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中有关于技术复制和哲学、美学之间的深刻联结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杜尚,或者说,从杜尚开始——就像斯蒂格勒在他一系列技术与艺术相关的讨论班和讲座中所做的那样.在著名的一文的开头,斯蒂格勒问道:“在《下楼梯的裸女》与《泉》之间,也就是说,1912年至1917年,在杜尚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1同样,在这篇文章里,他也是通过对杜尚的分析,将可复制性这一技术哲学的根本问题与当代艺术的起源连接起来.这种回溯和勾连将20世纪艺术史的一般问题下沉到整个社会所经历的技术变革和经验改造层面,也就是以技术哲学的角度去发问:为什么是杜尚?为什么《泉》(1917)的颠覆性能够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中最终获得一种合法意义?如果说一件现成品[ready-made]能够牵动起审美判断的历史转向,在它的身上和它所处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