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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长期发展过程中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
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时刻：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进一步放松：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松动、货币政策的微调，以及地方债务置换计划，这一切都表达了最高层稳增长、促改革的意愿。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造就的经济增长奇迹，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这两种红利的历史性结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优势，正是对这种优势的有效利用，创造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而面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会逐渐减弱，中国会进入一个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当前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时期，国
家应该鼓励投资。
因为，如果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长期发展过程中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是产能的绝对落后与不足。把这种短期的相对过剩，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未来的发展空间应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关键是重视投资，扩大投资。
中国还有10年-15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通过投资把储蓄资源充分转化为有效的资本留存，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并由此形成有效应对老龄化的供给实力。
要真正认识发展的重要性、认识投资的关键作用就必须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指的是这个国家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快慢。另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是指对这种财富的创造能力的实际利用程度，用这种能力实际生产了多少财富。笔者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叫潜在增长或长期增长，第二种意义上的增长叫现实增长或短期增长。现在我们关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GDP增长速度的快慢，实际上讲的是现实增长，即利用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概念上的财富创造能力，在现实中创造的财富数量。
理论上，可以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要素归因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因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得快慢，关键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关键变量。
在这决定长期增长的四个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变量的不同特性，看到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量的重要性。首先，劳动变量总体上是一个基本稳定的长期变量，是一个慢变量，劳动力的形成有一个成长周期，不易短期大幅增减波动。制度变量也是一个长期变量，制度不可能年年变，它需要相对的成熟和稳定。再一个就是技术变量，技术变量从长期来说也是一个累积性的渐进变量，技术通过长期累积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所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里最活跃、最关键的变量是投资变量。
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前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外，还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总有效需求。换言之，一国是否能将潜在生产能力全部充分利用起来，还要受到总需求变化的影响。总需求主要由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所构成，所以一国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的快慢，除了受制于潜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快慢以外，还受到总需求波动的影响。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增长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短期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对此作出了充分的论述。现在流行的所谓“三驾马车”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我们主流经济理论强调的通过扩大消费去促进增长，实际上讲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增长。
实际上，潜在增长和现实增长有很大区别，不宜混淆。在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潜在增长中，没有消费这个变量，消费对其的影响主要通过它对储蓄、储蓄对投资的影响来体现。由于消费对储蓄是负影响，消费对投资也是负影响，并进而形成消费在长期增长中的负变量作用。消费增长得越快，投资就会增长得越慢，消费对投资的增长构成反向作用。
笔者本文所谈的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指潜在增长，一国长远意义上的增长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提高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这也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而提高潜在生产能力要靠投资。
分清潜在增长和现实增长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把对短期受制于总需求而产生的经济波动的关注去取代对提高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视；不能把短期内由于总需求萎缩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产能的相对过剩理解为生产能力过大，理解为产能的绝对的剩余；不能把针对短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取代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国内主流经济理论逻辑中，由于混淆了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种“需求下降——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抑制投资——消除过剩产能”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没有明确区分消费和投资在这两种增长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去分析什么需求下降？为什么需求下降？生产过剩是什么样的过剩？是长期的过剩，还是短期的波动？
如果我们结合国情，把短期的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放到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去考察，中国的问题不在需求，而在供给；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不在消费而在投资与增长。中国的需求萎缩是由于投资受到了抑制，中国的产能不是绝对的过剩，是一种相对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后的相对过剩，是一种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是产能的绝对落后与不足。
把这种短期的相对过剩，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未来的发展空间应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关键是要重视投资，扩大投资。因为从长期来看，消费对增长来说是一个负变量，也就说消费的比重越大，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速度就越慢。扩大消费既无法消除短期的过剩，更无法促进长期的发展。 但投资变量则不同。投资变量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短期快慢，更决定了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的速度。从发展来讲，在决定长期增长的四个变量中，投资变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变量，资本变量的源泉是储蓄，储蓄与消费正好是相反关系，如果说消费是长期增长的负变量，储蓄如果全部转化为投资，它是促进长期发展的一个正变量，一个最活跃的变量。而从短期来讲，投资变量又是构成总需求、有效需求的关键要素，它跟消费、出口一起成为总需求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从对第一种意义上的长期增长和第二种意义上的短期增长这两个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变量是连接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关键变量。
回到现实中，我们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受制于总需求的时候，就要分析到底是启动消费变量还是启动投资变量。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影响和制约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变量。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现在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获阶段，还有高储蓄的优势，我们还有必要、有可能进行高投资，否则，实体经济会出现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国内现在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这实际上反映了投资不足，我们还没有完全转化吸收储蓄资源变成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潜力。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通过扩大投资才能把这些过剩产能充分利用起来、转化成长期的经济发展能力。
根据这种理论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从2008年和2009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原因是过去主要是通过出口来消化吸收国内的产能，经济增长循环得以维持，但次贷危机后，外需下降，内需却没有及时替补。那么，内需中是补投资，还是补消费呢？总体上，应该补投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处于高储蓄阶段，这种高储蓄是一种高消费满足后的储蓄，是一种要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储蓄。解决的正确之道是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把这些过剩产能利用起来。而如果是通过抑制投资削减产能去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出现内在性收缩，陷入越是削减产能，过剩越严重，经济越往下行的结局。
那么刺激消费行不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处于低消费、高储蓄的人口红利阶段，过剩的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重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这些产能只能通过投资去消化吸收，消费是无法解决钢铁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的。
另外，基于中国高储蓄的特性，我们硬要去刺激消费，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顾人口负债即人口老龄化如何应对的提前，吃光、花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其后果将是未来10年-15年我们这代人口红利人会加入“高价抢面包”的队伍。
所以我们不但要从理论上区分两种增长的不同，更要从国情上分清当前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区分清楚过剩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过剩？怎样才能真正解决过剩？
扩大投资，但必须是有效投资，要形成有效资本存量。不过，关于投资效率的判断，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过去我们的体制存在投资高估、消费低估的问题。所以，过去的高投资存在水分，实际投资率没有统计上的那么高；二是关于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结论，这涉及到对投资中的技术含量如何分解。由于任何投资都是在利用当时最新技术条件下的投资，投资中已经含有技术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运用生产函数论证投资、技术及综合生产要素的贡献时，如何分解资本和技术，如何评估投资效率的高低和综合生产要素效率的影响，要特别谨慎，不能简单得出我国投资效率下降的结论。
什么是有效投资？如何进行有效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有效投资定义为能够形成未来财富生产能力，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包括土地利用效率、劳动红利、资本存量、技术创新的投入），那么有效投资不仅仅指投资利润、投资回报。因为，有些投资可能没有直接回报，或短期内不能产生回报，但它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利，也是有效投资，如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形成未来的综合生产能力。而投资形成的未来资本存量能直接或间接提高劳动资本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
基础设施建设是典型的资本存量，这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环境保护、教育科技、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工程，这些都是未来三五十年我们能够用得上的基础投入。尤其是直接应对老龄化的投资，既包括养老院、医院等直接设施，也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智能机器人开发利用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老人福利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因此，关于有效投资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赚不赚钱，有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从国家层面来讲，有效投资考虑的应是综合效益、长远效益，而非短期效益。
至于如何进行有效投资，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要提高投资的战略规划。扩大投资不是简单地为了应对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才想去提高投资，而是要把它当作国家的一种长远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经济带就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长远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这种配套的战略。为什么到年底我们的财政几万亿元的钱花不出去？连需要大量投入的教育经费年底都花不完，就是因为没有长远的战略投资规划。因为投资从规划到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利用未来10年-15年的机会窗口期，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事情规划好、设计好，现在就开始行动。二是要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激发市场多个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时刻：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进一步放松：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松动、货币政策的微调，以及地方债务置换计划，这一切都表达了最高层稳增长、促改革的意愿。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造就的经济增长奇迹，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这两种红利的历史性结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优势，正是对这种优势的有效利用，创造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而面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会逐渐减弱，中国会进入一个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当前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时期，国
家应该鼓励投资。
因为，如果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长期发展过程中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是产能的绝对落后与不足。把这种短期的相对过剩，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未来的发展空间应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关键是重视投资，扩大投资。
中国还有10年-15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通过投资把储蓄资源充分转化为有效的资本留存，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并由此形成有效应对老龄化的供给实力。
区分两种增长
要真正认识发展的重要性、认识投资的关键作用就必须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指的是这个国家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快慢。另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是指对这种财富的创造能力的实际利用程度，用这种能力实际生产了多少财富。笔者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叫潜在增长或长期增长，第二种意义上的增长叫现实增长或短期增长。现在我们关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GDP增长速度的快慢，实际上讲的是现实增长，即利用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概念上的财富创造能力，在现实中创造的财富数量。
理论上，可以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要素归因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因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得快慢，关键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关键变量。
在这决定长期增长的四个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变量的不同特性，看到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量的重要性。首先，劳动变量总体上是一个基本稳定的长期变量，是一个慢变量，劳动力的形成有一个成长周期，不易短期大幅增减波动。制度变量也是一个长期变量，制度不可能年年变，它需要相对的成熟和稳定。再一个就是技术变量，技术变量从长期来说也是一个累积性的渐进变量，技术通过长期累积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所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里最活跃、最关键的变量是投资变量。
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前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外，还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总有效需求。换言之，一国是否能将潜在生产能力全部充分利用起来，还要受到总需求变化的影响。总需求主要由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所构成，所以一国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的快慢，除了受制于潜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快慢以外，还受到总需求波动的影响。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增长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短期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对此作出了充分的论述。现在流行的所谓“三驾马车”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我们主流经济理论强调的通过扩大消费去促进增长，实际上讲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增长。
实际上，潜在增长和现实增长有很大区别，不宜混淆。在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潜在增长中，没有消费这个变量，消费对其的影响主要通过它对储蓄、储蓄对投资的影响来体现。由于消费对储蓄是负影响，消费对投资也是负影响，并进而形成消费在长期增长中的负变量作用。消费增长得越快，投资就会增长得越慢，消费对投资的增长构成反向作用。
笔者本文所谈的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指潜在增长，一国长远意义上的增长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提高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这也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而提高潜在生产能力要靠投资。
分清潜在增长和现实增长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把对短期受制于总需求而产生的经济波动的关注去取代对提高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视；不能把短期内由于总需求萎缩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产能的相对过剩理解为生产能力过大，理解为产能的绝对的剩余；不能把针对短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取代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
长期投资依然不足
在国内主流经济理论逻辑中，由于混淆了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种“需求下降——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抑制投资——消除过剩产能”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没有明确区分消费和投资在这两种增长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去分析什么需求下降？为什么需求下降？生产过剩是什么样的过剩？是长期的过剩，还是短期的波动？
如果我们结合国情，把短期的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放到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去考察，中国的问题不在需求，而在供给；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不在消费而在投资与增长。中国的需求萎缩是由于投资受到了抑制，中国的产能不是绝对的过剩，是一种相对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后的相对过剩，是一种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是产能的绝对落后与不足。
把这种短期的相对过剩，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未来的发展空间应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关键是要重视投资，扩大投资。因为从长期来看，消费对增长来说是一个负变量，也就说消费的比重越大，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速度就越慢。扩大消费既无法消除短期的过剩，更无法促进长期的发展。 但投资变量则不同。投资变量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短期快慢，更决定了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的速度。从发展来讲，在决定长期增长的四个变量中，投资变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变量，资本变量的源泉是储蓄，储蓄与消费正好是相反关系，如果说消费是长期增长的负变量，储蓄如果全部转化为投资，它是促进长期发展的一个正变量，一个最活跃的变量。而从短期来讲，投资变量又是构成总需求、有效需求的关键要素，它跟消费、出口一起成为总需求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从对第一种意义上的长期增长和第二种意义上的短期增长这两个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变量是连接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关键变量。
回到现实中，我们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受制于总需求的时候，就要分析到底是启动消费变量还是启动投资变量。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影响和制约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变量。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现在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获阶段，还有高储蓄的优势，我们还有必要、有可能进行高投资，否则，实体经济会出现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国内现在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这实际上反映了投资不足，我们还没有完全转化吸收储蓄资源变成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潜力。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通过扩大投资才能把这些过剩产能充分利用起来、转化成长期的经济发展能力。
根据这种理论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从2008年和2009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原因是过去主要是通过出口来消化吸收国内的产能，经济增长循环得以维持，但次贷危机后，外需下降，内需却没有及时替补。那么，内需中是补投资，还是补消费呢？总体上，应该补投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处于高储蓄阶段，这种高储蓄是一种高消费满足后的储蓄，是一种要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储蓄。解决的正确之道是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把这些过剩产能利用起来。而如果是通过抑制投资削减产能去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出现内在性收缩，陷入越是削减产能，过剩越严重，经济越往下行的结局。
那么刺激消费行不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处于低消费、高储蓄的人口红利阶段，过剩的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重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这些产能只能通过投资去消化吸收，消费是无法解决钢铁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的。
另外，基于中国高储蓄的特性，我们硬要去刺激消费，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顾人口负债即人口老龄化如何应对的提前，吃光、花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其后果将是未来10年-15年我们这代人口红利人会加入“高价抢面包”的队伍。
所以我们不但要从理论上区分两种增长的不同，更要从国情上分清当前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区分清楚过剩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过剩？怎样才能真正解决过剩？
有效投资重在战略规划
扩大投资，但必须是有效投资，要形成有效资本存量。不过，关于投资效率的判断，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过去我们的体制存在投资高估、消费低估的问题。所以，过去的高投资存在水分，实际投资率没有统计上的那么高；二是关于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结论，这涉及到对投资中的技术含量如何分解。由于任何投资都是在利用当时最新技术条件下的投资，投资中已经含有技术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运用生产函数论证投资、技术及综合生产要素的贡献时，如何分解资本和技术，如何评估投资效率的高低和综合生产要素效率的影响，要特别谨慎，不能简单得出我国投资效率下降的结论。
什么是有效投资？如何进行有效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有效投资定义为能够形成未来财富生产能力，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包括土地利用效率、劳动红利、资本存量、技术创新的投入），那么有效投资不仅仅指投资利润、投资回报。因为，有些投资可能没有直接回报，或短期内不能产生回报，但它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利，也是有效投资，如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形成未来的综合生产能力。而投资形成的未来资本存量能直接或间接提高劳动资本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
基础设施建设是典型的资本存量，这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环境保护、教育科技、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工程，这些都是未来三五十年我们能够用得上的基础投入。尤其是直接应对老龄化的投资，既包括养老院、医院等直接设施，也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智能机器人开发利用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老人福利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因此，关于有效投资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赚不赚钱，有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从国家层面来讲，有效投资考虑的应是综合效益、长远效益，而非短期效益。
至于如何进行有效投资，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要提高投资的战略规划。扩大投资不是简单地为了应对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才想去提高投资，而是要把它当作国家的一种长远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经济带就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长远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这种配套的战略。为什么到年底我们的财政几万亿元的钱花不出去？连需要大量投入的教育经费年底都花不完，就是因为没有长远的战略投资规划。因为投资从规划到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利用未来10年-15年的机会窗口期，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事情规划好、设计好，现在就开始行动。二是要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激发市场多个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