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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平凹是一位时代嗅觉及其敏感的作家，通过《秦腔》这部作品，他给读者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尴尬现状：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农民纷纷放弃耕作进城务工，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乡土中过的伦理正在发生剧变。《秦腔》用多元复合的文化视角构成了窥视农村、农民的窗口，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中，表达着对现实的焦虑。
关键词：贾平凹；《秦腔》；乡土中国
作者简介：陈天（1993-），湖南岳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贾平凹是一位时代嗅觉极其敏感的作家，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正面描写政治事件或者思想运动的作品极少，他贴着政治的边缘，把时局变幻推向后景，将视野聚焦在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同时，贾平凹又是一位向“土”而生的作家，多年以来贾平凹是以一种农民的视角与置身其中的体悟，坚定不移地叙述着乡村隐秘的疼痛。正因为如此，贾平凹敏锐地把捉到了“后改革”时代农村逐步显现的诸多问题。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经历着深刻的裂变。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农业与农民依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但是如今这一切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乡土中国却遭受着种种困难停滞不前，农村的发展面貌与城市的繁华盛世场景极不相称。“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的角逐的伟大的历史现场，农村和农民被边缘化了，农村在萎缩——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萎缩，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性质、文化传统价值发生了根本改变。”1[1]
一、土地伦理的消解
这里所说的土地伦理不同于奥尔多·利奥波德所提出的环境伦理意义下的生态概念，它与西方海洋文明所衍生出的天人相分、以个体为本位的崇力尚争的精神文化特质相对，是一种农耕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中庸平和、以群体为本位的注重道德品质的精神传统。从清风街以往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人们是在土地上追寻着自己的生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清风街人的生命感觉因依附于土地而变得鲜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组成一个共同体，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道德价值体系。他们通过一些乡规民约等强制性的规定和传统的伦理、村民的舆论等人为因素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
夏天义是清风街的道德标杆和话语权威，作为老一代的农民，土地是夏天义最依赖也是最重视的一部分。在夏天义任村支书期间，他所做的大事几乎都与土地有关，然而清风街的发展轨迹，却在夏天义卸任之后发生了偏移。
随着外界文明和现代意识的不断浸入，清风街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慢慢解体。商业和进城务工似乎比耕耘土地更有利可图，利益的关系取代了原有生活的互助性，以土地伦理为精神坐标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遭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因为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与清风街现状相适应的道德信仰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所以人心开始变得易感、冷漠和残酷。金、玉、满、堂四兄弟因为夏天义对秦安的施舍而拒绝供给粮食给父母，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哑巴与瞎瞎叔侄两人的打闹。雷庆、梅花夫妇因为蝇头小利违反规定而铸成大错，从前向“土”而生的淳朴民风变得躁动不安。
随着土地伦理的逐渐消解，土地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薄弱，年轻一代如光利、翠翠都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城市的光影声色。单纯的土地耕作捆绑住人们基本已无可能，“夏天义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3[3]381
二、“守土”与“离土”的分化
贾平凹把《秦腔》的叙事背景放置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并非是要对历史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更不是试图去解决现实难题。贾平凹所做的只是把清风街这一艺术化了的故乡，用疯子引生的视角毫无章法地呈现出来。因为疯癫的视点不需要在历史理性的引导下思考或诘问，散漫地四处窥探乡土生活的碎片，在情节的缓慢推进中逐步展示乡土中国“守土”与“离土”的分化。
这里说的“土”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土地”，另一层则是指“故土”。在《秦腔》文本中，就“土地”这一层含义而言的“守土”，典型的代表是夏天义和秦安。夏天义对土地的依恋是至死不渝的。他土改时拿着丈尺分土地，公社化砸着界石收地，“四清”没有倒，改革开放新时期再给农民分地，示范种苹果。“夏天义简直就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了，他想干啥就干啥，他干啥就成啥。”4[3]25“夏天义的一生可谓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正是由于他对土地的依恋之情，使他未能超越这种原始、自然的感情，不仅拒绝了把清风街作为焦炭基地的工业计划，而且还带头反对侵占耕地的国道修路，因而被撤职处分，结束了他在清风街的政治生涯。”5[4]而秦安则是夏天义的忠实追随者，在关于兴建农贸市场的讨论会上，秦安说：“我的意思，咱既要干大事，不如把上一届的事继承下来，上一届也干的是大事。天义叔的手里没有把七里沟淤成，主要是天太旱的原因，我就不信天会一直旱下去？”6[3]90
夏君亭在政治理想上实际上与夏天义一致，不同于夏天义想要重归土地的农业化道路，夏君亭是要在清风街的乡土大地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新一代村官的夏君亭，不满足于“收粮收款，刮宫流产”的上级委派性任务，同时他又敏感地察觉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无效性，所以他兴办农贸市场，致力于建立起属于清风街的、不仅仅局限与耕作土地的一套致富模式。
夏君亭在村委会上的发言最能代表他的想法，他说道：
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 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 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价往下跌， 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产资料都涨价， 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 东街出外打工的有四人， 中街有七人， 西街是五人， 他们家分到的地都荒了啊！ 我是支持出外打工的， 可是也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农民技术员为什么出外， 离乡背井， 在外看人脸， 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 常常又讨不来工钱， 工作事故还那么多， 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 还在卖淫， 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 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7[3]91 夏君亭说出的不仅仅是清风街，更是当下整个中国农村的困境，土地荒芜，劳动力流失，农民工涌向城市，农村脱离了家园，亦丢失了做人的尊严。夏君亭想要借组经济的力量留住背井离乡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守土”的表现，只不过这里的“土”，指的是“故土”。
在背离乡土奔向城市的农民之中，有别于混迹在城市底层的农民的，是夏风这一类靠文化知识进入城市并扎根城市的人。在城市稳定立足之后，他与故乡唯一的关联只剩下亲人。而夏风的父亲夏天智作为“守土”的典型代表，他坚守的不仅是脚下的乡土，还有紧贴乡土的传统文化。夏天智十分痴迷于秦腔，他不仅喜欢唱喜欢听秦腔，而且长年累月痴迷在马勺上描画秦腔脸谱。从清风街出去到省城工作，作为“清风街名片”的夏风从小就在秦腔氛围中长大，在回清风街老家结婚时却对秦腔表现出了拒绝、排斥的文化姿态。这时的夏风“已经摆脱了乡村思维的感情羁绊，在心理世界确定了一种迥异于乡村的具有优越感的、所谓高层次的城市文化。”8[4]夏天智想买下清风街的老仓库给夏风盖新庭院，夏天智说：“叶落归根，根是啥，根就是生你养你的故乡，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谁不都是梦牵魂绕的是故乡，晚年回故乡？”夏风却说：“有父母在就有故乡，没父母了就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9[3]50此时的夏风在精神依托和心理归宿上都已彻底脱离故土了。
三、对以往革新、守旧“二元对立”叙事的解构
与早期“改革小说”不同的是，面对清风街“守土”与“离土”的人群分化，贾平凹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喜恶态度，更重要的是作者改变了早期小说创作中单一的社会视角，改而以一种多元复合的文化视角对乡土生活的裂变与分化进行观照。“在著名的‘改革三部曲’（1983-1984）里，贾平凹在故事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冲突方面跌入了当时流行的‘革新与守旧’或‘先进与落后’的模式化陷阱。”10[5]《小月前本》中才才与门门的对立，《鸡窝洼人家》中回回与禾禾、麦绒与烟峰的对立，《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与王才的对立，在各自的文本层面上集中表现为革新者与守旧者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对立。
从《秦腔》整体的叙述内容来看，文本中不可置否地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革新”与“守旧”的对立。以夏天义、夏天智兄弟为代表的坚守传统的老一辈，当他们逐渐老去和死去，以夏君亭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农民以及乡村干部，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推进着农村的历史。夏天义作为村支书时公正清明，一心为集体绝无私心，坚决恪守着集体主义的信条。而在另一种表述中，夏天义也能被看做是顽固的、守旧的、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夏君亭，他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兴建起农贸市场，确确实实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诞生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产业。
“然而，清风街自发形成的市场化在给乡民带来短暂的利益效应之后，经济规律便显现了其狰狞的面貌，即迅速对乡民的精神世界进行改写。”11[6]因为对拜金主义和消费逻辑缺少有效的进行遏制的文化链，于是各种精神病象轻易浮出水面，原本宁静的乡村出现了投机客商、妓女、舞女等等只有城市中才存在的角色，而本地原本质朴单纯的农民也变得欲望无限膨胀，利己而不满、缺乏社会承担意识。至此，在市场机制不成熟、城市生态依旧缺失的情况下，清风街原有的乡土文化生态已被完全摧毁。但文本中并没有谴责和批君亭的意思，在另一种表述中，他仍可以说是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农村干部。
四、结语
贾平凹不再以单一的社会视角来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农村，而是用一种多元复合的文化视角来进行观照，所以可以看到《秦腔》中充盈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挽歌情调和一种浮躁不安的文化焦虑。面对诸多问题，贾平凹以一位作家的敏感和尖锐予以感知，层层递进且参差错落地表现着复杂的社会形态。《秦腔》中不再有过往“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设置，在创新与守土之战中，贾平凹没有明显的偏袒立场。所以《秦腔》是用一种非常仁慈的，非常平等的方式看待现实的。这反映了贾平凹的某种艺术观念，这种艺术观念表明了作者已经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诸多问题的产生，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种力量为之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6（3）：4-17.
[2]王芳.对乡村精神坐标的重新寻找[J].佳木斯大学社会学科学报，2007（1）：92-94.
[3]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4]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J].文艺争鸣，2009（2）：77-82.
[5]李遇春.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J].小说评论.2003（6）.
[6]孙霄.文化焦虑与精神病象：《秦腔》的存在主义解读[J].理论与创作，2010（1）：69-73.
关键词：贾平凹；《秦腔》；乡土中国
作者简介：陈天（1993-），湖南岳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贾平凹是一位时代嗅觉极其敏感的作家，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正面描写政治事件或者思想运动的作品极少，他贴着政治的边缘，把时局变幻推向后景，将视野聚焦在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同时，贾平凹又是一位向“土”而生的作家，多年以来贾平凹是以一种农民的视角与置身其中的体悟，坚定不移地叙述着乡村隐秘的疼痛。正因为如此，贾平凹敏锐地把捉到了“后改革”时代农村逐步显现的诸多问题。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经历着深刻的裂变。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农业与农民依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但是如今这一切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乡土中国却遭受着种种困难停滞不前，农村的发展面貌与城市的繁华盛世场景极不相称。“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的角逐的伟大的历史现场，农村和农民被边缘化了，农村在萎缩——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萎缩，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性质、文化传统价值发生了根本改变。”1[1]
一、土地伦理的消解
这里所说的土地伦理不同于奥尔多·利奥波德所提出的环境伦理意义下的生态概念，它与西方海洋文明所衍生出的天人相分、以个体为本位的崇力尚争的精神文化特质相对，是一种农耕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中庸平和、以群体为本位的注重道德品质的精神传统。从清风街以往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人们是在土地上追寻着自己的生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清风街人的生命感觉因依附于土地而变得鲜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组成一个共同体，有着相同的习俗、语言、道德价值体系。他们通过一些乡规民约等强制性的规定和传统的伦理、村民的舆论等人为因素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
夏天义是清风街的道德标杆和话语权威，作为老一代的农民，土地是夏天义最依赖也是最重视的一部分。在夏天义任村支书期间，他所做的大事几乎都与土地有关，然而清风街的发展轨迹，却在夏天义卸任之后发生了偏移。
随着外界文明和现代意识的不断浸入，清风街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慢慢解体。商业和进城务工似乎比耕耘土地更有利可图，利益的关系取代了原有生活的互助性，以土地伦理为精神坐标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遭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因为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与清风街现状相适应的道德信仰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所以人心开始变得易感、冷漠和残酷。金、玉、满、堂四兄弟因为夏天义对秦安的施舍而拒绝供给粮食给父母，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哑巴与瞎瞎叔侄两人的打闹。雷庆、梅花夫妇因为蝇头小利违反规定而铸成大错，从前向“土”而生的淳朴民风变得躁动不安。
随着土地伦理的逐渐消解，土地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薄弱，年轻一代如光利、翠翠都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城市的光影声色。单纯的土地耕作捆绑住人们基本已无可能，“夏天义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3[3]381
二、“守土”与“离土”的分化
贾平凹把《秦腔》的叙事背景放置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并非是要对历史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更不是试图去解决现实难题。贾平凹所做的只是把清风街这一艺术化了的故乡，用疯子引生的视角毫无章法地呈现出来。因为疯癫的视点不需要在历史理性的引导下思考或诘问，散漫地四处窥探乡土生活的碎片，在情节的缓慢推进中逐步展示乡土中国“守土”与“离土”的分化。
这里说的“土”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土地”，另一层则是指“故土”。在《秦腔》文本中，就“土地”这一层含义而言的“守土”，典型的代表是夏天义和秦安。夏天义对土地的依恋是至死不渝的。他土改时拿着丈尺分土地，公社化砸着界石收地，“四清”没有倒，改革开放新时期再给农民分地，示范种苹果。“夏天义简直就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了，他想干啥就干啥，他干啥就成啥。”4[3]25“夏天义的一生可谓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正是由于他对土地的依恋之情，使他未能超越这种原始、自然的感情，不仅拒绝了把清风街作为焦炭基地的工业计划，而且还带头反对侵占耕地的国道修路，因而被撤职处分，结束了他在清风街的政治生涯。”5[4]而秦安则是夏天义的忠实追随者，在关于兴建农贸市场的讨论会上，秦安说：“我的意思，咱既要干大事，不如把上一届的事继承下来，上一届也干的是大事。天义叔的手里没有把七里沟淤成，主要是天太旱的原因，我就不信天会一直旱下去？”6[3]90
夏君亭在政治理想上实际上与夏天义一致，不同于夏天义想要重归土地的农业化道路，夏君亭是要在清风街的乡土大地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新一代村官的夏君亭，不满足于“收粮收款，刮宫流产”的上级委派性任务，同时他又敏感地察觉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无效性，所以他兴办农贸市场，致力于建立起属于清风街的、不仅仅局限与耕作土地的一套致富模式。
夏君亭在村委会上的发言最能代表他的想法，他说道：
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 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 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价往下跌， 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产资料都涨价， 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 东街出外打工的有四人， 中街有七人， 西街是五人， 他们家分到的地都荒了啊！ 我是支持出外打工的， 可是也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农民技术员为什么出外， 离乡背井， 在外看人脸， 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 常常又讨不来工钱， 工作事故还那么多， 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 还在卖淫， 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 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7[3]91 夏君亭说出的不仅仅是清风街，更是当下整个中国农村的困境，土地荒芜，劳动力流失，农民工涌向城市，农村脱离了家园，亦丢失了做人的尊严。夏君亭想要借组经济的力量留住背井离乡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守土”的表现，只不过这里的“土”，指的是“故土”。
在背离乡土奔向城市的农民之中，有别于混迹在城市底层的农民的，是夏风这一类靠文化知识进入城市并扎根城市的人。在城市稳定立足之后，他与故乡唯一的关联只剩下亲人。而夏风的父亲夏天智作为“守土”的典型代表，他坚守的不仅是脚下的乡土，还有紧贴乡土的传统文化。夏天智十分痴迷于秦腔，他不仅喜欢唱喜欢听秦腔，而且长年累月痴迷在马勺上描画秦腔脸谱。从清风街出去到省城工作，作为“清风街名片”的夏风从小就在秦腔氛围中长大，在回清风街老家结婚时却对秦腔表现出了拒绝、排斥的文化姿态。这时的夏风“已经摆脱了乡村思维的感情羁绊，在心理世界确定了一种迥异于乡村的具有优越感的、所谓高层次的城市文化。”8[4]夏天智想买下清风街的老仓库给夏风盖新庭院，夏天智说：“叶落归根，根是啥，根就是生你养你的故乡，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谁不都是梦牵魂绕的是故乡，晚年回故乡？”夏风却说：“有父母在就有故乡，没父母了就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9[3]50此时的夏风在精神依托和心理归宿上都已彻底脱离故土了。
三、对以往革新、守旧“二元对立”叙事的解构
与早期“改革小说”不同的是，面对清风街“守土”与“离土”的人群分化，贾平凹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喜恶态度，更重要的是作者改变了早期小说创作中单一的社会视角，改而以一种多元复合的文化视角对乡土生活的裂变与分化进行观照。“在著名的‘改革三部曲’（1983-1984）里，贾平凹在故事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冲突方面跌入了当时流行的‘革新与守旧’或‘先进与落后’的模式化陷阱。”10[5]《小月前本》中才才与门门的对立，《鸡窝洼人家》中回回与禾禾、麦绒与烟峰的对立，《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与王才的对立，在各自的文本层面上集中表现为革新者与守旧者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对立。
从《秦腔》整体的叙述内容来看，文本中不可置否地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革新”与“守旧”的对立。以夏天义、夏天智兄弟为代表的坚守传统的老一辈，当他们逐渐老去和死去，以夏君亭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农民以及乡村干部，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推进着农村的历史。夏天义作为村支书时公正清明，一心为集体绝无私心，坚决恪守着集体主义的信条。而在另一种表述中，夏天义也能被看做是顽固的、守旧的、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夏君亭，他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兴建起农贸市场，确确实实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诞生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产业。
“然而，清风街自发形成的市场化在给乡民带来短暂的利益效应之后，经济规律便显现了其狰狞的面貌，即迅速对乡民的精神世界进行改写。”11[6]因为对拜金主义和消费逻辑缺少有效的进行遏制的文化链，于是各种精神病象轻易浮出水面，原本宁静的乡村出现了投机客商、妓女、舞女等等只有城市中才存在的角色，而本地原本质朴单纯的农民也变得欲望无限膨胀，利己而不满、缺乏社会承担意识。至此，在市场机制不成熟、城市生态依旧缺失的情况下，清风街原有的乡土文化生态已被完全摧毁。但文本中并没有谴责和批君亭的意思，在另一种表述中，他仍可以说是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农村干部。
四、结语
贾平凹不再以单一的社会视角来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农村，而是用一种多元复合的文化视角来进行观照，所以可以看到《秦腔》中充盈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挽歌情调和一种浮躁不安的文化焦虑。面对诸多问题，贾平凹以一位作家的敏感和尖锐予以感知，层层递进且参差错落地表现着复杂的社会形态。《秦腔》中不再有过往“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设置，在创新与守土之战中，贾平凹没有明显的偏袒立场。所以《秦腔》是用一种非常仁慈的，非常平等的方式看待现实的。这反映了贾平凹的某种艺术观念，这种艺术观念表明了作者已经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诸多问题的产生，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种力量为之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6（3）：4-17.
[2]王芳.对乡村精神坐标的重新寻找[J].佳木斯大学社会学科学报，2007（1）：92-94.
[3]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4]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J].文艺争鸣，2009（2）：77-82.
[5]李遇春.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J].小说评论.2003（6）.
[6]孙霄.文化焦虑与精神病象：《秦腔》的存在主义解读[J].理论与创作，2010（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