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会问的。
　　 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利益大小的问题：它们不可或缺。每个人都不得不处在个人生命、我们所属的家庭以及团体的连续体中。我们也禁不住会比较过去与现在：这就是家庭相簿以及家庭录像带存在的理由。我们也一定会从中学到教训，这就是所谓的“经验”。也许会学到错误的东西，但如果不学习，或至今都没有机会学习，或拒绝学习任何跟我们目的有关的过去，说得极端些，就是心智异常。
　　 理论上，过去——所有的过去，迄今发生的种种事件——构成了历史。过去有很多部分并不属于历史学家掌管的范围，但历史学家能管的也够多。而且就历史学家编纂及建构过去的集体记忆来看，当代社会的人必须仰赖他们。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人们都认为，绝大部分的人类过去——西欧直到18世纪仍是如此——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如何运作。过去是现在与未来的模范。一般来说，它代表了能解开遗传密码的钥匙，透过这把钥匙每一代人可按遗传密码“复制”出后代并且规范彼此的关系。因此，老人的重要，在于他记得事情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以及事情该怎么做比较好。美国参议院以及其他议会中的“元老”一词，就表示了这样的意义。
　　 我知道秘鲁中部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社群，自16世纪末期以来，就与邻近农场或共同耕作者在土地上存在争执。一代接一代，不识字的老人带着不识字的男孩，到有争议的高原牧地，让他们看从以前到现在丧失的公有地疆界在哪里。历史完全成为现在的权威。
　　 这个例子带我们发现历史的另一个功能。如果现状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令人不满的，那么过去就提供了能够重构现在的模式，使其能令人满意。过去的日子被界定为——现在仍有人这样想——往日的美好时光，社会应该像过去那样。这种观点仍相当活跃：全世界的人们、政治运动，都对乌托邦有一种乡愁的情怀：回到旧日的好道德、旧日的宗教，对于《圣经》或《古兰经》——古代文本——的每个字都深信不疑，等等。当然今天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回归过去，要不是回归一个遥远而必须重构的过去，在数世纪的湮灭之后对于古典时代的“再生”或“复兴”，就是（更可能如此）回归完全不存在却完全是有意捏造的事物。犹太复国运动或任何现代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对失落过去的回归，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组织——有领土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前并不存在。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创造，只是伪装成恢复而已。事实上，他们必须编造出一段历史，能够去实现这段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露这个神话，除非他们满足于——恐怕民族历史学家总是如此——充当意识形态的仆人。而这便是在当代社会上历史能做的重要贡献，即便是负面的。而政客并不会感谢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
　　 这个时代，从历史中所得的经验累积与凝结，已不那么重要。现在似乎已经不是过去的重现，过去也不可能在实际运作上充当现在的模范。由于工业化的开始，每一代人都带来新的事物，每一件都让人震撼而与过去没有什么类似之处。不过，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区域，过去在日常事务上仍维持着权威：历史或经验仍具备旧日的意义，而在事物的处理上仍须遵照祖先的做法。
　　 黎巴嫩不只是基本局势在150年来没什么改变，并且就连当地的政治状况在很长时期也没什么变动。一个名叫琼布拉特的人乃是德鲁兹人的酋长，他们于1860年对马隆教派进行屠杀，从那时起如果你为照片中黎巴嫩的领导人填上名字，将会发现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只是政治上的立场与地位不同而已。几年前，有一本19世纪中叶俄国人所写的有关黎巴嫩的书被翻译成希伯来文，而有位以色列军人说：“如果我们那时能够读到这本书，就不会在黎巴嫩犯这些错误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就能知道黎巴嫩是怎么样的状况”。只要一点点基本的历史知识，就能够找到答案。当然我必须补充，学习历史不是唯一能够找到答案的方式，但却是比较容易的方式。
　　 黎巴嫩的例子比较不寻常，毕竟在一个世纪前写的书，还能用来观察某国当前的政治（甚至包括政治领导人），这种状况很少。另一方面，平易而不带理论的历史经验总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当代社会的事。这有部分是因为人性不变，而人类的处境有时会重复。
　　 《论历史》，（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