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岁的时候起就热衷于表演。但在我小的时候，那种表演是很特别的——我在脑海里进行表演，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所上演的戏劇。

　　有时候，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我就开始表演了。我家里起火了，到处是烟，而我外婆生病了，行动不便，我搀扶着她，同她一起跑出房间。我们俩多么快活啊！
　　有时候，在半夜，一只老虎在后面追我。我跑啊，跑啊，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跳！”我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但我知道我不会死。当我醒来时（我总是在关键时刻醒来），我发现我活着。
　　上小学时，我的老师是一位很穷的年轻男老师。他的外貌不好看，似乎没有年轻女人乐意嫁给他。我坐在教室里听他的课，但我在走神。我想帮助他，使他快乐。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很漂亮的作文。作文写得如此之好，以至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人们相互询问：“她是谁的学生？”“文老师的学生！文老师的学生！”文老师和我多么快乐。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们说呀，说呀……当然，这些事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
　　长大后，我的表演就持续更久，情节也更复杂了。
　　到了十三四岁，我就开始读小说了。读了小说后，我很想爱上某个人，但哪里有人可以让我爱？我家很穷，父亲去劳动教养了（在图书馆做清洁工）。平时，当我外出遇见别人时，大部分人都给我以白眼。此外，我已经失去上学的机会！
　　所有这些意味着我只能同周围的两三个女孩来往。于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我每天去一个小食堂买饭回家吃，一天两次。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食堂回来时，看见一个健康的男孩在操场上打篮球，他看上去比我年龄大一点，我觉得他很好看。我的脸因为害羞而变红了。当然，他根本没注意到我——男孩们总是这样的。到了夜里，躺在黑暗中，我开始表演我和他的邂逅。我是如此的兴奋，我们相处的情景反反复复地出现。我设计出种种情节，在这些情节里，我和男孩总是面对面地交谈着。
　　我的“天堂生活”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我每天都要经过操场，我仔细地倾听跳动的篮球发出的响声。当我倾听时，我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我必须装作一点儿都不在意他。他是多么敏捷而有活力啊！他的身体多么美！昨夜我还同他一块儿在公园里散步呢。我们坐在草地上，看鸽子从天上飞过。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少年一样，我们不敢相互触碰，我仅仅用目光触摸他。
　　时间飞逝，自某一天起，他不再出现在操场上，他永远地消失了。但我的表演又延续了一年。
　　我直到30岁才开始写作。那之前我做过“赤脚医生”、街道小工厂的工人，还当过代课教师。我成为作家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个体裁缝。我为什么学习做服装？一个原因是我和丈夫都想赚钱来养活小孩和自己，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我的写作——表演。表演是我从孩童时代开始的理想，我从未有哪怕一瞬间忘记这件事。丈夫支持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俩同时开始根据裁剪书学习裁剪和缝纫，我们每天从清晨工作到半夜。半年之后，我们俩成了裁缝。我父亲的那套房子变成了我们的工场。我们甚至雇了三个帮手，不久就开始赚钱了。那是1983年，即使在城市里，也只有少数人干个体户，但我们成功了。
　　就在我们成功的同一年，我开始在缝纫机上写小说。有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我发现我在写小说时不需要事先思考情节与结构，不论是很短的还是较长的作品都一样。我只要一坐下来就可以写，从来不考虑该如何写。白天里，顾客来来往往，总是打断我的写作。我的时间是破碎的：十分钟、十五分钟，最多半小时。到了晚上，我那四岁的顽皮儿子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就在这些十分钟、十五分钟或半小时里，我居然写出了一个小长篇——我的处女作。作品的情节十分连贯，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是如此吃惊，我没料到我能做到这样：当我想要表演时，我就表演;当我决定停止时，我就可以停止;但事后，我又可以随时回到那种意境。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想也许我有点像古代的诗人，他们喝着酒，到野外写诗，就好像他们想写就能写。但我同他们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好像有一种逻辑的力量在推动我的笔，我写下的任何词或句子都是“正确的”，不可能犯错误。所有的情节与对话都是那么贴切、那么美，正如我孩童时代的那些表演！同那时的唯一区别是，现在我表演时头脑更加清醒，内含的决心也更大了。
　　也许我就像美国的舞蹈家邓肯，我的表演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无须事先设计。当我不再需要为金钱操心时——那是我开始创作五年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每天创作一小时。这个时间通常在上午（有时也在晚上），在我跑完步之后。刚好一小时，不多也不少。无论我是写短篇还是长篇，我总是提笔就写，流畅地写完一小时，之后便不再做任何修改了。在写之前我只需要想一两分钟，第一个句子就会出现。第一句带出第二句，然后第三句……啊，我多么快乐！
　　如今，我一年比一年老。当我书写时，我的手会发抖，但只要开始表演，词语和句子就仿佛听到了召唤，变得充满活力！
　　（夏艺文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残雪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