在“痛定思痛”之后，您现在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有关吗?
严永官：其实“与世无争”并非我的本意。我信奉“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么就让自己适应环境”，所以就有了“与世无争”的现象。这样想了，做起事情来就会释怀一些。比如，有段时间，工作环境不是太好，心里不是滋味，但时间不能够浪费，于是我就在原有基础上组成了一个“三人课题组”，承担并完成了市局立项的“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最终形成了主要成果——《档案学术评论概要》。另外一点，其实我还是“与世有争”的：一个人要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那就要么做官，要么做学问。我自以为注定不是做官的料，所以就选择了做学问。尽管在区县级档案馆做不出什么大学问，但我也要积极努力，将其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当然结果到底怎样，是不用考虑太多的，只要过程尽可能精彩一点就行。
静水映月：没想到《档案学术评论概要》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之前，我对评论的感觉仅是来自时政方面的犀利语言，“档案学术评论”涵盖的意义是什么?
严永官：就我的看法，评论的真正对象恰恰就是学术，因为只有学术的东西才是可以讨论、可以评论的。但凡涉及政治的评论往往只是看着解解眼馋，不会有评论的实质意义。但是现在，我们的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业界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像我这样的游击队员也在极力地呼吁。
静水映月：发展我加入组 织吧，我也和您一起去呼吁。
严永官：好啊!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要靠呼吁先行的，而呼吁是要有热心者为之努力的。为了推进档案学术评论，我这里也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静水映月：按说“评论”应该依附于“学术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但从现状看，档案学术评论并未随档案学术研究进入相应的“活跃期”，您认为导致“档案学术评论”出现“缺位”的原因是什么?
严永官：导致“档案学术评论”出现“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一书中将其归纳为“我国学科评论整体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影响”、“档案学术评论主体的束缚”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也可以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静水映月：影响“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因是什么?
严永官：就内因而言，我在《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一书中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档案界内的部分同志感到著书收益大，对扬名、评职称、提高自己在档案学某一领域的知名度等都有好处。而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则既费时费力还出力不讨好，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二是不同层次的人对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存在着不同的心态，一些权威人士、理论造诣较高的专家、学者不愿写，怕有“一锤定音”之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敢写，怕有“不知天高地厚”之嫌，所以问津档案学术评论的人就很少。
静水映月：症结还是出在观念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事情前进行无谓的“掂量”好像已成为我们思维的一种惯性。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吗?
严永官：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和意向目标不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掂量，也许各人都以为自己的掂量是必要的，但表现的结果却不一样，有时还可能会大相径庭。要解决这个问题，依我之见就是不能患得患失。
静水映月：老师是说坚定信念是最好的方法。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来看，“缺位”在目前是缺憾，但对于致力研究者来说也是广阔的发展空间，您对“档案学术评论”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
严永官：在区县级档案馆要想把学问做得大一点还是有诸多困难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只是我的第一步。在对此课题进行立项研究时，由于熟悉的儿位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吸引他们进课题组有困难。于是我就想先走一步，出一个初步成果，之后在上海地区再做一些努力，比如办一个系统的讲座、出一本评论成果集，然后再请几位教授一起到国家档案局立项。到时，研究出来的成果可能就会比较像一本专著了。
静水映月：我们期待着您新成果的问世。说实在的，您的过程不光是“精彩一点”，而是精彩纷呈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年光专业文章您就发表了60多万字。我想不明白，同样是在基层档案部门工作，您怎么就有这么多的选题?怎么会有写不完的文章?
严永官：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有不少接触过的同志问过此问题。我想，在写文章方面，专门从事档案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自然有他们的优势，但我们在一线的同志也有我们的优势，那就是我们整天接触档案、从事档案工作、与前来查阅档案的利用者打交道。只要你做有心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只要你想努力把工作做好，就会想法去解决问题；只要你认真钻研，就会把问题解决好；只要你有心写文章并经常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就会有写不完的文章。
静水映月：基层档案工作是很繁琐的，您写了这么多文章，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
严永官：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0岁前看书写作就是我的业余生活；50岁后就不一样了，感到年过半百，需要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于是就开始了不间断的早锻炼，还结交了一圈好友，双休日一起打牌、喝茶等，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现在写文章主要是早上直接到办公室，可以用上两个来小时，有时候中午也能有两个多小时，再说，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同样写一篇文章所需要的时间相对会少些。
静水映月：老师还是在挤时间写作啊。据我粗略统计，从1987年到2009年，您发表了60多万字的专业文章，一部22万字的专著，主编了80.8万字的工具书。22年，160多万字，还不包括两部参编著作的编写，现在回想起来，您怎么看待收获背后的酸甜苦辣?
严永官：我这个人说来也真有点怪，真要回过头来看一看想一想，好像只有甜甜的感觉，其他滋味倒真没有那么清晰。这也许就是“要我做”与“我要做”的区别吧。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一天誊抄了9000字，累是累了点，但真没有感觉到苦。当一个人想做而且意识到所做之事非常有意义的时候，什么累啊、苦啊就都不那么在意了。其实再直白了说一点，刚开始还就是为了一点“私心杂念”哩。
静水映月：什么样的“私心杂念”让您不在意所有的苦和累?
严永官：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那就是不能让人给小看了。“一个有着14年戎马生涯的军转干部，又接受了两年的档案专业教育，怎么也不过如此?”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际萦绕，于是我告诫自己要加倍努力，在“实践和研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尽快取得让人看好的成绩。现在想想，将这种私心杂念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不但没有坏处，而且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静水映月：静水对老师的“私心杂念”肃然起敬了。您捍卫的荣誉俨然成为潜意识中的动力，这也是您一年能发表14篇专业文章的原因之一吧?
严永官：也许是1993年正好发得比较集中，当时是有点沉湎其中了，看见什么都想写。
静水映月：“目及之处皆文章”，老师是收不住笔了。您的专业文章触及了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一路“游击”打下来，您的“责任田”、“根据地”处处都是风生水起了。
严永官：这就是游击队的优势。我的文章都是从工作中来的，这些只是业务问题的研究，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还不能够算得上学问。
静水映月：老师是怎样来看待“学问”的?
严永官：我一般不会说我写了多少篇论文，而是说写了多少篇专业文章。专业文章注重指出和解决工作实践中的问题，而论文应当是提出并阐述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说从实践出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要说学问，我只能说是开始做了一点，但只是这一点，还连自己都感到不太理相。
静水映月：1987年您的《档案利用理论初探》一文获得了“优秀学术成果奖”，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把“档案利用”提升到理论高度来研究的?
严永官：这一篇我是以论文自居的，当时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起因好像是当时对档案利用工作的研究挺热闹 的，于是想到了从理论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就写下了此文。开始时有一部分写得不尽如意，在憋了较长时间后删成了两个问题。后来编辑老师说这篇文章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我就再次作了补充研究，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静水映月：这篇论文的成功对您以后的工作和创作有没有影响?
严永官：对我的创作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我就做了长期打算，将目光放到了全国档案专业刊物上。另外，当时我对这篇文章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从心理上讲比较平和。但此文在我后来评定中级职称时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因为它是“破格”的基本条件。
静水映月：我发现您中级、副高、正高都是一路破着格过来的，您怎么就有这么多“破格”的机会呢?
严永官：要说“一路破格”，倒是与文章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上海档案系统评定职称的破格条件中，还就文章得奖是相对比较容易达到的，所以我对参加征文和学会五年一度的“优秀成果评奖”活动比较重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路破格”。由此我也看到了档案人员从事专业写作的另一层意义。我副高、正高的破格都是依靠文章得奖，分别为市档案学会五年一度的“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而且都是未雨绸缪准备好的。
静水映月：这对我们在一线工作的档案人员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老师的经验非常实用。
严永官：我在给有关单位讲档案专业文章写作时，也会以此为例，从这个方面说明写作的意义。
静水映月：您针对档案专业文章的写作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专业文章来说，除了它高标准的业务要求外，怎样来增加它的可读性?
严永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在前几年也曾就这个努力过，并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在文章题目和文章内标题上尽可能做得活一点，如《上海档案》1993年第4期上的《档案于我味若青榄》一文；比如在文章写好后朗读几遍，努力在其间增加一些优美的词语；比如在文章的开头和段前尽可能采用一些诸如排比一类的修辞手法，来吸引读者，如《档案工作》1993年第4期上的《春风花开第一枝——荐评<档案启示录>》一文。另外，为了增加专业文章的可读性，我还曾尝试着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小小说、诗歌，等等，这样一来可以增添写作兴趣，二来是想通过不同类型的写作，来影响专业文章的风格，使专业文章更好看一些，但收获不太大。
静水映月：老师把小小说和诗歌都放哪儿了?
严永官：哈哈，没有放进我的文集。那几年还真发了几十篇这类作品，大多发在档案刊物和当地一些报刊上，但有点儿像样的就一篇《特殊鉴定会》，上了1993年第3期《山海经》。
静水映月：真不知道老师还留一手，回头您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放“原创”吧，权当让我们“特殊鉴定”了。
严永官：不是留一手，是拿不出手。我比较讲究实事求是，要说有一点谦虚的话，那也是因为底气不足。
静水映月：那问一个您最有发言权的问题，从1985年“只想从事一项技术工作”到200 7年第一轮奉贤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您怎么总结这一过程?
严永官：这一过程对我来说既有些漫长又相当短暂。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现在的荣誉和成绩作为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一切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发生、发展着。
当然，由于当时自己有着相当强烈的“只想从事一项技术工作”的愿望，所以在我真正地踏上专业技术岗位以后，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的工作心态，比如遇到困难就会努力去克服，取得成绩就会又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总想着如何把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岗位做得更加出色一些。
静水映月：这也是对自己义无反顾地“进这个门”的一个交代吗?
严永官：是的，正因为是自己认着这个门进来的，所以总想在这个岗位上尽可能做出一些能够让人称道的成绩、能够让已经从事的工作成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我就在档案这方天地里顺利地走到了今天。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认真付出了，社会就会认可并鼓励你及你所从事的工作。于是，就有了“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就有了“第一轮区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就有了“2008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静水映月：您对获得“2008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怎么认识的?
严永官：我对这个荣誉的获得，从一开始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知道这个荣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获奖的范畴，因为这个荣誉对于档案界，特别是对于在一线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更有其特殊意义。这说明了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乃至社会各界对档案部门的重视和对从事档案工作人员的关爱。
静水映月：我看到您在“公共话题”栏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帖子里讲到“现在我最想说的就是通过此事，我对‘事在人为’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严永官：我讲这话的本意是指我们档案界，具体一点说是我们档案局的领导在其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敢于争取，才有可能获得。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的同行中比我更有成就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上了，而一批比我更有成就的没有上呢?这就是“事在人为”了。我们这里的领导努力争取了，我们这里的组织人事部门推荐了……正是这个缘故，使还算不上“金子”的我突然一下就发了光，而很多名副其实的“金子”还在等待着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去挖掘，等待着伯乐的认知和推荐。
静水映月：您觉得有些时候不能全力“人为”的原因是什么?
严永官：关于“人为”不够，我想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不敢争取，认为这么高的荣誉轮不到我们这个行业，你就是争取了也白搭。二是无意争取，想到一旦为张三争取到了，那李四呢?还有王五、赵六……
静水映月：“事在人为”是一方面，但有一点是必须正视的：我们首先要把自己锻造成“金子”，这是发光的条件，也是呼吁“人为”的资本。
严永官：您说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的体会是：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静水映月：十六年前，档案于您“味若青榄”，现在呢?您怎么品味档案?
严永官：十六年后的今天，再来回味档案，应当说比起十六年前来会深刻很多，但仔细想想，到目前为止，我品味对档案的感觉却仍然是“味若青榄”。
静水映月：老师对青橄榄好像情有独钟，这里面有什么典故吗?
严永官：我们这里乡下有旬俗话，“乡下人吃青橄榄，草房扒掉两三间”。说的是乡下人在初次吃青橄榄时，感到口中苦涩难忍，于是将青橄榄从口中取出狠劲向空中一抛，落到了草房顶上。可是不一会儿，他发现口中的清甜之味越发可口沁人，于是就爬到房顶上，急切地扒茅草找青橄榄，以至于扒掉了两三间屋顶。当然这只是戏说而已，但青橄榄先苦后甜，且这种清甜能够长久停留，给人带来非常惬意的感觉。我想档案于我真是这般感觉。
静水映月：相信青橄榄的苦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不识此果的我每看到这三个字，心头也会条件反射地生出一丝苦涩。但此时我已然是心潮澎湃了，“档案”于严老师来说，不仅是摇曳枝间的一枚青果，更是云帆沧海间的歌吟，是凭栏赏雪时的惬意，是耕耘中豪迈之情的油然生发，是收获时欣慰之意的自然流露……
谢谢严老师将这份浓郁、绵长的清甜带来与我们分享!
严永官：其实对于这份情感，我完全应当表达得更为详尽，但苦于笔力有限。不过还好，有您帮我做了如上精当的描述。
静水映月：我是被您的“青榄”情结感染了。我还从老师的《档案学术评论概要》中摘录了一些句子，都是耐读耐品，感人至深的。
“开展学术评论必须遵循‘平等、慎重和全面’的原则，要坚持学术标准，要有争论，有交锋，但目的要纯正，要真正出于公心，为促进学术研究而评。”
“档案学的发展要‘百家争鸣’，不要内耗；要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不要文人相轻和相互拆台。”
“作为一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理应胸怀坦荡，明净如镜，羞与讳疾忌医、抱残守缺者为伍。”
“真正的学者只有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博览群书，十年磨一剑，才能有传世之作。”
严永官：其实以上这些话语，可以说也是我的努力方向。您在此提出来可见您的用心是让大家在我的理想中共同努力，让我们一起为档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静水映月：这是一位有着至高无上荣誉的档案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不平凡的业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以一种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要以一种清楚的眼界给自己定位；要以一种坦荡的胸怀去钻研学问；要以一种朴素的情致融入工作，因为这项事业，值得我们付出一生!
谢谢严老师!谢谢大家!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