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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配置和创新的阻碍导致了经济停滞，只有恢复活力，才能提供有着持久出路的希望
几十年沉重缓慢的经济增长，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大部分地区学人们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转变。
停滞源于生产率放缓
不可否认，人们口中常说的长期停滞困扰着发达经济体：财富越积越多，但实际工资并没有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更糟糕的是，决策者们对此束手无策。这种停滞的背后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根源——自主创新——受到严重堵塞（主要集中在已建立起来的行业里），2005年时更是如此。
现在，随着税率降低，削减税收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债务水平与财政赤字均已到达较高水平，而且未来可能面临更高水平。所以，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现在最好也是最明智的办法是利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建立的理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总需求”低于产出时，产出应根据需求而定。这里的需求指的是家庭、企业、政府和海外消费者最终愿意花费在本国国内商品上的真实支出水平。
新需求引发新投资
需求学派的概念有些陌生，他们认为私人需求是自主的，购买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要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消费者需求本质上是自主的，因为所谓的引致需求也会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而与自主投资联结起来。所以当自主需求下降、就业不振时，政府手段是提升就业和促进增长的仅有手段。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紧缩需求可引发两种类型的复苏。
第一种是适应新出现的机会。当公司遇到产品需求减少时，他们会使用更好的企业家进行更好的经营，或者直接让一些员工离开公司。每当经济衰退期到来，大街上就会有很多店铺关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店铺（往往优于之前倒闭的）就会出现。
第二种是自主创新。商界人士各种改变思路的新想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因为需求减少而促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时，一些选择留下的人会根据公司目前的情况去构想新产品、新方法，并组织初创公司去发展它们。
在自家企业辛勤工作的有抱负的创新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自己制造一些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新初创企业的增加将逐步提高投资需求，从而通过诱导需求促进增长。
能否在压低收入的同时增大资本筹集？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一直在努力争取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大衰退”使这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经济衰退也未能阻止这些公司去硅谷、伦敦、柏林寻找资金。这也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或多或少都恢复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还有两种经济体难以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缺少有志成为新创业者或创新者的年轻人，即便有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年轻人，也受到“顽固”企业和其他特权阶级的阻碍。希腊不缺乏有志成为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人，但缺乏天使资本和风投资本体系。一些希腊人成立了初创企业，但这些项目并不在希腊本土。
恢复活力才能重塑希望
需求学派表示，创新只会让经济更难恢复，因为它促使企业在员工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去满足现有需求。因此，他们呼吁将每年的公共投资提升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水平。但是，如果经济通过适应性或创新性活动重新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那么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将远超曾经的水平。实际上，这种投资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它替代了本能带来更高就业和更快增长的资源配置和创新。
此外，西方的创新依然受到狭隘的限制，需求派的大量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流承诺——同理，供给派类似的私人投资流承诺——一定会带来越来越少的回报，直至经济不可避免地达到近乎静止状态。
正如凯恩斯所想的，提供更多相同的老式商品永远“不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但提供新商品却能达到这个效果。不是财政紧缩，而是对资源配置和创新的阻碍引起了经济停滞。只有恢复活力，而非更多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才能提供有着持久出路的希望。
中国需关注劳动力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现在的发展，有人说要将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但令我震惊的是这些观点只专注于改善经济内部的产出组合，却丝毫不关注劳动力。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但是在中国，这一现象特别明显。从某些指标看，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必须抑制继续在笨重的钢铁厂和闲置的房地产上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劳动力，提升其工作体验——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大批经济学家无不都以此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工作体验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特别是欧洲大陆人——认为最优配置（带来运转良好的机构）如能加上教育投资便已足够。毕竟，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但他们工作努力而且出色，因此拥有很高的单位时间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比美国和英国都要高。
但欧洲大陆人似乎工作得并不十分快乐。间接的证据是他们爱好创纪录的休假，以及他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度。而职业满意度调查研究的数据则提供了直接证据：在西方大国中，欧洲大陆工人所认可的职业满意度最低。
这并不令人奇怪。总体而言，欧洲公司已不再是让工人的思维去接受新刺激和新挑战的场所。但如果中国避免追求效率的欧洲模式，又应该追求什么模式？
好经济才能提供好生活
我曾在我的《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一书中指出，正确的模式应该是“好经济”（good economy）。好经济就是提供“好生活”（good life）的经济。最优资源配置（效率是其中一部分）是“好经济”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事实上，一根筋式地只是专注于提高国内消费，可能导致中国领导人不再关注“好经济”所需要的其他政策。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于其他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的好朋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让-保罗·费托西（Jean-Paul Fitoussi）和弗拉基米尔·柯文特（Vladimir Kvint）——他们喜欢使用生活质量标准去衡量“好生活”。而他们所谓的生活质量主要是指充足的消费和充足的闲暇，以及优质的公共产品，比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物、安全的街道、市政公园和体育场的文娱设施。
这是自古有之的理想的详细版本。我不反对这些服务，也不反对由国家来提供这些服务，但它们并不添加在哲学家的“好生活”概念中。亚里士多德曾打趣说，我们需要这些服务来恢复自己的精力，从而能够在第二天继续工作。
另一位好朋友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经济学家对消费的关注忽视了人们对工作的需要。不过对此，他研究得还不够深远。其实，人们并不想处于他们没有自主权的工作项目中。
人需要在工作中得到认可
为了得到“好生活”，人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他们希望能够带领一部分人，并做着令人愉快的工作。人们珍视表达自己的时机，即说出他们想法的机会和展示他们才华的平台。
换句话说，人们珍视凭自身努力取得的成就。我用“欣欣向荣”（prospering，来自拉丁语prospere，意思是“如希望或期望的”）来描述一个人在工作中的成功体验：手艺人看到自己的技能获得其他人的高度评价而得到满足；商人看到自己的货物大销而得到满足；学者从荣誉教职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感。
人们还很看重可能来自其职业生涯中的个人成长和镀金的机会。我用“如日中天”（flourishing）来描述进入未知领域的旅途所带来的满足感——即挑战自我和克服障碍的诉求带来的雀跃感。事实上，成就、“欣欣向荣”和“如日中天”都是指体验性的奖赏，无关金钱。
中国应发展创业创新经济
什么样的经济体能带来这种“好生活”？历史表明，答案是创业者民族（敏锐于容易被忽视的机会，并采取行动尝试新事物）和创新型民族（想象新事物，发展新概念并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把它们兜售给潜在客户）。这样的“好经济”的参与者包括从社会最底层草根到社会最顶层精英的所有人。
我希望中国能发展出这样的经济。当然，在艰难时世，一国也许无法立即实现“好经济”，其人民首先希望获得清洁的空气和安全的食物。矛盾的是，要充分满足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就需要一个异常庞大的公共部门，这就很可能会排挤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
重视私人部门
中国必须认识到，在许多目前由公共部门供给的服务方面，私人部门完全可以赶上或超过公共部门。地铁就曾经是私人企业家所创造的产物。如今，最具革命性的城市交通工具是优步。而在不久的未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它们都是私人部门的产物。
当然，一些愤世嫉俗者认为，中国不具备作为创新者的先进性和成熟性。但对中国和G7国家自主创新的估算表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名列第四；而在此后十年，英国和加拿大逐渐掉队，中国已经跃居第二，并且距离美国已经不远。
事实上，美国的创新数量已经大不如前，而欧洲的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完全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创新源之一，赶上或超过美国。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无比宝贵的机会——也是值得让世界其他国家欢迎的发展趋势。
几十年沉重缓慢的经济增长，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大部分地区学人们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转变。
停滞源于生产率放缓
不可否认，人们口中常说的长期停滞困扰着发达经济体：财富越积越多，但实际工资并没有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更糟糕的是，决策者们对此束手无策。这种停滞的背后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根源——自主创新——受到严重堵塞（主要集中在已建立起来的行业里），2005年时更是如此。
现在，随着税率降低，削减税收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债务水平与财政赤字均已到达较高水平，而且未来可能面临更高水平。所以，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现在最好也是最明智的办法是利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建立的理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总需求”低于产出时，产出应根据需求而定。这里的需求指的是家庭、企业、政府和海外消费者最终愿意花费在本国国内商品上的真实支出水平。
新需求引发新投资
需求学派的概念有些陌生，他们认为私人需求是自主的，购买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要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消费者需求本质上是自主的，因为所谓的引致需求也会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而与自主投资联结起来。所以当自主需求下降、就业不振时，政府手段是提升就业和促进增长的仅有手段。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紧缩需求可引发两种类型的复苏。
第一种是适应新出现的机会。当公司遇到产品需求减少时，他们会使用更好的企业家进行更好的经营，或者直接让一些员工离开公司。每当经济衰退期到来，大街上就会有很多店铺关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店铺（往往优于之前倒闭的）就会出现。
第二种是自主创新。商界人士各种改变思路的新想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因为需求减少而促使企业减少雇佣人数时，一些选择留下的人会根据公司目前的情况去构想新产品、新方法，并组织初创公司去发展它们。
在自家企业辛勤工作的有抱负的创新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自己制造一些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新初创企业的增加将逐步提高投资需求，从而通过诱导需求促进增长。
能否在压低收入的同时增大资本筹集？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一直在努力争取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大衰退”使这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经济衰退也未能阻止这些公司去硅谷、伦敦、柏林寻找资金。这也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或多或少都恢复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还有两种经济体难以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缺少有志成为新创业者或创新者的年轻人，即便有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年轻人，也受到“顽固”企业和其他特权阶级的阻碍。希腊不缺乏有志成为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人，但缺乏天使资本和风投资本体系。一些希腊人成立了初创企业，但这些项目并不在希腊本土。
恢复活力才能重塑希望
需求学派表示，创新只会让经济更难恢复，因为它促使企业在员工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去满足现有需求。因此，他们呼吁将每年的公共投资提升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水平。但是，如果经济通过适应性或创新性活动重新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那么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将远超曾经的水平。实际上，这种投资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它替代了本能带来更高就业和更快增长的资源配置和创新。
此外，西方的创新依然受到狭隘的限制，需求派的大量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流承诺——同理，供给派类似的私人投资流承诺——一定会带来越来越少的回报，直至经济不可避免地达到近乎静止状态。
正如凯恩斯所想的，提供更多相同的老式商品永远“不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但提供新商品却能达到这个效果。不是财政紧缩，而是对资源配置和创新的阻碍引起了经济停滞。只有恢复活力，而非更多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才能提供有着持久出路的希望。
中国需关注劳动力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现在的发展，有人说要将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但令我震惊的是这些观点只专注于改善经济内部的产出组合，却丝毫不关注劳动力。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但是在中国，这一现象特别明显。从某些指标看，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必须抑制继续在笨重的钢铁厂和闲置的房地产上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劳动力，提升其工作体验——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大批经济学家无不都以此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工作体验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特别是欧洲大陆人——认为最优配置（带来运转良好的机构）如能加上教育投资便已足够。毕竟，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但他们工作努力而且出色，因此拥有很高的单位时间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比美国和英国都要高。
但欧洲大陆人似乎工作得并不十分快乐。间接的证据是他们爱好创纪录的休假，以及他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度。而职业满意度调查研究的数据则提供了直接证据：在西方大国中，欧洲大陆工人所认可的职业满意度最低。
这并不令人奇怪。总体而言，欧洲公司已不再是让工人的思维去接受新刺激和新挑战的场所。但如果中国避免追求效率的欧洲模式，又应该追求什么模式？
好经济才能提供好生活
我曾在我的《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一书中指出，正确的模式应该是“好经济”（good economy）。好经济就是提供“好生活”（good life）的经济。最优资源配置（效率是其中一部分）是“好经济”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事实上，一根筋式地只是专注于提高国内消费，可能导致中国领导人不再关注“好经济”所需要的其他政策。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于其他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的好朋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让-保罗·费托西（Jean-Paul Fitoussi）和弗拉基米尔·柯文特（Vladimir Kvint）——他们喜欢使用生活质量标准去衡量“好生活”。而他们所谓的生活质量主要是指充足的消费和充足的闲暇，以及优质的公共产品，比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物、安全的街道、市政公园和体育场的文娱设施。
这是自古有之的理想的详细版本。我不反对这些服务，也不反对由国家来提供这些服务，但它们并不添加在哲学家的“好生活”概念中。亚里士多德曾打趣说，我们需要这些服务来恢复自己的精力，从而能够在第二天继续工作。
另一位好朋友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经济学家对消费的关注忽视了人们对工作的需要。不过对此，他研究得还不够深远。其实，人们并不想处于他们没有自主权的工作项目中。
人需要在工作中得到认可
为了得到“好生活”，人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他们希望能够带领一部分人，并做着令人愉快的工作。人们珍视表达自己的时机，即说出他们想法的机会和展示他们才华的平台。
换句话说，人们珍视凭自身努力取得的成就。我用“欣欣向荣”（prospering，来自拉丁语prospere，意思是“如希望或期望的”）来描述一个人在工作中的成功体验：手艺人看到自己的技能获得其他人的高度评价而得到满足；商人看到自己的货物大销而得到满足；学者从荣誉教职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感。
人们还很看重可能来自其职业生涯中的个人成长和镀金的机会。我用“如日中天”（flourishing）来描述进入未知领域的旅途所带来的满足感——即挑战自我和克服障碍的诉求带来的雀跃感。事实上，成就、“欣欣向荣”和“如日中天”都是指体验性的奖赏，无关金钱。
中国应发展创业创新经济
什么样的经济体能带来这种“好生活”？历史表明，答案是创业者民族（敏锐于容易被忽视的机会，并采取行动尝试新事物）和创新型民族（想象新事物，发展新概念并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把它们兜售给潜在客户）。这样的“好经济”的参与者包括从社会最底层草根到社会最顶层精英的所有人。
我希望中国能发展出这样的经济。当然，在艰难时世，一国也许无法立即实现“好经济”，其人民首先希望获得清洁的空气和安全的食物。矛盾的是，要充分满足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就需要一个异常庞大的公共部门，这就很可能会排挤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
重视私人部门
中国必须认识到，在许多目前由公共部门供给的服务方面，私人部门完全可以赶上或超过公共部门。地铁就曾经是私人企业家所创造的产物。如今，最具革命性的城市交通工具是优步。而在不久的未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它们都是私人部门的产物。
当然，一些愤世嫉俗者认为，中国不具备作为创新者的先进性和成熟性。但对中国和G7国家自主创新的估算表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名列第四；而在此后十年，英国和加拿大逐渐掉队，中国已经跃居第二，并且距离美国已经不远。
事实上，美国的创新数量已经大不如前，而欧洲的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完全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创新源之一，赶上或超过美国。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无比宝贵的机会——也是值得让世界其他国家欢迎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